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糧食供求來看，中國必須依賴國際市場來實現國內糧食安全；從國際視角看，國內外糧食市場緊密相連，如果全球的糧食不安全，中國糧食安全必然會受到嚴重威脅，故而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必須置于全球視角下。作為崛起的大國，中國必須重塑自給自足的口糧觀，利用市場化理念調動糧食主產區及其農民的積極性，以最低成本實現國內糧食安全。與此同時，中國有責任、有能力幫助欠發達國家（地區）提高糧食供給能力，建設持續、穩定、安全的全球農產品供給網絡，為全球饑餓提供重要公共物品，堅持負責任大國的全球觀。
關鍵詞：糧食安全 糧食供求 可購買力 市場化
中國糧食安全進入一個新時代。2012年口糧產量已經恢復到1997年3.24億噸，2015年高達3.38億噸，而2016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6.16億噸①。與此同時，中國糧食也出現了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怪現象。作為崛起的大國，一方面，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收入水平提高，人們自然會升級食物消費結構，在肉、蛋、奶、水產品等方面消費呈現較快增長，正在從“吃得飽”向“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轉變，中國無疑需要依賴國際市場來實現國內食物基本均衡；另一方面，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如何在實現國內糧食穩定的基礎上扮演應有的大國角色，如何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回答上述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政策價值。顯然，傳統追求高糧食自給率的糧食安全戰略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已經不足以解決中國目前的糧食安全問題。面對新的發展階段和新的發展形勢，糧食安全迫切需要樹立新的觀念，做出重大調整。在中國迅速崛起和糧食供給趨緊的大背景，重新審視中國糧食供求形勢與外部環境，以期為制定面向未來的糧食安全新戰略提供決策參考。
一、重塑自給自足的口糧觀
近些年中央一號文件亦重點強調糧食安全問題，先后提出“發展農業科技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始終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首要任務”“抓緊構建新形勢下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等糧食安全戰略。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新戰略，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到2020年，現代農業建設取得明顯進展，糧食產能進一步鞏固提升，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產品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顯著提高”。由此可見，中國調整糧食安全戰略，將給世界一個更加清晰、更加穩定的預期[1]。一方面，中國絕對不會放棄口糧高自給率的目標，將從戰略角度配置更多的資源來實現國內口糧安全。盡最大努力穩定增產，保障國內糧食安全，本身就是對于全球糧食安全做出的巨大貢獻。另一方面，飼料糧和植物油等其他產品需要國際市場來提供的，中國愿意和其他國家(地區)開展深度全方位的合作，給全球飼料糧和植物油的資源配置提供明確的信號，有利于全球市場穩定。
(一) “十二連增”中口糧增加有限
2004—2012年間中國糧食產量年均增產超過1500萬噸，2013年糧食總產量首次突破6億噸，2015年糧食產量高達6.21億噸，2016年糧食產量6.16億噸為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快速平穩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需要指出的是，糧食“十二連增”是所有糧食加總，且是與歷史一個較低的水平(2003年)相比。從統計資料來看，1997年稻米和小麥產量加總達到3.24億噸，之后呈現下降趨勢，2003年產量只有2.47億噸，之后呈現恢復性增長，直至2012年才恢復到1997年的口糧產量水平。與1997年產量水平相比，2015年小麥、稻米和玉米分別增加了3.74%、5.59%、115.30%。由此可見，糧食增產主要來源于玉米增產。由于口糧消費慣性，而且食物結構往往呈現漸近式調整，所以，不可能期望居民口糧會在未來短時間內出現大幅度減少，口糧安全仍然需要給予足夠關注。另外，如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所言，農業靠天吃飯還沒有發生根本改變[2]。1990—2010年間的受災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平均在31%左右，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比重基本維持在53%左右，2009年之后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基本維持在40%左右。如廣大媒體所言，政策和科技促進了糧食增收，天氣也幫了不少忙，這也暗示了糧食“十二連增”的基礎薄弱。
(二) 為取得糧食安全形勢付出慘重代價
盡管中國取得了糧食安全相對較好的形勢，但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方面，我們為追求大范圍擴大種植和提高單產付出了生態代價。華北平原地區過量抽取地下灌溉水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區”；化肥使用有效利用率相對較低，追求單產過度使用化肥和農藥，使自然環境受到污染，農業土地出現板結現象，重金屬殘留，嚴重危害了鄉村自然生態環境。近幾年中重度污染耕地已達到333萬公頃，耕地污染超標率為19.4%，超標面積達2333萬公頃[3]。另一方面，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從2015年中央對地方的農業轉移支付情況來看，農業支持保護補貼資金1434.91億元，糧食風險基金179.81億元，目標價格補貼356.84億元，產糧大縣獎勵資金370.73億元，農業綜合開發補助資金365億元[4]。另外，糧食庫存居高不下，2016年玉米庫存更高達2.6億噸。僅按照每噸80元/年的保管費用，2.6億噸玉米每年的保管費用就超過了200億元，考慮到小麥和稻米的庫存成本，以及為消化玉米庫存而給玉米深加工企業提供100~300元/噸不等的補貼，這些費用最終由中央財政買單，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
(三) 現在和未來肉類和植物油的消費均需依靠國際市場
盡管國內糧食實現了“十二連增”，但是中國仍然大量進口糧食。根據海關統計資料，2016年中國進口谷物類農產品達到了2199.7萬噸(2015年為3271.5萬噸)，小麥、大米和玉米這三種主要糧食進口量突破1000萬噸。玉米受進口關稅配額管理，進口受限，但玉米的替代品(高粱、大麥、木薯)、副產品(DDGS)、產品的替代品(木薯淀粉)不在配額管理范圍之列，導致這些產品大量進口，直接替代了國產玉米的市場需求。2016年玉米和玉米的相關產品進口超過2700萬噸(表 1)，食用油籽進口8952.9萬噸，其中大豆進口更是高達8391.33萬噸。除此之外，中國還進口了688.4萬噸食用植物油(含棕櫚油)，進口食糖484.6萬噸。作為一個人多地少的發展中大國，如果僅局限于國內耕地和水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居民食物消費和經濟社會發展對糧食不斷增長的需求。以2014年為例，中國進口大宗農產品等價于進口10.97億畝耕地，這相當于國內農作物播種面積的44.2%，其中，大豆和食用植物油等價于超過國內農作物播種面積的40%。另外，近年來在大豆、棉花、植物油進口繼續保持高位，食糖、乳制品凈進口大幅增加的同時，主要糧食作物全部轉為凈進口。凈進口產品范圍已由大麥、大豆、植物油等部分產品擴大到糧棉油糖等所有大宗農產品。與此同時中國已經開始進口大量肉類(表 2)，以料肉比3.5：1粗略看，肉類進口等價于超過1000萬噸飼料糧。
毛學峰等[5]研究發現，從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食物消費統計情況，當人均GDP進入15000~20000美元區間后，食物消費趨于穩定或緩慢增長，糧食和肉類消費(包含水產品)都趨近于“雙百”狀態：口糧消費約100千克，肉類和水產品加總約100千克。從人均GDP來看，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7679美元(2005年不變價)，按照當前經濟增長速度，樂觀預測人均GDP將在2020年超過15000美元，這意味著2020年后食物消費將趨于穩定或進入緩慢增長階段，且在肉類、植物油和食糖消費上存在較大缺口。如表 3所示，中國大陸植物油人均消費剛剛超過日本人均消費水平，但與中國臺灣地區、韓國相比，肉類消費缺口至少有10公斤；與美國相比，肉類和植物油消費缺口則更大。綜合耕地資源、水資源和生態環境等多維度考量，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糧食市場和糧食資源，實現糧食安全不僅代價太高，而且難以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 貿易伙伴單一，口糧貿易不確定性很大
從全球市場來看，玉米出口國主要有美國、阿根廷、巴西、法國、北非等國家，稻米出口國主要有泰國、越南、美國、巴基斯坦、印度等；小麥出口國主要有美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大豆出口主要在美國和南美地區。小麥和稻米出口市場集中度(CR3)分別是46%和61%，而玉米和大豆分別高達73%和87%。飼料糧出口比口糧更加集中，主要分布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地區。但是考慮到可以通過直接進口肉類來調節飼料糧余缺，以及巴西、阿根廷和美國分布在南北半球，種植和收獲的季節性差異給中國提供了更多的選擇[6]，所以，口糧貿易不確定性更大。
僅從外匯可獲得性來看，中國通過貿易進口糧食應該“不差錢”，但是糧食全球貿易量有限，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不可能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置之不理，更有甚者，如2008年和2010年發生全球糧食危機，全球近30多個國家限制了糧食出口，即使外匯充足也無法購買到充足的糧食。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數據，2012年世界谷物貿易量2.94億噸，其中小麥貿易量為1.35億噸，大米貿易量僅為3730萬噸。如果中國稻谷減產18%，那么全球稻米貿易量就無法滿足國內缺口。相比較而言，國際小麥市場相對較大，如果中國小麥減產30%，小麥進口量占國際貿易量的25%~30%。多個國家限制糧食出口，不僅推高了小麥全球價格，加大了國內小麥進口成本，也使欠發達國家的糧食安全雪上加霜。所以，穩定國內口糧生產，在全球范圍內擴大貿易伙伴是實現國內口糧安全的重要選擇。
(五) 口糧改善空間存在，中國有實力實現口糧均衡
既然糧食缺口不能簡單依賴進口，那么出路便只能是國內更大范圍的自給自足。事實上，中國的口糧生產還存在較大的改善空間。雖然小麥、水稻、玉米的單產水平已經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仍然分別是單產排在前10位國家平均水平的六七成(表 4)。近些年國內相關遺傳育種研究不時傳來捷報，這意味著如果能穩定現有耕地面積并全方位進行改良，妥善解決水資源短缺和科技支撐不足問題，未來糧食增產潛力仍然十分可觀。飼料糧，玉米未來的增產空間也十分巨大。以玉米主產區為例，播種面積超過300萬公頃的地區有河北、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等6個省份，其中黑龍江播種面積最高(545萬公頃)。如果黑龍江和內蒙古的玉米單產可以達到吉林省的玉米單產水平，則黑龍江和內蒙古的玉米將增產1550萬噸；如果河南和河北的玉米單產達到山東玉米單產水平，這兩個省份的玉米產量將增加556萬噸。僅這兩個地區的玉米增產就將超過2000萬噸。隨著收入水平提高，糧食直接消費，或者說口糧消費會出現緩慢下降的趨勢，這樣能夠實現保障口糧絕對安全。值得指出的是，考慮到耕地、水資源的硬約束，未來中國糧食發展的重點不是不遺余力地實現糧食增產，而是保障糧食穩產。
綜上，中國糧食安全狀況是逐步改善的，沒必要盲目悲觀。到2020年人均糧食消費為395公斤，只要中國糧食總產量保持在1萬億斤以上，就可以解決吃飯問題。近十多年糧食消費的快速增長，突出表現為基本口糧消費需求之外的消費和工業用糧消費增加較多，這說明不是中國糧食安全保障水平的下降，而是在上升。但在“十二連增”背景下，也要看到中國植物油和飼料糧進口是大勢所趨，而且國際市場能夠為中國提供較為豐富的選擇，口糧調節余缺是現實而且可行的。另外，大規模進口口糧依賴國際市場，既不可能，也不現實，而且考慮到口糧供需狀況，中國有能力實現口糧基本供求平衡。因此，中國需要進一步明確糧食安全的工作重點，合理配置資源，集中力量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二、樹立安全與效率并重的市場觀
糧食安全是政府為民眾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之一。首先，政府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用地制度，堅決守住耕地保護紅線和糧食安全底線，確保實有耕地數量基本穩定；其次，通過一系列強農、支農和惠農政策，尤其是提高農業科研投資，提高糧食單產，實現糧食穩定增產；最后，通過多次提高扶貧和低保的標準與范圍，真正落實“六個精準”，即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努力把更多的低收入群體納入社會安全網。雖然政府在糧食安全中承擔了重要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市場化。反之，如果沒有市場化制度安排，那么既會加重財政負擔，也會使中國農業生產在國際市場上喪失競爭力；另外，高保護的農產品也會推高生活成本，進而影響未來工業化進程。
(一) 糧食主產區需要進一步市場化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依靠行政化手段，推動和保障糧食安全，最為典型的就是“米袋子工程”。《國務院關于深化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通知》(國發〔1994〕32號)提出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要求省一級政府把當地糧食平衡的責任擔當起來，實現區域糧食平衡，省級政府對當地的糧食生產、收購、銷售、省際流通、市場管理、儲備和吞吐調節等各個方面全面負責，保證糧食的正常供應和價格穩定。但隨著全國糧食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中央對糧食市場調控能力的增強，這套制度安排也逐步暴露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當前糧食主產區承擔著糧食安全重任，穩定增產成為糧食主產區行政領導的執政關鍵詞。從這個意義上說，至今糧食主產區仍舊沒把糧食提升到商品概念以及作為重要產業的概念上來。從中國的統計制度也能明顯看出，各級政府最關注的是糧食總產量指標，卻沒有統計糧食的市場價值、糧食銷售額、農民從中獲益增收情況。隨著市場化經濟逐漸深入人心、市場經濟越來越完善，期望純粹行政化干預來實現糧食安全的成本會越來越高，且效率低下。
當前，農業發展已超出農業生產范圍，農業的概念與內涵逐漸拓展。當前農業發展已超出初級生產的范圍，在縱向和橫向上拓展了與其他經濟活動的聯系，改變了以往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分割現象，形成了“從田間到餐桌”的完整產業鏈條[7]。農業不再僅僅是提供初級原料的產業部門，而是能夠創造高額利潤和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基礎產業部門。糧食主產區需要解放思想，做大農業文章，真正實現三個轉變：從糧食向農產品的轉變、從糧食生產基地向產業帶的轉變、從涉農產業向涉農產業集群的轉變。糧食主產區政府必須加強提高產業配套能力，激活區域內創業能力，讓一批富有創新活力的企業積極參與涉農產業發展，在技術、設計、品牌、供應鏈和分銷渠道管理等方面做出努力，形成小麥產業帶、稻米產業帶和其他特色涉農產業帶。只有做大做強糧食產業，糧食主產區才不會把生產糧食當作財政負擔，才會穩定和提高重農抓糧的積極性。因此，中央政府必須持續增加產糧大縣財政獎勵和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為糧食主產區營造相對寬松的財政環境。
(二) 農民增收致富需要進一步市場化
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均表明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是必歸之路。2015年和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均超過了40%。一方面，農業部門只有更少的農業勞動力才能分享更多的農業資源，而創造更多非農就業機會才能更大范圍地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勞動力流出后農業部門資源需要重新配置，只有良好的資源配置才能促進農地規模化，才能有利于新型農業經濟主體培育與成長。對于家庭農場而言，土地的規模化、農業各個環節(耕地、整地、播種、施肥、病蟲防治、科學管理、收獲、脫粒等)的機械化、農藝標準化、管理的集約化等都需要進一步市場化，在產前、產中和產后各個環節上進行分工與專業化，需要有一個較為完善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來推進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加快農業經營方式轉變[8-9]。從實際情況來看，根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統計數據，2008—2013年的三種糧食作物平均收益為183元/畝，2011—2015年的三種糧食作物平均收益為127元/畝。考慮到兩季作物，每畝收益應當能夠超過250元，如果以最低收入水平200元為基準，純糧食種植農戶需要種植約50畝才能實現與城市最低收入水平相當的生活(表 5)。這意味著只要實現規模化生產，純農業收入并不低，也能達到一個社會最基本生活水平[10-11]。
(三) 糧食價格形成機制亟待完善
韓俊認為，中國農業發展面臨“天花板”“地板”的雙重擠壓，又面臨“紅燈”“黃線”的雙重約束①。一方面，一些主要農產品的價格開始明顯高于國外農產品進口到岸完稅后的價格，國內外農產品價格出現倒掛，尤其是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大宗初級商品價格下行，國內外農產品價格倒掛成為常態。另一方面，伴隨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農業部門，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正在發育之中，勞動力價格和土地租金逐漸上漲，農業生產中像農機、化肥、農藥、農膜等投入品越來越多，這些都快速推高了農產品生產成本。在價格倒掛的情況下，價格驅動性進口會不斷增加，進口對國內農業的沖擊難以避免。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顯著受益于糧食直接補貼、糧食最低收購價格、糧食競價交易等政策。然而未來農業政策干預空間有限，而且農業補貼正在逼近中國2001年入世時承諾的“黃箱”政策補貼不能超過農業產值的8.5%的界限。因此，當前加快轉變農業的發展方式勢在必行。從生產激勵來看，必須施行市場化激勵才能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以及糧食主產區開展糧食生產的積極性，也只有通過市場化改革才能理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才能使市場機制在價格形成上發揮決定性作用，進而實現農業發展方式轉變。
(四) 糧食貿易與流通需要進一步市場化
日本糧食供給實踐充分證明了糧食流通與貿易體系是糧食穩定提供的關鍵所在。日本商社實施全球業務戰略，主要與全球范圍的糧食業巨頭簽署協議，購買糧食資產并構建全球網絡，使其能夠擴大貿易量，確保進口糧源穩定、物美價廉的糧食資源，向日本市場保持穩定的糧食進口供應②。中國需要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涉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建立穩定的合作戰略關系，為國內提供糧源穩定、價格低廉的口糧資源。另外，中國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的空間距離擴大，傳統的“南糧北運”已經越來越多地轉為“北糧南運”和“北出南進”，“南北”“東西”糧食不能快速通達，即使糧源豐富，遠水也解不了近渴。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南方雪災和5·12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無不凸顯在關鍵時刻糧食快速通達對于糧食供給的重要性。
綜上，只要堅守耕地用途不變更，在土地資源確保的情況下，推進市場化改革，使種植糧食也能獲得社會平均利潤，調動糧食主產區種植糧食的積極性，并且推動整個糧食流通產業的快速發展，有利于保障中國糧食安全。
三、堅持負責任大國的全球觀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有十余年，在農業對外全面放開的背景下，我們必須用全球視野、戰略眼光來理解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一方面，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實施全球農業發展戰略，是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緩解農業資源環境矛盾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中國有能力、也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建設持續、穩定、安全的全球農產品供給網絡，改善全球農業治理。中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①，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這些都需要我們努力構建廣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前，全球糧食不安全現象仍舊較為嚴重。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饑餓指數(Global Hunger Index，簡稱GHI)，從1990年的20.8下降到2013年的13.8，南亞地區的GHI高達20.7，撒哈拉以南非洲的GHI達到19.2，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世界全球饑餓指數由“驚人饑餓”問題演變為“嚴重饑餓”，雖然這表明全球整體饑餓狀況有所好轉，但全球饑餓情況不容樂觀。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2013年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報告[12]，2011—2013年間，全球估計有8.42億人口長期遭受饑餓，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這部分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8以上，其中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南亞地區的情況最為嚴重。饑餓人口中絕大部分居住在發展中國家，其當前平均食物不足發生率估計為14.3%。
顯然，食物不足發生率是衡量飲食能量缺乏的一項指標，但是它仍舊無法反映食物安全和貧困人口面臨的窘狀。聯合國糧農組織一再強調糧食安全的四個維度：糧食可供量、糧食獲取的經濟和物質手段、糧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時間的穩定性。其實，概括地說，糧食供給不足和缺乏購買力是部分國家糧食不安全的重要原因。正如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言，饑荒并非因糧食總量不足引起的，而是由于分配不均導致的。對于完全依賴進口或糧食不能自給的國家，如果經濟收入水平較高，那么其糧食只是一個供給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如果經濟收入較低，其糧食安全則不僅供給問題，還有經濟調查。2000年以來，尤其是2007—2008年，全球糧價飆升，伴隨著囤積現象和糧食貿易禁運，大大剝奪了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感，惡化了窮人的福利。所以，提高糧食產量、增加可支配收入、擴大糧食自由貿易、穩定全球糧食價格對于他們至關重要。然而，作為迅速崛起的大國，中國應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從歷史來看，中國一直都有自己的責任意識和責任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確立了“負責任大國”的身份，也較為全面地參與國際政治、經濟、安全、軍控、環保、人權等各分支體系，越來越多地與國際體系實現了融合與互動[13]。在融入國際社會的同時，中國在國際體系內既享有應有的權利，也認真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正在構建新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這也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物品，使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受益。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毫無疑問，中國在人民幣、軍事等方面為全球提供的公共物品有限，但是當前在全球食物供給與治理方面，中國還有較大的努力空間，中國有意愿、也有能力去改善全球糧食不安全狀況。
正如鄧小平[14]所言，“中國維護好自身的發展與穩定是對世界負責任的一種表現，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其自身的穩定本身就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了貢獻”。中國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曾長期接受國際糧農組織的援助，從2002年中國已由受援國變成援助國[15]。作為糧食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的責任重大。由于全球口糧貿易相對較小，尤其是大米市場，中國盡最大努力穩定增產，保障國內糧食安全，本身就是對于全球糧食安全狀況做出巨大貢獻。當然，中國也可以通過適當、穩定地進口糧食來調劑國內余缺。中國越來越明晰自己的糧食安全目標，給糧食貿易伙伴提供穩定預期，讓貿易伙伴分享中國廣大的農產品市場。
從單產角度，非洲玉米、小麥單產僅為中國的一半，稻米更是不足四成，南美地區小麥單產水平也只達到中國的一半左右，稻米與玉米單產水平也存在不小差距(表 6)。此外，根據FAO公布的2011年數據，非洲還有226453.31萬公頃，南美洲有130832.26萬公頃可開發耕地，所以南美洲與非洲有較大的糧食生產潛力。如果中國能夠幫助非洲糧食增產5000萬噸、南美洲糧食再增產1億噸，既有利于解決非洲地區本身的糧食不安全問題，也為解決中國國內糧食安全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對比來看，中國在農業發展過程中，不論是育種、種植管理，還是流通與貿易，都積累了較豐富的生產技術研發、推廣、農田水利管理、機械化等經驗，這些技術和管理經驗更容易被非洲農業吸納與消化。
尤為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實踐也充分表明，減輕饑餓和貧困，唯一的途徑就是面向窮人，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實現持續且惠及大眾的增長。對于中國而言，鼓勵大量企業走出去，比如像華堅集團這樣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利用其海內外訂單、銷售渠道、技術、管理、資金優勢，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其現有設備和生產逐漸向工資水平較低的非洲轉移，給非洲地區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與現金收入，有利于非洲地區改善貧困狀況。
綜上，負責任大國的全球觀至少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全面提高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構建持續、穩定的農產品供應網絡，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第二，把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與農業走出去聯合起來，推進中國走出去，幫助提高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生產率和購買力，幫助“一帶一路”沿線的一些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進而改善全球糧食不安全狀況；第三，基于“一帶一路”偉大倡議，創造更多的渠道參與全球糧食治理，從更長遠的角度解決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四、未來之路
(一) 解放思想，逐步豐富糧食安全內涵，樹立糧食安全的口糧觀
在國民經濟大背景下科學認識中國糧食安全形勢。目前大規模進口的主要是大豆和植物油，而小麥和稻米進口量有限，二者進口比重占國內產量低于5%，口糧基本安全。但不容樂觀的是，1949年后糧食供求歷次大幅度波動，基本上不是農業生產簡單下降造成的，而是糧食供給情況稍微改善之后放松農業生產所致。本文建議調整糧食統計口徑，采用谷物即為糧食的統計口徑，既有利于糧食統計與國際通用的標準接軌，也有利于推進以口糧為主的新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在口糧基本穩定的大背景下，科學實現四大轉變：(1)從追求簡單糧食數量安全向追求質量安全轉變；(2)從糧食生產能力向糧食供給能力轉變；(3)從追求糧食高自給率向糧食流通快速通達轉變，在重要物流節點建立糧食倉儲基地、糧食加工基地與物流基地，實現倉儲、加工與物流一體化，實現南北糧食運輸一體化與東中西糧食運輸一體化；(4)從單純糧食保障向保障糧食供給和保護環境并重轉變，更加重視人們日益增長的食物多樣性和營養性的需求，以及良好的生態訴求，在推進生態文明進程中確保“從農田到餐桌”的食品生產和消費安全。
(二) 利用市場化觀念推動糧食生產與貿易，降低成本實現國內糧食穩定
首先，糧食主產區發展面臨從貧窮走向富裕問題，糧食主產區實施農民收入倍增戰略困難大，不僅農民缺乏種糧積極性，地方政府也缺乏主抓糧食、促進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因此建議相關資源向糧食主產區傾斜，切實幫助糧食主產區實現從單一糧食向豐富農產品轉變、從糧食生產基地向產業帶轉變、從涉農產業向涉農產業集群轉變，在實現快速發展的同時肩負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重大責任。其次，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優質優價”的價格信號引導市場增加綠色優質、營養健康食品的供給。再次，加強糧食物流通道和糧食物流節點建設，著力建設糧食倉儲基地、糧食加工基地與物流基地，實現倉儲、加工與物流一體化，實現南北、東西糧食運輸一體化。最后，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通過靈活的入股形式構建全球糧食貿易網絡，確保國內糧食供應穩定。
(三) 中國政府和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糧食治理體系，樹立大國的糧食安全全球觀
首先，中國需要進一步明晰中國糧食安全觀，給全球貿易伙伴一個穩定的農產品需求預期。這樣有利于促進貿易伙伴擴大農業投資與支持，擴大糧食貿易，進而促進全球糧食供給穩定。其次，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為重點，借助于中國對外基礎設施與農業技術援助提升全球糧食生產能力。再次，推動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一帶一路”轉移、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借鑒中國發展經驗，分享中國發展機遇，這樣既給中國糧食安全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也有利于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最后，中國主動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加強全球農產品貿易與區域農業合作，在滿足發展中國家的期待方面有所作為，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維護全球糧食貿易市場秩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本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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