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國農業發展長期依靠資源消耗的方式，農業生產投入品和廢棄物的不合理使用與處置，造成了農業資源過度開發、生態超載、環境破壞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應對嚴峻的資源環境問題，中國政府提倡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并于2013年和2016年兩次提出構建循環型農業產業體系。發展農業循環經濟的落腳點在于技術應用，這就需要普及可持續農業技術。然而，目前由于缺乏統一的規程和標準，以及農民的文化、科技、經營管理素質尚未適應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中國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推廣仍面臨一定程度的困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業發展的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影響了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推廣與應用。這些深刻變化中突出的一點是，大量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從事非農工作，外出務工已經成為農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有研究表明，外出務工經歷會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發展，從而提高其獲取新技術的能力（Mesnard，2004；石智雷、楊云彥，2011）。但同時，外出務工意味著農村優質勞動力逐步脫離農業，會引起農戶從業重心的改變，不利于農業生產方式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轉變（潘丹、應瑞瑤，2013）。那么，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到底是會使農戶積累能力以適應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從而促進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還是會改變農戶的從業重心，使其減少農業生產投入，從而限制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
關于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不同研究得到的結果不同。值得思考的是，在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背景下，農戶們走上了相同的勞動力外出務工之途，卻為何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采用結果上走向了不同的終點？本文認為，回答這一“同途殊歸”問題的關鍵，在于綜合考慮積累能力和改變從業重心兩方面的作用。考慮到這兩方面的現實路徑相同，影響效果難以得到有效區分，本文試圖從側面印證積累能力和改變從業重心兩方面的影響同時存在，并用兼業程度衡量農戶的從業重心，以探究在農戶對農業重視程度不同的情況下外出務工影響其可持續農業技術采用的差異。
二、方法與數據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鑒孔祥智等（2004）修正后的農業技術采用理論模型，并將可持續農業技術看作一組混合技術，用線性概率模型分析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的影響。若農戶未采用任何一種可持續農業技術，則y取值設為0；否則，不管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數量是多少，y取值均設為1。模型中的核心解釋變量是家庭的農業生產經營決策者（簡稱“農業經營決策者”）中是否有人外出務工。在上述模型設定下，外出務工變量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為了排除因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使用工具變量法和多種穩健性檢驗方法進行處理。
考慮到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取被訪者的兄弟姐妹數量作為外出務工的工具變量。《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外出務工者的年齡結構趨于年輕化。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居民的生育率呈長期下降趨勢，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進一步推動了農村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由此看來，被訪者的兄弟姐妹數量與農戶外出務工狀況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要求。而直觀來看，兄弟姐妹數量不會影響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決策。因此，兄弟姐妹數量這一變量符合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和相關性兩個條件。考慮到外出務工這一內生性變量是二值變量而非連續型變量，本文采用工具變量的CMP估計法。
除了使用工具變量法，本文還通過穩健性檢驗來處理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有無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兩類農戶的農業經營決策者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在均值上可能存在明顯的差異。為排除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可能源于兩類農戶的農業經營決策者個人特征的不同，本文通過截取樣本對模型重新進行估計，使兩類農戶的農業經營決策者在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上均沒有顯著的差異。通過分析外出務工變量的系數的變化，本文可以判斷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是否是由農業經營決策者的不同特征造成的，從而驗證外出務工影響結果的穩健性。
（二）數據、樣本與變量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6年7月中國農業大學調研團隊對山東、河南兩省農戶開展的“農村勞動力流動調查”。調查主要采取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抽樣過程是：首先，以省為初級抽樣單位，根據各省農業生產情況和人口流動情況，選擇河南和山東這兩個農業大省、人口流動大省；然后，在樣本省內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將各地（市）分成高、中、低3層，在每層中選取在農業生產方面最具代表性的1個市；接著，在每個樣本市隨機抽取2個縣，在每個樣本縣隨機抽取2個村，在每個樣本村隨機抽取從事農業生產的約14戶農戶為調查對象。
本文用2015年家庭的農業經營決策者中是否有人在本鄉鎮地域外的地方務工來衡量其外出務工狀況。這樣界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兩點考慮：第一，限定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必須是家庭的農業經營決策者之一，保證了外出務工所積累的能力可供農業經營決策所利用，并使得分析外出務工的異質性影響時區分農戶以務農收入或非農收入為主具有現實意義；第二，限定勞動力外出的地域范圍，使其非農從業行為在能力積累和勞動時間損失方面都比本地兼業農戶更為明顯，從而弱化其他因素的干擾，更便于分析出勞動力流動因素的影響及其機制。
三、實證分析結果
基準模型估計結果顯示，與無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農戶相比，有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概率低0.161。使用工具變量的CMP估計法解決內生性問題后，外出務工的平均邊際效應是-0.381，即有勞動力外出務工會使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概率降低0.381。外出務工變量系數的絕對值顯著增大說明，若不考慮內生性問題，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會被低估。在穩健性檢驗中，通過分析有無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農戶樣本在性別和年齡上的差異，與基準模型估計中性別和年齡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方向，可知農業經營決策者的性別和年齡不是造成外出務工負向影響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原因；通過剔除受教育程度小于4年的樣本，使有無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兩類農戶間受教育程度均值差異最小，本文發現勞動力外出務工仍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
四、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不同兼業程度下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存在差異，本文首先用是否以務農收入為主來衡量農戶的兼業程度，并將是否以務農收入為主以及其與外出務工變量的交叉項加入基準模型，以此來分析外出務工的影響在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和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之間是否存在差異。結果發現兼業程度不會直接而顯著地影響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但是，對于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勞動力外出務工會使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概率顯著降低0.200；而對于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勞動力外出務工則會使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概率顯著提高0.187。外出務工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積極作用和對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消極作用，不僅說明了外出務工的影響存在異質性，而且從側面證實了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存在積累能力和改變從業重心兩個方面的作用。
考慮到勞動力的務工距離各不相同，返回家中起居勞作的便利性有所差異，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不同，本文以無勞動力務工的農戶樣本為對照組，分別以有勞動力在本鄉務工、跨鄉外出務工和跨縣外出務工的農戶樣本為處理組，分析不同務工距離下勞動力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結果發現，對于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勞動力外出務工對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負向影響隨務工距離的增加而增大。對于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勞動力外出務工會促進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這種促進作用應當來源于務工為農戶帶來的能力積累；并且，在能力積累的過程中，跨縣外出務工的積累效應最大，其次是跨鄉外出務工，本鄉務工的積累效應最小。
五、簡要結論
本文借鑒修正的農業技術采用理論模型，利用2016年山東和河南兩省“農村勞動力流動調查”數據，采用LPM模型和Logit模型分析了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農業可持續技術的影響，并通過對比是否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之間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影響，以及對比不同務工距離下勞動力務工的影響，間接驗證了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存在這兩個方面的作用。分析結果表明：第一，總體來看，勞動力外出務工會使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概率降低0.161。第二，使用工具變量的CMP估計法和穩健性檢驗處理外出務工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后，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負向影響仍然顯著。第三，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影響存在強烈的異質性，不同兼業程度農戶的采用行為不同，表現出“同途殊歸”的效果：對于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勞動力外出務工確實會促進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而對于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勞動力外出務工不利于其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并且，積累能力和改變從業重心這兩個方面的作用會隨勞動力務工距離的增加而增大。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8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