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涌現出大量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研究。本期推薦2015年發表在The China Journal 上的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一文。作者將研究中國農民工的傳統路徑稱為“征服模式”，宿舍勞動體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個論點。基于對深圳工人信件分析和民族志研究，作者認為，今天的農民工在住房、伙食、時間安排、發展期望、維持社會關系方式等方面，面對著迥然不同的外部環境。但是，年輕的農民工仍然會調用根植于家庭和農村的社會關系，來應對日常困境。農民工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不代表舊有方式的斷裂，而是夾雜著延續與變革。
1、對“征服模式”的質疑
作者認為，研究中國農民工的傳統路徑是“征服模式”（subjugation model）。這種模式認為，農民工屈從于各種結構與制度的力量，體現在中國的戶籍政策、許可證制度、血汗工廠，以及基于性別和地域/親緣關系的歧視。這些結構和制度力量，反過來又為工作場所滋長剝削和壓制的車間文化提供了條件。按照這一路徑，中國重返全球經濟，以及國家吸引外資的現代化戰略，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民工的困境。征服模式中的一個論點是“宿舍勞動”（dormitory labor）。Pun Ngai和Chris Smith著重論述了“宿舍勞動體制”的獨特性，認為這種勞工體制是為了全面控制農民工的生活。
作者觀察到，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在鄰近工廠的社區租房。雖然征服模式可以解釋許多問題，但卻不能延伸至他們的社會和物質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與1990年代的工廠農民工相比，已經有了天壤之別。文章主要探討了工人生活方式的具體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征服模式產生的影響。
2、研究方法
本文對1990年代初和2000年代末的工廠農民工進行了比較研究。為考察1990年代初深圳農民工日常生活的特點，作者分析了來自深圳致麗玩具廠工人的76封私人信件。1993年，一場大火吞沒了工廠，造成80多名工人死亡，嚴重燒傷的有數十人。死去工人的信件被工廠丟棄，后被學者發現。其中有些信件是致麗工人撰寫的；但大部分信件是在其他工廠工作的親友寄給致麗工人的。許多信件包含了工人社會和物質環境的細節描寫，工人對工作生活的態度，婚姻和戀愛，以及與其他家庭成員、同鄉、朋友和同事的關系。同時，文章還引用了潘毅 《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和李靜君《性別和華南奇跡》（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的數據，這兩項都是對1990年代深圳工廠的民族志調查。
2010年，作者在深圳玉鎮進行田野調查。他與三名在深圳制衣廠工作的農民工合租了一套房，共同生活了6個月。通過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作者試圖捕捉工人態度的轉變，包括他們對工作生活的態度、婚姻計劃和職業期望。另外，為更完整地把握2010年農民工的處境，作者對六家制衣廠的工人進行了廠區門口調查，共回收調查問卷389份。
3、1990年代初深圳農民工的工作生活條件
作者從宿舍、工時、伙食消費、社會關系、職業期望等方面，刻畫了1990年代初深圳農民工日常生活的特點。有關宿舍勞動體制，作者認為致麗廠具備1990年代初中國外資工廠的特征，利用特殊的空間安排，占有工人的勞動力。在工時方面，深圳普遍的工作日至少12小時，超時加班被視為正常工作日的一部分。雇主還會對工作遲到的工人進行懲罰。
“我很開心，3月25日（1992）收到了你寄來的錢。妹妹，其實你不要再給我寄錢了，我終于領到工資了。（1992年）3月15日，工廠管理部門支付了到1991年12月的工資。我拿到了140元。我已經寄了100元回家。我準備將下個月的錢寄給哥哥。妹妹，請保管好并存一些錢自己用。離家遠，一切都要花錢。”——引用致麗工人信件
作者總結到，1990年代初農民工生活的特點是：貧乏的物質生存、嚴苛的工廠節奏和孤獨感。女工尤其受到僵硬的社會角色和家庭關系的困擾，無法逃脫返鄉命運，在城市工廠生活多年之后還將再次成為農民。
4、2000年代農民工日常生活的新方式
對2000年代農民工日常生活的描述，作者從村莊治理、社區出租屋、閑暇時間、工作時間、城市消費、職業期望、地方網絡、對家庭和婚姻的態度等方面，進行考察。
村莊治理
政府和本地村民對農民工的態度略有轉變，雖然農民工仍無法享有任何當地的福利待遇，但政府不得不正視他們的存在，并為他們提供公共設施。農民工地位的提高，是由于他們龐大的數量，以及他們為村里創造的財富。
社區出租屋
雖然工廠也不再有嚴格管控的宿舍體制，但為逃避規制，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選擇生活在出租屋中。年輕工人不喜歡宿舍門禁等“時間規制”，認為這些障礙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閑暇時間
作者對一位合租者一天的日常時間安排進行了白描，結合問卷調查的結果，工人的平均工時約為10-11小時。與1990年代的工人相比，現在大多數工人的閑暇時間要多一些。
工作時間
雖然有生產旺季和倒班工作，但今天的農民工并不像1990年代初的工人有那么大的壓力。他們對“自己”的時間有更多控制，即下班后的閑暇時間。他們也能夠與工廠管理層協商他們的休假時間。
城市消費
中國農民工溝通方式的革命性變化，是手機和網絡的使用。工人頻繁使用信息技術，不僅為了與親友保持密切聯系，還可以分享勞動力市場信息。雖然工人物質生活的其他方面已經有所改善，但他們仍然缺錢。像1990年代的工人一樣，借錢有可能制造很多問題，尤其是親戚，或有親緣關系的同鄉之間發生借貸關系。
職業期望
1990年代的工人只想暫時在工廠工作，以后還是會回到農村。與此相反，今天的工人，尤其是年輕工人，夢想自己能夠從普通的產線工人轉變為承包商或小工廠主。
地方網絡
農民工對地方網絡的持續依賴并沒有減弱，尤其是讓男工和中年工人面臨沉重的家庭負擔。因此，與以往關注女工的研究不同，本文提出，與其說長輩是家庭權威體制的行動者，不如說他們也是這個體制的受害者。
對家庭和婚姻的態度
不論男女，許多農民工并沒有按照農村習俗，在20多歲結婚。雖然年輕農民工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和態度日益凸顯，但他們仍要與傳統農村的價值觀相抗衡。
5、結論
與1990年代初的農民工相比，2000年代末的農民工擺脫了邊緣化的生存、工廠宿舍的禁錮、社會孤立和聽天由命的狀態，工人有更多的生計選擇。然而，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不代表舊有方式的斷裂，而是夾雜著延續與變革。工人的新式生活主要呈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傳統的規范和價值觀并非完全被拋棄，而是對2000年代末的農民工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第二，工人的世界觀和社會關系網絡并非完全“城市化”，而是類似于農村小鎮。第三，移民通常不是永久性的，而是臨時的，這促使工人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系。更強大的力量和制度變革，推動了農民工代際群體間行為方式的變化。一方面，宿舍體制被逐漸削弱；同時，政府對廠區外農民工流動的嚴格管控也放松了。
征服模式隱含的假設是，中國農民工的社會和物質生活受到不同形式權力施加的影響，而只要將這些不同形式的權力簡單加總起來，就能解釋所有的支配效應。但作者提出，各領域的權力集合對農民工生活的影響，只有在特定時間段內才是真實的；二十年來，宿舍體制的重要性逐漸被工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所淹沒。工人不斷上漲的工資、新的溝通方式和技術變革的爆發，當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為工人提供了從簡單的生產者轉變為消費者的機會，也使得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發展日漸分明。研究今天的中國農民工，需要將廠區外的生活情況納入進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村莊與城市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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