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統籌推進鄉村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和黨的建設，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人類政治文明共同成果有機結合起來，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和保障，推動實現新時代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中國特色鄉村善治之路，就是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在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中，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優良治理之路。在當代中國，黨的領導是鄉村治理的政治前提和保障，自治是鄉村治理的核心和本質，法治是鄉村治理的關鍵和規范，德治是鄉村治理的引領和支撐。
在重點工作上，加快構建八大制度體系
一是大力加強農村黨的建設，加快構建黨全面領導鄉村的制度體系，強化鄉村善治的政治保障。辦好農村的事情，實現鄉村振興，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黨。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推進鄉村治理最基本的政治前提。必須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抓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斷完善黨領導鄉村工作的體制機制，落實《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加強農村基層黨的建設，將全面從嚴治黨向廣大農村基層延伸和全覆蓋，以全面從嚴治黨引領和推動鄉村治理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二是著力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體系，形成鄉村善治的城鄉格局。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鄉村全面發展的最關鍵的體制性根源之一。要全面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持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必須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方面，建立健全全國城鄉統一、平等、開放的制度體系，形成城鄉等值、制度公平、平等交換、自由流動的新型城鄉關系。
三是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構建維護集體財產權利的制度體系，夯實鄉村善治的產權基礎。集體所有制是鄉村治理面臨的最基本的體制環境和約束條件。必須適應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要求，不斷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積極探索農村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盡快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構建完備的集體經濟治理體系，保護和發展農村集體和廣大農民合法的財產權利，為鄉村善治提供堅實的產權基礎。
四是強化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加快構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體系，織牢鄉村善治的社保網絡。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滯后與短缺，是長期城鄉二元社會管理的產物，是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最突出的體現。必須大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持續提高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加快實現城鄉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全面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城鄉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基本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一體化，推進精準脫貧，加快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讓全體農民都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現代生活。
五是不斷健全村民自治方式，加快構建保障村民自治權利的制度體系，增強鄉村善治的社會活力。由于長期的歷史文化傳統等多重原因，我國形成了強國家－弱社會、強官治－弱自治、強封閉－弱開放的社會治理格局，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村民自治的優勢沒有充分地顯現，鄉村社會的活力存在不足。必須著眼于村民民主自治權利的保障和實現，不斷創新村民自治方式，加強村民自治制度建設，用制度保障和落實村民依法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豐富鄉村民主協商的形式，保障農民自己“說事、議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著辦，不斷激發鄉村社會的活力。基層自治的層級既要向自然村下沉，也要向鄉鎮一級拓展與提升。必須明確界定黨務、政務、自治事務、集體經濟事務的領域與邊界，做到既能各行其事，又能協同共治。必須適應城鄉融合發展的需要，實現農村社區公共事務的開放，使全體社區成員都能平等有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實現農村社區的多元民主參與治理。
六是加大“三農”立法工作，加快構建法治鄉村的制度體系，實現鄉村善治的法治保障。必須按照法治中國建設的總目標，加快建設法治鄉村。在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必須全面加強鄉村立法工作，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三農”工作，切實將政府各項涉農工作全面納入法治軌道，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真正堅持依法行政。必須將農村基層的黨內民主、自治民主、集體經濟組織民主、社會民主、基層協商民主等各種形式的民主納入法治框架，推進基層民主的法治化建設和規范化建設。
七是突出鄉村文化建設，加快構建鄉村道德文化的制度體系，激活鄉村善治的道德力量。發源于鄉村的農耕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因和底色。必須大力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警惕和制約權力與資本對鄉村文化的恣意破壞，尊重和敬畏獨具中華特色的鄉村傳統風俗和地方鄉土文化，培育和建設新鄉賢文化，推進中華優秀傳統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必須立足我國鄉村熟人社會的明顯特征，深入挖掘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倡導和培育現代新君子，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加強鄉村道德建設，營造全社會崇德向善、懲惡揚善、重義守信、尊老愛幼、守望相助的鄉村風尚，重振具有悠久歷史傳承的鄉村道德，建設具有強大感染力向心力、留得住鄉愁鄉情和心靈歸宿的新道德鄉村。
八是促進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加快構建美麗健康鄉村制度體系，優化鄉村善治的生態環境。必須堅持和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推動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形成鄉村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強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大力發展生態有機農業，持續開展植樹造林，嚴格控制和減少農藥化肥等使用量，增加生態健康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保障和提高農產品質量以及食品安全質量，加強鄉村生態文明體制建設，加大影響人們身心健康的環境問題的治理力度，從嚴整治和懲處一切破壞生態環境、損害身心健康的行為。落實《“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切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構建美麗鄉村和健康鄉村的制度體系，全面提升鄉村環境宜居水平和農民身心健康水平。通過有效治理，加快建設一個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適應的山青水秀、天藍地綠、村美人和、身心健康的美麗健康鄉村。
在工作方式上，要實現六大轉變
一是從長期注重農業現代化向更加注重農村和農民現代化轉變。在新時代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既要持續推進我國農業的現代化進程，實現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補齊“四化”同步中的農業現代化的短板，必須更加重視和推進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實現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農民的全面發展，補齊國家現代化中的農村和農民現代化的短板。
二是從長期注重鄉村自我發展向更加注重城鄉融合發展轉變。在繼續推進鄉村建設和發展的同時，必須更加注重跳出鄉村看鄉村、跳出“三農”看“三農”、跳出鄉村治理看鄉村治理，堅持從城鄉融合發展的高度，加快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建立健全全國城鄉統一、平等、開放的制度體系和市場體系，實現城鄉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實現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三是從長期注重農民增加收入向更加注重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轉變。在持續增加農民收入、大力實施精準脫貧、不斷滿足農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時，必須緊緊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變化，更加重視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新需要，全面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保障和促進農民的全面發展。
四是從長期注重物質技術投入向更加注重鄉村制度供給轉變。在持續加大對農村的科學技術項目、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扶貧幫困等物質技術投入的基礎上，必須更加注重加強現代鄉村社會的民主法治制度建設，強化民主法治制度供給，將“三農”工作全面納入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軌道。
五是從長期注重政府主導向更加注重發揮農民主體作用轉變。在堅持黨的領導下繼續發揮政府在“三農”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基礎上，必須更加注重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等各方面體制改革，真正尊重和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用現代民主法治制度體系保障農民當家作主的權利。
六是從長期注重“三農”政策引導向更加注重“三農”法治建設轉變。在繼續發揮有關政策在“三農”工作中的積極引導和重要規范作用的同時，必須積極適應全面依法治國的新要求，更加注重加強“三農”領域的立法工作，推進“三農”工作的法治建設，不斷將各項涉農工作全面納入法治的軌道，在建設法治中國的進程中更加有效地全面建設法治鄉村。
作者系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第1678期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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