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權（the right to food）在人類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中爭議最少，但卻遭到極大的侵害。據聯合國機構估計，全球大約有10億人正在忍受饑餓，這意味著每七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沒有足夠的糧食，不能過上健康的生活。“農民之路”運動（La Vía Campesina）在國際層面上爭取農民權利，并試圖以爭取食物權為突破口，以獲得其他一系列權利。
1、國際法中的“食物權”
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將“食物權”明確認定為國際法的一部分，即“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所謂“所需的生活水準”意味著適當的住房、教育、衛生保健和足夠的食物。然而，聯合國人權宣言在國際層面上并沒有正式法律效力。
1966年，聯合國開始致力于賦予《世界人權宣言》以法律效力，批準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兩個公約。這兩個公約從批準到正式生效花了10余年時間，但它們并沒有被所有簽約國完全批準實施（如美國）。
國際法框架下的食物權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并成為越來越具體的法律概念，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后。其中包括：
1993年期間，聯合國體系外部開始施壓，希望將食物權規定為重要人權。
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在羅馬召開世界糧食會議。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許多農民組織，連同其他非政府組織共同向聯合國施壓，希望國際法和國際政策框架下已經存在的食物權能夠具有更寬泛的含義。同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國際法框架下對食物權做了更多規定，同時還特別強調成員國和條約簽署方有義務尊重并履行食物權，而在此之前關于食物權的陳述是很模糊的。
2002年，在羅馬又召開了一次世界糧食峰會。這次會議吸引了社會組織、小農組織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農民。他們要求聯合國糧農組織修正關于“糧食安全”的定義。根據新定義，人們不僅有權擁有一定數量的食物，還應有權生產食物，有權擁有適合他們文化的食物，有權擁有健康的食物。這些方面都與食物權緊密相連。
200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安全委員會再次面臨來自外部和底層的壓力，最終不得不承認：農民組織、環境組織和其他社會團體有權在聯合國長期開展游說活動。
2、“農民之路”的產生與發展
“農民之路”是一項跨國農政運動，它聯結著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方的組織和人民。它于1993年發起于比利時，起初在拉丁美洲、西歐、南亞和東南亞等世界不同地區有小規模活動，但它發展很快，現在已經在美洲、歐洲、亞洲和非洲約70個國家擁有150個成員組織。它主要由小規模或中等規模的涉農者構成，沒有大規模土地擁有者，也沒有農業產業合作化的從業者；此外，還包括失地農民、農村婦女、原住民和農業勞工。
“農民之路”所關注的問題包括：世界水平的農業貿易自由化、土地權利、土地攫取（land grabbing）和農政改革。他們強調農民應該掌握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非常關心“轉基因生物”（GMOs）帶來的問題以及種子遺傳資源在知識產權方面的訴求問題；他們在為小規模農業的生存而奮斗，旨在尋求一種更優的選擇，以替代目前在世界許多地方占據主導地位的、以能源密集、單一種植和產業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生產體系；他們還非常強調性別平等（gender equity）；除此之外，他們還特別關注農民和農民活動家的人權問題。
“農民之路”與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一系列農政和糧食危機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第一次農政和糧食危機源于石油價格的大幅上漲，它影響了農民所需的燃料、化肥和農藥的價格，提高了農產品的成本，但農產品價格沒有上漲，反而下降了。系列危機導致全球小農和中農的普遍破產，以及從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移民，那些依舊以農業為生的農村人口的生活也愈發困難。許多“農民之路”的成員組織開始尋求替代方案來應對這些社會危機。
第二次農政和糧食危機發生于2007-2008年。除了石油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之外，這次危機還新增的一個特點是對土地和資源的壓力。這與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地方出現的城市房地產泡沫有關，大量資本不得不另尋出路，其中鎖定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全世界不同地方的農業用地。這兩次危機的發生突出了食物權問題的迫切性，同時也為與食物權相關的訴求賦予了更大的合法性。
“農民之路”讓農民權利在國際層面上合法化的努力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一進程與印度尼西亞的政權更迭有一定關系。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蘇哈托為首的軍方保守勢力通過血腥暴力事件推翻了蘇加諾政權，并建立了一種非常殘酷的商業種植園體系，用于生產橡膠、茶、咖啡等經濟作物。在此過程中，大批農民被迫失去土地，甚至不幸殞命。1998年，蘇哈托政權倒臺，土地征占的浪潮隨之風靡全國，實際上許多人只是要求歸還幾十年前被剝奪的土地。
此時，農民活動家和非政府組織人權活動家廣泛地參與到“農民人權宣言”的討論與制定中。農民組織在宣言中提出了包括擁有土地資源、水資源、免受軍方和警察的騷擾等67個條款的訴求。這份精心制定的文件被印度尼西亞的“農民之路”組織提議作為聯合國有關農民權利法律文件的范本。2002年，“農民之路”使用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三種語言發表了該宣言的草案，并在聯合國成員國組織中散發。2007-2008年糧食危機的發生，促使“農民之路”草案得到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化。
3、“農民之路”主張的權利
“農民之路”運動的核心主張包括：
a.農民在大多數社會中是弱勢群體，因此需要特殊保護；
b.農民權是食物權的一部分，農民權的實現將有助于緩解饑餓。
“農民之路”還指出，世界上四分之三的饑餓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農政變革、補充性資源和社會保護能夠緩解饑餓問題；大多數與食物權有關的訴求涉及到強制性驅逐和土地攫取，為了保證農民的食物權，應該終結強制性遷移、對農民的刑事制裁和性別歧視；小塊土地所有者、無地者、漁民、牧民是最被歧視和最為弱勢的人群。
更具爭議性且超越了現有國際規范界限的權利訴求是：
a.農民有權管理自己的農地；
b.對影響自身的項目擁有“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的權利；
c.農民有權為自己的產品制定合理價格并參與制定全球經濟政策；
d.農民有權拒絕外部干預，如有權要求礦業公司停止污染當地水源，有權拒絕作物遺傳資源的知識產權等。
2010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顧問委員會發布了兩份重要報告，標志著“農民之路”運動取得了重要進展：第一份報告勾畫并回應了“農民之路”的吁求，第二份報告的全文還出乎意料地被采納為農民權利公約草案的附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農民之路”所付出的努力。2010年3月，食物權特別報告員稱，農民權與食物權“相互交織”。這一說法與“農民之路”在運動之初便提出的“農民權與食物權相關聯”的理念高度吻合。
“農民之路”運動成果的取得還歸因于和其他部門之間多維度的互動關系。從人才資源來看，農民組織致力于培養自己的律師和知識分子。他們參與對概念的思考，負責向“農民之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顧問委員會以及食物權特別報告員提供建議；同時，這些律師和知識分子可能流動于農民組織、咨詢機構、研究機構等多個部門之間。從非政府組織的角色來看，它一方面向農民組織提供咨詢和建議，另一方面會資助農民組織到日內瓦參加會議和其他活動。此外，學術界經過一段時間才意識到研究機構和學術刊物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即通過在刊物上發表關于土地攫取、生物燃料、食物權和社會運動等有爭議性的文章，為農民在國際層面提出的訴求提供概念支撐，為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提供一定的合法性，以爭取聯合國對農民權利的支持。
4、結語
將農民權與食物權相聯結的努力與以下三個因素密切相關：（1）農民權活動家的策略；（2）農民權活動家與聯合國關鍵機構之間的聯系；（3）日益嚴重的全球農政和糧食危機對農民和農村人口的影響。
“農民之路”的領導者認為自己的運動很好地體現和代表了聯合國人權法律文件的精神，但實際上其背后不僅有農民組織自身的發展，還有國際人權律師和非政府組織專家扮演的中心角色，更有農民活動家以及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報告的關鍵人物在咨詢和合作方面扮演的恰當角色。不僅如此，資源、思想在不同機構和地點間的循環流動表明農民權在規范性方面的進步，也反映了農民權在聯合國范圍內日益被接受的事實，這是復雜互動過程帶來的結果。
十多年后，開始于印度尼西亞鄉村的權力訴求過程在全球范圍內獲得越來越多的響應，但那些提議將農民權置于聯合國人權法律文件的人也意識到成功并非指日可待，宣言和公約還是遙遠的目標。農民權利是否能夠像婦女權利、兒童權利、殘疾人權利、原住民權利那樣成為國際共識和國際法的一部分，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馬克·埃德爾曼（Marc Edelman），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人類學系主任。主要從事土地政治研究，并長期跟蹤研究中美洲土地問題及相關政策變化。主要論著有《農民反抗全球化：哥斯達黎加的農村社會運動》《發展和全球化的人類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當代新自由主義》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食物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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