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學界對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研究均未跳出西方產業融合理論分析范式的窠臼, 而西方產業融合理論對我國農村三產融合研究的適用性和現實解釋力有待商榷。運用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對農村三產融合進行的學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判斷:農村三產融合是應對我國農業經濟資源相對稟賦變化的戰略調整, 農村三產融合基于技術創新增加了單位時空范圍內的勞動投入, 以服務規模化的社會分工彌補了土地規模化的內部分工不足, 以農業供給的多樣性和銷售創新突破了市場約束。
引言
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以下簡稱農村三產融合) 是當前中央農村政策和各地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實踐的焦點, 也是“三農”研究的熱點問題。總體來看, 目前學界對農村三產融合的界定及研究均未跳出西方產業融合的理論分析框架及范式的窠臼, 而西方產業融合理論由于其產生背景、面臨問題、關注重點的不同及其自身研究的局限, 對我國農村三產融合研究的適用性和現實解釋力也有待商榷。
其一, 產業融合理論的興起最早源于20世紀80年代因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發展而引起的產業交叉, 是在最前沿的生產技術進步和充分的現代工業、商業分工基礎上的發展新趨勢, 技術進步和管制放松是產業融合的主要原因[1]。農村三產融合則是在農業內部分工不足和農業生產力相對較低的情況下, 從更高生產效率、經營效率的產業部門獲取新的發展動力。其二, 目前產業融合理論主要以微觀層面的企業公司為研究對象, 以上市公司的商業多樣化為典型代表[2], 強調“企業跨產業經營”[3]。而我國農村三產融合更需要關注和解決宏觀層面上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農村空心化和農業兼業化問題, 強調豐富的業態形式和多元的產業融合主體共同發展。其三, 目前產業融合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 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2], 且都回避了分工與融合的關系這一核心問題[4]。基于此, 學界大多認為農村三產融合是農業產業化的高級形態和升級版[5], 但缺乏對農村三產融合突破農業內部分工局限以及化解農業產業化發展困境等問題的深入研究。于是, 部分學者又引入了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理論分析視角, 如何立勝、李世新、蘇毅清、游玉婷、王志剛等學者, 基本上都認為農村三產融合突破了農業內部分工的局限, 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的社會產業大循環中實現了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 使產業間分工在農村地區實現了內部化。這些觀點雖然未能在現有研究中展開, 卻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視角和基礎。馬克思超越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局限的社會分工思想, 對我們今天突破農業產業化局限, 認識整個農村地區社會分工的不足, 并以此分析促進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一、農村三產融合是應對我國農業經濟資源相對稟賦變化的戰略調整
農業內部分工和農業產業化強調以土地規模經營保證農業機械應用, 以農業機械化替代縮減農業生產中的“零值勞動力”, 協調推進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土地規模經營和農業機械化。相應的農業經濟資源相對稟賦變化是農業勞動力持續減少, 土地和農業資本供給相對增加。而我國實際農業資源相對稟賦變化表現為:土地資源相對稀缺且耕地質量惡化嚴重, 農業勞動力持續轉移乏力且總體過剩與青壯年高素質勞動力缺失的結構性矛盾突出, 農業技術 (資本) 投入成本增加而供給不足。
第一, 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細碎化決定了我國土地經營規模擴大受限且成本較高。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且有著數千年小農耕作傳統的國家, 耕地資源已經得到最大限度的開墾利用。為緩解家庭聯產承包制帶來的土地細碎化制約, 經過20多年的發展, 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已經在我國農村地區普遍推開。但土地集中經營的平均規模僅在100畝左右, 進一步擴大的難度較大, 且流轉整理成本較高。一般來說, 農戶之間基于親緣、地緣關系形成的自發土地流轉成本較低, 而農戶與農業企業之間以市場和契約為紐帶的土地流轉價格普遍較高。土地確權頒證工作的推進進一步規范了土地流轉市場,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流轉價格。同時, 長期過量、盲目施用化肥農藥, 導致我國耕地板結、土壤酸化現象嚴重, 耕地質量退化、生態環境破壞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日趨突出, 土壤改良的投入需求較高。因此, 我國農業土地資源供給數量和質量增長困難, 大規模經營擴張受限, 以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為主的中小規模經營方式將在一定時期內成為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給定條件。
第二, 城鄉二元結構拉動形成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 使我國農業生產呈現出勞動力總體過剩與高素質中青年人才缺失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 我國農業人口眾多, 截至2014年, 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仍占總就業人員的29.5%, 遠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另一方面, 務工與務農的收入差距導致農村年輕人去農化、惡農化現象突出, 農村空心化與農業勞動者老齡化、女性化、低學歷化越發突出。“三農”發展不僅缺失青壯勞動力和有一定科學技術知識、生產管理素質的專業人才, 還需應對回鄉老齡、低技能農民工以及留守老人、婦女的再就業需求。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既面臨人才缺失和勞動力不足的困境, 又承受著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壓力。
第三, 農業生產技術及資本投入需求增大而供給不足。農業現代化是一個逐漸從以資源為基礎的農業向以技術為基礎的農業的轉變過程。技術進步是打破農業自然約束的關鍵因素。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 大型土地深翻犁、自動插秧機、糧食收儲機等農業機械的應用, 物聯網監測、測土配方等改善土地質量的專業技術投入, 以及生物制種、航天育種、冷鏈晾曬、倉儲加工、物流運輸等產前產后服務都需要大量資金和智力投入。然而, 農業投資大、風險高、回報周期長等特點導致農村金融產品、服務和貸款抵押方式較少, 農業融資渠道狹窄, 貸款規模有限, 且成本較高。
因此, 我國“三農”發展需要同時解決土地、勞動力和資金技術的三重要素瓶頸約束。農村三產融合正是應對我國農業經濟資源相對稟賦變化的實踐探索和戰略調整。首先, 農村三產融合更多地關注生物技術和設施農業, 這可以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土地產值, 實現土地和勞動力的雙重節約, 特別強調以延長產業鏈提高單位土地的產品附加值;其次, 農村三產融合以生態農業、有機農業保護改善耕地質量、保障農產品安全, 并同步推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化, 兼顧土地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再次, 農村三產融合鼓勵大學生和青年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 強調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多元產業融合主體的分工協作、共同發展, 有助于緩解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此外, 農村三產融合注重發展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型產業, 既強調圍繞農產品加工業構筑完整的縱向農業產業鏈, 更強調基于農業多功能性與文化、教育、休閑旅游等產業形成橫向融合, 以社會分工促進轉移勞動力 (時間) 再就業和農民增收。
二、農村三產融合基于技術創新增加了單位時空范圍內的勞動投入
“從某種意義上說, 分工無非是并存勞動, 即表現在不同種類的產品 (或者更確切地說, 商品) 中的不同種類的勞動的并存”[6], 把“不同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轉化為空間上的并存”[7]。勞動過程的可分解性與勞動時間的細分相結合, 構成了勞動分工的內涵條件。分工就是把勞動過程加以分解再部分地重新組合, 通過分解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勞動轉換時間的節省縮短生產周期, 減少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投入。由此實現的經濟增長表現為節約勞動力 (時間) 的再投入, 即提高單位時間的勞動產出。
農業生產, 特別是種植業生產要遵循嚴格的生命周期和自然規律, 具有時間上的繼起性和固定性。農業產業化強調以農業機械替代勞動力投入, 以實現勞動節約和“零值勞動力”轉移, 其本質是資本對勞動的排擠[8]。但農業產業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產品自然生長與勞動生產的時間差問題, 分解勞動時間和勞動轉換時間的節省不能縮短農業生產周期, 不能真正促進農業內部分工的發展。農村三產融合轉變發展思路, 注重發展“勞動和技術 (資本) 雙密集型農業”, 關注“零值勞動時間”再投入而非“零值勞動力”轉移, 以增加而非減少勞動投入, 提高農業附加值和單位土地產出, 促進農業內部分工。
第一, 農村三產融合依托現代農業技術的發展, 縮短或延長農作物生長周期, 調整其空間并存形態, 增加了一定時空范圍內的勞動投入。從土地輪種到取消休耕, 再到提高復種指數, 農業的真正增長都以縮短農作物自然生長周期、增加農業生產勞動的連續投入, 進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農村三產融合以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及資源與環境工程技術為核心, 可以分解調控農產品的自然再生產過程和空間布局形態, 如溫室農業通過控制農作物生長的土壤、溫度、濕度、光照等外部條件, 可以加快蔬菜、花卉和小型苗木等的光合作用過程, 縮短其生長周期, 提高復種指數;強調生態有機的循環農業, 則對生物物質的不同形態進行勞動投入、價值再挖掘, 使看似分離的動植物生產環節整合為一整條生產鏈, 以時間繼起整合了空間并存;冷鏈、晾曬烘干技術的發展和農產品加工工藝的改進, 以不同的產品形態延長了農產品的成熟期, 以農產品加工研發的勞動再投入延長了農業產業鏈。總之, 農村三產融合依托設施農業和工廠農業的發展, 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或改變了動植物的生長特性, 提高了單位土地的利用率, 增加了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的勞動投入。
第二, 農村三產融合充分利用不同動植物的生長特性或不同階段, 以豐富的有用勞動形態調整增加固定生長期內的勞動投入, 可以提高勞動投入的連續性。傳統農業生產大多只關注植物生長的成熟期, 以成熟農產品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農村三產融合則更注重對動植物不同生長期的價值再認識、再挖掘, 調整農業勞動投入的時空并存方式, 提升單位面積的勞動產出, 如垂直農業在同一設施空間內布局不同種類的花卉蔬果, 實際種植面積可以達到土地面積的十數倍;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等利用春播秋收開展體驗農業和時鮮采摘活動, 利用花期開展節慶休閑旅游, 依托田園空間進行親子教育等, 實質上都是在保障、提高農產品質量的基礎上, 實現農閑時期的“零值勞動時間”再投入, 以空間并存實現土地等生產資料的高效投入和利用。
三、農村三產融合以服務規模化的社會分工彌補了土地規模化的內部分工不足
用自然力代替人力是現代農業的主要技術特征。農業機械的應用要求農業勞動者和生產資料集中, 要求單個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資本達到并超過一個最低限額, 形成一定的生產規模。因此, 土地規模化強調單個經營主體內部規模擴大, 但它試圖卻又無法實現農業內部的完全分工。農業勞動具有典型的“農忙” (間隔性充分就業) 與“農閑” (階段性隱性失業) 季節性交替特征[8]。替代勞動投入的農業機械具有投入成本高、使用頻率低、生產應用時間短的投資低效率問題。單主體內部規模擴大, 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投入和機械投入的季節性問題, 甚至可能激化農忙農閑的人力物力配置沖突。更重要的是, 現代農業生產的技術核心正逐漸從以機械力學為主的動力學應用轉向生物信息技術的應用, 強調以普遍的自然科學代替個體的經驗積累。而生物育種、物聯網技術和測土配方等具有典型的研發投入成本大、應用門檻低的外部性、公共性特征。事實上, 無論是普通農戶、家庭農場還是農業企業, 都難以獨自承擔農業生產經營全過程所需的全部知識和技術投入, 大多數土地規模經營主體都面臨著資金和勞動力投入不足的雙重壓力。
社會分工是土地規模經營內部分工的基礎。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中指出, 農業生產中的良種、化肥、農藥、拖拉機、電動機等都是一種假不可分性, 真正不可分的是典型的農民或者農場管理者, 并且其人力貢獻仍然具有可分性, 可以用部分時間從事農業勞動, 同時以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在離農場很近的社會里找到工作。這種“可分性”實際上指出了以社會分工實現農業勞動力、農業機械和技術智力服務外部規模化的可能。農村三產融合立足農村地區的社會分工, 可以社會化服務體系構建實現農業生產的外部規模效益, 同時以社會就業崗位的豐富緩解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矛盾。
第一, 農村三產融合促進各類生產性服務業從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中分離或半分離出來, 以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實現農業生產的外部規模效益。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 通過替代農戶自購農機、自我服務的投入, 有效降低了農戶生產經營的物質生產投入成本。此外, 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還擴展了農業機械和技術智力服務供給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跨度, 以服務的外部規模效應實現投資回報的經濟收益, 為高投入技術的推廣應用提供了條件。農村三產融合以農業服務業的社會分工彌補了土地規模經營內部分工的不足。
第二, 農村三產融合豐富了農村地區就業創業機會, 促進了農業“零值勞動力”和農業勞動者以“零值勞動時間”在區域內實現社會分工的再投入, 緩解了農村空心化和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矛盾。農業生產性服務業、農產品加工物流及各類服務的分化、細化, 拓寬了青壯年勞動力及農業科技人員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 有利于吸引農民工和創業人員回流。而手工制品、鄉村旅游、蔬果采摘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也為農村留守中老年和婦女等農村弱勢群體提供了一定的就業崗位, 提高了他們的收入和福利狀況。
四、農村三產融合以農業供給的多樣性和銷售創新突破了市場約束
一定規模的市場是商品生產的一般前提, 市場大小直接影響農業分工的深化和農產品生產的專業化程度。相比工業品, 農產品本身的食物特性限制了其市場的擴展, 使農業生產始終面臨著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 我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由總量不足轉變為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未來農業生產與市場的矛盾將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其一, 農產品的食物性決定了其作為生存必需品的總需求彈性小, 需求總量受人口總量的限制難以實現進一步增長。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增加, 對食物的消費支出一般不會因其價格的降低而增加。農產品消費支出的比重在整個國民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必然呈下降趨勢。其二, 農產品的供給季節性和鮮活易腐性決定了農產品的流通半徑小、時間存續短, 制約了農產品供給的市場大小和市場調節能力。在農業生產與消費的完整周期中, 供需關系對價格波動的影響較強, 而價格波動對生產供給調整卻具有相當的滯后性、盲目性, 不利于市場分化和生產分工。其三, 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是農業家庭生產方式面臨的主要困境。農業產業化主張直接擴大生產規模, 提高對接大市場的信息綜合能力和成本負擔能力。但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和機械應用, 導致農產品生產的單一化和同質化競爭嚴重, 限制而非豐富了農產品多樣性需求的滿足, 進而限制了農業內部分工細化。
現代農業強調交換價值的生產。農村三產融合推動以農產品生產供給為導向的傳統農業轉向以市場、消費和服務為導向的現代農業, 促進農業生產更好地滿足或創造城鄉居民的多樣化、多層次消費需求, 以新業態帶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首先, 農村三產融合以農業供給的多樣性, 拓寬了市場需求邊界和農業供給的時空半徑。一是以農產品生產結構調整適應食品消費結構轉變。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國食品消費總量雖然難以實現大幅度增長, 但消費結構從傳統的8∶1∶1的糧食:蔬菜:肉食結構轉向高收入地區和階層的4∶3∶3[9]。多元產業融合主體推動的適度規模經營中, 糧食生產的比重逐漸減少, 而以蔬菜、水果為主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逐漸增加, 且更加重視生產品類的細化更新, 提升農產品品質。二是促進農業生產從食品供給向原料供給拓展。生物醫藥、能源農業、化工農業等的發展使農業的生產功能從農產品食物供給拓展到工業的生產原料供給, 花卉、藥材等其他原料性產品豐富了農產品的種類和應用范圍。三是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有機農場、生態農業等使農業從生產功能延伸出生活、生態、文化、教育等多種功能, 農業的供給范圍從物質生產領域拓展到精神生產領域。四是農村三產融合以冷鏈技術和倉儲設備的發展保障了農產品的時鮮特性, 通過農產品加工改變農產品的供給形態, 利用交通、物流網絡和農村電子商務的完善, 拓展農產品的市場在售時間和銷售半徑。
其次, 農村三產融合依托技術進步和服務創新, 改變農產品銷售方式, 有效緩解了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 準確地說, 是生產分散性與消費分散性的對接矛盾, 關鍵是農產品銷售的諸多中間環節導致其流通損耗大、成本高, 并最終表現為農產品生產收入低和市場價格高的矛盾。農村三產融合強調以豐富的業態和多元主體的特色小生產直接對接分散多樣的市場需求, 既能有效緩解農業產業化導致的供給同質化與需求多樣性之間的矛盾, 又能實現農民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銷售等各個環節的利益分享, 促進農民增收。現代物流業和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則為其提供了物質基礎。電子商務依托信息技術的應用減少農產品銷售的中間環節, 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對接,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費用;而消費者與生產場地的直接連接, 也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農產品的流通成本。
總體來看, 農村三產融合在我國仍然屬于新生事物和初級發展階段, 其是我國農業分工細化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升級要求, 更是應對農業經濟相對資源稟賦變化, 以農村地區社會分工應對修正農業內部分工不足的必要調整。農業產業化關注作為整體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業機械的應用, 本質上是資本對勞動的替代, 而農村三產融合則更側重于節約勞動力和零值勞動時間的再投入, 以勞動投入的增加實現價值增值;農業產業化主張通過擴大土地規模來保證農業機械應用, 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業機械應用的季節性問題, 農村三產融合則以社會服務的規模化彌補了土地規模的不足, 分攤單個主體難以承受的技術和智力投入成本, 同時以農村地區的社會分工緩解了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矛盾;農業產業化以改變家庭小生產、實現規模化大生產來適應大市場需求, 農村三產融合則豐富和擴大了農業生產的供給形態, 以多元主體的高品質多樣化生產對接市場的個性化需求, 依托現代物流技術和銷售形式創新實現生產分散性與需求分散性的對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與探索 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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