——來自中國285個地級市的實際考察
摘要：以全國285個地級市層面2003—2014年產城融合的相關數據為依據，運用耦合協調關系模型，對產城融合的發展指數、融合度進行測度、評價和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現階段不同區域產城融合發展并不均衡，存在顯著的空間分異，產城融合度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達到有效融合狀態的城市極少。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雖然均呈現波動上升趨勢，但整體仍處于較低水平。中國產城融合三要素內部協調發展程度不一，城鎮化建設指數和人口集聚指數所屬要素基本都處于低度協調的頡頏發展階段，只有產業支撐指數所屬要素耦合協調情況表現相對良好。但從時間序列上三者均呈現出逐步提升態勢，總體狀況趨于良性發展。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產城融合；產業園區；人口；工業化；時空格局；中國
城鎮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社會［1］。中國的城鎮化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邁入城市社會，城鎮化率從1978年17.92%提升到2014年的54.77%，年均增長1.024個百分點［2］。經過數個階段的發展，城鎮化也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黨的十八大更是將“新型城鎮化”建設問題上升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但是，新型城鎮化的建設發展是一個復雜長期的過程，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與產業配套、人口集聚等方面協調問題不斷，從而出現了新城區產業空間與勞動力居住空間上的巨大跨越，導致了典型的產城脫節、職居分離等“產城不融合”現象［3］，更甚至出現了“空城”。從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三化同步發展”，到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人為本、推動三化協調共進，再到《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出臺，如何實現產城協調融合發展，實現城市產業空間與社會空間匹配的內在要求，已經成為推動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目標實現最為核心的問題。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經濟發展速度、結構和驅動力等方面實現根本性轉變的嚴峻形勢下，客觀評價產城協調發展水平及其時空分異，是推動“產城”全面協調、高效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與必要準備，對于經濟持續發展、區域協調發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外關于產城融合的研究主要關注產城關系［4-5］、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6-7］、產城相互作用理論，如Weber的工業區位論［8］、Perroux的“極化”理論［9］和Boudeville的“里昂錫夫乘數效應”論［10］。由于中國提出產城融合時間不長，國內學者對于產城融合研究的文獻不多，主要集中在產城融合的內涵、機制、評價體系等方面。關于產城融合的內涵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產城融合是產業與城市的“雙向融合”［11-12］，是城鎮社區和產業園區的融合、居住和就業的融合［13-16］，是城市核心功能提升、空間結構優化、城鄉一體化發展、社會人文生態的協調發展［17-19］。在產城融合機制方面，發展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認為，城市發展取決于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水平，產城融合的主要機制來源于產業集聚與擴散機制、政策導向機制、產業升級驅動機制、城市功能轉型機制［20］。謝呈陽、楊雪峰、劉欣英等從居住與就業、產業與城市功能、產業化與城鎮化、人與自然等角度分析產城融合的實現機制［21-23］；陸根堯、于斌斌等從產業集群與城鎮化的相互關系角度探討產城融合動力機制［24-25］。而關于產城融合評價方面，近年來，隨著產城融合理念的不斷深入，學術界逐漸從產業園區、開發區、高新區、城市新區等不同角度和層面開始探索建立評價產城融合的有效指標體系，并通過相關分析方法的應用，測度產城融合程度。一方面，謝福泉、向鵬成、楊立勛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從工業化發展與城鎮化進程之間的協同發展關系方面展開產城融合度的評價研究［26-28］，張開華、王霞、王菲、周作江等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熵值法等統計分析方法對產城融合程度進行了測度［29-32］；另一方面，唐曉宏、黃新建等從城市發展的新要求層面出發，展現了產城融合評價研究的新視角［33-34］。
綜上所述，以往學者對產城融合的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然而，以往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產業園區、開發區、高新區、城市新區等微觀空間領域和省域等宏觀尺度，鮮有關注基于地級或縣級行政單元的全國范圍內綜合研究。針對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中國地級及以上行政單元為對象，以2003—2014年為時點，重點關注這些城市在城市和產業的共生、布局和功能的統一、人口集聚和城鎮的融合、生產和服務的互動、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等方面的融合情況，定量評價各地級單元的產城融合單項及綜合融合協調發展水平，以期明確各地區產城融合發展的差距和改進方向，增進中國產城融合發展格局的科學認識，為地方政府制定切實可行的產城融合發展戰略和學界研究提供科學依據和參考。
1 研究模型構建
1.1 指標體系構建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產城融合的發展主要涉及產業、城市、人口三大基本要素，通過研究現有成果［26-28，34］發現，產業、城市（鎮）和人口均為綜合性指標且各自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有很多，但是以往研究指標體系中鮮見將產業、城市（鎮）和人口結合起來表征產城融合發展狀況的指標。由于對產城融合發展認識與理解的不同以及受數據可獲得性限制，表征產城金融發展的指標體系研究仍顯不足。由此，本文對現有文獻進行充分梳理，有效統計相關指標在以往研究中的應用，結合本研究出發點，按照科學性、系統性和代表性原則構建指標體系，突出產城相關指標的直接比較，具體指標體系見表1。
1.2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選擇中國285個地級市為研究樣本，樣本充分，時間序列為2003—2014年。之所以選擇2003年為開端，主要是考慮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城鎮化進程之后，2003年正式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城鎮化發展觀，當年的城鎮化率第一次超過了工業化率，標志著我國城鎮化建設里程碑的正式奠基。截止到2014年，主要是因為有些城市數據統計發布稍緩，2015年數據的全面性無法保證。涉及指標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于對應年份《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并均為全市數據，對個別城市個別年份個別指標沒有統計的情況，選擇前后兩年數值均值進行填補，整體數據全面、科學、有效。
表1 產城融合評價指標體系
1.3 數據標準化與模型構建
1.3.1 數據標準化處理
對于產業支撐、城鎮化、人口集聚的測度涉及到15個指標，為了實現對研究對象產城融合發展客觀全面的分析，選擇熵值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及確定指標權重。
1.3.2 耦合協調模型構建
在統計學中并沒有產城融合度這一指標，且直接測度存在一定的困難，以產城耦合協調度作為產城融合度的替代值。為了定量分析產城融合三要素——產業、城市、人口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充分參考耦合研究領域相關文獻，科學構建三者之間耦合協調評價模型，具體如公式
式中：D為協調度；U1、U2、U3為產業支撐系統、城鎮化建設系統、人口集聚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為產業系統、城市系統、人口系統之間的耦合度。需要說明的是，系統發展水平的高低并不與系統之間的耦合度成正比，也就是說，低發展水平的系統之間也可能具有較高的耦合度。T=αU1+βU2+γU3代表不同系統之間的綜合協調指數，用來考察不同系統發展水平對整個系統協調發展的貢獻程度，其中，α、β、γ為待定系數。結合產城融合相關文獻，根據相關領域專家建議，本文認為在產城融合的三要素中，產業規劃先行是關鍵，繼而促進城市有序擴張，實現人口集聚。因此，確定α、β、γ分別為0.4、0.3、0.3。
關于不同耦合度、協調度所代表的耦合協調類型，本文借鑒相關研究成果［28，35-36］，結合本研究的實際情況，將耦合度C劃分為四個階段：低水平耦合階段（0＜C≤0.3）、頡頏階段（0.3＜C≤0.5）、磨合階段（0.5＜C≤0.8）、高水平耦合階段（0.8＜C≤1），而將協調度D劃分為四個階段：低度協調（0≤D≤0.4）、中度協調（0.4＜D≤0.5）、高度協調（0.5＜D≤0.8）和極度協調（0.8＜D≤1）。
2 產城融合時空格局分析
2.1 產城融合空間格局分析
依據耦合協調模型，對樣本城市產業支撐、城鎮化與人口集聚之間的耦合協調狀況進行系統運算，并且對各要素內部指標進行耦合協調分析，結果見表2。篇幅所限，僅將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列入表格。整體來看，全國285個城市，產城耦合度均超過0.42的水平，其中91.3%的樣本產業、城市與人口之間的耦合度高于0.45，北京等15個城市三者之間的耦合度達到0.5。從耦合度類型來看，所考察的對象主要處于產城融合發展的頡頏階段。協調度方面，285個城市中除上海產業、城市與人口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水平較高（0.43）外，其余城市三者之間的協調水平均處于0～0.4之間，也就是說，除上海產城融合處于中度協調水平之外，中國整體仍處于產城低度協調發展狀態。
2.1.1 發展規模與產業結構
由表2，從產業支撐子系統內部來看，產業結構的綜合發展水平要明顯高于發展規模的綜合水平，這主要是由于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呈現明顯的逐年遞增態勢，而同時期表現出的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這也是我國二三一產業結構模式逐漸向三二一產業結構模式轉變的重要體現，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顯著成果。
表2 2014年中國產業支撐、城鎮化建設與人口集聚之間的耦合協調數值表
由可視化直觀圖1可以看出，耦合協調發展方面，處于低水平耦合階段的城市占23.51%（67個），剩余76.49%的城市產業結構與發展規模之間處于頡頏階段。這說明，全國產業發展已經實現發展規模與產業結構的逐步適應，彼此緊密聯系，相互促進，在穩定有效政策的支持下，產業結構與發展規模之間的耦合度會繼續不斷提升，向耦合、高度耦合階段邁進。而從協調度方面來看，處于中度協調類型的城市有20個，占比7.02%，其余92.98%的城市均處于低度協調階段，表明產業結構與發展規模之間還存在顯著步調不一致問題，雖然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但大城市數量有限，絕大多數城市規模有待擴張，大型優質企業數量較少，產業競爭力受到影響，二者之間的平衡發展關系有待協調，促進實現“兩條腿”又穩又快走路。需要說明的是，在285個城市中，南京、杭州、沈陽、無錫、青島、廣州、北京、天津、上海、蘇州、深圳、佛山、重慶、寧波、煙臺、攀枝花、南通17個城市處于耦合發展的頡頏水平，同時處于中度協調發展的階段。分析認為，該17個城市普遍為直轄市、省會城市和沿海城市，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優勢賦予了城市發展強大的動力，其產業發展規模與產業結構之間的耦合協調狀況也相對表現良好，雖然還處于頡頏階段，但整體協調度較高，已經成為發展規模與產業結構的先鋒隊。
2.1.2 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與社會城鎮化
由可視化圖2明顯看出，除了新疆的克拉瑪依市、甘肅的嘉峪關市之外，其余城市的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度均處于頡頏水平，表明經濟、空間、社會城鎮化之間彼此約束，互相制約的耦合狀態。而所考察城市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的協調度均較低，整體處于低度協調發展類型。這充分說明，城市空間對外擴張過程中，固定資產投資、人均GDP增長的同時，要充分顧及農村人口的城鎮化問題，使其不僅僅是在住房、基礎設施等方面成為城市人口，同時考慮到其原有受教育程度較低，生存技能較差，應當充分關注其后續生活生產能力的提升。
2.1.3 人口結構、人口素質與收入水平
從人口集聚的內部發展水平來看（表2），人口結構測度值普遍高于收入水平測度值，人口素質的整體測度值最低。但三者中測度值最高的也僅為0.2左右，這也從宏觀上說明了中國產城融合過程中人口集聚的整體狀況不容樂觀。老齡化社會的出現導致有效勞動力供給短缺，本身具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而優勢削弱。而人民幣升值同樣降低了中國出口品的國際價格優勢，出口收入降低。與此同時，進口品的價格下降刺激進口增加，造成對內進口替代品行業的重大沖擊，從而降低民眾收入水平。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中國人口素質的提高一直以來都是各屆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義務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擴張、職業教育深化等各類手段都為人口素質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中國人口素質的整體提高任重道遠。
由可視化圖3看出，除了廣東省的云浮市之外，其余284個城市的人口結構、收入水平、人口素質之間的耦合度都處于頡頏階段，這說明絕大多數城市三者之間仍處于互相制衡約束的狀態。而從協調度方面來看，285個城市的人口結構、收入水平、人口素質之間的協調度均低于0.4，處于低度協調水平。事實上，收入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決定了人口素質的高低，正所謂衣食足而知禮儀，充足的收入為良好的教育、職業技能的獲得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持。而從人口結構來看，目前中國生育率低，生育意愿低，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已經嚴重威脅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從我國關于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相繼出臺可見一斑。
2.1.4 產業支撐、城鎮化與人口集聚
圖3 2014年中國產城融合人口結構、收入水平與人口素質耦合協調空間分布格局
由表2，產城融合三個主體要素中，產業支撐整體綜合水平最高，其次是城鎮化建設，人口集聚測度值相對較小。這一數據宏觀上反映了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背景下產城融合的實際發展情況和具體要求。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產業合理規劃布局為城市新區注入經濟活力，有效安置回遷居民的同時制定優秀人才引進計劃，配套建設優質醫療、教育、購物、休閑、娛樂等資源，提高城市新區軟環境，促進人口集聚。產業先行的基本思路能夠有效避免城市盲目擴張，為人口集聚提供堅實基礎，從而實現產業支撐、城鎮化建設、人口集聚三者之間有序良性發展。
由圖4，耦合度方面，全國285個城市產業支撐、城鎮化建設以及人口集聚之間的耦合均處于頡頏水平，這表明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一方面產業有效支撐避免了城鎮化建設中空城的大量出現，提供了人口集聚的整體環境；另一方面，人口集聚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有效勞動供給，為新城區繁榮發展提供了人的重要因素。從協調度方面來看，除上海處于中度協調階段之外，其余284個城市均處于低度協調階段，實際反映出我國產城融合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三要素之間的低水平協調狀態。也就是說，在促進中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還需要系統協調三要素之間的關系，建立有效運行機制，不斷促進三者之間科學、有序、理想協調狀態的實現，從而促進新型城鎮化戰略背景下中國產城融合的可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2.2 產城融合時間演化分析
為了更好地揭示產城融合的演變規律，研究選取2003、2008、2014年為時間節點，充分考慮地區差異，將285個城市分成直轄市、東、中、西部地區，分別考察其耦合、協調度（表3），繪制發展動態圖（圖5）。
圖4 2014年中國產城融合產業支撐、城鎮化建設與人口集聚耦合協調空間分布格局
圖1 2014年中國產城融合發展規模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空間分布格局
從城鎮化的內部發展水平來看（表2），經濟城鎮化與空間城鎮化的發展水平較為接近，而社會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較低。這和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實際情況是相符的。空間城鎮化所代表的中國城市規模的擴張在過去一段時期內取得了飛速發展，城市中心區發展空間的限制，促使產業大規模的對外轉移。城市規模擴張速度的不斷提升以及產業空間轉移所需要的大量土地，往往通過原有郊區土地的開發實現供給，由此產生了非常重要的郊區土地原有居民的安置等問題。盡管對原有居民的回遷安置問題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做法，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住房條件、基礎設施等方面均得到了有效改善，但居民生活、生產、消費方式在短期內真正融入城市困難重重。事實上，城鎮化進程中，硬件設施的配套建設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從提高居民生活的衛生、醫療、互聯網技術普及等軟環境建設方面，促進其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方式，從本質上提高城鎮化水平。
圖2 2014年中國產城融合經濟、空間與社會城鎮化耦合協調空間分布格局
2.2.1 從各區域產城融合宏觀層面來看
結合表3、圖5發現，不管是較為發達的直轄市城市和東部地區，還是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人口密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整體上均屬于頡頏耦合類型，并處于低度協調發展階段。具體而言，直轄市城市的三大要素指數、耦合度與協調度數值均較高，三個時點耦合度均達到0.49，距離以0.5為分界點的磨合階段僅半步之遙。而協調度也分別達到了0.3、0.3、0.4。雖然其耦合類型與協調類型仍然處于頡頏和低度協調的狀態，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國產城融合發展的過程中，直轄市城市必然走在先鋒隊的位置，率先進入高耦合階段，實現中度、高度協調發展。尤其是在2014年，直轄市城市產城融合協調度達到0.4的水平，實現了突破性增長，可以說已經進入了中度協調發展階段，這也是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戰略指導下取得的顯著成果。東、中、西部的產業支撐指數差別不大，但城鎮化建設、人口集聚方面，東部地區明顯要高于中、西部地區，三大地區三個指數之間的耦合度、協調度方面，雖然所屬的耦合類型與協調發展階段相同，但從實際水平上看，東部地區同樣要高于中、西部地區。這一結果和中國各區域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發展戰略是一致的。
表3 2003、2008和2014年中國地區間產城融合演化情況
圖5 中國直轄市、中東西部產城融合發展耦合度與協調度（2003、2008、2014）
分析認為，直轄市城市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人口密度大，城鎮化建設迅速，產業體系完善。東部地區所轄的區域主要是中國的沿海城市，其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尤其是海上運輸方式發達，商業繁榮，物流優勢顯著，盡管國土面積不足全國的1/5，但人口卻占了接近一半的比例，區內GDP更是達到全國GDP的3/5。中部地區則主要承擔著我國動力、原材料供給區的責任，近全國一半的耕地面積承擔著40%以上的糧食供給，40%的肉類產品、45%的淡水產品同樣來自于中部地區。從交通方面來看，雖然不具備東部沿海城市承接海內外的能力，但地處中國腹地，有著承東啟西、接北進南、匯聚八方的樞紐優勢，也造就了大批全國交通咽喉要道。一直以來，西部地區幅員遼闊，土地面積占全國土地面積的一半以上，但人口數量僅占1/5左右，典型的地廣人稀。相比較于東部地區發達的商貿流通業和中部地區初級產品交易為主的產業支撐特征，西部地區則主要依靠其豐富的天然氣、稀有金屬等礦藏資源構筑自己的優勢產業體系。相較而言，發達地區由于完善的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體系、良好的生活環境等因素，人口集聚能力較強，經濟發展快，城鎮化擴張速度。西部地區由于交通、宜居等方面的原因，居住人口主要以少數民族為主，吸引外來人口的能力較弱，人口集聚水平較低，對城鎮化建設的支撐作用較弱，這也是西部地區產城融合三個指數中城鎮化建設指數、人口集聚指數相對較低的重要原因。
2.2.2 從各區域產城融合要素情況來看
①產業支撐指數。由圖6，中國四個區域的產業支撐指數普遍高于城鎮化建設和人口集聚指數，且東、中、西部地區非常鮮明的表現出產業支撐指數逐年提高的態勢。需要指出的是，直轄市城市在2003年產業支撐指數最低，到2008年，飛速上漲，而到了2014年，這一狀態又發生顛倒式的變化，產業支撐指數處于三個時點之中的最低水平。分析認為，直轄市城市在長期扶持政策、完善制度的支持下，已經形成非常健康的產業發展體系，為城市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直轄市城市及發達地區的城市用地緊張進一步凸顯，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企業商務成本、資源、環境約束等矛盾都制約著企業發展的步伐。到2008年，隨著產業轉移相關政策的逐漸出臺，部分制造企業開始從城市中心遷往城市郊區或次發達地區，這一行為一方面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同時有利于城市環境改善。相較于制造業的遷出，直轄市城市第三產業發展更加繁榮，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二、三、一”產業的發展模式充分顯示了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而制造業的遷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第二產業對直轄市城市經濟的支撐，第三產業所創造GDP的額度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這也是到2013年，直轄市城市產業支撐指數反而降低的主要原因。而從東、中、西部之間的產業轉移來看，隨著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內需市場的擴大及產業結構的整體提升，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已經突破傳統產業的范疇，逐步向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高端產業跨越；與此同時，中國東西部之間的產業轉移逐漸打破東部向中西部單向轉移的態勢，東部發達地區科技、人才以及總部企業集聚的優勢，使得中西部優秀龍頭企業紛紛開始將企業總部和研發基地遷往東部區域。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東部帶動中西部的同時，中西部城市的快速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對東部轉移產業的承接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呈現出石化、有色金屬等部分產業沿海化布局的趨勢。整體來看，中國產業發展已經進入全面優化產業鏈布局、轉移和轉型協調的新階段。
②城鎮化建設指數。由圖6，產城融合中的城鎮化建設指數基本保持居中水平，并表現出穩定的逐年增長趨勢。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于生活環境、生活條件的高品質需求不斷攀升，寬敞的城市生活空間、先進的信息技術支持、優質的社會醫療保障等高端需求對城鎮化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結合城鎮化建設政策的相繼出臺，中國城鎮化建設取得了穩健而長足的進步。
圖6 中國各區域產城融合維度發展指數及耦合協調度（2003、2008、2014）
③人口集聚指數。三個時點中，除直轄市城市外，中、東、西部的人口集聚指數一直處于產城融合三要素的最低水平，但保持持續穩定上升態勢。這也說明，在中國城鎮化擴張過程中，城市人口集聚功能不斷發揮，不僅非農業人口比例持續上升，城市新融入人口收入水平、教育支出水平也不斷提升，融入城市能力不斷增強，尤其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化實施，西部廣袤地域的交通條件、生活水平、生產條件等均取得了很大改變。比較而言，直轄市城市的人口集聚指數同樣表現出穩步上升的態勢，但從其在直轄市城市產城融合三要素中的排序變化來看，除了在2008年處于最低位置之外，2003和2014年均處于第二位，事實上，直轄市城市產城融合三要素的排序變化符合大型城市綜合發展的基本特征，其城市發展的規模基數奠定了其在后期城鎮化建設中仍然能夠保持較高水平，實現人口的進一步集聚。
比較發現，直轄市城市、中、東、西部的城鎮化建設指數與人口集聚指數呈現出相對一致的發展規律和走勢，事實上，城鎮化的推進本質而言是一個人口不斷集聚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產業規劃與發展是否能夠跟上城市空間擴張，生產要素聚集與輻射吸收效應的發揮，促進人口的進一步集聚，則主要體現了三者之間協調發展的程度。觀察其耦合度與協調度的具體變化狀況，四個區域產城融合三要素的耦合度基本處于平穩狀態，并表現出微弱的下降趨勢。協調度雖然水平不高，仍處于低度協調階段，但在四個區域均表現出明顯的不斷提高趨勢，這也充分說明在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城鎮化建設、產業支撐以及人口集聚三要素之間的彼此有效互促共進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形成。
3 結論與建議
構建產城融合三要素耦合協調模型，探查中國285個城市2003—2014年產城融合發展時空演化規律發現：第一，產城融合基本處于頡頏階段，整體處于低度協調水平，但上升趨勢明顯。第二，產城融合空間分布差異顯著，具有歷史優勢的直轄市城市產城融合三要素指數以及耦合度、協調度普遍高于東、中、西部。第三，產城融合三要素內部協調發展程度不一。城鎮化建設指數以及人口集聚指數處于低度協調的頡頏發展階段，而產業支撐指數內部耦合協調情況相對良好，且主要集中在北上廣等相對發達城市。
結合中國目前產城融合發展的實際情況，在今后的發展中，一方面，針對不同城市區域資源稟賦以及城市發展規劃，構建自身差異化競爭優勢，實現產城融合各要素之間彼此促進，相互提升。其次，開展產城融合示范區建設，促進區域城市聯動協調發展，大力推進城市群建設，實現城市間、產業間聯動，并充分發揮集聚效應，推動產業進步、人口集聚以及城市功能完善。再者，大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為產城融合注入持久動力。產城融合的根本出發點在“人”，而關鍵卻在于產業體系的建立，人口集聚是產業發展的基礎，城市是產業與人口集聚的最終形式。推進產業集聚化深層次可持續健康發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地位，成為服務經濟時代產城融合發展的新要求。最后，堅持走創新和諧發展道路。創新是經濟發展重要的驅動力，是一國經濟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和諧則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產城之間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提升以及長久進步離不開改革創新這一動力來源，同時也要特別關注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和諧進步，為產城融合保駕護航。
圖表及參考文獻略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15NDJC244YB）；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LY17G030014、LQ17G03000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5BJL098、14ZDA024）；2016年度全國統計科學研究項目（2016LY58）；浙江省哲社重點研究基地臨港現代服務業與創意文化研究中心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叢海彬（1978—），男，吉林洮南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產業經濟。鄒德玲（1980—），女，吉林柳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劉程軍，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
（本文原刊于《經濟地理》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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