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戶縣三村調查
【摘 要】隨著商業化因素對中國農村的不斷滲透，村莊社會權力結構、公共資源分配機制、農民的思維方式與行動原則等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國家權力在基層政權延伸的社會基礎正在被削弱。農村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調適農民為應對市場化挑戰所逐步確立的村莊治理原則與國家以鞏固基層政權合法性基礎為目標的村莊治理原則之間的關系。基于陜西戶縣三村的經驗，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路徑是使兩者處于微妙平衡關系的有效方式。
【關鍵詞】農村；社會治理；基層政權；多元路徑
一、問題化的“三農”
“三農”這一提法自20世紀90年代出現以來，關于中國農村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數研究都有明確的問題意識，甚至是危機意識。其實，“三農”被問題化始自20世紀初，隨著近代以來商業化因素不斷滲透進傳統農村，傳統的小農生產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一整套村莊社會結構都在逐步發生變化。有識之士遂生出擔心，唯恐儒家道統隨村莊的蛻變而一同退出歷史。
傳統農業生產的基本特點在于，生產范圍小，生產效率低，產品主要維持生命延續，積累率低。如此特征的農業生產方式塑造了一整套穩定的小農文化心理，諸如由靠天吃飯的生產方式塑造的祖先崇拜、孝道文化，由生產技術的口耳相傳塑造的嚴格的社會等級秩序等。也由此，官-紳-民的社會權力結構逐漸形成，尤其是紳權在皇權與農民之間構建出穩定的緩沖地帶，地方社會能夠在士紳階層的維護下得以穩定。皇權也在此過程中與基層社會保持了相對的均衡狀態。
清朝中期以后隨著人口的大量增長，導致了農業生產中的人地矛盾愈發突出。長期穩定的農業生產受到了巨大挑戰：人口增長對糧食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由于耕地面積長期保持穩定狀態，導致了所謂“過密化”農業的出現。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增多。為解決生計，人們自然會想方設法的在農業以外的領域尋求出路。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商業化因素不斷引入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興起對勞動力都有大量的需求，臨近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了向外轉移的機會。他們逐步脫離農業生產，擺脫了對土地的依附關系，由此會逐步改變既有的文化心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慢慢使原有的人地矛盾逐步化解，農業生產得以慢慢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就導致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第一次出現了城鄉二元的格局，兩種生產方式塑造出了完全迥異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到民國時期，國家政權把多數注意力放在城市，民族工商業雖得以發展，但廣大農民仍然維持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只不過由于戰亂頻仍，其發展水平只能停留在糊口層次。這期間，現代國家政權極少深入鄉土社會，即使民國政府曾經建立了治安和稅收為名義的基層政權，但卻無法構成對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的實質影響。
20世紀40年代后期開始，新生政權開始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后又擴展至全國范圍。緊隨的是對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以及由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完成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對傳統農村的集體化改造。上述運動的效果有三個方面：確立農民對新生政權的支持從而實現國家政權對基層農村的全面控制；土地權屬的變更進一步變革了村莊社會權力結構；農民的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微妙變化。至此，整個農村與國家政權建設、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新中國工業發展的原始資本來自于國家對農業剩余財富的掌控，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將基層政權的自治原則徹底消除。傳統的家族勢力逐步被邊緣化，血親關系逐步讓位于現代性意義上的人民關系甚至是革命意義上的同志關系；農業生產除了維系生命延續之外，又與革命理想建立起緊密關系。
中國農村由此開始進入到現代性的話語體系和政策體系中，農民的命運與整個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了一起，村莊治理的問題同時就是建設基層政權的問題，農業生產也為工業生產奠定了堅實的資本基礎。也正因為此，“三農”開始被“問題化”，人們開始關注“三農”的一舉一動，也開始不斷為“三農”問題出謀劃策，理性原則成為理解“三農”問題的基本原則。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后，農村的一舉一動就不僅與整個國家發生聯系，更與全球化的進程緊密相關。農業再也無法“落后”，村莊再也無法平靜，農民再也無法淡定。于是，農村社會治理問題就被提了出來，需要再次高舉理性的大旗重新為“三農”問題尋找出路。
二、農村社會治理的真實問題
（一）國家治理視域中的鄉村治理
近年以來，關于“三農”問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人們通過這些成果感受到的是“三農”領域危機叢生，如不采取果斷措施就將面臨嚴重后果。“空疏化”、“三留守”、“農民工”、“返鄉農民工”等時髦學術概念應運而生。如若把研究視野放大，就會發現農村已經被綁在了現代化的快車上，現代化的話語體系成為“三農”研究的思想前提。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國家而言，國家政權在現代化的征途中扮演著極端重要的角色：它是設計者、推動者、執行者、裁決者和調節者。因此，面對新一輪的治理研究大潮，需要冷靜思考的是：由眾多研究成果所描述的“三農”特征背后，國家政權正在進行何種形式的重新布局。質言之，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政權力量需要在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重新確立起在農村的合法性基礎，以使得農村的發展與整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同步。因此，必須將農村社會治理問題與國家治理問題相聯系，以后者作為分析前者的有效切入點。
國家治理框架下的鄉村社會治理研究需要從以下方面展開：一是基層政權的有效性是國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礎；二是國家治理體系必須有效處理與基層民情治理的張力；三是國家治理體系必須有效處理與市場治理之間的張力；四是有效國家治理的標志是構建起國家、市場和社會良性互動的治理邏輯。
（二）國家治理與民情治理之間的張力
農村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顯著的承載者，不僅積淀著長久以來影響中國人為人處世的各種變量，也成為理解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窗口。千百年來，農村形成了以農業生產方式為基礎、以血親關系為核心原則的一整套相對穩定的社會治理結構。人們按照既定的社會角色和社會網絡恰當地安守著自己的本分。在對天、地、人的多方關照中，村莊不斷調試著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正所謂不管歲月如何變幻，鄉村的寧靜卻始終依舊。這就是孟德斯鳩在社會理論意義上所描述的“法”的原則。社會學意義上的民情指的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一整套思維方式和行動意義來源，是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氣候、地理、風俗等多種因素聚合在一個空間，在維系人們日常生活的同時，鍛造著人對周遭世界的理解，塑造著人與人交往的基本原則，把守著村莊作為共同體的基本精神。而所有這些內涵都集中體現在作為村莊基本單元的農戶身上。
從國家治理的社會基礎角度出發理解“三農”，首先需要將問題落實在國家與農戶的關系上。國家治理以統一的意識形態、統一的官僚體制和統一的制度法令為前提。普遍性是國家治理的基本特征。但普遍性的治理原則卻要面對場景足夠豐富的地方性村莊。因此有效國家治理的基本要義就在于恰當處理普遍性和多元性的張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張力又處在不斷的流變之中，農村的民情結構會隨著外來力量的介入不斷調試自己的模樣。因此，村莊社會治理問題就變成了國家行政力量如何有效嵌入村莊民情結構的問題，后者成為前者得以鋪陳的前提。新中國成立的最初三十年，國家意志以各種制度化的形式大舉進入村莊，一方面改造了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但另一方面也使村莊社會治理結構具備了更大的彈性，即村莊社會結構的調整并未如執政者所預想的那樣順利，并為其后進行的改革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三）國家治理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張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力量大舉進入農村。市場按照自身的價值原則甚至資本原則開始逐步重塑鄉村治理格局。隨著人財物的流入與流出，村莊的治理格局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國家意志此時并未退場，也不可能退場，但其卻在市場面前再次面臨挑戰。
進入新世紀以來，因國家取消了農業稅的征收，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也慢慢從政治問題轉變成經濟問題——超生上繳罰款，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務工等現象的出現，國家政權在基層村莊的影響力逐漸減弱。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個體農戶在市場競爭中的劣勢逐步顯現。由此，國家又通過對農業生產的各種補貼政策重新回到村莊的治理結構當中。但市場的力量終究太過強大，通過外出務工、升學、參軍等途徑，農村的人財物大量流向城市。農村能否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后方成為核心議題。事實表明，沒有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與村莊的現代化同步。這也是當前有關國家發展戰略的頂層判斷。正因如此，國家治理面臨困境，即市場在成就農村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對農村的危害。
（四）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
綜上，涉及農村社會治理問題的三方力量終于浮出水面：國家、市場和民情。對于現代國家來說，國家力量始終是任何治理問題的主導原則。但這個原則必須恰當處理與市場和民情的關系。這種關系有兩層含義：一是三者要在實踐中恰當處理各自關系中的張力，從而在不斷調試中形成穩定的治理格局；二是這種穩定的格局又不可能是一種徹底的均衡，只能是一種動態的均衡，且這種均衡又會在不同的情境中形成不同的中心。即任何治理格局的最終形成都需要將其中一個因素視為中心原則，其他因素以此為中軸開始找尋各自在治理結構中的位置。因此，分析農村社會治理問題就是在分析國家治理問題，就是在分析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問題。
實踐出真知。通過調查我們發現，維系村莊社會秩序的核心原則是多元的，即不同的村莊在與國家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的雙重博弈中逐漸獲得了相對穩定的民情，村莊成員的思維方式和行動原則不斷趨同，村莊社會秩序和農戶的生活方式都處于相對穩定狀態。因此，當國家行政力量主導的社會治理試圖打破上述力量的平衡狀態時，勢必引發新一輪的博弈進程。在這種動態調整中實現了村莊社會治理結構的相對穩定。
三、農村社會治理格局的多元選擇
下文將展示三個典型村莊的社會治理格局，試圖總結不同村莊在與國家行政力量、市場力量的博弈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穩定的社會權力結構和民情基礎。
（一）同興村：經濟主導
2001年，同興村的一位退伍軍人從山東戰友處得知種植西瓜可以賺錢，于是向村里建議推廣西瓜種植。在說服村干部后，部分積極分子開始試種西瓜，并且向鄉鎮匯報了此事。鎮領導也急于找到新的經濟發展增長點，于是表示給予政策支持。由于種植經濟作物有一定的市場風險，很多群眾持觀望態度。于是村莊發動黨員干部和一部分農戶率先種植，鎮政府也幫忙聯系了低息貸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瓜獲得豐收。在銷售階段，鎮領導將同興村的情況上報給了戶縣政府，戶縣政府對此表示大力支持，他們決定在西瓜成熟之際在縣城給同興村的西瓜開“綠燈”，讓他們在縣城內不限制時間、不限制空間進行銷售，并且把價錢定高一點，由縣政府親自出面為同興西瓜打品牌。就這樣，同興西瓜順利開始在縣城銷售，由于價錢高于其他西瓜，并且縣上幫助打品牌，加上本身西瓜質量可以，種植戶獲得了不錯的收益。
有此示范，第二年西瓜種植戶大為增長，加之村上推廣種植反季節蔬菜，同興村對傳統糧食生產的依賴性逐年降低。政府加大投資，免費提供水管，村民將水管直接埋到了地下，方便了用水季節直接澆水。這些水管由國家和鎮政府投資的，村民只負責埋管子。縣政府為推動同興西瓜的發展，決定開展“西瓜推介會”，讓村民將成熟優質的西瓜拿到推介會上，向大家介紹同興西瓜的品質，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增強了品牌效應，吸引了更多的商家前來收購。
到了第三年，更多村民加入到種植西瓜的行列，據村干部介紹，現在西瓜種植戶已經占到了全村的90%以上。而此時，同興西瓜的種植已經形成了規模效應，形成了品牌。同興村還邀請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教授前來指導西瓜種植。據村干部介紹，現在村民人均年收入有1萬元以上。全村也全部實現了種植大棚化，灌溉自動化，品種先進化。同興村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實現了村民基本不用外出打工，生活相對富裕的目標。
通過調查發現，在同興村致富的過程中基層政權、農戶以及村莊三者之間已經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系。他們擁有發展經濟的共同愿望，也會在此過程中協商式地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經濟發展帶來了該村老百姓思維方式和行動原則的一系列變化。人們不再認為靠天吃飯的農業是唯一的生活出路，有了錢的農民也開始“享受生活”——他們認為城里人有的他們也可以有；在傳統的婚喪嫁娶活動中，人們也逐步把傳統遺留下的各種繁復過程簡化處理，更加強調能夠顯示自己經濟水平的各種象征物，如汽車、城里的房子、好工作等等。
同興村為了提高收益，增大規模，決定重新分配土地。原則是將肥沃的土地優先分給西瓜種植戶，不想種西瓜的村民只能分到較差的土地。不種西瓜的村民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認為：憑什么不種西瓜，就不能分到好地。對于種西瓜分田地的質疑聲音一時間在全村里廣泛傳播，大部分村民都紛紛反對重新分配土地。村干部一時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此時，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矛盾達到了最高點。最后，村干部們想到了一個較溫和的辦法：對于那些最后分到土地，地比較貧瘠的村民，可以多分一些土地，以彌補土地貧瘠的不足。這個措施在實施的時候，依然受到一部分村民的反對。對于那些不同意的村民，在村干部的再三努力下，村民終于都接受了這個方案（即使有幾個還不想同意，也無能為力，只好被迫接受現實）。最終，土地分配工作就這么完成了。這是村干部與村民妥協的結果。
調查發現，多數農戶每天都忙于打理自己的經濟作物，而無暇顧及村公共事務。據村干部講，這些年村公共事務較少。村民之間雖然少有參與公共生活，但并不影響其對整個村莊的認同。提到自己的村，村民都一臉驕傲，會細數這些年村的發展成果。
村干部也強調了鎮、鄉兩級政府對該村的巨大支持。國家政權有效地參與到了村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并在此過程中維系了村莊的社會秩序穩定。通過同興村的調查，筆者發現該村優先發展經濟，隨后以此為中心逐步解決村莊社會秩序、農戶個體行為與國家政權之間三者的有效平衡，村莊社會治理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二）蔣村：文化傳承
蔣村是一個文化氣息濃郁的村莊，傳統文化在這里得到了較好的保存。正月里的民俗活動非常豐富，形式多樣。尤以出板對、歪官戲等活動出名，得到了縣里甚至省上的重視。當地的民俗活動一般準備時間較長，耗資較大，規模龐大。最近一次舉辦的大型民俗活動得到了縣里的大力支持，蔣村也因為村子里流傳已久的這些民俗活動而遠近聞名。這一系列的民俗活動目前也已列入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陜西省文化主管機關表示，將會盡全力支持村民傳承這一獨特的民俗活動。
蔣村現在還保存有好幾處廟宇，有幾處還是后來群眾集資翻新的。蔣村還保留著過廟會的習俗，而廟會現在也主要是以買賣物品等交流貿易活動為主，真正去廟里燒香拜佛的人沒有之前那么多了。因為蔣村人口眾多，所以蔣村的廟會是周圍有廟會的村子里最熱鬧的。
該村有兩座寺廟，村民都是在每年正月的時候才去廟里燒香拜佛。但問到去廟里的村民信不信佛這個問題時，大家都說不清楚，都說一般都不太相信，但也還會去廟里拜佛——“不是很信這個，但是還是求個心安。”而且不管廟里供的是什么佛，都會去拜一拜，保佑一家平安——“反正拜一拜又沒什么壞處。”實際情形是：去廟里拜佛的大都是老年婦女，有事求佛祖菩薩的保佑，比如保佑孩子考上大學，家里生個小孩，生病的早點康復之類的；如果家里有孩子真的考上了好大學了，或者家里添了小孩、生病的人也很快就康復了，一般老人都會帶著孩子或家里人去廟里還愿，但平時并沒有多少人去廟里。
相比于同興村，蔣村的經濟發展水平稍顯落后。改革開放以來，該村也像多數村莊一樣出現了外出務工人員、種植經濟作物面積逐步增長以及村莊公共生活減少等現象。但由于該村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效果優于周邊其他村，所以該村百姓的凝聚力也高于其他村。
調查發現，該村百姓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很高。蔣村共有兩所幼兒園，一所小學，一所初中。其中三所學校都位于公路旁邊，交通便利，可輻射附近的多所村莊。近幾年，學校由國家出資進行了翻修重建，硬件設施較之前得到了較大改善。村民對孩子的教育問題大都比較重視，大多數村民都表示，如果有條件的話非常愿意孩子繼續讀書，并且希望可以把孩子送到條件更好的地方接受良好的教育，考上更好的大學。
調查發現，該村中存在文化精英的影響作用。蔣村的村支書雖不是黨政一把手，但在村里的影響力非常之大。該村支書當過兵，愛好文藝，口才極佳，寫得一手好字，家里一雙兒女都是大學畢業且有較好的工作。他經常擔任村上年輕人婚禮的主持人，也對策劃重大民俗活動有著豐富的經驗。他對村中各家各戶的狀況了如指掌，在村中具有較高的威信。很多村里的家庭糾紛和公共事務糾紛都是在他的調解下達成了和解。在他的積極倡導下，該村在某退休小學教師的主持下獨立編寫過村史。
蔣村近年來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諸如村莊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人們對婚喪嫁娶等儀式性活動的態度，對村干部的態度以及對自己未來生活的謀劃等方面都與該村的文化因素息息相關：村民通過對村莊廟宇的祭拜來尋求內心的平靜和未來生活的希望，重大節日的民俗活動也把整個村莊都進行了有效動員，地方政府也樂于將該村作為一個文化符號進行大力宣傳，并給予各種民俗活動的積極支持。蔣村通過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通過對教育的重視，將個體農戶、村莊公共生活與基層政權建設緊密結合。在重大民俗活動中，都能夠見到對國家大政方針的積極宣傳；村民也通過排演民俗活動而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由此可以看出，蔣村社會治理過程中的文化印記非常明顯，已經圍繞民俗文化這一核心因素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社會權力結構和社會運行秩序。國家行政力量與村民一道通過對文化傳統的保護，確立起自己在民眾中的威信。
（三）付家莊村：借力宗教
付家莊是一個教民村，宗教是這個村的一大特色，村民普遍信仰天主教。村里坐落著一個教堂，修建于20世紀90年代，每逢禮拜二和禮拜天，教民們便前往教堂在牧師的帶領下進行禮拜、禱告以及彌撒。因為信仰天主教的原因，村里的居民很少有賭博、聚眾娛樂等行為。據村干部介紹，一百多年前便有西方的傳教士來到付家莊傳教，最初的傳教士帶來的是先進的醫療、教育和器物，村干部也提到村里的第一輛自行車便是傳教士帶來的。“教堂在文革期間是沒有的，在1995年，在黨的中央政策落實了以后，教民們自發捐款修建了教堂。”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思想的逐步重新解放，付家莊的天主教信仰又重新復興了，村里逐漸恢復了日常的禮拜等宗教活動。到了90年代，付家莊村民與教會在舊的教堂原址上重新集資修建了一座新的大教堂，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教堂。對于重建教堂，重建信仰的問題，村干部認為人們不應該沒有信仰，缺少信仰會讓人心無所依恃，因此覺得當時修建一座新的教堂、重新樹立起村民們的天主教信仰是十分必要的。
對于當時貧困落后的付家莊來說，宗教帶來的極大好處和利益被迅速接受。到目前為止，村子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本地村民都是信仰天主教的教民。因此，與傳統宗族勢力相比，天主教教會在人們心中的地位顯得更為重要，傳統的宗族勢力在付家莊也并沒有特別大的影響。另外，天主教的教義主張人與人之間能夠和睦相處，平等相待，而宗族組織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別，由此外來宗教在本村的影響更大。與此同時，由于教會樂善好施，在村民遇到困難時會為村民募捐、幫忙，再加上經常舉辦各種宗教活動，教會給付家莊村民所帶來的親切感與歸屬感遠遠超過宗族。
付家莊村的結婚習俗是“中西合璧”的。村民結婚首先遵循西方天主教的禮儀，新人需要到教堂讓神父為他們主持婚禮，在新人婚禮的這一天村子里的教民們無論親疏遠近，都會自發前往教堂見證他們的婚禮。在婚禮上，新人們接受所有人的祈禱和祝福，隨之走進婚禮的殿堂。“在教堂里做的是神的事，拜天地是人的事”。結束完教堂里的天主教婚禮儀式之后，新人還需要返回家中做“人的事”——拜天地。離開了教堂，一切便按照中國傳統的方式展開。“早上吃面，下午坐席”，新人早上在家里邀請大家吃面條，午后開始舉行傳統結婚儀式：拜堂、拜天地，以及擺酒席邀請親朋好友來一起參加。由此可見，即使是在付家莊這樣的教民村也依舊充滿了濃濃的鄉土氣息，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的。
天主教教義不主張離婚而主張家庭和睦、與家里人不吵架，村里出現嚴重家庭糾紛要鬧離婚時，教會會主動出面調停。因此對于大多數村民來說，婚姻生活都過得和睦而美滿，村子里已經很多年沒有離婚現象了。
對于虔誠信仰天主教的付家莊村民來說，天主教文化已經滲透進了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就日常來說，每天早上、中午、晚上、用餐前、睡前，虔誠的教民們都會進行祈禱表達對主的感恩與問候。在每周二和每周日以及神父來到村子的那幾天，付家莊的教民們會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往教堂聽取神父的教誨，在神父的帶領下誦讀《圣經》，抒發各自的感想與體會，在神父的幫助下反省消除罪孽，解決生活中的煩惱。除此之外，他們還會隨著教會一起過天主教的節日，例如圣母升天節、復活節、圣誕節等。
該村建有一座教會出資修建的敬老院，設施完備，功能齊全，目前入住了9位老人。村干部介紹，鎮政府與村上都比較支持教會的這一舉動。在土地規劃等方面給予了政策支持。每逢重大宗教節日舉辦的公共活動，不僅會吸引本村及周邊村莊的教民參加，基層政府也會借此機會宣傳各種涉農政策。
由此可見，滲透了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基督教文化已經成為該村社會有效治理的核心力量。調查發現，該村經濟不發達，村中也不乏貧困戶；外出務工人員也多于臨近村莊，但村莊里平日的寧靜與重大教俗節日的隆重與熱鬧共同塑造了轉型中的村莊秩序。
（四）國家治理視域中的多元化鄉村治理格局
上述三個村莊的治理實踐為理解當下中國農村社會治理問題提供了基本參照，揭示出有效的農村社會治理可以依循多元化的路徑。
第一，市場主導的路徑。同興村的治理實踐彰顯了當前中國多數鄉村的基本治理格局。市場力量進入到農村之后，不僅激活了農村生產力，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重塑了農民關于農業、關于城市甚至關于人生的新理解，而且以自身的邏輯重塑農民對村莊共同體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各級基層政權因勢利導，以政策介入的方式始終“在場”。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不僅沒有對立，反而共同塑造著新的鄉村治理格局。在此路徑中，國家力量一方面充分允許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又將市場力量始終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市場力量帶來了可見的物質實惠，而國家力量則為市場力量得以施展創造了有效的制度環境。
第二，文化主導的路徑。蔣村和付家莊村的治理實踐，凸顯了文化這一變量在治理實踐中的重要作用。
蔣村的治理實踐凸出顯現了傳統農業文明在當下的村莊運行中發揮著積極作用。農村社會的基本民情是由幾千年來的農耕文明所塑造而成的。其對天地人的理解始終以血親關系為基礎。蔣村雖地處國道兩側，改革開放以來也逐漸吸收了多種市場要素，但民俗文化依然成為村莊治理的有效基礎。其具體表現在民俗文化中所倡導的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和村莊運行的基本原則得到村莊成員的高度認可，尤其在市場文化的沖擊下，不但沒有衰減反倒更加鞏固。人們逐漸體會到市場帶來物質享受的同時并不一定帶來更多的幸福體驗。蔣村的基層政權也充分利用村民對傳統民俗文化的認同，大力支持傳統民俗表演，也大力支持編寫村史，希望通過文化傳統把村民緊密團結起來。顯然，國家治理是以文化治理的形式得以完成的。
付家莊村則是受外來文化影響比較典型的村莊。一方面，外來文化已經與傳統的農業文明有機融合；另一方面，國家治理也充分利用了外來文化對于村莊社會整合的有效作用。
總的說來，從多元化的農村社會治理路徑中也可以發現，中國國家治理正在從總體性模式變為間接性模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國家治理原則統攝一切的總體性社會。國家力量控制整個社會的全部資源。這種整體性的治理不僅治理效率低下，而且使得整個社會缺少活力。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力量在治理實踐中不斷收縮自己的觸角，但這種收縮又不是完全退出，而是以有條件的方式與市場等其他治理力量合作。這種合作不是一種均衡化的合作，而是會根據不同的村莊實際凸顯某一個變量的核心作用，其他力量會圍繞此中軸在治理實踐中形成相對穩定的治理結構，從而實現村莊治理的動態平衡。
四、結語
一般而論，治理理論強調的是社會成員對社會政策制定、社區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是實現“善治”的主要手段。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凸顯了近年來中國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也反映了“社會時代”的到來。近代以來的中國鄉村治理，首要問題是在國家行政力量推動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必須在城鄉二元的格局中打破自然經濟的封閉性和循環性，必須面對以理性原則為核心要旨的一系列現代國家的政策謀劃。
通過對上述三座村莊的實地調查，筆者發現不同村莊都在發展過程中尋找到了重新調適自身發展的核心變量，從而因應由社會轉型給村莊和農戶帶來的巨大心理挑戰和生活壓力。以此，本文提出了“社會治理的多元路徑”這一對當前村莊社會治理問題的分析視角。
也許，時代巨變中的村莊并未如許多論者所想象的那般不堪，中國農民正在用充滿智慧的行動詮釋著自身發展的獨特路徑。當然，現代政體要求國家發展理念必須被有效貫徹。但如若處理不好與既有村莊民情之間的關系，或者國家行政力量不能有效嵌入進既有村莊社會權力結構中，就會打破村莊的平靜——農民會利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邏輯在實踐中不斷尋求新的平衡狀態。因此，農村社會治理的出路在于從根本上解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換言之，有效的鄉村治理必須建立在減輕權威體制的運行負荷基礎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村莊社會治理的過程需要有效處理外在力量對農村的“驚擾”，但既有的村莊治理秩序也并非“空穴來風”——它也是在實踐中不斷被創制出來的，因此要求有關村莊社會治理的研究盡量將“形成史”與“當前史”的雙維度相結合，以期較為完整地展示中國村莊社會治理的“前世今生”。
原載于：《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暨陜西省鄉村治理與社會建設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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