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遠不是分類整理垃圾，而是一場治理的革命，意味著社會治理的整體優化。通過垃圾分類，人們的治理意識得到有效提高，實現了治理的內化和社會性約束。
垃圾分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它是一場全面優化的治理運動。垃圾處理本身涉及垃圾投放、垃圾收集、垃圾運送、垃圾處置等環節，前段和末端必須相互照應、彼此契合，而不能缺乏銜接、各自為政。這一系統工程不是普及一下垃圾分類知識那么簡單，它需要高層次、全過程的經濟技術要求，配合整體性的制度設計、全方位的科學規劃，進而有步驟、有層級地逐步落實。
更為重要的是，垃圾分類遠不是分類整理垃圾，而是一場治理的革命，意味著社會治理的整體優化。通過垃圾分類，人們的治理意識得到有效提高，實現了治理的內化和社會性約束；治理意識轉化為行動，改變了社區治理生態，甚至將治理延伸到了居民家庭；分別處理本區產生的垃圾，讓治理責任落地，將“鄰避”效應轉變為“鄰聚”效應；從實際出發，推進綜合治理，是治理有效的基礎和保障；最后是治理機制的選擇，決定了垃圾分類如何才能經濟環保。
一，垃圾分類與治理意識的優化
推廣垃圾分類看起來面對的是物，實際上面對的是人，需要合適的觸發點來激起人們的治理意識。例如，英國的垃圾桶會設計不同的投放口，并在投放口上端標識垃圾分類提示。用來回收廢紙的垃圾桶只能將一些薄薄的片狀物放進去，用來回收塑料瓶、易拉罐的垃圾桶只能放一些圓形且直徑較小的物品。然而，我們國家各處擺放的垃圾桶通常開口相同、形狀相同，說明寫在桶上且字體、圖像較小，需要彎腰、蹲下才能看得清楚。這些做法很難觸發人們的治理意識。
在日本，垃圾分類收集以自治會·町內會為單位，形成了一種社會性的約束機制。人們普遍把是否按照規定對垃圾進行分類、投放以及正確使用垃圾袋等作為評判公民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重要標準。它成為高度文明的一張名片，每一個日本市民都以此為榮，而以垃圾不分類為恥。日本另一個經常被提到的治理意識優化措施是兒童教育。垃圾分類環保被日本認為是需要從小培養的意識。
在治理意識的不斷優化過程中，垃圾分類會變成一種儀式和生活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日本人形式笨拙而成本高昂（花費了居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垃圾分類才具有特別的價值。一個礦泉水瓶，瓶蓋、瓶身、標簽都是要分別投放，鋁塑包裝上面的一層塑料膜也要揭下來，再把其余的紙和鋁分離下來，擦干、撫平、綁好，積累之后分別投放。這一系列的形式，傳達了這樣一種理念：每個人都是垃圾的生產者，要對這些垃圾的處理負責任。
二，垃圾分類與治理行動的優化
當前，社區居民的活動雖然很多，但內容涉及社區治理的活動還相對有限。在動員居民社區行動、參與社區治理方面，垃圾分類具有天然的優勢，因為它本身就具有社區治理的屬性，需要落實到具體行動當中。
垃圾分類一旦成為行動，就不再是個體的事情，而是一個可以分享交流的平臺。參與垃圾分類的過程大大提高了居民社區治理的活躍度，會使他們不自覺將社區治理行動擴展到垃圾分類之外的領域。在上海市靜安區包運大廈，垃圾分類帶動了眾多居民的參與，以居民譚關明為主的社區垃圾分類自治小組，從最初4個人，發展到44個人。小組內部建立持續巡查機制，成員輪流志愿監督垃圾分類投放情況。通過垃圾分類，社區居民彼此熟悉起來，建立了相互信任的關系，開始主動參與樓道美化工作、睦鄰合作活動，等等。
居民在參與垃圾分類過程中，形成了社區治理的整體氛圍。在日本，垃圾分類從最初施行階段，就內化在居民意識當中。垃圾分類本身不是目的，分類投放只是所有一切的開始。為了實實在在減少垃圾，改善生活環境，日本居民開展了各種資源再回收的活動，推行各種能減少垃圾的新技術，支持政府對垃圾處理和垃圾袋收費。正是居民這種自覺而廣泛的參與造就今日以整潔干凈著稱的日本。
三，垃圾分類與治理規劃的優化
垃圾分類對社區規劃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夠實現社區規劃在思路和實踐上的重新整理。尤其在垃圾處理領域所謂的“鄰避”效應，應當逐步被“鄰聚”效應取代。一方面，現代社會交通運輸、信息傳遞發達，無人生活、無人涉足的區域越來越少，“鄰避”已經到了無處可避的境地。一定要“鄰避”也只是將自己的責任轉嫁給他人而已。另一方面，垃圾分類涉及的是資源的開發利用、環境的共擔共享，更應該在合作共贏方面下功夫。
實際上，各類研究均表明，在垃圾分類合理而充分的情況下，焚燒過程產生的基本都是二氧化碳、水以及少量殘渣，尤其使用冷離子束分解技術更是如此。但是，這樣的過程可以極大壓縮垃圾體積，一般認為可以縮小到原來的5%左右。如此一來，垃圾填埋的壓力就得到了緩解，同時可以解決城市用地緊張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上海提出生活垃圾“一主多點、就近消納、區域共享”的布局原則是潮流也是趨勢。
瑞士圖恩垃圾焚燒發電廠位于風景如畫的阿爾卑斯山下圖恩湖畔。該地區是瑞士著名的旅游勝地，周圍軍事基地和居民區與該廠僅一墻之隔。其主廠房本身就是建筑美學的代表，通過采用大面積通透玻璃加清水混凝土設計，無其他裝飾材料，與周圍環境完美融合，體現了綠色環保低碳的設計理念。通透的玻璃墻面可以讓途經電廠的居民和旅游者非常直觀地看見垃圾發電廠生產運行過程，消除居民對垃圾發電廠的排斥心理。
四，垃圾分類與治理力量的優化
拾荒者在垃圾分類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們的回收工作存在重大局限，需要政府及其他組織完善和兜底。中國的拾荒者大軍一直默默完成著垃圾分類的任務，但是，他們只會收集有較高價值的垃圾，而不會收集大量可回收但較少經濟利益的垃圾，更不會收集那些毫無價值、需要填埋和焚燒的垃圾；拾荒者關注的只是垃圾的價值，而不會關注環境保護，他們在垃圾堆之間穿梭的行為經常會導致垃圾的進一步混合，導致二次污染的發生。
垃圾分類是典型的綜合治理，需要各方治理力量的協調配合。政府除了發揮垃圾處理的主導作用，完成政策制定、推行規劃、過程監督等基本工作，還要完成那些拾荒者不會做的垃圾分類，包括分揀大量環境污染物（如電池、藥品等）；避免可回收垃圾被污染得不可回收，例如紙張、塑料等有可能被廁所、廚房垃圾二次污染；回收價值較低但仍可回收的垃圾，盡可能減少需要填埋焚燒處理的垃圾。
巴西是基于自身特點，在垃圾分類方面實現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的典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居民的垃圾分類普遍意識不高，改革前的大量垃圾分類工作實際由拾荒者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巴西保留了拾荒者隊伍并將其吸納到政府垃圾分類體系，而不是采取壓縮拾荒者生存空間，加重居民垃圾分類任務的做法。也就是說，它既沒有照搬歐美的垃圾分類模式，也沒有學習日韓的模式。如此一來，政府與拾荒者之間形成了合作關系，而不是對抗關系；與居民之間形成了責任共擔關系，而不是責任輸出關系。針對本國的情況，巴西政府并不要求居民對生活垃圾實行細致分類，而只要求他們把垃圾分成干、濕兩種。居民傾倒濕垃圾需按照重量向政府交費，干垃圾則免費。濕垃圾由政府部門負責處理，或堆肥或填埋，干垃圾則交給拾荒者合作社，讓他們負責分類收集。
五，垃圾分類與治理機制的優化
從歐美、日韓等國家地區來看，垃圾處理的經驗并不是簡單的獎或罰，而是可見的權利消費與經濟誘導。
由美國舊金山首創的“多投垃圾多付費”原則，是把垃圾投放當作一種權利投入到市場進行交易。首先提高丟垃圾的成本，尤其是不可回收垃圾的投放成本。用經濟的辦法引導居民實行垃圾分類，減少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混裝，從而降低居民的垃圾投放成本，做到垃圾分類的經濟性。
又如，臺北垃圾處理最初按家庭用水量收費。但這種收費并不合理，因為很多商家用水多，但并不代表產生的垃圾也多。在被批評很久之后，臺北對垃圾處理收費政策進行了調整。先是強制推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取締社區公共垃圾桶，由垃圾車統一上門清運。然后是垃圾車隨車人員監督垃圾分類，包括居民是否使用專用垃圾袋（可回收垃圾不需要專用垃圾袋）。這樣一來，垃圾處理費就由隨水收費轉變為隨垃圾袋收費。
作者簡介：李錦峰：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俞祖成：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深圳特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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