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思想對于農業產業發展、農村社區建設和農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十九大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設計方面，首先是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包括基本指導思想、中國傳統農業思想的繼承和升華、中國特色的地權思想、現代農業的目標、現代農業基本方法等。
關鍵詞：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農業；思想體系
農業是所有國家的重要基礎產業。農業思想體系主要是關于農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系，包括農業的本質和作用、農業經濟政策、農地制度、農民收入、農業技術、農業基礎設施、糧食儲備等的總體判斷。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對于中國農業而言，處于向現代化農業邁進的關鍵階段，繼承優秀的傳統農業思想，借鑒國際經驗，結合國情，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思想體系，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思想體系的基本指導思想。
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離不開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深入領導。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中國的農業問題，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是不同的，只有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科學路徑。從人地資源匹配角度來看，中國耕地資源和水資源僅占世界的7%和6.4%，水土光熱配比的耕地不足國土面積的10%，2016年農業人口為3.14億，地域南北跨五個溫度帶、東西跨三個階梯；這種客觀環境使得中國農業不同于美國、澳大利亞等“大農場農業”，不同于歐盟國家的中小農場模式，也不同于日韓等“東亞模式”，是一個聚集了各類農業發展形態的綜合體。從發展階段來看，中國農業處于現代化的起步或初級階段，不同于那些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也不同于那些仍處于發展階段的國家。2016年末，我國的城鎮化率為57.4%，還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農業進出口比例、單個農民供養人口數量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從發展模式來看，中國不能照搬“農業工業化[1]”的模式，也不能照搬“綠色革命[2]”的模式。2010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中國農業已成為了污染水資源的最大來源。這種污染態勢和水資源的稀缺，注定了中國農業不適合“農業工業化”和“綠色革命”的模式。
農業的特殊屬性要求我們必須遵循農業規律，尊重自然法則和市場規律。對所有農業問題的研究和解決，一定要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中國農業現代化正處于起步或者初期階段，雖已取得重大進展，但基礎仍薄弱；中國農業現代化是與整個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交織在一起的，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一環。我們要從這個實際出發，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就是要把傳統農業的精華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舒馬赫（E.F.Schumacher,1911-1977）提出的“地域的視角”和“中間技術”等觀點，對中國農業現代化路徑的啟發為，將區域經濟發展、農業投入品的合理增加、資源循環利用與環境保護相匹配、一二三產業融合綜合起來的發展路徑。美國農業法中提出的“可持續農業”、歐洲提出的“永續農業”“最綠農業”等，對中國農業現代化路徑的啟發為要走綠色發展道路。
二、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農業思想精華，是中國特色現代農業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
中國農業歷史傳統悠久，數千年來形成了豐富的傳統農業思想，在《齊民要術》、《農桑輯要》、《王楨農書》、《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農學專著中集中體現。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是有效率的，不能簡單否定。重農是中國傳統農業思想的核心。如商鞅在《商君書》中強調，“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宋朝司馬光認為，“農乃天下首務”，“食乃生民之大本，為政之首務”。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活動，把與農業相關的事務看作是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頭等大事。春氣始發之際，帝王都得先親耕第一鈸，所謂“遍誡百姓，紀農協功”。如漢文帝在《桑耕詔》中說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元世祖即位后就昭告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天，衣食以農桑為本。于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揚末”。中國傳統農業強調重農時、惜農力，注意休養生息、輕賦薄徭。順時而作、農事為先幾乎是中國古代社會一貫遵循的原則，《呂氏春秋》中強調要“敬時愛日”。在年度時間內要遵循二十四節氣開展農業生產，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天則是晨出暮歸，“戴星而作，戴星而息”。歷代統治者都采取措施，防止在農忙時節從事有礙于農業生產的活動。如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對登州官府奏請令民鑄城明確指示，“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今耕種甫畢，正當耕耨，邃令添板筑之役，得無妨農乎！”
“資源集約、環境友好”是中國傳統農業思想的精髓。遵天時、依地利、靠勞動的“三才觀”思想對現代農業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觀”，在我國地域遼闊、農業資源豐富多樣的條件下，建設現代生態農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三才觀”“三宜觀”均是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的具體體現。精耕細作、辨土施肥、物能循環等農業生產理念，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精耕細作的最大效益是提高單位土地的產出率,這非常符合我國勞動力多而耕地少的國情。西漢的《汜勝之書》提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熟”的十七字耕作原則；北魏的《齊民要術》提出“凡秋耕欲深著夏欲淺”、“再勞(即耢)地熟,旱亦保澤”、“多鋤則饒子,不鋤則無實”。我國北方的旱作農業，耕作制度經歷了撂荒耕作、休閑耕作、連種耕作、輪作耕作、復種耕作的發展歷程。我國南方的基塘農業、桑魚畜循環、稻魚（鴨）循環等模式有著悠久歷史。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要繼承和發揚傳統農業中的科學思想，通過“種養結合”等生態循環方式，實現農業的綠色發展。
三、以三權分置為核心地權思想，是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的物質基礎。
中國古代土地管理思想的核心，可以用“均”、“安”、“和”三個字來代表，稱之為“均地安民和諧”。井田制、限田制、均田制、均稅制，都是“均地安民和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土地制度體現。《周禮》是我國土地思想和土地制度的源泉，對統治者實行分封采邑制度，各級統治者的利益均沾；對人民實行井田制，使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戰國時代商鞅提出了“度地”理論，將土地人口狀況分為“地狹而民眾”和“地廣而民少”兩種類型，并采取不同的措施。
自宋以來，采取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買賣兼并活躍，土地租佃制逐漸成為主流，土地分為官田和民田兩大類。如清政府在清查明朝藩田的基礎上，實行“更名田”即有償出賣的政策。清朝還出現了永佃制，如清高宗要求，“準原佃子孫永遠承耕，業主不得換佃”。中國古代歷次重大農民起義無不與土地嚴重兼并、民不聊生密切相關。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圍繞農民的土地問題進行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的重要目標。
在我國城鎮土地屬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屬農民集體所有的二元土地制度下，農村集體土地又包括農村承包地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其中農村承包地實現了“兩權分離”，土地的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可以分別歸屬于集體和承包農民的“二元產權”體制。現階段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順應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以下簡稱“三權”）分置并行，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三權分置”是在農村土地公有制基礎上，實現土地適度規劃化、集約化經營，但又兼容分散、小塊的土地經營模式，是科學有效的制度設計。即使在土地私有制的國家，也是限制由于繼承、轉讓造成的土地過于零碎化情況。“三權分置”能夠將中國歷史傳統的“均地權”，與現代農業要求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機地結合起來，是中國現代農業思想體系的重要基礎。
四、提高農民素質、實現農民持續增收，是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的目標。
惜農、憫農是中國傳統農業思想的基礎。戰國時代商鞅主張，對務農有業績者免其徭役；提高糧食價格，以利生產，“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漢文帝在《勸農詔》中說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稅之半。”這一詔令不但強調重農，還勸導農民種樹，體會農民的疾苦，免除一半的稅負。中國古代的惜農、憫農思想也體現在重視農民教育問題。早在4000年前．中國就建立了“農師”制度。《史記·周本記》記載，后稷名棄，是黃帝的曾孫，“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漢代在官制上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司徒一類的“勸農官”，建立了由官府領導的農業示范、培訓、推廣新技術和優良品種的農業教育制度。宋代宋太宗建立了農師制度，農師承擔教習農事和督促農民的職責。
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惜農、憫農問題就是要提高農民素質。農民教育問題、提高農民自身素質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按照舒爾茨的觀點，農業發展停滯和貧困，主要取決于人的因素，重要的是經營者，要增加對農民的教育投入。從已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經驗來看，高度重視農民教育問題，并采取有效的綜合性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農民是農業現代化過程的生產者、經營者和受益者，但中國農民數量多、文化素質偏低；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是交織在一起，農業現代化需要一部分傳統農民成長為新型農業主體、職業農民，一部分轉為城鎮居民，即“人的城鎮化”。這都需要有效提高農民的能力和素質。只有思想重視了，才會采取立法、資金支持、有效組織、多元化主體、多樣化培訓形式等相應的措施。
農業現代化絕不僅僅是機械化、規模化、科技化，而是要通過這些手段顯著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率，最終要讓農民增收，實現“農民的現代化”。2016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2363元，實際增長率為6.2%，略高于城鎮居民增速；我國農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經營性收入（38.35%）、工資性收入（40.62%）、財產性收入（2.20%）、轉移性收入（18.83%）組成。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要采取有效的政策組合，有利于農民實現持續的增收；其中，改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管理體制，是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途徑。
五、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的有機結合，農民與市場的有效銜接，是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的基本方法。
農業的弱質性和基礎性，決定了政府必須要介入；而農業現代化只能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實現，這就要求政府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起來。市場仍然要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發揮支持和調控作用。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的結合程度，是一個變化的過程，總的原則是市場能發揮作用的領域交給市場，政府負責市場發揮作用之外的領域。比如，種子育繁最初是作為公共產品主要由國家進行，伴隨農業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市場資本投入到其中；政府則轉向負責公共產品領域，如基礎性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根據“誘導發展模式”理論，政府與市場的相互配合，是有利于農業現代化進程的。中國特色的“三權分置”的農村土地制度，由于市場體系發育不健全，交易成本較高，仍然需要政府在市場體系建設中發揮引導和規范作用；但也應該尊重農業規律，突出“在地所有制[3]”的優勢。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產品流通、農業基礎設施及投資等需要政府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
市場流通環節是農業現代化中的重要部分。農產品銷售直接影響農業效率和農民收益。農民是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主體，必須能與大市場實現有效對接，農民自身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單個的農戶通過組織化形式可實現與市場的有效對接，即“農戶+經濟組織+市場”，這需要農民合作組織、社會化服務組織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農產品流通模式從傳統市場為主過渡到傳統市場和傳統市場外并存，傳統市場和市場外流通模式均需加以重視。要發揮信息化在農民與市場對接中的積極作用，要有效發展農產品信息服務組織。地方政府通過設立農產品電商產業園區，給予入駐電商企業政策優惠，能有效推動當地特色農產品的互聯網銷售。
六、有效發揮農業科技的積極作用，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進步是發展農業生產、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動力。現代科學技術是現代農業的核心標志。影響作物產量限制因素的調查表明，作物特性因素的貢獻率占到50％左右，每次農作物育種技術實現重大有效突破，都能使產量顯著增加。中國傳統農業科技要有效傳承和發展。如漢代的溫室栽培、帶肥下種、水稻移栽、溲種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種植綠肥、以蟲治蟲、浸種催芽、水稻烤田、果樹嫁接、果園熏煙防霜技術，元代的棉花整枝、青飼料發酵技術，明清的小麥育苗移栽技術等。農業科技成果要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必須有合理的政策、制度支持。美國科學家D·普賴斯曾指出：“最有意義的發明或研制不是包含在雷達或原子彈中的技術奧秘，而是產生這些成果的管理系統和一套起作用的政策”。因此，發揮農業科技的積極作用，除了增加投入，還需改進農業科技體制。
要逐步提高農業科技進步率、貢獻率水平，發揮農業科技的積極作用。農業科技范圍包括農業裝備“工業化”、農業生產“科技化”、農業經營“信息化”等多個方面，要注意將農業科技與我國整體的“信息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戰略結合起來。信息化有利于推動農業科技資源共享、協同研發和高效推廣，也有利于提高農業機械裝備的利用效率。“就地城市化”是一個中國實現城市化的一個有效途徑。農業科技在推動農民實現就地城市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實踐表明，推行鼓勵農村科技創新政策、建立農產品工業園區、引進高科技企業、大力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等有利于推動“就地城市化”。農業機械裝備制造要在研發、制造和應用領域，將“工業化”與“信息化”高度結合；加大研發力度，突出高端產品和核心部件的制造能力，將“科技化”與“城市化”戰略得以共同實現。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安徽農學通報》2018年3-4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