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提出“作為一種實踐、科學與社會運動的農業生態學”，是因為我們正處于這樣一個時刻，即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在應對危機時能與農民進行準確互動的新科學。
1、來自饑餓的挑戰：兩種敘事
第一種敘事是，戰勝饑餓要靠增加作物產量。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爆發時，英國《金融時報》稱，“糧食危機是進行全球農業改革的絕佳時機。改革如何進行？答案有三大類：人道主義、貿易及政策干預。”面對世界糧食危機，美國一直在強化這樣一種主流敘事：“生物科技是糧食危機的解決之道”。據法新社2008年6月報道，“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內格羅蓬特敦促各國拆除對生物技術和其他創新技術的壁壘，以增加糧食生產。可見，這些相同的辦法總是被拿來應付老問題，而危機的肇事者卻可以從容地舉杯，“為下一次危機干杯”！
在我看來，這些危機既是改造農業的好機會，也是展現兩種敘事之間矛盾的好機會。有一些相互沖突的數據讓這種矛盾得以顯現。第一，世界上的饑餓人口總數從2000年的8.2億增加到2008年的10億，而同期生產水平也提高了。第二，從1950~1990年，世界糧食生產量每年增長2.1%，而過去10年，每年的增長速度只有1.2%。這意味著，我們發展了新技術（如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但我們提高產量水平的能力卻降低了。
第二種敘事，正是不可持續的農產品體系導致了全球接連發生且不斷加劇的多重危機。全球農業面臨著三個相互關聯的危機：經濟與金融危機、能源危機、生態危機。我們經常討論如何解決農業金融危機，但須知金融危機正是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的后果之一，當前的金融危機只是農業危機的另一面。如果我們從危機的三個主要根源入手，就能很容易地認清這個復雜的問題。第一，農業工業化，即“綠色革命”的技術（使得農業生產過程與自然過分脫離）。第二，全球市場的放開，即經濟自由化和國際貿易協定。第三，跨國公司經濟與政治權力的集中，即如揚·杜威·范德普勒格所言的“食品帝國”（food empires）。
這三種根源之間相互聯結。首先，農業與自然脫節。我們通常認為，農業建立在生態過程的基礎上，但工業化農業切斷了生態過程和農業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系，尤其當環境退化時，我們總是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農藥、化肥和能源去維持生產力水平。“現代農業已經成為一門將石油變成糧食的藝術”，這種觀點正是反映了現代農業高耗能的特點。隨著石油的獲得越來越難以保證，環境逐漸被破壞，糧食安全也日益受到威脅。因此，糧食供給是經濟與生態系統之間最脆弱的一環。
其次，農業生產與糧食消費脫節。有觀點認為，在過去20年中，糧油和牧業工業集團使谷物生產和牲畜生產變得專業化。工業化農場與生態體系是斷聯的，而在經濟上卻糾纏甚深。當我們想要表達生態維度和經濟維度之間的關聯時，我們必須去討論農業與糧食體系以及如何重建這兩種維度。當前，全球糧食生產的60%供人類食用，剩余的40%則被用作飼料，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投入大量的能源、土地和勞動來滿足近30年來大幅度提高的全球肉類消費水平。從生態角度來說，這對我們是個嚴峻的挑戰。
再次，食品帝國的產生。現在，我們總是在消費不知從何而來的食物。它們的產地在哪里，又將銷往何處？是誰在買，誰在賣？貿易規則如何，誰制定的規則？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事實上，少數跨國公司日漸掌控了糧食的生產、加工和分配的全過程。在糧食貿易和加工方面，美國阿丹米、嘉吉和邦吉控制了世界糧食市場80％的份額；在商業種子的生產方面，孟山都和先正達控制了絕大部分份額；在超市和食品分銷方面，沃爾瑪和家樂福控制了大部分份額。在農業與食品工業領域，這樣的快速集聚過程一直在反復上演。以先正達集團在拉美大豆產業的擴張為例，在巴西、玻利維亞、巴拉圭、阿根廷這些“大豆共和國”（Republic of Soybean）里，大豆不知道何謂邊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2008年我們經歷了非常嚴峻的糧食危機，而那年也正是有史以來世界玉米產量最高的一年。但是，也就在2008年，世界上有10億人還在忍饑挨餓，而跨國公司的利潤記錄卻更上了一層樓，美國阿丹米的利潤達到20％，孟山都達到 45％，美國嘉吉達到86％，美國通用食品公司達到61％。
2、農業生態學：對農業危機的新興應對
農業生態學的視角正是興起于與之不同的敘事結構中。對我們來說，為“領地而戰”（fight for territories）是農業生態學視角的主要觀點之一。實際上，一個地方的資源和其建設未來的能力一般足以開展適合當地的發展活動。但當面對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時，農民企業家所做出的回應一般都是去擁抱那些現代化規則，即“要么做大，要么破產”。然而，范德普勒格教授的研究指出，這種應對方式最終會導致虧損。
在歐洲的環境中，農民正在與這些危機做斗爭，并不斷尋找解決的方法。例如，將農業扎根于自然以提高常規的產出、發展農業的多功能性、大大減少現金開支等，這些是農民自己在田野中琢磨出來的應對策略。農業生態學的視角與農民對這種危機的回應非常接近。
農業生態學始于20世紀20年代，既是一種社會實踐，又是一門科學，同時也是一項運動。在新的農業生態學領域，它們是三個相互聯系的視角，如果單純從這些視角中的某一項出發，即只當作一種實踐，或只看作一門科學，抑或只看成一項運動，我們便無法理解拉丁美洲，無法理解農業生態學本身。我認為，農業生態學是對“全球挑戰”的“本土應對”，這種應對是因地制宜的，不存在通用的方法。因此，這種應對必須要調動當地的人、當地的農場、本土的知識和本地的資源。
同時，我們又能發現這些應對方式的一些共性。第一個共性是，精細化而非簡單化。簡單化是工業化農業的主要特征，它試圖在簡化的生態系統基礎上集約化地利用土壤；精細化是指勞動力的密集，而非工業化外部投入的密集，并且這種精耕細作是建立在普通勞動力和具有某種技藝的勞動力的基礎上。第二個共性是，各種相互關聯的創新活動使系統中的生物量和土壤肥力不斷增加。精耕細作不僅有利于提高作物的產量，也讓我們的生產附帶諸如保護環境、增加生物多樣性、增加土壤肥力等多種功能，而這種創新活動多在本地層面產生。在這個意義上，如何使用自然資源和生態資本以實現經濟上的循環，對于重新聯接生態維度和經濟維度非常重要。
如果小農農業有足夠的空間，它們可以在新科學的幫助下提升生態潛力。這種生態潛力體現在以下方面：小農農業的能源利用主要基于光合作用；小農農業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多樣性和連續性；小農可以基于經驗實現對資源和空間的最佳利用以及營養的再利用；小農能夠更好地實現對水資源的保護與管理；小農農業有利于生物的延續與作物的保護；小農實踐具有很強的再生力與穩定性。實際上，小農不需要專門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因為整個系統在空間上可以實現生物的自我調節，在時間上可以實現自我更新并保持平衡。農業生態系統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只看其中某一種作物，就很難理解整個農作系統，但如果我們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這個系統其實很穩定且可持續。此外，在小農農業中，生態學策略隨處可見，例如混作、田間放養、輪作、綠肥、有機補充物等。這種地域化的生物多樣性可以同時或依次與其他多樣性結合使用，例如，利用生態多樣性的環境服務價值管理不同生態層面的水資源和營養成分。
這些小農生產模式中的科學道理何在呢？我們有必要發展一套新的認識論以打破主流的、已不再組織新知識的科學實證論。而農業生態學恰恰提出了一種新的認識論方式，它將農民的鄉土知識與不同學科的知識相聯接；它倡導一種參與式研究理念，探討如何使農民參與其中并形成屬于他們自身的回應方式，而不是教農民使用外部人的回應方式，還探討如何使他們參與進來，而不是將他們看作是無望的農村發展主體。作為一個完整的農業單元系統和維持農業食品體系的全新廣闊視角，農業生態學的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農民、歷史、政策和食品體系之間的聯系。
目前在巴西，人們在農業生態學方面的努力遍布全國。這些工作看起來似乎可有可無，但當我們在全國性會議上將這些人聚集起來后，就看到了這些實踐的極大豐富性。可以說，農業生態學視角所帶給我們的結果，遠遠超乎當初的想象。有人認為，身份、社會屬性和實踐的多樣性對于建立某種形式的社會運動非常重要，因為對于不同的一般性社會運動，人們總是有著某些故弄玄虛的強烈想法。然而，我們從不會把農業生態學神秘化，相反，我們需要開放空間，人們需要成為農村發展和變遷的行動者，這對于草根實踐尤為重要。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努力都是在區域層面上組織起來的，它將農民的創新與大學和研究機構聯系起來，共同尋求一條應對發展挑戰的經濟和商業的解決路徑。
實際上，當談論本地食物時，我們一方面要找到解決當地問題的技術方案；另一方面，當地的創新活動也恰恰是農民的一種回應，它體現著一定的政治意義。這就是實踐和政策之間的關聯，它對我們的運動和我們的政府都是一種挑戰。如何建立新的政策來強化并重組這種能力，如何開拓新的空間，讓人們在本地工作并對本地做出規劃呢？
3、未來農業的特征
我將介紹未來農業的幾個特征來結束我的演講，這些特征包括：
（1）不再依賴化石燃料；
（2）具有對環境影響輕微、對自然友好的農業生態體系；
（3）能夠應對氣候的變化和其他突發狀況；
（4）多功能性（生態體系，提供社會、文化和經濟服務）；
（5）是當地糧食體系的根基。
這些特征可以在國際農業科技發展評估（IAASTD）報告中找到，這也是農業生態學視角第一次在國際層面被重新組織和應用。這些研究由聯合國和其他一些國際機構資助，歷時4年，涵蓋了52個國家和地區，共計完成了400份調查。在這之后，來自聯合國的奧利維爾·德舒特的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報告加強和深化了我們的結論。不幸的是，雖然這些結論越來越明晰，但在聯合國糧農組織討論如何與饑餓做斗爭的高層論壇上并未被引用，在里約熱內盧的“環境與發展大會”上也沒有被提及，因此這些發現還不是政治決策的基礎。在巴西，政府僅僅在國家層面制定了一個農業生態政策，而政府官員大部分情況下是在討論如何組織有機食品鏈，而不去談論小農農業，不去談論農村發展，更不去談論多功能性和全球挑戰。
當我們將農業生態學視角與爭取食物主權的斗爭進行聯結，便引出了“食物主權”這個概念的內在含義，即人們有權獲得經由生態學上合理的、可持續的方式生產與本地文化相適應的安全食物，并且人們有權對自己的食物和農業體系進行定義。農業生態學可以是一門科學、一種實踐、一項社會運動，可以建立起食物主權、能源主權、技術主權和自主性，這種整體性使得小農農業在應對錯綜復雜的危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對我們而言，可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必須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以人為中心，以權利為根本，建立在正義和公平的基礎之上；
（2）采用綜合的、本地的視角，而非垂直改造；
（3）通過善治糾正權力的不平等；
（4）進行能力建設，培養應對變化的能力；
（5）做出長遠承諾；
（6）保證充足的資源。
因此，真正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是，農業生態學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我們如何把它引入到對農村發展問題的討論中來？我們如何將辯論引入國際層面而不是錯失建設的良機？小農農業乃一個國家的基礎，難道不是嗎？
作者簡介:保羅·彼得森：巴西農業經濟學家。曾獲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國際大學農業生態與農村發展碩士學位。研究興趣包括農村發展、家庭農業及農業生態學。現任巴西著名的非政府組織“家庭農業與生態農業”（AS-PTA）的執行主席。在過去的20多年間，該組織一直致力于從地方、區域和國家三個層面來鼓勵和加強家庭耕作和生態耕作，以推動巴西可持續農業的發展和食品安全問題的改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發展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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