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7年全國調查數據的分析，探討中國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現狀，并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重點研究人口結構特征、家庭資本和政治資本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民對各級政府的滿意度從基層到高層依次遞增，且總體上呈現出上升趨勢。政治身份與農民的政府滿意度呈正向關系，即黨員和村干部身份的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相對更高。家庭年收入對政府滿意度呈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對政府滿意度就會越高；但家庭負債與政府滿意度呈現出負相關性，即家庭越負債，其對政府滿意度越低。農民對政策的滿意度以及農民的政治認同感也對政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滿意度與國家認同度越高，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也會越高。
關鍵詞:政府滿意度；農村政策；家庭資本；政治資本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假設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這就說明政府的績效評價不再局限在政府的內部評價，外部獨立的第三方評價尤其是人民參與評價亦被凸顯出來。有網絡調查顯示，從2012年至2016年這四年間，網民對政府工作較為滿意，政府滿意度整體呈上升趨勢[1]。然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2]，農民問題一直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因此，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更是成為評判政府工作績效的重要“標尺”。尤其是當前中國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村農民問題關乎基層乃至整個國家的穩定。準確把握住農民對政府滿意度的現狀以及當下影響這種現狀的關鍵性要素，顯得極為必要。因此，本文以2017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百村觀察”項目的樣本數據為基礎，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從家庭資本和政治資本兩個維度出發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進行系統研究。通過深入分析家庭資本與政治資本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為政府振興鄉村、提升工作績效提供參考。
政府滿意度是指民眾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在某種層面上體現了政府工作績效的好壞[1]。目前國外對于政府滿意度的理論研究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以Daniel R.Ilgen為代表的“期望失驗論”，該理論認為政府工作的實際績效與民眾的預期績效存在偏差[3]。Gregg在研究美國民眾對政府滿意度影響因素時同樣發現期望和績效之間的差距對政府滿意度有著顯著影響[4]。另一類則是以Jr.Joseph S.Nye等為代表的“政治沖突論”。他指出今天的美國人對聯邦政府的信心相對于1964年大幅度下降，其罪魁禍首是由日益腐蝕的新聞媒體所引起的文化與政治沖突[5]。不過，這兩類研究均發現民生現狀與公民的個體遭遇對政府滿意度或多或少都有影響。除此之外，近年來還有西方學者從其他角度來研究政府滿意度，如Sune Welling Hansen研究民主規模成本發現人口規模的增加對公民的政府滿意度有負面影響[6]。
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對此進行了延伸拓展。尉建文、謝鎮榮認為“政府滿意度是政府績效評估的重要依據，是現代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并發現“國家治理中合法性與有效治理之間的關系，決定了各級政府的行為和群眾滿意度”[7]。趙大海、胡偉指出，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公眾滿意度總體水平的提高不應過度依賴于公共服務提供的滿意度，應優先提高公眾對政府效能、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等滿意度的政策建議[8]。若從測量工具和統計學方法去看，國內對政府滿意度進行研究的學者也不乏少數（如表1所示）。
這些研究對于加深認識政府滿意度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如民生問題（收入、公共服務等）影響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但是不難發現已有的研究尚未有以農民為研究對象，且多數從社會學視角而較少有從政治學視角去研究政府滿意度。蔣葉莎、羅教講[16]從政治資本的角度研究過政治資本對公民的政府信任問題，但是很明顯政府信任與政府滿意度實屬兩個截然不同的話域。基于以上梳理，本文擬結合家庭資本因素和政治資本因素提出兩個研究假設，這兩種假設構成了家庭資本與個體政治資本影響農民對政府滿意度的可能路徑（參見圖1）。
H1：農民的家庭資本對政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假定認為農戶的家庭資本越好，其對政府的滿意度就會越高；反之，家庭資本越差，其對政府的滿意度越低。
H2：農民的政治資本對政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假定認為農民的政治資本越豐厚，其對政府的滿意度亦會越高；反之，政治資本越薄弱，其對政府的滿意度亦會越低。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百村觀察”項目組2017年對全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3844位農戶的調查數據。
在此次調查的3844位農民中，分布于北方地區農村的占比為43.78%、南方地區的占比為56.22%；從東中西三大區域看，農戶占比分別為26.12%、46.41%和27.47%。從個體性別差異性分析，男性農民占比為73.05%、女性農民占比為26.95%；漢族和少數民族農民分別占比86.29%和13.71%；從年齡分布看，60歲及以上的農民占比41.31%，50~59歲的占比31.76%，40~49歲的占比20.06%，30~39歲及30歲以下的農民累計占比6.86%；從農民身份分析，黨員農民占比23.39%、非黨員占比76.61%，擔任村干部的農民占比12.98%、普通農民占比87.02%；從婚姻狀況與宗教信仰看，已婚農民占比89.78%、其他占比為10.22%，有宗教信仰的農民占比7.36%、無宗教信仰的農民占比92.64%；從受教育水平分析，小學和初中學歷的農民比重最多，占比分別為38.80%和36.72%。總體來看，根據農戶的個體差異和地區差異進行抽樣相對來說較為科學有效，符合統計學分析要求。
（二）變量設置與概念化操作
1.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為農民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問卷對測量指標分為四類：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縣政府和鄉鎮政府，答案根據里克特量表設置為五個等級，分別為“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通過對其進行1~5分的賦值，計算發現農民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均值為4.6233、省級政府滿意度均值為4.4260、市縣兩級政府的滿意度均值是4.1119，而鄉鎮政府滿意度均值為3.9319，接近比較滿意。為了回歸研究的科學性和便利性，筆者運用SPSS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對四級政府滿意度進行因子分析（均符合統計學要求，如表3所示），共提取出一個公因子，命名為“政府滿意度因子”。
2.自變量。
本文的自變量包括核心變量和控制變量兩部分，其中核心變量為家庭資本與政治資本。首先是家庭資本。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科爾曼就學生的學業成就影響因素提出了“家庭資本”的分析框架[17]，后來對此進一步發展，指出影響未成年學業成就的家庭資本至少包含3種要素：一是社會資本要素，二是人力資本要素，三是財務資本要素[18]。國內學者在引進這一概念的同時，結合本土實際，認為家庭資本包含著父母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核心要素[19]。根據以上界定，本文結合“百村觀察”調研問卷將“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負債情況”作為核心自變量的具體操作化指標，設置題項為“您家上一年家庭總收入是多少”，此為數值型變量（取對數）；以及“您家上一年是否負債”，回答設有“是”和“否”，并對其進行虛擬化處理，是=1，否=0。
其次是政治資本。從狹義的角度看，有學者將政治資本看作政治資源或政治關系[20]，但從宏觀的角度去看，Kenneth Newton將政治資本看作是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信任、政治寬容、公眾興趣、公民義務和對政治制度的信心等[21]，這種觀點將政治資本看成是民眾在政治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政治關系與政治態度。而公民所形成的政治態度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政策息息相關，政策是政府與絕大多數人相關的一個方面[22]，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主要來源于政府的政策結果[23]。因此，文章從Newton的界定出發，擬采用農民對政策的滿意度和對政治的認同度兩大變量代表政治資本。政策滿意度的題項共有9項（見表4），答案設置分別為“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并依次編碼賦值為“1~5”；同理，政治認同度的題項共有11項（見表5），答案設置分別為“很不滿意（很不好）、不太滿意（不太好）、一般、比較滿意（比較好）和非常滿意（非常好）”，并依次編碼賦值為“1~5”。鑒于變量選取較多，筆者運用SPSS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分別對政策滿意度和政治認同度提取公因子（均符合統計學要求，詳見表4和表5）。農民對國家的政策滿意度提取出兩個因子，分別命名為“綜合性政策滿意度因子”和“保障性政策滿意度因子”；農民的政治認同度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國家認同度因子”、“社會認同度因子”和“村莊認同度因子”，以因子得分為政治資本的核心自變量。
控制變量：根據以往的定量研究經驗，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主要有：性別（男性=1，女性=0）、年齡（連續變量）、民族（漢族=1，少數民族=0）、政治面貌（黨員=1，非黨員=0）、村干部身份（干部=1，非干部=0）、婚姻狀況（已婚=1，其他=0）、宗教信仰（無=1，有=0）、健康狀況（好=1，差=0）、職業（農業勞動者=1，非農勞動者=0）和教育水平（連續變量）。
（三）模型建構
由于自變量屬于二分類變量和連續變量，同時因變量為政府滿意度的因子得分，屬于連續變量，因此研究擬使用多元線性回歸（方程1）。為了驗證研究假設，將建立以下納入各變量后的線性回歸模型方程：
以上Y代表因變量農民對政府滿意度，a為常數，X1-X7依次代表核心自變量家庭年收入取對數、負債情況、綜合性政策滿意度、保障性政策滿意度、村莊認同、國家認同和社會認同；β1-β7相應表示各自變量的回歸系數；Wi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βn表示各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εi為隨機誤差項。
三、農民對政府滿意度的現狀及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農民對政府滿意度的現狀分析
本次調查問卷中有專門針對農民對政府滿意度的量表。由表6可以發現，從時間序列來看，2013年（1）樣本農民對中央政府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累占比為92.33%，2017年樣本農民對其表示滿意的累計占比為96.74%，高出2013年4.41%；2013年樣本農民對省級政府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累占比為82.27%，2017年樣本農民對其表示滿意的累計占比為91.89%，高出2013年9.62%；同樣地，2017年樣本農民對市縣級政府和鄉鎮政府表示滿意的累計占比分別為78.88%和70.57%，分別高于2013年21.92%和20.93%。可見，從2013年至2017年五年間，農民對各級政府的滿意度整體呈上升趨勢，尤其是鄉鎮政府和市縣級政府五年間農民對其滿意度增幅明顯。
從縱向上看，在我國，政府獲得了較高的滿意度，但這個滿意度呈現出一個顯著的特點，即隨著政府層級的降低，滿意度逐漸下降[14]。從數據可以看出，不論是2013年還是2017年，農民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一直保持最高，其次是省級政府，再次是市縣級政府，最后為鄉鎮政府。2013年各級政府間的滿意度差值分別為10.06%、25.31%、7.32%，而2017年各級政府間的滿意度差值分別為4.85%、13.01%、8.31%。由此可見，從2013年到2017年，農民對各級政府間的滿意度差異逐漸縮小，但滿意度值仍是從基層向高層遞增，這與托尼·賽其[24]的研究也是一致。從東中西地域分析，三大地區農民對同一級別政府的滿意度差異不大（因篇幅限制不再附表）。綜上所述，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總體呈現上升態勢。
（二）農民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借助SPSS分析軟件，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農民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進行估計。首先利用VIF（方差膨脹因子）方法對解釋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VIF均小于2（根據統計學要求，當0 我們首先考察了人口學變量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的影響（見模型1）。結果表明，性別變量在三個模型中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年齡變量在模型1和模型2中都有顯著影響。具體來說，隨著年齡的增加，長者農民相對于青年農民而言對政府滿意度更高。從農民的政治身份看，政治面貌與干部身份與農民的政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關系：較之非黨員和非干部農民而言，黨員、干部農民對我國政府的滿意度相對更高。但是，年齡、政治面貌和干部身份與農民的政府滿意度之間的顯著性在模型3中消失，說明這三個變量對政府滿意度的解釋力并不穩定，可能受政治資本變量影響，以中介變量的形式作用于政府滿意度。另外，農民的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健康狀況、職業狀況和受教育程度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均不具有顯著性。 在模型2中，我們引入了家庭年收入對數和家庭負債兩個變量。結果表明，家庭年收入對提高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即家庭年收入越多，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越高；從家庭的負債情況看，模型顯示其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回歸系數為-0.095，表明家庭負債情況與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呈負相關性，負債家庭的農民相對于無負債家庭的農民來說對政府滿意度較低。這也驗證了假設H1：家庭資本越雄厚，具體而言，家庭年收入越高、越無負債，農民對政府滿意度也就越高。 模型3則進一步增加了政治資本變量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影響。一方面，從農民對政策滿意度的自變量來看，綜合性政策滿意度與保障性政策滿意度對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均有顯著性正面影響，農民對綜合性政策滿意度每增加1個單位，其對政府滿意度就會相應增加0.186個單位；農民對保障性政策滿意度每增加1個單位，其對政府滿意度就會增加0.227個單位。可以看見，相對于綜合性政策而言，農民對保障性政策更加關注。另一方面，從農民的政治認同度去看，農民的村莊認同、國家認同與社會認同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數據表明：農民對村莊認同度、國家認同度和社會認同度每增加1個單位，相應地政府滿意度就會增加0.240、0.321和0.095個單位，說明對三者的認同感越強烈，其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就會越高。這也驗證了假設H2。 總體而言，通過3個回歸模型，我們可以發現農民的年齡、政治面貌、干部身份、家庭年收入、是否負債、政策滿意度和政治認同度等因素對其政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另外，模型3中政府滿意度的擬合度要明顯高于模型1和模型2政府滿意度的擬合度，說明模型3的自變量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影響要大于模型2和模型1。 注：1.*P≤0.05，**P≤0.01，***P≤0.001；2.abcdefghi參照系分別對應女性、少數民族、非黨員、非干部、未婚、有宗教信仰、健康狀況差、非農勞動者和無負債；3.括號外為回歸系數，括號內為標準誤差。 四、結論與啟示 政府滿意度是農民在一定時期內對政府態度的反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通過對既有研究的梳理，以問卷調查的方法，利用2017年“百村觀察”數據，運用統計軟件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進行詳細分析，并重點研究了家庭資本與政治資本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農民對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縣級政府和鄉鎮政府的滿意度依次下降，但相對于2013年而言，總體滿意度呈上升趨勢，且上升幅度較大。第二，農民的家庭經濟狀況與其對政府滿意度有顯著關系。家庭年收入高、無負債，則政府滿意度高，反之則低。第三，農民對政策的滿意程度直接影響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尤其是與農民息息相關的具有保障性的政策對其影響更大。從數據來看，2017年農民對綜合性政策滿意度均值為3.98254分，而對保障性政策滿意度均值為4.10815分，說明當前農民對國家的保障性政策更為滿意。第四，農民的政治認同感對農民的政府滿意度也均呈現顯著的正向關系。政治認同內含有情感要素[25]，政治認同如果高，則相應的情感就會濃厚，對政府的滿意度就會增強。值得注意的是，農民的政治認同不是虛化的，而是主觀的、直接的感受，這種感受直接關系到對政府的評價。此外，農民對村莊、國家和社會的認同度與其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存在差異。 根據實證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啟示：一是我國農村地區應盡快制定出因地制宜的鄉村振興規劃和方案，推動農村農業農民轉型升級，讓農村成為“富地”、“寶地”，使家戶小農成為“現代化的職業農民”，進而保障并提高農戶的家庭收入。二是要繼續大力實施民生工程，尤其是針對農村地區，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減少農民的“所慮”、“所憂”。三是要提高農民對黨和政府、社會和村莊的認同。從村莊層面看，應提高黨員和村干部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強化干群、黨群“心連心”；從社會層面看，應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提高社會和諧指數、增進農民在社會中的地位；從國家層面看，國家認同可以將民眾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而促進政治團結[16]，因此，應強化村民自治的“五個民主”，尤其是貫徹落實十九大最新提出的“民主協商”，讓農民參與政治生活，增強農民對黨和國家的信心。 作者簡介：方帥，男，漢族，安徽安慶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基層治理與農村問題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