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南省土地改革運動為中心的考察
摘要：為實現土地改革重構鄉村社會的目的，中國共產黨在正確認識鄉村社會各階級思想和行為特征的基礎上，克服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進行了思想、組織動員。結合不同群體的要求和訴求，采取了多層面、多途徑、多方式的動員路徑和區別對待的差異化動員策略。這樣，鄉村社會被動員起來，農民思想和行為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運動/鄉村政治動員
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社會的革命性改造是中國共產黨社會重建的根本目標。革命性改造的關鍵，是鄉村社會的重組和重構。要實現鄉村社會的重組和重構，中國共產黨就要以非常規的策略、途徑和方式，對鄉村社會進行充分、全面、立體式政治動員。
圍繞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政治動員問題，有學者分析了政治動員與國家構建的關聯1，有學者考察了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的能力、成效和結構、模式問題2，還有學者結合特定地區、事件和儀式分析政治動員的技術和方略問題3。這些研究，注意到鄉村政治動員的一般性特征和微觀運作機制，但大多從國家權力、政權建設的角度加以總結和考察，對政治動員語境下鄉村社會各階級、階層思想動態和行為策略較為忽視。研究框架上，宏觀靜態層面研究多，縣鄉村微觀研究多，華北地區實證研究多；動態過程考察少，以省為中心的考察成果少，中南新區考察少。因此，以省為中心的考察，可以關照到不同縣、鄉、村之間的多重復雜情況，從而克服縣、鄉、村個案研究視域受限的束縛。動態過程的考察，有助于克服宏大敘事的空虛感，與微觀敘事的片面性。以湖南新區為考察對象4，能豐富我們對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新區鄉村政治動員多重面相的認知。
政治動員是國家、政黨等動員主體為實現特定政治目標，通過一定的策略、手段和方法，引導動員客體接受和認同動員主體權威，進行特定指向政治參與行為的過程。政治動員涉及動員的環境、動員的主體和客體、動員的方式和手段等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最為迫切和關鍵的問題是革命如何走入鄉村，以實現對鄉村社會的動員和組織問題。鄉村政治動員的過程，是“舊的社會、經濟、心理義務受到侵蝕而崩潰的過程”，也是“人們獲得新的社會化模式與行為模式的過程”5。為此，中國共產黨既要“通過廣泛的面對面接觸”推進自己的綱領，以達到“獲取資源”的目標6，又要考慮和兼顧傳統鄉村社會、經濟、文化網絡的制約和限制。
土改前，湖南各地的土地占有不均，但并沒有出現高度集中的現象。土地分布不平衡，但又相對分散。地主、富農占有半數左右的土地，但規模、數量不是很大7，細碎化的個體小農仍是農村經濟結構的基本格局。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革命前鄉村村民之間的分化，主要是圍繞土地經營、生產和生活安排而產生的耕作社會內部小生產者之間的分化，是一種有限度的“階級分化”類型1。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在血緣和地緣基礎上建立的財富、權勢、聲望等一致性的相對封閉、內生、半自治的村落社區。社會關系上，人們眼里只有以財富為標準的富人與窮人之分和以道德為標準的好人與壞人之分，“貧富矛盾被血緣群體所掩蓋”2，農民是按照群落和親族關系而不是按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來看待他們自己的3。在如此境況下，革命如何走入鄉村？如何發動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的最大難題。
一、鄉村政治動員的語境
土地改革運動是一場消滅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剝削制度的革命大變革，它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上的地權變更，還要深深觸動、沖擊和改變原有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建立在傳統熟人社會，甚至親緣社會基礎上的傳統倫理情感以及相應的是非觀念”4。要實現這樣重大的社會、觀念重構，決定了鄉村政治動員不會一帆風順、不可能一蹴而就。鄉村政治動員能否順利進行，一方面取決于動員客體能否接受、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思想和主張，另一方面則要考察動員主體是否有切實可行的策略、路徑和手段。
首先，我們分析動員客體的情況。土地改革運動中，貧雇農是中國共產黨掀起鄉村社會變動的骨干和關鍵性力量，中農是團結的對象。但是，湖南新區的特點，農民傳統的觀念和意識，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的艱難性和曲折性。
（一）貧雇農的思想和行為
解放之初，貧雇農處在社會的最底層。長期處于傳統社會文化網絡影響之下，為生存求生計，是他們生活的真實寫照。在直面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時，呈現出四種不同的思想和行為。
1.喜悅與擔憂并存
很多貧雇農要求自由解放，知道共產黨來了是有利于自己的。有的說：“我們只望共產黨來，因為十六年（指民國時期）成立農協時俺曉得共產黨只維護窮人的”5。有的群情激奮6，認為“土地改革法是窮人翻身的印把子”7，只要掌握了這個法寶，就能與地主進行說理斗爭。有的貧雇農甚至有“出一口氣，報一報仇”的思想和行為。斗爭中，部分群眾只注重報私仇，沒有上升為階級仇恨。常德縣皇帝廟鄉二村貧農張××在斗爭地主張××時8，非常激憤，訴出張××的罪惡事實，并把張××打了幾個耳光。可是，在斗爭其他的地主時，他便躲在會場的角落里，不出面斗爭了，因為他只受過張××的害9。還有的對土改不信任，說“共產黨打富濟貧、富國不富家”，對土改分田不管怎么宣傳也不相信，以為斗出的果實要歸政府，不會分給窮人1。有的農民怕國民黨來，不愿斗爭。二村中農鄧××在斗爭地主張××時，對貧農張××說“你要留一線，國民黨來了，張××有狠人，你活得成嗎？斗出來的東西，你也分不到，何必呢”2。
2.傳統觀念的制約
下鄉干部中，有的對貧雇農有模糊、錯誤的觀點。認為貧雇農太窮苦，口無食，身無衣，走路無雨傘和雨鞋，不好發動，革不起命。有的說，貧雇農太老實，不會寫，不會講，記性又差。有的以貧雇農家不衛生，空氣、光線不好等，抵抗深入、發動和依靠貧雇農3。這樣，不少鄉村政治動員出現了十分冷清的局面。嘉禾縣高棠鄉，工作組進村三、四天，空氣冷冷清清。為改變這種局面，下鄉干部深入宣傳，召開農民協會干部四十多人開會進行政治動員?？墒?，貧雇農卻不大理睬，很不熱心。盡管受了幾十年的壓迫，過著非常貧苦的日子，可多數還看不到自己生活的苦痛根源，表現出滿不在乎的神氣4。在益陽縣，工作隊土改發動異常艱難。很多貧雇農并沒有“階級”、“剝削”的觀念，還在堅守他們祖輩固有的生產、生活方式。思想動員時，工作組干部問：你為什么要給他們（指地主）干活？雇農答：他們給我錢。是我自愿的。工作組問：那你怎么不讓他給你干活？雇農答：因為我沒有錢5。這種種畫面，鮮活地呈現了鄉村政治動員在鄉村社會的真實遭際和難題所在。
3.宗族和地域觀念的影響
宗族和地域觀念對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的影響，是有的貧雇農單純從地緣、宗派、命運和自身利益的角度，來觀察和認識鄉村社會秩序和性質。常德專區澧縣五區花圃鄉工作隊干部到楊姓屋場去了解楊姓地主時，都說這地主很好，只有戴姓地主罪惡就大。有的貧雇農對溫情掩蓋下地主階級的剝削缺乏正確的階級判斷。有的只恨鄉保長而不恨地主，貧農陳××就說：“地主剝削，我們都不痛心，就是那些狗鄉保長抓壯丁，就惱火得很”6。在湘潭縣，許多貧雇農不明白剝削的本質，認為租佃關系是一種契約關系，無償分田有悖于鄉村倫理7。有的貧雇農不從階級立場出發，而是從自身利益考量的角度認識地主，認為“剝削自己的地主是壞蛋，剝削別人地主是勞動地主”8。有的對黨的土改政策認識不夠，沒有主人翁的思想。在平江縣一區，一地主把土改時分給了農民的耕牛、農具、蚊帳等生產和生活用品要回去，農民還不敢不給9。這種種狀況，說明要讓貧雇農自己通過斗爭地主來實現當家作主，大部分還沒有思想準備。
4.經濟算計的局限
首先，是鄉村政治動員很難引起貧雇農思想上的共鳴。在長沙地區，很多貧雇農厭煩參加各種動員會議，迫切要求分田、分糧食，說“準備好肥料就等分田，結果一場空”10。在平江縣石塘鄉，有的村召開雇貧農小組會只有幾戶代表參加，婦女根本發動不起來1。
其次，是貧雇農認為政治動員與農業生產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緊張。有的想生產，但又有政治上的顧慮。有的認為土改動員太過繁瑣，希望走捷徑。群眾要求“趕快分好田地好生產”2，干部急于完成任務走近路，地主則希望匆忙搞完土改快過關。生產階段到來后，有的貧雇農積極分子“想回家生產，不太安心于工作”3。而有的則認為，如果把田種好，多收一些谷子，土改時就要多做一些田畝計算，如果收獲少，土改就可占便宜，所以，寧可少種少收。
再次，是貧雇農片面考慮自身利益，要求突破上層政策的限制。有的貧農對黨土改中的階級政策不滿，說，“不動富農，窮人翻身翻半邊”，“不動富農的田，還是換湯不換藥”，“不動富農，為什么要稱共產黨？”有的貧雇農認為，現在如果不動，將來則要大動，說，“現在打擊面不要太大，先搞地主再搞富農”。長沙合豐鄉農會主席說：“毛主席何必這么麻煩呢，一次分掉不就算了？”瀏陽縣忠安鄉的貧農說：“將富農提拔為富農成分，我們就可以分田了”4。
上述狀況，足以顯示政治動員中作為黨依靠力量的貧雇農階級，基于自身思想狀況和利益考量，并不總是與黨同心，站在同一條線上。他們考慮、思量較多的，還是鄉村政治運動會對他們造成多大的沖擊？他們能從運動中得到什么，得到多少？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恰恰是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動員要解決的關鍵和首要問題。
（二）中農的態度和思量
中農，大多數屬于自耕農范疇，他們自身的財力和能力都比貧雇農強。中農生活通?？梢宰越o自足，為了使生活過得更好些，他們起早貪黑在田里操作，按時按節焚香、燒紙、敬菩薩，從多方面尋找發財的道路。中農生產上一般都是勤勞耕作的。他們依靠自己的勞動力，在自己的田里耕作，從不會有消極怠工的表現。有的還把節省下來的勞動力，從事自己田地以外的生產。有的佃入少量田地耕種。有的兼營小商小販生意，以此來彌補生活開支。在有的鄉村，這種耕作以外的收入，通常占到總收入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5。
這種經濟、生活和能力狀況，決定了中農土改中必然會存在著不同的態度和思量。有的中農聽天由命，徘徊在十字路口，無所措手足，說“要我們怎么搞就怎么搞算了”。有的發牢騷說：“解放也好，不解放也好，我們橫直是做工，一樣的吃飯”6。有的中農不關心政治，只擔心黨的政策公道與否。湘陰縣義合鄉一個中農說：“我這個垸子土改無田分，負擔公道就行了”。一個富裕中農說：“土改也好，不土改也好，反正靠年成”7。還有的中農得過且過，緊張徘徊。長沙地區有的富農不敢請工、借貸，說“搞得碗飯吃算噠！”“分了田再搞吧”，怕分青苗，顧慮重重8。這種彷徨、迷茫、冷漠和懷疑的態度和行為，給土改工作隊的政治動員造成了極大的難題，也是中農作為自耕農自身利益考量的結果。不配合，相信自然力和自身能力的態度和信念，以及要求合理負擔等訴求，反映了他們在當下條件下理性、自我的一面，也是政治動員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再者，土改發動后，中農自身財力、經濟社會地位狀況的差別，也決定了中農各階層面臨土改會有不同的思想和心態。田地中等以上的中農，大多袖手旁觀，有的怕土改改到自己頭上來1。在分配時，中農由于分田希望不大，因此大多主張只分地主的衣服和好的用具2，以便更好、更快地加快自身的發展。在土地分配時，佃中農怕抽出好田，中、富農怕均產3。所有這些態度和主張，呈現出即使是同一個階層，經濟地位的差異、自身條件的不同，也決定了政治動員不能采取同一的策略和路徑。
再來考察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主體的情況。總的來看，存在著三個方面的難題。
首先，不少農民積極分子、動員干部，對尚未發動起來的群眾片面排斥。從一個鄉的范圍看，大村的雇貧農排斥小村的雇貧農，大姓的雇貧農排斥小姓的雇貧農，本地的雇貧農排斥外來戶的雇貧農。從農民內部看，中農對雇貧農排斥。積極農民對于尚未發動起來、因有顧慮而表現尚不積極的雇貧農排斥。除此之外，還有少數正派農民對于感染舊社會遺留習氣，以及為生活所迫，曾有某些污點和有點不良嗜好的雇貧農排斥4。
其次，有的動員干部聯系群眾好，但政治動員的手段、辦法不多。有的能現身說法以苦引苦，卻缺乏深入教育，從政治政策層面提高農民思想覺悟的辦法。有的干部思想上驕傲自滿，三查工作（指“查敵人、查翻身、查力量”）做得不徹底、不深入，忽視了農民階級覺悟的提高。有的在政治動員中存在著嚴重的孤立、關門的傾向。瀏陽縣長衣鄉工作干部唐××，片面強調農協組織的純潔性，將兩個大組180個農協會員經洗刷余下18人，僅占原有數的十分之一5，嚴重影響著此后政治動員的展開。
再次，有的動員干部思想發動很差，組織人數不多。教育方式上，偏重于經濟誘動，缺乏完整、系統的階級教育；滿足于開大會和形式上的大轟大擂，沒有從思想上發動群眾。組織路線和領導成分上，方法不對，路徑有誤。訪貧問苦沒有深入發動貧雇農，對中農關門，限制中農入會。沒有開展面對面的講理斗爭，思想發動不夠，沒有形成廣大群眾性的運動。有的鄉村，老年發動較好，轟動了一部分青年，而婦女則基本沒有發動6。
二、鄉村政治動員的展開和效應
土地改革不只是使“農民取得土地”，更為關鍵的是要組織農民，教育農民，做到黨“取得農民”7。湖南上述客體和主體方面存在著的一系列不利因素和局面，決定了政治動員如不采取正確路徑和有效方式，是難以掀起農村社會變動的。要實現土地改革重構農村社會的目的，必須在內容、路徑和方式等方面，有創新性的舉措。
（一）思想發動：鄉村政治動員的關鍵
湖南省委要求，土改政治動員必須將“深入的思想發動”放在首位，思想發動不能讓干部和少數農民積極分子包辦代替，要“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1。思想發動的關鍵是動員干部要“深入群眾“進行思想動員。深入群眾，就是“把工作深入到貧雇農當中去，深入到那些不容易發動的各色群眾中去，深入到群眾思想中去，深入到落后村莊去”。這樣，就能既依靠貧雇農骨干力量，又能擴大動員規模，還能把黨的影響力“深入到落后村莊去”2，滲透到“農村每鄉、每村、每屋”3。
思想發動，最為關鍵的是要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和政治覺悟，從而使其“自覺、自愿與自動”4地參加到土改運動中去。為扭轉前述貧雇農、中農階級的各種不利于土改運動開展的思想和行為，湖南各地動員干部主要進行了四個方面的啟發和教育：（1）啟發貧雇農的階級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發動貧雇農訴苦找窮根，追溯地主罪惡的根源，認識到土地是誰的，誰養活誰的問題；（2）進行政策教育，讓農民分清敵、友、我，認識到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翻身的道理；（3）貫徹民主、專政教育，宣揚“天下農民是一家”，必須對地主進行管制；（4）進行由己及國的前途教育5。從農民要保護翻身果實的要求出發，引導他們認識到只有愛祖國、愛共產黨，才能保護現實利益。只有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并走向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勞動增產、發家致富。
湖南各地的思想發動，始終貫穿“由淺到深，由近及遠”的原則。從農民現有的覺悟水平、當下的迫切要求出發，逐步啟發提高，達到“從認識某一個具體的惡霸或地主給予自己的痛苦，提高到認識整個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罪惡上去”6，從自己的翻身要求提高到全體農民的翻身要求，從當前的切身利益看到長遠的利害。從各地情況看，思想發動主要采用三個有效辦法。一是根據農民的既有經驗，從他們經歷過的事實去啟發，以解決動員難以起步的問題。二是根據農民的切身經驗去發動，以解決動員客體的擔憂和顧慮。三是根據農民當前的迫切要求去發動，解決動員接地氣、連民心的問題。
思想發動的方式，一是貫徹對比教育。啟發農民訴苦挖根，算剝削帳，算地主發家史，查地主各種陰謀破壞史，想過去比現在看將來。二是實行個別發動，思想串連。三是層層發動，實行“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針對性原則7。
為壯大聲威，各地采取了多種途徑、不同的方式進行思想的發動。
1951年湖南省第二期土改中，各縣鄉普遍召開農民、青年、婦女、民兵和文教等各界代表會和群眾會，進行思想發動。數以萬計的文字材料，土改課本發到農民手中，廣播、黑板報、劇團和宣傳隊等宣傳工具，被充分調動起來。在長沙縣，各種力量（如小學教師、知識分子、民間藝人），采用了各種形式（文字、圖畫、戲劇、活報、歌謠、快板、布告法令等），利用各種場合（集鎮、村莊、要道及集會地方），召集各種會議，反復進行宣傳8。在湘潭縣，各區鄉組織土改宣傳隊，運用打花鼓的形式，將本鄉本土地主壓迫農民的事實排成戲演給農民看，農民看了以后就有當場訴起苦來的。二區丁家鄉組織小學教員用連環畫形式把地主的罪惡畫出來寫出來，到處張貼。從前該鄉開會只到三四百人，以后就到了四千多人9。在湖南邊窮地區的雙峰縣、武岡縣，農民自主意識不強的局面也被打開了。動員干部組織宣傳員，運用墻報、標語、廣播筒等形式，在農民群眾中開展“誰養活誰”的討論和訴苦串連活動1。有的在土改宣傳中印發了農民聽得懂、容易接受的標語和口號，如“田土窮人開，山林窮人栽”，“鐵樹要開花，土地要回家”，“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等2。通過這些形式多樣的思想發動，發現、培養了一批農民積極分子，農民翻身的思想意識和階級覺悟得到了增強。
（二）組織發動：鄉村政治動員的保證
思想發動，解決的是農民的思想覺悟和階級覺悟問題。思想發動不是孤立進行的，必須和組織發動互相配合，互相推動，如此才能達到重組和重構鄉村社會的目的。
與華北等老解放區不同，這些地區解放前就已進行過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農民意識和階級覺悟已有較高的水平，社會組織和黨的力量都有較好的社會基礎。湖南是一個和平解放的新解放區，無論是革命力量積聚程度，還是農民的覺悟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別。加上湖南地權占有集中而又有分散的特點，以及傳統權勢力量還有相當大的影響等因素，導致了鄉村政治動員必須在組織發動上有新的創新。土改之初，湖南很多鄉村原有組織很不純潔，保甲長力量仍舊遺留，農民協會組織混雜，有的領導權甚至不在貧雇農和中農手中3。在此境況下，中國共產黨要進行組織發動，就必須采取新的舉措和有效措施。
首先，是各級領導親自帶頭，采取“大員上前線”、“就地去指揮”的指導方針。為糾正一轟而起的浮躁作風，保證鄉村組織動員的有序性和有力性。省委要求各地要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以上的鄉起示范帶頭深入的作用。在此政策指導下，各地縣級以上負責干部人人出馬，“大員上前線”?！吧锨熬€”，就是到土改第一線，下沉基層了解實情。各地高級干部不僅深入到縣、區，還下沉到鄉、村，深入到貧、雇農家中，以“深入一點，創造經驗”，指導其他地區4?！熬偷厝ブ笓]”，就是縣以上干部身臨土改戰地，真切了解，洞察戰情，就地指導5，以幫助下級干部發現和解決工作中的問題，加強領導。省領導金明、郭森、謝華等同志，均下去參加了土改或進行了巡視工作。各地?？h負責干部，也紛紛親臨前線，指揮作戰。
其次，是實行思想發動和組織發動的聯動，深入訪貧問苦，重新整頓農民隊伍。
結合湖南新區的特點，原有組織不可能完全依靠，也不能一腳踢開。因此，全省各地鄉村對原有組織的領導成份，進行了慎重了解、斟酌甄別、去壞留好的工作。土改開始，為建立階級感情，首先把土改的依靠力量貧雇農發動組織起來，動員干部深入到貧雇農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為保持階級隊伍的純潔性和戰斗力，動員干部發動農民反復進行查霸補火和反霸的斗爭，堅決粉碎地主階級的欺騙、包圍和封鎖活動6。為壯大農民階級隊伍，動員干部始終堅持環環串連方法，工作隊發動根子（根子是指常年勞動、為人正派、苦大仇深、聯系群眾和無地少地的貧雇農7），根子串連貧雇農，達到以貧串貧，由點到面，重點突破，四面開花，波浪式前進的動員效果8。
再次，組織發動起來后，動員干部根據不同鄉村的工作基礎與實際情況，通過運動和斗爭的考驗，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和健全農民協會組織，形成一支堅強有力的農民隊伍。據醴陵縣第2期70個土改鄉的統計，通過思想發動和組織動員，參加貧雇農小組的貧雇農達總數的56.3%，農會會員達人口總數的40%，女農協會員達會員總數的40%，安天、自卑、命運、情面、宗族、地域等思想和觀念，有了根本的改變1。
（三）差異化動員：鄉村政治動員的有效策略
如前所述，土改之初，貧雇農和中農階級屬性不同，經濟社會地位有差別，他們各自的思想狀態和行為選擇差異很大。因此，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要取得實效，對不同階級采取差異化、區別對待的動員策略就顯得十分必要。
1.對貧雇農的動員
貧雇農是土地改革運動的依靠對象和力量。土改前夕，省委就指出，土改最主要的問題是發動和組織貧雇農，并使之成為土改的核心力量2。但是，新區干部素質和認識水平的限制，貧雇農思想的顧慮，都決定了政治動員會有一個曲折的過程，必須采取有針對性的動員策略。
土改初期，很多入鄉干部急于求成，發動貧雇農很不充分、很不徹底。在有的區鄉，動員對象局限于鄉村干部、農民代表和少數積極分子的小圈子。這種大轟大擂不深入群眾、不傾聽貧雇農心聲的做法，限制了政治動員的深入和發展。有的入鄉干部認為，訪貧問苦就是找茅屋，入鄉后根本不依靠、發揮貧雇農代表會和農民代表大會的作用，結果很難形成廣泛的群眾運動。平江婦女干部楚××，在一區重點鄉孤立訪問三天，訪問了52個茅屋子，沒有發動一個貧雇農，也沒有發現問題。湘陰有的干部單純訪貧問苦，有的訪到地主屋里，有的個別訪問婦女，使婦女懷疑，躲開工作組3。常德縣皇帝廟鄉土改工作干部僅3人，為完成任務，急于求成，扎根不深。由中農陳××介紹幾個根子，召集他們開了一個座談會以后，由他們串聯貧雇農29人，再由這些人去喊人開會，很少訪貧問苦、以苦引苦。所謂串聯，就是喊開會，沒有從農民思想上進行發動4。
要扭轉這種局面，就有必要針對貧雇農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要求，從他們的切身利益、當下需要和長遠期待出發，采取貼切、妥當的動員策略。為此，全省各地采取了形式不一、針對性強的動員策略。
首先，動員具體化、實際化。針對特定對象，有針對性地講解土改理由和目的。對貧雇農，重點講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消滅地主階級的剝削制度，實現“千年土地回老家”，強調“分田發家，勤勞致富”5的道理。
其次，攻心洗腦，充分發揮思想動員的作用。土改初期，貧雇農一般存在著怕誤工，怕不會寫算當不了家，怕地主報復變天，撕不開面皮的思想和行為。為破解、打掉這些顧慮，入鄉干部先啟發貧雇農根子訴苦，在訴苦中根據其思想發展的情況，及時引導其認識到窮的根源，再算剝削賬使其認識到地主階級的罪惡。訴苦運動中，以苦引苦，由小型訴苦到大會訴苦，以典型帶動一般，由訴個別地主的苦引向對整個地主階級的仇恨6。在嘉禾縣高棠鄉，工作隊每個干部交一個貧雇農做知心朋友。在同吃、同住、同勞動中，強調同勞動。通過與貧雇農同勞動，逐漸建立起階級情感，取得他們的信任，打掉了他們的疑慮7，這樣，局面很快打開了。
再次，依靠先進帶動后進，把思想發動和組織發動緊密結合起來。在長沙分區，入鄉干部先組織發動，建立雇貧農小組，進行家庭訴苦。再召開小組會訴苦，屋場訴苦，村訴苦會，代表會訴苦發動，會后串連。土改干部在生活、感情上和雇貧農打成一片。許多人下去后主動背上米到雇貧農家中吃住，與農民共床共被、拾糞砍柴。這樣，雇貧農感情得到激發，行為日益大膽、激進。臨湘六區三合鄉雇貧農代表杜××訴苦，感情激動，高喊“捉住他（逼害他的地主），殺了他”，“毛主席萬歲”1。常德石馬鄉、溫泉山鄉，依靠村干與積極分子成立貧雇農小組，貫徹“講歷史、評工作”，培養提高骨干核心力量。再以骨干分到各組，個別拉苦串聯。骨干帶頭貫徹“訴、比、挖、追”教育和“保田專政”2教育。在干部、骨干帶動下，雇貧農紛紛參加各種組織，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
最后，以串連貫穿政治動員的全過程。串連是組織串連和思想串連的有機結合，是土改中鄉村政治動員“自始至終”的常用形式和方法。組織串連必須隨著思想動員的擴大而擴大，并把它逐步伸向各方面群眾中去3。其中，個別串連又是土改干部運用最多、效果最顯著的串連方法。它是用個別結交的形式從政治上聯系群眾，是一個特別適合于發動貧雇農階級的動員方式。它能使動員干部發現和培養“真正斗爭骨干”，又能使農民積極分子緊密、深入地聯系群眾，做到“個別與一般相結合，政治活動與組織活動相結合”4。
串連的具體路徑是：開好根子會議，讓他們自己討論串連對象和條件，包括串連誰，如何串連，串連進來了如何教育，如何制定串連公約等；開好對象教育會。串連第一批進來了，便編成臨時小組，進一步訴苦。然后，再討論串連第二批；扎正根子后，讓根子獨立發展，生枝繁葉。由于根子與串連對象是“一路人”，互相“知己知彼”5，因此，根子串連的本領比下鄉干部訪貧問苦的本領高、效果大。
以武岡為例，可以從一個更為具象的層面揭示串連過程中動員干部—根子—貧雇農—普通農民四者的互動以及鄉村社會組織化的過程。在武岡縣，土改工作隊進鄉后，深入到貧雇農的每家每戶，從幫助勞動、談家常入手，了解情況，物色根子對象。然后，從側面了解歷史情況。根子覺悟后，運用根子串連其它貧雇農，啟發他們訴苦、談家史，以苦引苦。再由這些人去串連其他人，象“滾雪球一樣慢慢由小到大，由少到多”。貧雇農串連完后，就啟發他們“算剝削帳，挖受苦根，搞清楚到底誰養活誰”6，使他們懂得：地主階級是剝削農民的罪魁禍首，土地是剝削產生的總根源，農民只有聯合起來打倒地主，才能求翻身解放。然后再建立貧雇農小組，發動農會斗爭，建立民兵、婦女等群團組織，壯大階級隊伍。這樣，經由串連的發動、組織，鄉村社會的口子被撕開了，一大批緊跟黨走的新的政治精英成為中國共產黨鄉村社會重構的主要依靠力量。
2.對中農的動員
如前所述，土改之初，中農作為自耕農，大多存在著擔心、漠然和彷徨的心態和行為。中央雖已明確中農是土改運動團結的對象和力量，但是，運動的慣性，地方干部行為的偏頗，嚴重影響著他們政治參與的動力和熱情。
土改初期，很多地方片面強調依靠貧雇農，對中農的政治、經濟利益關照不夠。臨湘縣革固鄉吸收中農加入農民協會時，采取貧雇農小組會上貧雇農提名，小組通過，再經貧雇農代表會審查批準的方式。這樣，中農加入農民協會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該鄉37個鄉政、農協委員中，只有5個中農，還沒安排具體工作。很多決定不通過農協會討論，而由貧雇農決定，中農只能跟著走。中農反映：“雇貧農開會我們沒有到過，劃階級不要參加，做什么事我們不曉得”。對于鄉村事務，他們都說：“我們沒意見，你們要怎辦就怎辦”1。邵陽三區石馬江鄉只注重對中農思想上的發動，而對他們經濟利益照顧不夠。因此，中農對貧雇農甚至對政府“有些離心離德”2。
為改變這種狀況，土改動員干部從思想、經濟和政治方面入手，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和舉措徘徊的行為狀態。
首先，針對他們懷疑、彷徨的狀態以及過去某些動員干部的偏頗行為，堅決執行保護中農、照顧原耕的政策，使得他們對政策有底，心中有數。醴陵縣委就強調，土改政策制定必須為“廣大群眾所習慣，能解決廣大群眾的問題，能解決當前的問題”。規定，不能侵犯中農的利益，農民之間的任何借貸關系，都要“打條子”（意思是反對任意剝奪），向中農保證“誰種誰收”3的政策底線，這樣，鄉村社會的緊張關系才得到緩解，中農參與土改的積極性也得到了提高。
其次，進行有針對性、導向性的算賬教育，堅定他們參加土改有利的信心。算賬，側重于強調分田有利于節省勞動力、增加收入和所有權歸自己的方面。在有的鄉村，動員干部明確提出，“租田變自田，一畝抵兩畝”，“分了田，人工省了一半，收入多了一倍”4。這種中農利益興奮點的調動，有所側重的宣傳方法，逐步解除了中農參加土改經濟上的擔憂。
再次，培養典型，進行中貧農一家的階級教育，重點突破，帶動一般。邵陽三區石馬江鄉，有的村培養了直接受國民黨與土匪迫害的中農，在大會上訴苦，對比兩個黨、兩個政府。通過訴苦，他說：“地主過去當家，中農受害，樣樣吃虧，現在翻身了，愿意跟窮兄弟走”，這樣，帶動了幾個中農訴苦。在此基礎上，再普遍進行一系列的階級教育，動員干部與他們一塊商量復查，開展斗爭。通過斗爭，發現中農積極分子，吸收其參加農會領導。這樣，中農就在覺悟的基礎上，團結與組織起來，農民陣營也得到了鞏固和壯大。經發動，全鄉80%以上的中農參加了各種組織5。
前面我們以湖南省土改運動為中心，實證研究了中國共產黨革命走入鄉村進程中鄉村政治動員面臨的語境，采取的方針策略和實現的方式途徑。湖南省的個案顯示，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并不是國家權力單向度下移的過程，也不是凱歌行進、一蹴而就實現的。它能否成功、怎樣實現，取決于中國共產黨對鄉村社會各階級思想和行為的具體分析和實際考量，以及在此基礎上采取的有效的思想動員、組織動員和差異化的動員策略。
鄉村政治動員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并正確對待鄉村社會基礎的問題。革命走入鄉村并掀起農村社會變動的過程，是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的結果，具有典型的建構性特征。但是，湖南新區的特點，又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必須緊密結合鄉村社會的實情。無論是思想動員、組織動員，還是差異化動員策略，都顯示出中國共產黨能夠也善于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不同的政策、途徑和方式。從這一意義上說，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社會重組和重構能夠順利實現，與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的成功息息相關。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史》2018年第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