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其在農業農村領域的實踐
摘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重要議題之一，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新質生產力的本源概念產生于社會轉型時期現實問題的需要，經過“醞釀、出場、應用”三個階段的動態演進，展現出強烈的實踐性和時代性。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機理在于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以技術創新推動技術應用，構成“勞動者＋基礎創新＋應用創新”的三維實踐理路。廣闊的國土空間決定了發展新質生產力具體路徑的多元性，有必要從抽象走向具體，考察相對微觀層面的經驗做法。基于新疆尉犁的案例分析表明，推動農業農村領域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可以通過數智技術、生物技術來革新農業勞動資料，通過激活鄉村土地資源、文化資源、數據資源和生態資源來拓展勞動對象，積極培育和引進優質個體勞動者與協作勞動組織，充分發揮區域資源稟賦。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概念；新質生產力機理；農業農村領域；案例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錨定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系統性擘畫了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務，將“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首要內容。這充分說明，培育新質生產力對于當前社會轉型具有重要意義。“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自產生以來，迅即得到了政學兩界的廣泛關注，形成了諸多研究成果。目前，圍繞新質生產力展開的學術討論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解析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概念。對新質生產力概念的學理分析是當前學術研究的重中之重，相關討論眾多而紛繁。首先是論證了新質生產力作為經濟學范疇的內涵與特征，揭示了這一理論創新的原創性貢獻；其次是辨識了新質生產力的出場邏輯，討論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動因、內在動力和重要源泉；進而是結合唯物史觀闡釋了新質生產力的方法論前提，提出了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具體路徑。比較同質化的是，關于新質生產力的概念解析，學者通常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三維視角展開，著重強調新質生產力的綠色化、數智化等特征與因地制宜、系統集成等原則。
二是進行新質生產力的量化測度。目前學術界對新質生產力的量化主要采用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以代理變量衡量新質生產力，如全要素生產率、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等。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直觀簡便，但其不足也同樣明顯，即以單一指標測度新質生產力，不免有偷換概念之嫌。第二種方式是構建新質生產力評價指標體系，這也是學術界最普遍的做法，但學術界并未就指標體系形成統一意見。同樣，以指標體系測量新質生產力的方法雖然系統詳細，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最突出的是模糊了數量與質量的邊界、以數量來測度質量。如有的研究者使用“人均受教育程度”來衡量新質勞動者等。
三是分析新質生產力的前置因素。學術界主要圍繞“制度”“要素”兩大內容對影響新質生產力的前置因素展開探討。從制度角度來看，一些研究者主張以制度改革打通阻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卡點堵點，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破解核心技術領域“卡脖子”難題的重要作用。從要素角度來看，有的研究者首先討論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對新質生產力的賦能，論證了數據要素和數字經濟在生產力質變躍遷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分析了人才和教育推進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的邏輯與路徑；再次，探究了以耐心資本為代表的資本要素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生成效應。
四是闡釋新質生產力的后置影響。對新質生產力后置影響效應的討論，也是目前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所在。迄今主要做了如下工作：第一，闡釋了新質生產力賦能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認為生產力質的躍遷生成了宏觀經濟的回旋空間；第二，分析了新質生產力對現代產業體系的重塑，探討了新質生產力引領新型城鎮化、經濟綠色化以及文旅產業發展的重要作用，辨析了其在農業現代化發展、鄉村建設與糧食安全中的價值體現；第三，論證了新質生產力與中國式現代化在關鍵任務、價值遵循、發展要求和實踐原則上的內在一致性，檢驗了其對共同富裕的價值指向。然而，無論是理論闡釋還是實證分析，基本上都是在全國層面、省級層面的宏觀視角下對新質生產力后置影響進行研究，尚缺乏相對微觀的分析視角。
五是涉及新質生產力的其他研究。當前學術界以新質生產力為出發點，結合專業化的學科內容和實踐主題，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成果體系。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兩大內容：一方面是將企業與新質生產力聯系起來，以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企業研發數量或人才引進數量等信息為基礎構建“企業新質生產力”評價指標體系，進而展開影響因素或影響效應的機理檢驗。然而，對企業或個體生產能力的討論更多地依然是在關注該主體的生產效率或技術應用程度，故其所謂的“企業新質生產力指數”在本質上所衡量的僅是企業的一種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是將具體產業與新質生產力聯系起來，在新質生產力的視角下分析體育產業、出版業、物流產業、文化產業等具體產業中的“新質”因素。
根據文獻梳理結果可以發現，新質生產力已經成為當前學術研究和討論最多的熱點話題之一，但也同樣是沒有講清講透的話題，眾多研究成果不過是相對同質化的理論闡述與相對寬泛的學術延伸。具體而言，現有成果的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一是對概念的泛泛而談和橫向拓展，忽視了新質生產力的初始概念和運行機理，導向了概念理解上的誤區，遮蔽了理論指導實踐的落腳點，在某種程度上致使“新質生產力”淪為“萬金油”式的學術噱頭；二是強調宏觀而忽視微觀，在宏觀理論闡釋與宏觀省級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但一直缺乏相對微觀和相對具體的學理討論；三是集中討論前沿性技術創新和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反而忽視了當前社會對推廣先進技術與改造傳統產業的急切需求，尤其是在農業農村領域，亟待探究如何通過技術手段和思維革新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有鑒于此，本文回歸概念本源，從理論誕生的角度出發，結合思想變遷過程，深入詮釋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意涵，再次探究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運行機理，進而以新疆尉犁縣為研究案例，在相對微觀的視角下探討新質生產力在農業農村領域的實踐，明晰廣大縣域鄉村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般經驗、難點痛點與優化路徑，從而彌補當前在具體實踐層面對新質生產力研究的欠缺及不足。
二、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深詮
究竟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所有關于新質生產力研究的邏輯起點。當前社會各界對新質生產力的理解存在諸多誤區。例如，誤解了技術進步、科技創新與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忽視了新質生產力背后的中國特征，混淆了傳統生產力與新質生產力的邊界等。因此，需要在重新回顧新質生產力思想變遷過程的基礎上，廓清其概念意涵，對相關爭議展開分析，以促進新質生產力學術研究向縱深發展。
（一）追根溯源：新質生產力的思想材料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規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這表明，一切社會關系的根本性變革均來自生產力的質變。在此理論的指導下，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強調發展生產力，特別注重發展以電力為代表的生產力，斯大林甚至將共產主義概括為“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也特別強調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毛澤東認為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在生產關系變革之后“再大大發展生產力”。可以發現，發展生產力的思想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始終存在，并一直在指導著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關于生產力的理論闡釋，構成了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性支撐材料。
自19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理論探討再次興起。其中，經濟學家薛永應在1988年提出了生產力周期理論，他認為生產力存在升級換代的周期，第一代生產力中會孕育誕生出“新質”生產力，當這種生產力形態發展到極限時，更高級一代的生產力也就在其中孕育。換言之，他使用“新質”與“舊質”的術語作為經濟學符號，來揭示宏觀的生產力演進規律，在本質上是對唯物史觀中生產力從量變到質變軌跡的清晰化表達。雖然“新”與“質”在這里被組合起來，但是這一詞組不包含除符號意義之外的其他任何意義，也未涉及新一輪科技革命所引發的對生產力質態的分析。伴隨著中國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科技變量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日益明顯，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顯著變遷及其所引發的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問題，激發了學術界對現階段生產力質態的研究，相繼提出了生態生產力、知識生產力、信息生產力和數字生產力等多種生產力概念。雖然這些概念并非完全是以今天所說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作為分析藍本，但仍然為“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借鑒。
（二）軌跡回顧：新質生產力的概念變遷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出現了新的情況：第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蓬勃發展，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處于快速的更新迭代之中；第二，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極為需要新的生產力動能，以推動全產業鏈優化升級；第三，面臨著資本主義國家愈加頻繁的技術封鎖和打壓，迫切需要走出傳統的生產力形態，探索符合具體國情的生產力躍遷之路。正是在此背景下，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實踐中，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了“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具體而言，新質生產力的思想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
醞釀階段：分散化的思維迸發（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中共十八大之后，圍繞生產力的新型特征，習近平提出了多個維度的重要論斷。首先是將環境友好與生產力聯系起來，提出了“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其次是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目標，強調增強供給結構的靈活性與適應性，減少低端與無效供給。再次是將科技創新作為提高社會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提出“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這些零散的思想火花構成了概念醞釀的基本內容，“新質生產力”呼之欲出。
出場階段：系統化的理論闡釋（2023年7月至2024年2月）。2023年7月以來，習近平在四川、黑龍江、浙江、廣西等地考察調研時，提出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在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提出“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對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內涵、重點任務作了系統性闡釋。新質生產力概念的出場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密切相關，其實踐性是概念存立的基礎。
應用階段：全面化的實踐指向（2024年3月至今）。2024年3月，“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成為全國經濟工作的重大任務，展現出“新質生產力”理論對實踐的重大指導價值。同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改革任務作了全面部署。至此，培育新質生產力與形成同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的重要著力點。
從本源概念的“醞釀、出場、應用”三個階段的動態演進過程來看，“新質生產力”概念就是為了回答社會轉型時期的現實問題才應運而生的，與生俱來地擁有著強烈的實踐性、鮮明的時代性。一方面是其思想淵藪在于生產實踐，另一方面是其存在價值在于指導實踐，而這恰恰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精髓。同時這也意味著對新質生產力的學術研究須從抽象走向具體、從邏輯體系走向現實經驗，進一步說明著眼于農業農村領域開展相對微觀的案例分析的必要性與前瞻性。
（三）深入詮釋：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意涵
新質生產力雖然以政策語言的形式產生，但是其思想演進過程表明，它既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又是一個哲學概念，反映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的當代特征，彰顯了歷史唯物主義指導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應。每一個時代都有其先進生產力、主流生產力與落后生產力之分，因而具有強烈的實踐性與鮮明的時代性特征的新質生產力就是21世紀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多層次的理論表述反映出新質生產力是一個系統性概念，而不是單一維度的概念，這意味著深入詮釋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意涵必然需要從最基礎的構成要素層面予以把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勞動過程的要素構成概括為“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而勞動本身就是勞動者己有自然力的使用，用于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無論生產力的質態如何變換，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依然是構成生產力的決定性要素。故而考察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意涵，也需要回到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角度予以系統性把握。
第一，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者。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最根本的構成，勞動者把自己置于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之間，按照自己的目的使用自身的活勞動。這個過程體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個體的勞動”，另一種是“有計劃地協同勞動”。如果說新質生產力是在傳統生產力基礎上質的躍遷，那么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者也應同時擁有兩大特征：一是個體勞動者的體力、智力和服從勞動的意志力出現跨越式增強；二是協同勞動的組織管理運行效率出現跨越式提升。
第二，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資料。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直接掌握的物質因素，也是生產力發展中最典型的顯性標志。結合21世紀科技革命的具體趨勢來看，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資料呈現出高端化、數智化、綠色化的特征，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的全方位滲透為基礎，推動勞動形式的廣泛變革和勞動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例如，中國在2021年成功實現了從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如果能夠將系統過程成本降至經濟可行的水平，那么推廣和應用這項技術必將會對人類獲取食物的生產方式產生顛覆性的沖擊。
第三，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對象。勞動對象是可以通過活勞動加工、改造的物質資料，傳統的勞動對象既包括土地、礦藏、水源等自然物，也包括糧食、鋼鐵等經過加工的原材料。由于技術上的革命性突破，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對象出現兩種趨勢：一是對傳統的勞動對象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造，使之產生更大的生產效益，如將土地建設成高標準農田；二是通過新技術的應用生成新的勞動對象，將原來不能利用的材料轉換成可以加工改造的材料，如數據資源、文化資源等。
總的來看，新質生產力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其強烈的實踐性、鮮明的時代性決定了其不同以往的發展性和動態性，因而新質生產力的概念無法得到靜態化的界定。就生產力的三要素而言，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意涵中應當包括如下內容：具有卓越體力、智力和意志力的個體勞動者，具有高水平內部運行效率的生產組織；顛覆性、前沿性的技術手段；能夠產生新型經濟效益的勞動對象（改造后的傳統勞動對象或新生成的勞動對象）。
（四）理性分析：新質生產力的認知誤區
目前學術界對新質生產力的概念理解、邏輯判斷與術語表達還存在誤區，形成了幾個亟待討論的關鍵議題。于此，有必要依據新質生產力的實踐性、時代性特征對這些認知誤區作理性分析。
誤區一：誤解了新質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技術進步的概念。有的學者將新質生產力看作是先進生產力、科技創新的同義替換。這種觀點的產生源于對新質生產力概念的出場邏輯和思想演進過程缺乏必要的動態化審視。新質生產力的實踐性特點和時代性特征表明，新質生產力特指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生產力的先進質態，體現了科技發展“量”的增長引起的“質”的躍遷。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先進生產力指向，如鑄銅、冶鐵等技術在部落文明時代顯然代表著先進生產力，但在今天無疑是舊的生產力內容。如果說新質生產力是概念創新，那么無疑是忽視了21世紀以來的科學進步與技術變革，忽視了社會形態的動態演進。同樣，如果說新質生產力是新瓶裝舊酒，那么無疑是忽視了當下技術變革的迅猛程度，是用靜態視角所作出的判斷。
誤區二：忽視了新質生產力背后的中國特征。有的學者強調新質生產力的普遍適用性，認為新質生產力將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但不能因此忽略新質生產力背后的中國特征。新質生產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特征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具有內在統一性。比較典型的是，新質生產力的“綠色生產”特性恰恰與中國式現代化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特征相吻合，追求以內生力量實現國土空間內的生態平衡與綠色發展。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以“生態殖民”的方式將綠色生產鏈留在國內，將那些有污染的生產環節轉移至廣大發展中國家，同時還以應對世界氣候變化和人類生態危機為口號遏制他國的正常發展。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并不缺少生產力中的新質因素，但其以資本邏輯建構起來的產業體系逐漸走向空心化和虛擬化，致使西方發展新質生產力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誤區三：混淆了傳統生產力與新質生產力的邊界。有的學者對新質生產力外延的理解過于寬泛，如將一切技術進步都與新質生產力聯系起來。而這恰恰忽視了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長期性與動態性。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有新的生產力要素參與，而傳統生產力的進步并不屬于新的生產力要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使用“專利申請數量”作為衡量新質生產力的指標之一，其錯誤在于：一方面是使用技術的數量衡量質量，另一方面是并未考慮專利本身的性質歸屬。同時，新質生產力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底層力量，自然影響著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因而直接將微觀概念與新質生產力組合在一起，顯然是不恰當的。作為一個宏觀的政治經濟學、哲學概念，新質生產力是與新型生產關系相對應的，適配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中的國家、社會、區域、城鄉、產業（一、二、三次產業）等范疇。另外，對于微觀主體而言，應當慎用“培育新質生產力”的表述，可以表述為“為國家培育新質生產力貢獻主體責任”，不宜表達為“個體培育了新質生產力”。
三、新質生產力的機理再探
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遵循何種機理？根據對概念的重新審視可知，新質生產力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術語，是一個基于中國國情的動態化、系統化概念，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和鮮明的時代性特征。正因如此，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立足于中國特色，發揮區域比較優勢，這也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改革方向的確定依據。習近平的系列論述表明，創新在新質生產力中起著主導作用，而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就在于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也就是以基礎創新催生應用創新。從技術創新到技術應用的過程，需要充分調動個體勞動者和協同勞動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從而形成“勞動者＋基礎創新＋應用創新”的三維實踐機理。
（一）調動能力：激活創新主體
無論科技創新還是產業創新，在本質上都是人的能動的勞動。通過對新質生產力概念的重新審視可知，新質勞動者表現為個體勞動者和協作勞動組織兩類。個體和組織都是參與創新的主體，沒有主體參與的創新，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發展必將受阻。
一方面，充分激發個體勞動者的群體活力。首先，從勞動者的定位來看，培育新質生產力不僅需要拔尖人才，而且需要大國工匠，正如毛澤東所言：“生產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勞動者，是工人和農民。”如果缺少普通的勞動者，那么科技成果將難以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其次，從勞動者的培養來看，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要不斷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提高人才配置效率。再次，從勞動者創造力的長期范疇來看，尤為需要加強勞動者的思想建設。這一點的關鍵在于，能夠解決勞動者頭腦中關于“個人為什么要參與”“國家為什么要創新”的原發性問題，有利于勞動者樹立新時代勞動價值觀。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技術與政治不應脫離，思想政治是統帥，政治又是業務的保證”。
另一方面，充分有效地調動協作組織的主體作用。當前，企業無疑是市場經濟中最有效率的協作勞動組織形式，其既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也是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的核心主體。2022年，中國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6.7%，其中企業的貢獻占48.1%。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應從以下方面展開：一是處理好企業與企業家的關系，弘揚企業家精神，支持其專注于創新發展，同時又要強調實現企業管理結構和股權結構的優化，為企業的長期良性發展奠定基礎。二是處理好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實踐中都可以大有作為。三是處理好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建立起企業與政府的常態化交流溝通機制，優化營商環境，落實市場準入、要素流動、公正執法、權益保護等多方面的舉措。
（二）基礎創新：科技自立自強
基礎研究是創新的源頭活水，推動科技創新必須打好基礎研究的穩固根基。基礎研究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理論創新，關注意識本質、思維范式、物質結構、宇宙演化和生命形態等一系列形而上的科學命題，強調理論的原創性突破；二是技術創新，關注智能技術、量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一系列重大技術難題，追求技術的顛覆性發展。具體而言，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需要建構從上至下的科技創新體系：第一，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在科技創新中的優勢，積極整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與社會創新資源，加強對關鍵前沿技術的協同攻關，以適應跨學科、跨領域、跨邊界交叉集成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特性，大力破解“卡脖子”技術難題。第二，布局長期鉆研、持久發力的創新基地、重大項目，錨定戰略需求和產業需要，設置國家重點科技項目目錄。第三，加快建設科技基礎設施體系，一方面是加強對內開放性技術平臺、試驗平臺的建設，另一方面是加強以數字基礎設施為代表的算力體系的全國性建設。綜合而言，科技基礎創新的研發具有投入時間長、過程風險大、成果不可測等特點，具有較強的公共產品性質，需要政府開展專用資源調配與制度體系建設，打造基礎創新的良好基礎條件和研究環境。
（三）應用創新：產業更新迭代
應用創新強調將基礎創新的成果應用到具體領域之中，銜接了技術進步與社會需求，反映了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現階段，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必須牢牢把握科技應用創新的主體任務，促進產業的更新迭代。
其一，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耦合，實現傳統產業的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促進產業鏈延長與價值鏈提升。二是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新興產業融合發展集群，繼續鞏固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業等優勢產業的領先地位，積極開發新材料、生物制造、低空經濟等潛在優勢產業的潛力。三是布局建設未來產業，以量子技術、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生成式技術為重點，制定未來產業長期發展規劃，布局未來產業研究基地與示范工程，做好未來經濟的現代因素。
其二，促進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數字技術具有極強的滲透能力，表現出極為廣闊的應用空間。一是積極打造大數據、5G技術的場景應用，實施“人工智能＋”“數字要素×”等系列行動，形成數字產業發展的技術支撐。二是建立健全數據要素產權界定與產權實施制度，在保障數據安全的基礎上，推動數據開放、流通與開發，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制度支撐。三是逐步打造數字產業集群，從制造業到服務業，數字化的應用業態豐富，要注意堅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避免出現脫實向虛、避實就虛的趨向。
四、一個農業農村領域的案例分析
廣闊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決定了中國各地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可能是一種模式，也無所謂的統一發展方向。新質生產力自身的實踐性、時代性以及“勞動者＋基礎創新＋應用創新”的培育機理，也決定了各地區培育新質生產力擁有多元化的路徑選擇。因而非常有必要在明晰概念意涵與培育機理之后，從抽象走向具體、從一般路徑走向特殊實踐，以現實案例考察在相對微觀層面如何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考慮到農業農村領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薄弱環節，且在學術研究中容易被忽視，因而本部分著眼于農業農村領域的具體實踐操作，以新疆尉犁縣為例進行分析。
（一）案例介紹
尉犁縣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處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東北，其北部與中部為孔雀河和塔里木河沖積平原，南部緊鄰塔克拉瑪干沙漠，總面積約5.92萬平方公里。該縣盛產棉花、香梨、枸杞、甘草、羅布麻和牛羊肉等農產品，是重要的長絨棉和細絨棉產區。2022年，全縣戶籍人口10.92萬人，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6324元、23592元。前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后者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差距相對較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尉犁縣在農業農村領域具有可取的經驗做法。
在進行案例分析之前，需要對以下問題作一說明：
其一，為什么選擇農業農村作為分析新質生產力實踐的具體領域？第一，農業是典型的傳統產業，也是產業結構中最為薄弱的部分，相對于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而言，如何推動農業產業的創新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一大難點。第二，農業農村領域具有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典型特征，豐富的生態資源、厚重的鄉土文化構成了超大規模人口的特色承載空間，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三，全國各個地區都存在農業相關產業和農村范域，如何在農業農村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其二，為什么選擇新疆尉犁作為研究的案例？第一，尉犁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農業縣，2023年該縣三次產業結構比為50.6 : 7.3 : 42.1，地方財政收入4.9億元，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第二，在資源扶持少、自身財力弱的情況下，尉犁縣在培育新質生產力方面作出了獨特的探索，具有分析的必要性。第三，筆者于2024年7月至8月在尉犁縣進行了為期40天的專題調研，形成了較豐富的實地調研材料，能夠為案例研究提供有力支撐。
（二）案例分析
尉犁縣在農業農村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實踐，既是前沿技術滲透的觀察窗口，又是理解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經驗材料。由于缺乏直接參與前沿科技創新的資源，在培育農業農村領域新質生產力時，該縣主要采取技術應用和產業創新的方法，初步探索出了具有較強應用性與適配性的發展路徑。其主要做法如下：
（1）革新勞動資料，提高生產效率。第一，使用數智技術改造傳統農業。該縣于2021年4月啟動3000畝“超級棉田”項目，引進極飛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農業管理系統，使用土壤監測儀監控養分、濕度和溫度，運用遙感無人機進行巡田和監測作物實時生長情況，運用農業無人機和無人車開展自主播種、打藥、收割，使用水肥一體化智能灌溉系統進行滴灌，進而實現生產全過程的自動化、無人化。據結算統計，每畝耕地平均能節省人工成本175.3元、其他成本411.2元，平均籽棉產量從2021年的254公斤增加到2023年的420.9公斤。同時，數智技術應用的節本增效也形成了示范效應，該縣傳統棉花種植戶也開始使用智慧農業管理模式，勞動對象從土地轉變為移動應用終端。第二，搜集種質資源，培育優良品種。羅布麻是干旱地區特有的一種草本植物，具有藥用、紡織、生態等多重價值。為了選育羅布麻優良品種，該縣與中國科學院開展合作，建立了國家羅布麻研究中心進行種子研發，在天山南北廣泛搜集種質資源，目前搜集到的羅布麻種質數量已達100多個。第三，引進光伏項目拓展生產空間。由于全年日照時間達2600-3400小時，光能資源非常豐富，該縣布局了約380萬畝的新能源發展規劃項目，首期工程在2023年1月至8月累計對外輸電量達6524萬千瓦時，同時在光伏板下開展羅布麻種植，實現“農光互補”，拓展了綠色農業生產空間。
（2）拓展勞動對象，打造產業體系。第一，改造土地資源，通過傳統勞動對象的轉型來發展新質生產力。該縣從2019年起利用農田補助資金進行高標準農田的統一規劃和建設，配套節水灌溉渠、防護林、電力網絡等基礎設施。至2023年，已建成3.2萬畝高標準農田，同時使用粉壟耕作、暗管排鹽等技術持續推行鹽堿地改良。第二，激活文化資源，通過新型勞動對象的使用來發展新質生產力。首先是發掘紅色文化。該縣開展紅色小院建設，打造“紅色達西”旅游景區，成立壹達紅色旅游合作社。其次是變現民俗文化。開設羅布民俗文化展廳，將沙漠、河流、胡楊林景觀與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構成特色文化IP。再次是挖掘歷史文化。該縣借助孔雀河烽燧群考古新發現的契機，于2023年12月建成并開放絲綢之路·長城文化博物館。2023年，該縣接待游客320.66萬人次，實現文旅收入12.89億元。第三，整合數據資源，以數字平臺和物流體系打造數字經濟。該縣對數據資源的利用尚未形成體系，除農業生產數據的利用外，主要在直播電商方面作出了努力，于2023年5月建成并揭牌尉犁縣直播基地，全年電商直播收入達2.3億元。
（3）培育勞動者，彌補主體缺陷。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者包括個體勞動者和協作勞動組織兩類，前者指向優秀人才，后者指向優質企業。作為邊疆農業縣，該縣難以獨立培育新質勞動者，主要是利用當地獨特的文化和自然資源，開展人才引進工作，如以在政府掛職的形式引進科研人員，同時也積極孵化本土直播電商人才，初步涌現了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紅主播。同樣，除努力發展縣域本土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企業外，主要以合作開發文化資源、土地資源和生態資源的方式，積極引進域外企業，如引進了新疆利華股份有限公司在當地開展棉花良種繁育和規模化種植。
（三）進一步思考
通過尉犁縣在農業農村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做法來看，廣大縣域鄉村可以立足于本土的資源優勢，通過應用前沿技術、創新產業發展形式參與到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實踐之中。與此同時，也必須正視農業農村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突出困境。其一，鄉村的土地資源、生態資源、文化資源都面臨著保護與開發、利用的矛盾。例如，尉犁縣喀爾曲尕鄉草場的最大承載量是相對固定的，當地放牧數量已經達到空間上限，即便羊肉供不應求也無法繼續擴大放牧規模。其二，系統性的新質要素管理體制尚未形成。例如，文化資源是尉犁縣的新質勞動對象之一，然而其本身具有較強的空間分散性和結構分散性，缺乏系統性的編碼和指導，面臨著多頭分割管理的難題。其三，鄉村的新質勞動者非常缺乏。例如，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2022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鄉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經達到19.31%，同時是人力資本流失較為普遍。
面對農業農村領域的發展癥結，新疆尉犁以及與其類似的農業縣在進一步參與培育新質生產力時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呢？第一，應當以數字賦能鄉村資源。通過數字技術深度挖掘鄉村文化資源和生態資源，形成富有活力的新質勞動對象，運用數字平臺加強對鄉村文化資源、生態資源的宣傳、管理與創新，不斷推動文化與生態價值變現。第二，應當大力引進前沿生產技術。通過加強與域外科研院所、科技企業的合作，積極引入前沿性的農業生產機械、設備和技術體系，加快對傳統農業勞動資料的升級改造，結合縣域具體實際對技術進行恰當調適，形成符合鄉村發展需求的新型生產方式。第三，應全力調動起小農戶的積極性。當前小農戶依然是農業農村的主體構成，所以新的技術手段只有在小農戶中得到普及才能有效地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因而需要開展必要的技術示范、推廣和指導，絕不能將引進的技術項目滯留在觀賞性、展示性功能上，更不能在引進技術、引進企業的過程中侵害小農戶的權益（例如，一些地區強制推行土地流轉，盲目擴大經營規模）。第四，應當探索建立人才服務體制。一方面，不斷挖掘立足鄉土文化的本地人才隊伍，組織開展返鄉入鄉農民工、大學生、退役軍人群體創業創新培訓，培養一批扎根鄉村、服務群眾的鄉村文化和旅游帶頭人、職業經理人；另一方面，不斷引進縣域外創新型人才，探索建立科技特派員、文化特派員制度，加強人才流動與知識傳播。
五、結語
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且天然地帶有強烈的實踐性與鮮明的時代性特征。因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需要持續發力，久久為功。無論是新興領域，還是傳統的農業農村領域，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機理都是通過新質勞動者“以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創新”，實現從技術突破到技術應用的轉變。恰如習近平所言：“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對于廣大縣域鄉村而言，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持續加強先進技術的引進、推廣和擴散，做好數智技術和其他新型生產技術的推廣工作，充分激活獨特的鄉村文化資源和生態資源，同時積極推行組織模式的創新，將小農戶納入新質生產力的范疇之下。歷史經驗表明，先進生產力并不必然排斥小農戶，因而可以在生產關系上進行深度探索，消除農業農村中禁錮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性堵點卡點，更好地發揮超大規模人口、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的優勢。
【基金項目】202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超大規模人口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研究”（23AZD012）
作者簡介：解安，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研究中心副主任；邵景潤，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讀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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