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施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戰略是補齊農村農業發展短板, 構建現代化農業經濟體系, 立足中國大地助力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一極。鄉村振興戰略與三產融合發展存在著在農村農業發展、國家戰略、國際經驗三重維度上的價值取向趨同, 鄉村振興的基礎在產業興旺, 產業興旺的出路在三產融合發展。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協同推進, 必須遵循“創新、協同、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 可以在協同動力、協同主體、協同引擎、協同保障、協同基礎五個方面進行路徑選擇。
農業資源稟賦的限制, 決定了其弱質性的產業特征。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中, 城市快速擴張和發展, 轉移和占用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資源。這是工業化現代化不可避免的過程, 然而, 由于自然地理、資源稟賦、人口結構、城市承載能力, 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戰略安全, 我國的城鎮化發展不能簡單走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 必須扎根中國大地, 立足中國農村, 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之路。改革開放四十年, 在我國農村農業經濟社會發展巨變的同時, 由于農村農業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等向城市的單向流動、集聚, 出現了留守農民老齡化、土地利用非農化、農村空心化等諸多鄉村衰退的現象, 究其根源是鄉村產業持續發展缺乏相應的要素供給, “三農”問題成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和實現現代化的短板之一。基于我國鄉村發展現實, 黨的十九大報告從國家戰略的高度, 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其中, “產業興旺”這一新表述, 既強調了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要點, 又突出了要增強現代農業發展的多功能性, 把農村產業之間的滲透、融合發展作為應對農業資源約束瓶頸的突破口, 由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因此, 研究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價值取向與邏輯關聯, 探討兩者協同發展的路徑, 是國家戰略頂層設計的必然, 也是重新審視和拓展鄉村價值,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需要。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鄉村興衰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 探討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 首先基于城鄉發展理論梳理鄉村價值的認知演變, 以宏觀的視野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價值取向作出準確判斷。現有的城鄉發展理論大致可以歸為兩類:一是城鄉不平等發展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思想體現出鄉村價值在于被動地滿足工業部門和城市發展的需要。以劉易斯 (Lewis.W.A) 為代表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并存, 應采取城市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2]。增長極理論則認為“極化效應”吸引各類優勢資源要素從農村向城市聚集。由于極化周期較長, 往往抵消了城市輻射農村的“涓滴效應”, 導致城鄉差距擴大。克魯格曼 (Krugman, P) 的中心———外圍理論認為工業部門和城市處于核心地帶, 農業部門和農村處在邊緣。形成中心主導外圍的城鄉不平衡發展關系[3]。邁克爾·利普頓 (Lipton.M) 用“城市偏向”概括這種不平等的城鄉關系是鄉村貧困的根源[4]。施特爾和泰勒 (Stohr.W.B.&Taylor) 的“選擇性空間封閉”發展理論批判城市偏向理論導致農村貧困, 完全忽略城市對鄉村的輻射和影響。又將城鄉關系引入了“農村偏向”的極端[5]。二是城鄉平等發展理論。這一理論核心思想是正視鄉村的價值, 城鄉應該統籌協調發展。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多處闡述了產業分工帶來了互為市場互利互惠的城鄉關系。指出城鎮發展規模需要與之匹配的農業農村發展水平[6] (P16、141、346-351) 。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也論述了城鄉融合、消滅城鄉和工農差別的思想[7] (P646) 。此后學者們基于發展中國家城鄉差距帶來的不利影響, 認為應重視農業發展, 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釋放更多勞動力和提供更多農產品[8]。德國1965年開始實施“城鄉等值化”戰略, 表明城鄉價值同等重要[9]。19世紀80年代日本“第四全綜國土規劃”實踐, 致力于建設一個“城鄉融合系統”[10] (P126) 。鄉村平等發展理論和實踐間接強調了城鄉和諧共生, 鄉村價值在于主動與城市進行資源雙向流動, 城鄉擁有對等的話語權。
為了消除我國“城市偏向”的發展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 提升農業綜合競爭力, 增加農民收入, 增強農村活力一直是“三農”政策的實施重點。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 (簡稱“農村三產融合”) 發展的思路最早于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同年12月,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關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從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高度強調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此后, 中央一號文件從“深度挖掘農業的多功能性”“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拓展農業產業鏈價值鏈”等方面連續強調了農村三產深度融合的政策指向。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提“鄉村振興戰略”, 相關論述中強調要促進農村三產融合、鼓勵農民就業創業實現增收。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體系構建導向。同年9月,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 》再次明確農村三產融合能夠實現農村產業間多種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 以新載體新模式推動產業融合, 實現產業升級、三農收益。國家關于“三農”發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戰略表明, 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已經成為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政策重點。
“三農”政策導向下, 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引起普遍關注, 出現了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 (1) 現有研究涉及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多個維度, 覆蓋了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理論研究的熱點和前沿。以實踐案例經驗總結為主, 多為宏觀層面的定性分析。農戶、政府、企業以及其他參與融合主體的時代特征、利益訴求、緊密型利益聯結方面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2) 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內容覆蓋了鄉村振興理論與實踐的主要問題, 體現出政策解讀性的特征, 缺乏可操作性的細化措施, 尤其對鄉村振興與其構成要素之間的內在關聯機制缺乏深入探討。 (3) 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結合研究的成果, 以報紙報道和政策解讀為主, 缺乏理論體系。一是對鄉村振興戰略與產業興旺兩者互動關系的探討[11,12];二是以鄉村振興為背景探討農村三產融合發展[13,14,15];三是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共同原則進行探討[16]。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關鍵是保障處于弱勢的農民生產生活需要, 不能成為資本下鄉的便利渠道。要謹慎對待外來資本[17]。
現有研究普遍認識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以及農村三產融合應利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契機進行發展, 但是存在著重政策理論解讀, 輕實踐細則的不足。具體來說, 一是由于缺乏對鄉村價值演變的宏觀把握, 未能精準定位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三產融合在不同維度上的價值趨同;二是由于缺乏對農業農村發展優先性的全面理解, 未能深入揭示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內在的邏輯關聯機理;三是由于缺乏對農村的客觀認識, 未能有針對性地提出政府主導 (自上而下) 與農民推動 (自下而上) 充分結合的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的協同發展路徑。
基于此, 本文立足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 擬對兩者多維價值取向及兩者價值趨同的核心問題進行探討, 進而重點闡述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內在的邏輯關聯機理, 最后基于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 貫徹新發展理念, 從協同動力、協同主體、協同引擎、協同保障、協同基礎五個方面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三產融合的協同發展路徑。這既是頂層設計的政策導向, 也是重新審視和拓展鄉村價值,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需要。同時, 關于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邏輯關聯及協同發展路徑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三農”問題理論研究的拓展。
二、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價值取向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情境下, 準確把握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多維度的價值取向, 及其在新的歷史階段的趨同核心問題, 有助于補齊我國現代化全面建設的農村和農業“短板”。探討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價值趨同, 不僅是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的導向, 也是探究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內在邏輯關聯的依據。
(一) 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價值取向
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背景下, 鄉村價值被重新審視, 糧食安全視角發生變化, 農業的功能也應重新定位。如何實現鄉村與城市的平等對話,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糧食保障功能之外, 如何滿足城市居民對農業越來越多樣化的需要, 提升農業綜合競爭力, 實現農業現代化?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正視并理解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多維價值。
1. 農村農業發展維度的價值取向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發展政策帶有明顯的城市偏向特征, 農村和農業的價值在于被動地滿足城市和工業發展需要。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表明我國城鄉發展政策的戰略性轉變。一是能夠根本性解決“三農”問題。當前土地、勞動力和資金技術三要素的資源約束是我國“三農”問題的主因, 表現為土地資源有限與耕地質量持續惡化并存、農業勞動力過剩和高素質勞動力短缺并存、農業技術和資本供給不足和投入成本增加并存。鄉村振興戰略在資源配置和政策扶持方面優先考慮農業農村發展, 農村三產融合重拾農業多功能性, 將就業機會和產業融合收益留給農民, 推動我國農業農村的發展。二是能夠推進農村全面發展。鄉村振興戰略承載著推進鄉村充分發展的新時代使命與責任, 是化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戰略調整。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利于現代農民的全面培育、現代農業的全面發展以及現代農村的全面建設。
2. 國家戰略維度的價值取向
鄉村振興和農業三產融合的過程是城鄉之間多種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的過程。一是有助于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新理念, 是對新時代我國城鄉關系的新定位。城鄉統籌政策框架下, 城鄉關系的調整是初步的, 城鄉一體化則是城鄉統籌的遞進階段, 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城鄉融合發展”表明城鄉平等交流是更高的發展階段,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是城鄉關系遞進發展的必然。鄉村振興與農村三產融合承載著推進城鄉之間要素融合、空間融合、生活方式融合等多維度深層次融合的歷史使命。二是有助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 農村發展不充分和農村現代化滯后的現實是短板所在, 中國的農村人口至2030年仍有4.5億左右, 鄉村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全面建設的根基。“鄉村振興對于整個中國的現代化而言意義非凡。”[19]同時, 農村三產融合實現農業“接二連三”全產業鏈延伸, 將有利于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
3. 國際經驗維度的價值取向
“城市優先———振興鄉村———城鄉融合”是多數國家和地區實踐得出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然而, 二戰以來, 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為數甚少。多國實踐表明, 把握城鄉發展政策調整的戰略性時機, 及時制定農業農村保護性發展政策, 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尤為重要。我國正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轉型期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既考慮了工業化城鎮化的現階段特征, 又契合了城鄉關系遞進發展的規律, 更是直面四化同步和全面實現現代化的一項符合中國國情的重大戰略抉擇。中國作為“一個人口超過10億的大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現代化以后城鄉是個什么格局?人口在城鄉之間的分布到底是個什么狀態?這個規律全世界還沒有總結出來, 只能靠中國自己去探索和總結”[18]。一旦中國摸索出農村三產融合的成功模式, 總結出農業產業融合發展的規律, 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一旦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實現, 則可以作為“中國特色”鄉村振興道路為其他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經驗借鑒。
(二) 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價值趨同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這是對新時代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的新調整。如何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中體現農業農村發展的“優先性”, 既是兩者的價值趨同起點, 也是我們解決以下三個趨同核心問題的基本原則。
1. 要發揮中堅農民的主體性
我們認為, 農民這一龐大群體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主體性必須得到體現。鑒于農民群體的狀況發生改變1, 中堅農民應成為核心力量。所謂中堅農民[19], 即留守農村的青壯年。他們出于現實考慮, 留在農村, 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 耕種自家承包地和流入的進城村民的土地, 形成一定規模的農業經營。基于規模耕種需求, 中堅農民有較大的積極性采用農業新技術、購買農機、改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 也有較大的熱情主動尋求技術、信息等農技服務;中堅農民能獲得不低于進城務工的農業收入, 在農村體面生活, 他們根植于農村和農業, 對農業的意義在于保障糧食生產, 對鄉村的意義則是鄉村治理的骨干力量。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基層實踐中, 應充分發揮中堅農民的主體性, 激活中堅農民的活力和潛力,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2. 土地利用非農化非糧化, 要重拾農業功能的多樣性
外來資本因國家財政補貼和土地增值收益進入農村和農業, 農村土地流轉面積快速增長。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截至2016年6月, 流轉農地占承包地總面積比重已經超過三分之一。外來資本受利潤最大化原則支配, 追逐市場需求, 土地使用存在明顯的非農化非糧化傾向。流轉規模越大, 非糧化傾向就越明顯。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一方面, 我們要堅守耕地紅線, 禁止耕地“非農化”, 保護和優化糧食產能, 確保糧食安全, 夯實鄉村振興的堅實基礎。另一方面, 要重拾農業多功能性, 把農業從傳統的糧食保障的角色中解放出來, 滿足城市居民對鄉村優質的食物、清新的空氣、優美的景觀、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令人向往的鄉村文化和風俗體驗的多種美好生活需要, 促進農村三產融合發展。
3. 基層實踐盲目化, 要因地制宜有序推進
鄉村振興新語境下, 多地基層政府傾力打造各種典型示范村, 然而, 鄉村沒有內生的文化資源、管理組織以及生產生活特色與之銜接, 未能起到示范效應, 造成支農資源無效使用, 政府的政策扶持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干擾, 引致社會效益損失。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要對不同的鄉村特征進行歸類, 因地制宜制定鄉村振興的細化操作措施, 先后有序輕重有別, 不能用同一種模式同一時間推進。
三、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關聯
農村三產融合旨在實現資源、要素、技術、市場需求各要素在農村的整合重組, 進而改變農村產業空間布局, 成為振興鄉村產業的主要出口, 而產業興旺則是全面實現鄉村振興的堅實基礎。結合以下圖示, 我們可以更直觀地闡述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關聯。
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價值邏輯關聯及協同路徑選擇
圖1 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內在邏輯關聯圖
(一)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礎
如圖示路線 (1) 左側方向所示: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產業興旺從糧食安全、生態環保、農民增收、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等方面保障了鄉村全面振興的新動能:第一, 農業是糧食以及重要農產品之源, 現代農業兼具滿足綠色安全食品、生態休閑、農事體驗等物質和精神需要的多功能性;第二, 現代農業及農產品加工業秉持綠色發展理念, 立足鄉村生態優勢, 降低單位產出能源資源消耗、增加環保投入、普及清潔生產、創新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利用技術, 實現產業發展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第三, 產業興旺增加農民就業機會, 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為現有6億多農村人口提供生產生活的產業支撐;第四, 鄉村產業發展優化現有鄉村產業布局, 有效引導鄉村資源要素集聚, 從農業內外、城鄉兩頭共同發力, 促進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農業和農村流動, 激發農村創業創新活力, 提升鄉村產業發展能力與水平, 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夯實經濟基礎。
(二) 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是產業興旺的出路
產業興旺的核心在于有效激發鄉村產業發展活力。農業產業因其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供求缺乏經濟彈性、市場剛需等弱質性, 在與二三產業的成本收益對比中處于明顯的弱勢。農業部數據顯示, 2017年底, 我國農民從農業獲取的人均年收入僅為3 122元。現有農業資源約束下, 我國農村人口的充分就業依靠單一的種養為主的農業產業無法實現。如圖示路線 (1) 右側方向所示: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是實現產業興旺的出路。農村三產融合發展, 一方面有利于促進當地農民和本地產業發展的有機結合, 實現農民的本地甚至本村就業, 直接顯著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 產業延伸與融合, 為農民提供更多的農業領域的創業創新機會, 拓寬新業態新產業的發展空間。通過這兩方面相互促進, 共同推進鄉村產業振興。
(三) 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目標的內在統一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是改變我國農業不強、農民不富、農村不美現狀的重大戰略機遇。“產業興旺”意味著包括農業在內的農村產業要更有生機和活力, 順應我國農業主要矛盾從總量不足向結構失衡的變化, 應致力于提升農業綜合競爭力;“生態宜居”則強調農業綠色發展, 農村環境高效治理和生態保護, 建設美麗鄉村;“生活富裕”涵蓋了農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以及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和精神享受的富足;“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均體現了對鄉村傳統文化傳承、農民精神富裕滿足、鄉村組織管理以及環境整治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如圖示路線 (2) 所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重新審視和拓展了鄉村價值, 在城鄉關系中, 鄉村以積極的姿態與城市進行多種要素資源雙向流動, 在經濟發展、生態環保、文化傳承、鄉村治理等方面取得成效, 從根本上解決農業不強、農民不富、農村不美的境況,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過程中, 經營主體基于降低成本與科技創新的雙重動力2。表現出吸納新理念、新技術, 及時收集市場信息的主動性, 積極與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重拾農業多功能性。如圖示路線 (3) 所示: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圖示圈里, 外圍的連結弧線意味著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銜接及延伸, 最終形成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三鏈”的閉環, 供給能力提升, 供給數量增加, 本質上來說, 是存量產業存量業態的調整重組;中間箭頭則表示一二三產業之間的滲透融合, 催生新的產業新的業態, 屬于增量產業增量業態, 可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創收機會。基于農業多功能性的三產之間的銜接、衍生和融合帶來農業綜合競爭力提升和農產品價值增值。此外, 農戶作為融合主體, 與其他融合主體分享全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利益分配, 實現持續增收;三產融合過程中, 通過新技術對農業的有機滲透, 突出綠色生態指向, 如節水灌溉、耕地地力保護、化肥和農藥減量、農業廢棄物回收、加大污染地區治理力度等, 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同時, 使農村煥發生態宜居的新農村形象。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同樣利于徹底解決“三農”問題,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綜上, 鄉村振興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關聯可概述為:鄉村振興的基礎在鄉村產業興旺, 產業興旺的出路在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要始終堅持新發展理念, 以人民為中心, 把握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節點, 直面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現狀, 在根本性解決“三農”問題和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上, 兩者表現出戰略目標的內在統一。
四、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協同路徑選擇
推進鄉村振興與農村三產融合協同發展是一項系統而長久的工程, 需要發動全社會多方力量、多種機制、多種資源要素參與進來, 協同推進。在協同動力、協同主體、協同引擎、協同保障、協同基礎各維度要始終貫徹創新、協同、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根本解決“三農”問題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目標上, 實現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內在統一。
(一) 協同動力:多利益主體聯結分享發展紅利
產業融合改變原有的產業內的市場結構, 城鄉融合則改變原有的鄉村資源要素的配置, 進而改變利益分配格局。如何將鄉村振興和產業融合帶來的利益更多地留給農民留在農村, 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關鍵問題。《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 》指出:“始終堅持把農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作為基本出發點, 著力增強農民參與融合能力, 創新收益分享模式, 健全聯農帶農有效激勵機制, 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融合發展的增值收益。”[20]如何在保障農民收益的前提下, 加強多利益主體之間風險共擔、優勢互補的利益聯結關系?我們先將新型經營主體分為:本土自發分化形成的新型經營主體和外來資本形成的新型經營主體。在此基礎上, 探討不同的新型經營主體與農民之間的風險分擔和優勢互補的利益聯結關系。具體來講: (1) 提升外來資本形成的新型經營主體對農民的輻射帶動能力。實現小農戶與現代化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政策語境下, 新型經營主體可充分發揮其農業農村發展理念的前瞻性、技術應用的先進性和搶占市場的開拓性, 帶動農民融入農業現代化進程。除了帶動農民自身經營能力提升, 還包括對農民組織和農業經營模式創新的輻射, 如在農業協作組織、經營管理培訓等方面提供引領, 與農民建立互利共贏的持久關系。 (2) 實現本土自發形成的新型經營主體和農民鄉村治理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中的話語權。防止外來資本形成的新型經營主體憑借其資本優勢和市場強勢, 將本土有競爭力的新型經營主體和小農戶推向權益分配的邊緣。本土自發生產的新型經營主體和小農戶是根植于農業和農村的更關鍵的內生力量, 應更多分享農業農村發展紅利。此外, 由于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利益主體復雜多元, 加強多主體利益聯結時尤其要注意有序推進, 注重利益訴求的變化以及利益分享模式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二) 協同主體:培育中堅農民成為農業經營和鄉村治理的核心力量
關于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核心力量探討, 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是以外來資本形成的新型經營主體為主[21]。工商資本進入農業農村, 有實力改善鄉村基礎設施、組織大規模鄉村環境整治和清潔生產、采用農業技術裝備規模經營等;另一種是以本土農民為核心力量[17]。應發揮農民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 在鄉村治理和鄉村文化建設方面充分尊重農民的自主選擇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其他社會資本的帶動作用固然不可小覷, 然而鄉村振興和三產融合發展作為農村農業的重大發展戰略, 其核心力量應該歸位于農民這一群體, 而中堅農民因其對于糧食生產和鄉村治理的雙重意義, 應該成為農業經營和鄉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具體來講: (1) 培育能代表廣大農民意愿的中堅農民。作為農村內部自發分化而形成的較有競爭力的中堅農民, 既能保障農業的糧食生產功能, 又是參與鄉村治理的骨干力量。他們有積極性也有能力代表留守農民, 向政府表達對農村公共服務產品的需求, 促進農民與政府之間的高效良性互動。政府應推動多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組織的成立, 鼓勵中堅農民成為農業合作組織的核心, 帶動其他小農戶, 互助合作, 保障農民和農業在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中的主體地位。 (2) 鼓勵土地流向中堅農民。現階段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去向有正式流轉土地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非正式流轉的中堅農民。正式流轉的土地租金遠遠高于非正式流轉。土地租金高利潤少, 土地經營者在利潤最大化原則指導下, 容易追逐市場需求, 出現土地使用的非農化非糧化傾向。中堅農民則將農業和農村作為安身立命的保障, 應鼓勵土地逐步流向中堅農民, 對他們的土地經營權給予更多的保護, 才能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以及穩定農村社會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城鎮化推進, 更多農民進城, 城市就業競爭愈加激烈, “三權分置”實施背景下, 城市就業競爭失利后退回農村重拾農業生產的中堅農民會越來越多。低租金非正式的流轉方式存在的地塊分散, 耕作、灌溉、收割存在較多不便的弊端將越來越突出。若有鄉村組織集體自上而下的行政介入, 進行統一調整, 中堅農民便能連片規模經營, 小農生產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便可以得到克服, 通過多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組織, 中堅農民也能實現農業經營的規模化和機械化。
(三) 協同引擎:科技創新推動綠色發展
鄉村振興, 要求推動鄉村自然資本快速增值, 實現經濟收益和生態收益的統一;農村三產融合, 則要求新技術對農業有機滲透, 突出綠色生態指向。為此: (1) 打造鄉村科技信息人才隊伍。農村擁有這樣的人才隊伍才能高效接受新政策、新技術、新思路、新商機, 進而運用現代科技成果改造傳統農業農村, 促進農業農村全面發展。 (2) 引導資金投入科技研發。一方面, 集中公共科技資源。在農業科技資金投入、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以及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完善等方面凸顯政府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的戰略導向, 以科技創新引領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另一方面, 控制資本下鄉范圍。鼓勵城市私人資本進入農業科技創新領域, 在農業生產產前、產中、產后不同環節加大技術研發和推廣力度。以科技創新為引擎, 突破土地、人力、資本等農業資源約束瓶頸, 提升新技術與農業生產滲透和融合的力度, 秉持綠色發展理念, 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 促進農村三產融合, 高效振興鄉村。
(四) 協同保障:基層實踐響應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的戰略意義在于為地方實踐提供政策導向, 而基層實踐要精準領會頂層設計的戰略意圖, 實現頂層設計的戰略目標。為此: (1) 中央政府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進行科學的頂層設計, 明確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的核心內涵、推進思路、階段目標、總體目標等, 把握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有序推行。 (2) 基層政府根據頂層設計, 結合本地資源要素稟賦, 出臺具體的實踐計劃, 制定詳細實踐方案。“三農”工作一直是中央“一號文件”的關注重點, 每年都有支農惠農政策的頂層設計, 然而從多地鄉村典型示范村建設、鄉村旅游重點村鎮建設的案例來看, 基層實踐未能正確認識本地資源稟賦, 盲目實施建設項目, 造成了支農資源的低效使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 既要遵循頂層設計的政策導向, 又要突出基層實踐的本土化特色,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做到優勢互補。
(五) 協同基礎:打造產業公地實現技術共享
產業公地是一個抽象概念, 意指可為多個產業提供創新支持的技術基礎[22]。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 相關企業可共享這些基礎性的共性技術。隨著對產業公地的研究與運用, 其內涵已延伸至制造業領域之外。鄉村振興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均要求突破行政空間約束, 促使生產要素跨區域跨空間流動, 實現“開放”和“共享”。在產業融合的基礎上, 由技術共享帶動產業間勞動力、組織模式、基礎設施等生產要素的流動。為此: (1) 實現農村基礎設施的技術創新和共享。一要完善與農業規模化、機械化、農事體驗和鄉村旅游發展密切相關的農田、林道、河流水庫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與跨區域融合發展密切相關的鄉鎮公路等基礎設施。二要加強物流基礎設施建設, 提高農村商貿、供銷、郵政等環節效率。三要實現信息通訊基礎設施建設, 在農村實現區域千兆光纖和4G網絡全覆蓋, 提高農業生產及加工等技術共享和傳播的迅捷性。 (2) 實現農業內部以及農業與其他產業技術、管理、組織等創新和共享。農業與其他產業融合一般處于被動接受改變的狀態, 表現為先進技術跨越其他產業的邊界, 通過共用平臺, 滲透到農業產業領域, 實現技術要素的創新、擴散、發展與融合, 從而帶動農業產業發生變化和創新。首先, 第一產業公地依賴農業生產技術創新。如將GIS應用于農業災害與控制、水土保持、農業資源調查與管理、水分檢測以及脆弱性地區農業生態環境監測等;運用物聯網傳感器和軟件, 通過移動平臺或終端對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進行控制與監測。其次, 第二三產業公地借助企業組織管理創新。第二產業可采取聯合、兼并、資產重組、上市等途徑和方式, 鼓勵農產品加工企業規模化、集團化發展;采用“總部+基地”的模式, 引導涉農企業將研發營銷總部設在中心城市, 而生產加工基地則建立在具有成本優勢的外圍村鎮。第三產業可通過互聯網技術創新涉農服務載體和模式, 在農業上下游產業、農產品供給方和需求方之間發揮中介作用。產業公地培育效果影響著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的順利與否, 最終也影響著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效果。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 (15BSH01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 (16BJY03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 (2017TS065); 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 (2019-ZDJH-292);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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