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農村發展不充分、農業農村發展不協調, 城鄉發展不均衡的現狀下,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全新思維, 是對長久以來制約中國社會現代化短板問題的集中關注, 對有效促進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在這一背景下, 農村現代化與城鎮化之間不再是過去“此長彼消”的相互關系, 而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形成一種相互促進、互相推動的新型關系。
近年來, 我國的城鎮化取得飛速發展, 但通過城鎮化帶動農村現代化的效果并不明顯, 相反, 由于城鎮化的快速推進, 部分地區的農村由于人才流失、土地被占等問題, 反而走向了衰落。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 首次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是對當前中國農業和農村現代化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相對緩慢的現狀進行的回應, 是針對全面現代化中的“短板”進行重點提升的有效措施。與2012年十八大報告中所提到的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的發展戰略相比, 針對性更為聚焦, 精準性更加突出。在這一戰略背景下, 農村的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 把握這些特征, 將有助于人們正確看待新時代農村與城市的融合發展。
一、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村經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 生產力得到了解放, 農村發展開始走上復興與發展。但長期以來國家推行的“以農補工”政策, 一直將農村放在城市的從屬位置上, 極大地阻礙了農村的快速發展。2005年, 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 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部署, 農村的現代化真正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在具體建設中, 一些農村片面追求外在的“新”, 大拆大建, 而忽略了農村的內在發展。2013年, 在浙江、海南等地開展“美麗鄉村”建設的基礎上, 習指出要“實現城鄉一體化, 建設美麗鄉村”, 對新農村建設中僅注重外在建設的“面子工程”進行了批判。從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新農村建設再到美麗鄉村的建設, 農村現代化的問題一直是政府關注的頭等問題, 經過近40年的發展, 農村現代化進程得到了有力推進, 但與整個社會的發展相比, 仍有較大的差距。尤其是與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城鎮化相比, 發展緩慢更為明顯。
(一) 城鄉發展不均衡
“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國家或地區依靠科技進步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 最終進入知識社會的漸進轉變過程”。這一過程的實現, 是一個包含了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村現代化在內同步發展的系統工程。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看, 應包括城市與鄉村全面協調發展, 而不僅僅是城市單一發展, 也不是城市簡單取代農村的過程。但在近年來的社會發展中, 城鎮化發展迅速, 相對而言,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要遲緩一些。
早在2012年,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曾提出了“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口號。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 更多注重的是城鎮化的推進。據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16年末, 中國城市數量達到657個,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7.4%, 比2012年末提高4.8個百分點。[2]城鎮化的“單兵突進”事實上是一種不均衡發展的現代化。在快速提升城鎮化率的同時, 城市數量的增多以及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導致城鎮化對農村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 強行把農業用地劃為城鎮建設用地, 導致農業用地過少且不具規模;人口向城市的過渡流動導致農村在勞動力出現不足, 等等。同時, 這種不均衡的發展對城鎮化也造成了一定的阻滯。例如, 農業轉移人口長期無法落戶城鎮, 各種保障措施不能有效跟進, 導致城市貧民窟出現;人口的過渡集聚導致城市出現了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治安問題嚴峻, 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城鄉的融合發展來統籌協調解決。
(二) 農村發展不充分
近年來, 中國農村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6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了1.2萬元, 較之2012年年均增長了8%;全國農村承包地流轉點擊4.79億畝, 比2012年增加2億多畝;中高端農產品11.9萬個, 比2012年增長了30%。[3]
不容忽視的是, 在許多農村, 從產業角度來看, 農產品的供給質量不高, 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不強, 農民增收后勁乏力, 農村自我發展能力弱;從基本條件來看, 基礎設施不完善, 農民生活條件落后, 農村傳統文化逐漸消失。這些問題, 導致我國傳統村落正在走向總結。
(三) 農業現代化與農村整體發展不同步
農業現代化主要指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 從而使農業生產力由落后的傳統農業日益轉化為先進的現代農業的過程。近年來, 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帶動下, “以工促農”作用明顯, 多數農村的現代農業生產已成規模, 基本擺脫了過去人力耕作的局面, 但從農村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 農業的現代化并沒有形成全面帶動作用, 無論是村落的整體發展水平還是農民自身的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標準相比, 差距依然很大。
美國社會學家阿列克斯·英克爾斯 (Alex Inkeles) 認為, 以往的現代化研究往往只注意了經濟的發展, 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點,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人是一個基本的因素, 只有人的現代化與經濟政治現代化發展相適應, 這樣的國家才能稱之為現代化國家。[4]從這一觀點可以看出, 農業的現代化僅僅說明了經濟的發展, 而農民和農村整體發展在沒有實現現代化之前, 農村的現代化之路仍舊任重而道遠。
(四)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
2017年10月18日, 習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主張優先發展農業農村, 實際上是在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上突出強調了農村的現代化, 在城鄉一體化的基礎上提出了城鄉融合發展。在這一戰略的具體實施中, 要通過不斷完善現有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 在深化土地改革制度的同時, 完善土地承包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 明確土地的承包關系, 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 同時要建設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從制度設計、管理體制、隊伍建設等方面綜合推進農村的振興。
二、新型城鎮化戰略中的鄉村關懷
(一) 對農業轉移人口的關注
農業轉移人口, 是指農業人口向農業內部各系統的轉移或向農業系統外的其他部門或行業轉移。我國農業人口眾多, 城市資源過少以及嚴格的二元戶籍制度的現狀導致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長期以來, 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 過多強調農業人口走向城市以便實現其城市化和現代化, 但在政策的扶持方面卻做的不夠。隨著城鎮化的不斷向前推動, 截至2016年末, 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7.4%, 而獲得城鎮戶籍的人口仍不到40%[5], 城市中, 有超過兩億的農業人口因為沒有戶籍而無法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 再加上這部分人學歷層次不高, 缺乏相應的培訓, 在就業方面不占優勢。
針對這些問題, 新型城鎮化從核心問題入手, 遵循立足國情、因地制宜的原則, 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城鎮化重物輕人的思維, 在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重點關注農業轉移人口的生存、生活、生計問題, 著力提升其能力素質, 提高其平等參與、平等發展能力。
(二) 對農業現代化的關注
農業現代化最直接的特征就是規模農業的大發展, 而規模農業事實上是與城鎮化進程相伴而行的。
傳統城鎮化主要強調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據統計, 2013年, 中國進城務工人員已經突破2.4億[6], 隨著進城務工人員的不斷增加, 農村勞動力出現了嚴重的短缺, 再加上農業生產成本逐漸上升, 糧食價格低價位徘徊, 直接導致農業經濟直線下滑, 耕地撂荒。這種現象開始呈現普遍化, 對我國的糧食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 農村人口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任務。這一任務迫切需要通過強化農村經濟結構調整, 加快農村經濟發展, 增加農民收入, 進而縮小城鄉差距來完成。新型城鎮化的“潛臺詞”是縮小農民和市民之間的差距, 平衡二者的關系。所以, 國家在推動新型城鎮化時, 一方面強調要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和社會保障, 另一方面又強調必須同時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的水平, 這樣才能提高農民的收入, 達到縮小城鄉差距的目的。
概言之, 新型城鎮化目標的實現是建立在農村經濟與城市發展協調一致的基礎上的, 因此, 對農業現代化就有必然的要求。
(三) 對農村發展的關注
新型城鎮化提出時, 著重強調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和產城互動等為基本特征, 不單是城市取代農村, 而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和生產聚落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過程。[7]也就是說, 農村社區的發展本身就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城鄉統籌需要通過“以城帶村”的發展模式帶動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文明程度的提升[8], 進而實現城鄉的融合發展。城鎮是某一區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中心, 長期發展所形成的政治影響力、經濟引領力、文化輻射力和社會服務力均在不斷增強。而這些力向農村的延伸可以更好地推動城鄉共建、共聯和共享, 進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提升社會保障水平。城鎮的教育、衛生、醫療、文化、科技、養老等公共資源向農民開放, 同時從體制機制上保障村民使用和獲得的均等, 可以有效提升農民的生活方式。此外, 城鎮是區域現代文明的聚集地和傳播中心, 可以為村民提供良好的學習場地、交流的公共平臺和現代文明的融合場所, 從而增強農民的新發展理念、傳播新文明成果, 生成新生產方式, 徹底去除封閉、保守、落后的傳小農意識, 變成真正的“現代人”。
當農民轉化成現代農民, 農業轉化成現代農業, 農村必然隨之轉化為現代農村。這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目標之一。
三、鄉村振興戰略對城鎮化的推動
鄉村振興戰略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的目標是一致的, 只是發展主體和關注區域有區別而已。城鎮化的關注點更多在城市, 但同時強調兼顧農村;鄉村振興的關注點在農村, 但要同時推動城鎮化的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從根本上來講, 主要是要補齊我國社會現代化發展中的短板, 既為城鎮化解決后顧之憂, 又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機制。因此, 鄉村振興戰略對城鎮化而言, 其推動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 推動解決當前大城市發展中的城市病問題
城市病, 是指在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社會問題, 將會加劇城市負擔、制約城市化發展以及引發市民身心疾病等。從國際社會發展經驗來看, 城市病是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如何應對, 就成為當前一個重要的課題。“鄉村振興戰略”中“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的提出無疑對解決這一問題有積極的影響。
首先, 鄉村振興有助于促進進城務工人口的回流。農業人口進城的最初動因是經濟壓力, 一旦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農業經濟呈現出活力, 農村與城市呈現均衡發展, 農村社會的鄉土引力就會發揮作用, 吸引進城務工人員回鄉創業或擇業。
其次, 鄉村振興有助于推動資本下鄉。資本下鄉就是把城鎮工商業所積累的龐大的科技、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吸引到農村去, 以解決農村面臨的困境。資本下不下鄉, 并不是政府能夠掌控的。資本的運作是一個市場行為, 遵循“趨利避害”的經濟理性規則。鄉村振興可以為資本的運行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創造出鄉村更大的吸引力, 從而吸引“資本下鄉”。
最后, 鄉村振興倡導工業進村, 有助于農村現代化的實現。鄉村振興的一個典型特點是產業興旺, 在除了傳統農村社會的支柱產業———農業實現現代化外, 源于城鎮發展的現代工業體系必須進駐農村, 這一體系是一種兼具信息化系統的現代產業, 能夠與現代化農業形成一套完整的產業發展閉環, 形成“產村融合”的良性循環, 從而推動農村現代化的實現。
(二) 推動解決新型城鎮化中的就地城鎮化問題
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一種, 是指農村人口不向城市遷移, 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 通過發展生產和增加收入, 完善基礎設施, 發展社會事業, 提高自身素質, 改變生活方式, 過上和城市人一樣的生活。
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曾就新型城鎮化提出“三個一億人”的論斷, 即:促進一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一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一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9]第三個一億人就是指現在還在農村的人口, 通過就地城鎮化來徹底解決城鎮化的均衡發展問題。
鄉村振興, 在推動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 建立了與城鎮化發展一致的目標。從城鎮化的發展歷史來看, 大規模的人口進城和人為推動的造城, 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 即便中國城鎮化率達到75%以上, 仍有近4億人生活在農村, 也還需要解決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問題。鄉村振興戰略本身就是看到社會發展的短板, 為真正實現最終的社會現代化而盡早謀劃。隨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原本流向城市的生產要素將向農村回流, 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 在此基礎上, 以產業興村, 實現產村融合。同時, 優先發展農業農村, 從政策體制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 使農民和市民享受同等對待, 城鄉融合態勢形成。從這一點來看, 在主觀發展農村的同時, 客觀上為農村就地城鎮化做了鋪墊, 甚至直接推動農民實現就地城鎮化。
(三) 推動形成城鄉融合有助于城鎮化健康發展
城鄉融合, 是指相對發達的城市和相對落后的農村, 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壘, 逐步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 促使生產力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合理分布, 城鄉經濟和社會生活緊密結合與協調發展, 逐步縮小直至消滅城鄉之間的基本差別, 從而使城市和鄉村融為一體。
“鄉村振興戰略”順應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成為更高階段的“城鄉融合”。將農村一二三產業整體融合起來進行發展, 形成一個立體化的產業發展模式, 對于形成“產業興旺”的現代化農村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同時, 鄉村振興要構建農村的生態文明系統, 要在保持農村自然的生態下, 塑造起后工業社會下的新農村景觀, 青山綠水將變成新的資產, 特色旅游將創造新的產業, 農村將徹底擺脫過去那種高污染、高能耗的生產生活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農村發展朝著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向邁進。這對城鎮化而言, 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結束語
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 是在對新的歷史時期產業經濟社會發展充分考量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上形成的。一方面, 正面應對農村發展不充分、農業農村發展不協調和城鄉發展不均衡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為通過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來實現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夯實了發展基礎, 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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