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場域，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方法論。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關系應當理解為一體兩翼，自治是主要內容，法治是保障底線，德治是輔助工具。中國農村可以劃分為傳統農村和城市化了的農村，傳統農村與城市化了的農村在建設環境上有所不同，傳統農村以人口流出為主，農業占據主導地位，村民收入結構單一，事務復雜性低，面臨德治影響廣泛，法治薄弱，建設動力不足，建設能力有限的挑戰；城市化了的農村以人口流入為主，第二、三產業占據主導地位，村民收入結構多元，事務復雜性高，面臨法治影響廣泛，德治薄弱，建設難度較大，建設優勢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戰。推進“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需要正視中國農村具有顯著差異的事實，堅守完善自治主軸線，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進自治的原則，區別對待傳統農村與城市化了的農村，傳統農村應強化法治建設，提高建設熱情，增強建設能力，城市化了的農村應強化德治建設，正確認識建設難度，充分利用建設優勢。
關鍵詞:“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鄉村振興
“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最早誕生于浙江桐鄉，是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的有效嘗試，受到多方關注，如郁建興教授認為“三治合一”是政府與社會關系的“哥白尼式”革命。黨中央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不僅是對桐鄉地方政府行為的高度肯定，更是為村民自治發展指明方向。因為“新世紀以來，由于以村民委員會為自治體的村民自治在實踐中遇到很多困難和問題，處于發展瓶頸狀態，有人直接宣告‘自治已死’”，雖然這種宣告有些武斷，但客觀上表露出村民自治遭遇嚴峻困境的事實，村民自治唯有不斷地突破、創新、發展，才能永葆活力，從而更好地滿足日益變化的社會需要。正是基于此，本文嘗試從時代意蘊、維度關系、現實挑戰和實現路徑四個方面對“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作出學理性解釋，以期對推動“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有所裨益。
一、“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時代意蘊
“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具有豐富的時代意蘊，集中體現為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場域，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方法論。
（一）“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場域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方向。這里的“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同樣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鄉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深扎于基層社會，可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轉型最為艱難的部分，邁入“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高度風險性的后工業化社會”，鄉村事務將更加復雜化，對鄉村治理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只有鄉村治理完成了現代化轉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才指日可待。俞可平教授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五個基本要素，即制度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和協調，其中民主和法治最為重要，是現代國家治理最本質的要素。“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主張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基本要素之間顯然具有高度耦合性。究其原因，村民自治是中國農民的一項偉大創舉，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成就，而村民自治在本質上便是對民主理念的踐行，即通過選舉方式產生村民委員會，由村民大會和村民委員會決定村莊發展，自主管理村莊事務；此外，“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要求融合法治要素，全面推進國家法律在基層社會的落實，形成有法可依的鄉村治理秩序。因而，可以說“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場域。
（二）“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方法論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中國鄉村發展的頂層設計，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對鄉村發展作出的統籌規劃，實施該戰略不僅體現出鄉村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為鄉村發展指明了方向，充分體現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三農”工作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如果將實現鄉村振興視為當前發展中國農村的價值取向，那么推進“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便是實現鄉村振興價值取向的方法論。當然實現鄉村振興價值取向存在眾多方法論，推進“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僅是眾多方法論之一。推進“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方法論，鄉村治理體系關系著鄉村治理主體、方式以及方法等諸多重大問題，為整個鄉村治理提供了一套規范化的運作機制。“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在主體上肯定了村民管理自身事務的主人翁地位，要求將自治發揚光大，在方式、方法上要求自治、法治和德治三者能有機統一，不僅迎合了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時代要求，而且尊重了以儒家為代表的德治文化在中國農村治理中延續的歷史傳統。
二、“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維度關系
“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維度關系應當理解為“一體兩翼”（見圖1），并非平行并列關系。
（一）自治是“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主要內容
鄉村治理有著自己的演變邏輯，具有內生復雜性。“皇權不下縣”的鄉村治理政治文化在中國有長達幾千年的歷史，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行政區劃設立上打破了傳統，劃分為省、縣、鄉三級，但鄉鎮以下的行政村依然保留了自治慣習，這在我國《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可以得到確認。自治是“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主要內容，從本質上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目標就是完善村民自治，強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能力，規范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以及民主監督行為，與時俱進，勇于創新，充分發揮自治主體智慧，摒棄那些不合時宜的對自治效果產生影響的落后要素，將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規范引入村民自治，建立符合國情域情、體現時代特征、規范有序、充滿生機、調動民情、彰顯民意、共享共擔的村民自治秩序。治理與管理、統治之間存在較大差別，因而，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的自治與以往管理、統治視域下的自治也不盡相同，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的自治需要朝著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對象擴大化、治理方式合作化、治理權威約定化、治理利益共享化方向發展，打造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格局，鄉賢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共同處理村莊事務便屬于較為典型的模式，該模式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協助村民委員會處理公共事務。
（二）法治是“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保障底線
“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須以法治為基礎，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礎上的自治，德治也不能與法治相違背，這是對法治精神的有效踐行。因而，法治是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保障底線。這里的法應為良法，只有良法，才能體現人民意志，才值得推崇與敬畏。法治作為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保障底線要求任何建設方案都必須于法有據，即在國家法律許可情形下實施，如果國家法律制定落后于實際行動，則須針對實際行動率先出臺法律，待法律出臺之后，再踐行具體行動。具體來看，需要國家法律及時有效地保障村民自治權限，明確村民自治的法律邊界，使村民及其自治組織了解“何能為”“何不能為”，自覺規范村民及其自治組織的行為，避免出現越權、缺位現象。完善村民自治過程中應充分保障村民知情、表達、參與、監督等各項自治權利落實到位，以法治方式統籌各種力量、平衡各種利益、調節各類關系、規范各類行為，推進信息、決策、執行、管理、服務和結果公開，形成法治基礎上的行動邏輯。法治是程序合法和結果合法的統一體，只有實現了程序合法和結果合法的有機統一，才能稱得上真正意義的法治。因而，確認結果是否合法的同時，應認真審視程序的合法性，保證行為過程和行為結果都有法可依，不出現“只重結果而輕程序”現象。
（三）德治是“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輔助工具
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奉行“禮法合治”是中華民族治國理政智慧的一個寶貴結晶，德治是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輔助工具。究其原因，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線，意味著道德在調節社會關系的對象范圍上比法律更為寬泛。法律僅僅是立法機關將部分道德上升為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的行為準則并以制度化形式呈現出來罷了。有了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法律與道德的最大區別應運而生，由法律調節的社會關系可認定為他律，而由道德調節的社會關系可認定為自律。但法律是最低道德底線的準則揭露出法律并不是萬能的，沒有將所有社會關系均納入調節對象范疇。法律的性質也決定了將所有社會關系通過法律進行調節不具有現實可行性，這便為通過道德調節社會關系提供了空間和可能。此外，儒家思想長期備受古代統治階級青睞而得以廣泛推崇，以德治國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因而，德治在鄉村社會中具有深遠影響。將德治納入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使之與自治和法治齊頭并進，以德治完善自治，在自治制度設計和運作過程中彰顯道德色彩，以德治彌補法治的不足，將軟治理與硬治理有效結合，更有助于實現鄉村社會的和諧。
三、“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現實挑戰
中國農村范圍廣闊，差異性顯著，從全口徑探討“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現實挑戰顯然不具有科學性，故本文選擇從不同農村類型視角對此問題進行回應。賀雪峰教授認為中國農村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人口流出的農業型的以中西部地區為主的傳統農村，一種是人口流入型的已經工業化的以沿海發達地區為主的城市化了的農村，且傳統農村占據95%，而城市化的農村只占5%。此劃分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因而，本文以此為據對傳統農村和城市化了的農村在“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面臨的現實挑戰展開探討。
（一）傳統農村“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現實挑戰
傳統農村以人口流出為主，農業占據主導地位，村民收入結構單一，事務的復雜性低，“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面臨德治影響廣泛，法治薄弱，建設動力不足，建設能力有限的挑戰。
挑戰一：德治影響相對廣泛，法治有待于強化。中國農村仍然以傳統農村為主，而這些村莊又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地區。德治在中國歷史悠久，以道德立國，可追溯到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推行的新政上，統治階級提倡德治思想，對基層治理形成了重要影響，以致基層治理方式上偏向采取道德教化、以禮為先的準則，將倫理道德放在較為重要的地位。傳統農村延續了古代村莊的人文環境，雖然人口流動拉近了城市與農村的距離，促進了傳統農村與外界的交流，但長期生活在傳統農村中的人并沒有發生突變，熟人社會色彩依然較為濃厚。熟人社會以德治為傳統，強調血緣和地緣關系，不主張權力機構和公共力量介入，因而，德治影響相對廣泛。中共中央、國務院2015年印發的《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農村是法治建設相對薄弱的領域”，這說明中國農村法治建設整體情形并不樂觀，這里又以傳統農村為主，因為傳統農村的社會條件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即人口的同質性依然較高。
挑戰二：建設動力不足。傳統農村農業占據主導地位，常年生活在此的村民以從事農業活動為主，形成了“一家一戶”的生產經營模式，這便是不同于國外“村社制”的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家戶制”。這種制度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創造了燦爛的農業生產文明，但弊端在于家戶之間普遍缺乏整體利益關系，每個人都抱著“過好自己生活則萬事不管”的態度，即便存在整體性利益關系，集體行動難以有效推行，因而，“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在傳統農村缺乏建設動力。即便是在“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發源地浙江桐鄉，也存在參與主體“缺位”和參與意識不足現象。此外，傳統農村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小孩為主，年輕人普遍外出務工，多數農村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空心化”問題。林善浪等學者通過對9省區115個地級市農村空心化的實證研究發現多數農村人口凈流出率超過50%。這便意味著多數農村地區戶籍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不常住在戶籍所在地，而讓留守老人將精力投入到“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上顯然不具有現實可行性，依靠留守小孩則更是天方夜譚。
挑戰三：建設能力有限。“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需要強而有力的建設能力作為保障，而人力資源是確保建設能力的重要條件之一。桐鄉實踐取得成功的經驗總結中也提及“地方精英扮演關鍵性角色”，因而，農村人力資源隊伍在“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傳統農村以人口流出為主，青壯年長期生活在外地，整個村莊的人力資源隊伍在年齡分布、知識構成以及受教育程度方面都存在問題，人力資源質量堪憂。相關研究顯示，“中國不具備人力資源質量優勢的最重要原因是占全國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人口能力低”，這足以說明上述問題的普遍性。雖然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返鄉潮，這里面既有發現鄉村機遇的主動選擇行為，也有迫于大城市壓力的被動選擇行為，但總體來說，尚不足以改變傳統農村人力資源現狀。因為返鄉并不意味著回到農村，這里的鄉主要指家鄉，而家鄉的概念顯然比農村寬泛很多，故農村人力資源儲備不足使得傳統農村的建設能力受到很大影響。
（二）城市化了的農村“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現實挑戰
城市化了的農村以人口流入為主，第二、三產業占據主導地位，村民收入結構多元，事務的復雜性高。“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面臨法治影響廣泛，德治薄弱，建設難度較大，建設優勢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戰。
挑戰一：法治影響相對廣泛，德治有待于強化。城市化了的農村因為區位優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地方原本多以農業占據主導地位，但順應城市化擴張需要，村莊土地日漸被征收，失去土地的村民不再從事農業活動，伴隨產業結構轉型，村民收入方式多樣化。這些村莊有的位于城市內部，即城中村，有的位于城市郊區，即城鄉結合部，但無論是城中村還是城鄉結合部，都具有以人口流入為主的重要特征，很多外地人到此工作、生活，“熟人社會”漸漸地模糊化，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遠，這便弱化了德治環境。畢竟“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維護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此現象產生主要緣于“他們的活動范圍由于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獨立的生活圈子”。外來人口劇增顯然打破了這種地域上的限制，使得生活圈子復雜化，外來人口與當地人接觸有限，不了解當地人的非正式規則，而且即便了解，也不一定會認可和采用，以致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非正式規則功效衰減，人們更多地尋求國家正式規則即法律維護自身利益。
挑戰二：建設難度較大。城市化了的農村在治理對象上比傳統農村更為復雜，而治理對象的復雜性無疑對完善自治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難度隨之增加。首先，城市化了的農村需要處理更多類型的公共事務。除了傳統農村需要處理的國家要求的各類公共事務之外，城市化了的農村將面對集體土地的征收價格協商、宅基地房屋的拆遷補償、農業轉移人口房屋的集中安置和職業技能的培訓以及養老保障等更多社會問題，這便意味著完善自治需要額外地針對這些社會問題設計相關制度。其次，城市化了的農村處理公共事務的難度系數更高。像上述列舉的其他需要由城市化了的農村村民委員會處理的眾多問題，可以說每項問題的處理都較為棘手。比如宅基地房屋拆遷補償中則經常出現群體性事件，多地新聞中均針對此類事件有報道，即政府和村民因補償價格協商不到位以致強拆現象發生，強拆必然造成拆遷機構和村民之間發生群體性事件，從而對社會穩定造成一定的影響，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挑戰三：建設優勢未充分利用。城市化了的農村在處理村莊公共事務時存有路徑依賴現象。以村民為主體、以能人為引導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村莊外部人士難以參與到村莊治理中。如上海某村屬于典型的人口倒掛村，戶籍人口約2400人，外來人口超過1.2萬人，社會問題在人口流入之后日漸增多，半個月內則發生了幾十起盜竊案件，村內治安條件變差，村民委員會苦于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多次召集村民開會商討解決之策，但難以找到合適的解決之策，而只召集村民商討解決社會問題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區政策設計的創新能力。究其原因，城市化了的農村居住人口數量龐大，外來人口較多，人口由同質性轉變為異質性，這里面不乏接受過高等教育、有思想和能力的人。“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完全可以吸納此類人參與，打破戶籍地域限制，盡最大可能整合各方資源實現建設目標。此外，城市化了的農村擁有更為豐富的經濟資源。由于區位優勢好，公共經濟較為發達，村莊可供支配的收入相對可觀，這也為聘請專家參與基層治理提供了經濟支撐，完全可以依靠其他力量。
四、“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實現路徑
推進“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需要正視中國農村具有顯著差異的事實，堅守完善自治這條主軸線，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進自治的原則，區別對待傳統農村與城市化了的農村。
（一）傳統農村“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實現路徑
第一，強化法治建設。“法治為國家治理注入良法的基本價值，提供善治的創新機制”，因而，傳統農村“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絕對不能忽視法治作用。強化法治建設須培養村民的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增強村民的法治能力，使村民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樹立法律維權觀念，嘗試運用法律解決現實問題，強化村民學法、守法、用法的行為自覺，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圍，引導群眾依法行使權利、表達訴求、解決糾紛。法治意識是強化法治建設的起點，公共法律服務是強化法治建設的重要抓手。只有使村民增強法治意識，樹立法治信仰，辦事依法、遇事找法才有望實現，只有使公共法律服務真正地深入基層，讓每位村民觸手可及，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才指日可待。增強村民法治意識需要進一步加大普法力度，除了單純地宣傳國家法律重要性之外，還可利用司法下鄉方式，將庭審現場設立在鄉村，讓村民們對整個庭審程序有所了解，不畏法、不懼法。而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需要形成系統而科學的方案，增加財政投入。
第二，提高建設熱情。倘要提高村民參與“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熱情，則必須讓村民意識到“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事關整個村莊發展，而村莊的發展與每位村民的利益又密不可分，村莊發展好，村民可以從中獲益。因而，“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需要將村莊發展與村民利益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從村民利益處著手展開制度安排。傳統農村農業占據主導地位，村民收入結構單一，最為關注經濟發展，故應率先完善經濟自治制度。根據地區特色，尋找適合地區經濟發展之道，最大限度地吸納村民參與，打造公共經濟秩序，將全體村民的經濟利益放入同一個籃子，村民主要從公共經濟收益中獲得分紅收入，還可拿出部分公共經濟收益作為村莊發展基金用以修建鄉村基礎設施和改善鄉村公共服務，合作社不失為打造公共經濟秩序的有效路徑之一。此外，政府還可通過“以獎代補”方式提高村民參與熱情，即“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得好的地方，可獲得政府的多種獎勵。
第三，增強建設能力。增強建設能力應當秉承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的原則，打破人力資源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不以長期生活在行政村以及戶籍歸屬于行政村作為硬性條件。此舉并不違背村民自治精神，究其原因，外來人士提供的建設意見僅僅是一種參考，最終選擇何種建設方案依然由村民自身決定，故外來人士在整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發揮著智庫作用，智庫的意義在現代社會不容小覷。增強建設能力依靠的主要力量是鄉賢和基層政府，因為這兩種力量參與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無償性的，不會給傳統農村帶來經濟上的負擔，鄉賢參與秉承志愿精神，基層政府參與是一種職責。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皇權不下縣”便是對這種政治傳統的經典詮釋。當代鄉賢既可以是民間權威，也可以是地方精英，為民間權威和地方精英的集合體，但與古代相比存在“在場”和“不在場”之別。這便需要村民委員會干部與“不在場”的鄉賢取得聯系，實現信息的溝通、交流，事實證明，依靠鄉賢可以促進鄉村發展，如戶籍在外之“故鄉人”在文化扶貧中的反哺實踐，則有效地提升了扶貧實效。基層政府對所轄行政村熟悉，可要求基層政府和村民委員會合作建設鄉村治理體系，但基層政府僅擁有建議權，不能將行政權力滲透到建設中。
（二）城市化了的農村“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實現路徑
第一，強化德治建設。道德力量的獨特性是人對自身行為作出的符合社會秩序要求的自覺、自律、自愿的約束，因而，強化德治建設的首要任務便是鞏固德治的社會環境，即讓民眾了解道德、認可道德，從而更好地踐行道德。了解道德需要政府加強道德教育，讓民眾對何為道德、道德的內容以及道德的作用存有清晰認識。只有對道德的這些方面認識清晰，遇到具體問題時才能以道德作為判斷依據，這是德治的前提。加強道德教育既需要依靠學校，也需要依靠社區。學校主要為正在接受正規教育的學生提供德育，社區主要為離開學校邁入社會的人士提供德育，德育形式應豐富多樣，且學校教育與社區教育應當有所區別。學校教育可在書本知識教授的基礎上引入觀看宣傳片、有獎競賽、現場模擬等形式，而社區教育則不應采取書本知識教授形式，更多以后面三種形式為主。認可道德建立在了解道德的基礎上，認可道德一方面來自于民眾自身內心對道德的態度，這與宣傳道德相關，另一方面來自于德治的實際功效，即是否形成了德治秩序，這與眾人對違背道德行為的態度相關。
第二，正確認識建設難度。雖然城市化了的農村相較于傳統農村在“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難度上偏大，但城市化了的農村比傳統農村擁有更為豐富的資源，兩者建設鄉村治理體系所能依靠的力量并不相同。城市化了的農村經濟較為發達，村民的收入結構多元，有些村莊還擁有公共經濟，除了傳統農村可以依靠的鄉賢和基層政府力量之外，完全可以通過募資形式籌集資金或者直接以公共經濟收益作為經費聘請專家參與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吸納更為廣泛的人力資源為其所用。此外，城市化了的農村以人口流入為主，除了當地人之外，外來流動人口數量龐大。正如前文所述這里面不乏接受過高等教育、有思想和能力的人士，相較于傳統農村，外來流動人口也是獲得人力資源可以依賴的重要力量。因而，政府有必要在城市化了的農村宣傳其建設優勢，使城市化了的農村正確認識所面臨的建設難度，增加村民委員會干部和村民的建設信心。宣傳形式可以為要求基層政府召開村民委員會干部會議，再由村民委員會干部將會議內容傳達給村民。
第三，充分利用建設優勢。城市化了的農村吸納專家學者參與“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應加強村民委員會與高校、黨校以及智庫等機構的合作，使村民委員會與后者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合作形式因地而異，既可在某件棘手的公共事務處理上尋求專家學者的幫助，要求專家學者針對具體公共事務提供建設性意見，也可全流程引入專家學者，由固定的專家學者參與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全過程，便于對建設整體有著系統性了解，從而提出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建設意見。關于合作專家學者的聘請可以采用公開招標方式。雙方對權利和義務沒有異議則簽訂聘任合同，聘任經費由村民共同承擔，如果存有公共經濟體，可以直接從公共經濟中扣除，如果沒有公共經濟體，那么依據協商好的集資方式籌集經費。此外，城市化了的農村還應充分調動外來流動人口的積極性，增強外來流動人口的主人翁地位，讓外來流動人口意識到“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對村莊當地人和外來流動人口均有所裨益，如村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在治理中得以有效提升，外來流動人口也不用擔心健康和治安。
小結
“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立足國情的、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設計，“作為一項社會行動總有一定的目的性，而其目標的實現離不開一定的手段和條件，同時所有社會行動都會受到一定的行為規范的制約”。因而，本文率先從時代意蘊和維度關系上對“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進行理論探討，認為“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場域，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方法論，并提出自治是“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主要內容，法治是“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保障底線，德治是“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輔助工具之主張，繼而從傳統農村與城市化了的農村出發，針對傳統農村和城市化了的農村不同特征提出“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現實挑戰與實現路徑，意在說明中國農村范圍廣闊，在研究“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應當具有差異性意識，應當從農村具體情況出發探究“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面臨的現實挑戰和解決路徑，唯有此，才能更有針對性地解決現實問題，提升“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水平。
作者簡介：何陽，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孫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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