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很早就成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事務。這可以從政策制定、社會關注和理論建構三個方面得到印證。一是三農問題成為改革開放40年中的2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二是三農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這種集中關注度持續40來年不變。農業、農村、農民與農民工的種種事務，總是牽動國人的心。三是三農研究已經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重要生長點。僅以近期推出的“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來看，在20本預告書目中，與三農主題相關的著作就占了10本以上。這些著作，廣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可見，三農研究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界學術研究的聚焦主題。聚合三農問題的鄉村治理，也就成為人們理解他在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重要地位與作用的一個切入口。
中國的鄉村治理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受到高度重視。鄉村治理不受重視，問題自然得不到很好的解決。但很受重視，并不等于就順帶解決了鄉村治理的種種棘手問題。由于中國處在一個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鎮、農民與市民替代性變化的關鍵時期，因此，確定鄉村治理的一些重大原則，就成為實現鄉村善治目標的必須。
確定鄉村治理的重大原則，不是在“政治正確”意義上對鄉村治理的一些基本問題表態。表態是必要的。因為態度的輕慢，注定有礙于鄉村治理問題的處置。不過單純的表態，是無法有效解決鄉村治理的實際問題。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關乎鄉村治理問題的表態，由于常常受到單純道德心理的驅動，因此基本上流于對三農的同情性說辭。受敏感的同情心驅遣，人們常常無法坦率承認關乎鄉村治理、尤其是鄉村善治的一些歷史性、社會性原則，因此停留于、滿足于搶占三農問題的道德高位。并爭相站在道德高位，表達一些無視現實的浪漫主義的鄉村治理理念。這就更是讓鄉村治理問題的解決陷人霧里看花、云遮霧障的窘境。為此，需要在現代變遷大背景條件既定的情況下，確認鄉村治理必須正視的一些重大原則。
簡而言之，鄉村治理的這些重大原則包括：一者，鄉村治理必須面向現代化的中國大局，而不是以花樣翻新的反現代化思路看待鄉村治理。面向現代化，意味著承認中國傳統的鄉村治理結構面臨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因此，不能以一種懷舊、戀古的心理審視鄉村治理問題。這種懷舊、戀古的思路，大多不會直接表現出反現代化的立場。相反，這些表述者基本上都會以一種反思現代化的高明進路，既承諾現代化的不可避免，又指出現代化的重大缺失，進而認定現代化并不適合中國農村社會，從而誘使人們相信，中國鄉村維持一種新老傳統塑造的鄉村模式，便是鄉村治理的最好出路。就老傳統而言，鄉村那種分散居住、家戶勞動、精耕細作、自給自足等特征，就成為必予延續的東西。就新傳統而言，兩線作業，似乎也就各具其合理性：在社會主義新傳統中，鄉村那種集體所有、工分制度、就地發展、合作機制，成為分散農村組織起來的有效方式；在市場經濟新傳統中，鄉村那種農閑進城務工、農忙回家種田，城市需要進城打工、城市擠出便回鄉種地，農閑時成為市民、農忙時成為農民等，就成為部分論者寄予極高期望的鄉村治理模式。
必須承認，以現代化為基點審視，中國鄉村的結構性變化是不可逆的。鄉村現代化的弊端固然需要反思，但借此走向反對鄉村現代化變遷的一端，就失去了反思的起碼正當性與合理性。同理，鄉村發展可能在要素組合上應當保持復雜性思維，但不是走回頭路就可以解決現實問題的。無論是走上老傳統的回頭路，因此對小農經濟時代寄予極高期望，抑或是走上新傳統的誤讀路，因此對集體農業時代深懷眷戀，對進城返城的周期性給予審美式禮贊，都是不利于鄉村的現代化治理的理念。鄉村的城市化、農業的工業化、農民的市民化，仍然是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不可逆的大趨勢。必須以此為基點，才能準確認定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大方向。
二者，鄉村治理即使在現代化進路既定的情況下，也很難在短期奏效，而必然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拉鋸，才能夠逼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中國是具有悠久農業傳統的國家，農村社會是中國社會的基礎結構，農民是中國社會的主體行動者。傳統農業的分散勞動、低技術水平、低效率與低效益，既成傳統，就很難迅速扭轉為工業的集中勞動、高技術、高效率與高效益。實現這種轉變，非經艱難的治理結構化轉型，無以實現鄉村治理的飛躍性變化。農村社會的分散居住、分家勞作、各自為陣、各取其利，注定了農村社會是一個既重視鄉土民俗又難以高精度分工和高效率合作的低頻社會。農民的淳樸、勤勞、堅韌是其人格優點，但他們的理性精神、技術創制、因時而變、進取理念，顯然輸于工業社會的市民。不過必須確信，無論這三種轉變有多么艱難，它都是中國現代變遷的既定目標，必須以此為基準，才能準確把握論及三農問題或鄉村治理的社會向度。
就此而言，必須承認鄉村治理實現現代化治理目標，臻于善治的境界，肯定要經歷一個艱難的轉變過程。因為農業、農村與農民的習慣力量，即便遭遇工業、城市與市民的多重挑戰以及高強度擠壓，前者也絕對不會一擊而潰，瞬間演進到后者。相反，悠久的中國傳統鄉治慣性具有極強的韌性，它會以人們意料之中和始料不及的種種方式，尋求其在現代社會強勁生長過程中的各種契機。這對鄉村治理現代化而言，又是一個需要艱難認定的歷史理性原則。
三者，鄉村治理乃是涉及從國家高層權力事務到基層復雜民生事宜的極端復雜系統。因此，試圖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需要整個國家各種構成要素的緊密聯動。這些構成要素，既有社會結構意義上的，諸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技術、教育等等的關聯性互動，也有權力層級要素的，諸如中央權力、地方各級權力相互間的積極作為。還有社會行為主體，諸如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人員、社會組織的成員，以及農民之間的協作互動。至于戰略布局、制度跟進、舉措實施的步步落實，或者近期收效、中期成就、遠期愿景的遞進呈現，都關乎鄉村治理在一時一事上的做實、一人一物的推進、一地一策的落定。鄉村治理現代化，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的功夫。
從鄉村治理的具體事務上講，那種基于理想觀念、滿腔熱情和一蹴而就愿望的行動模式，是很難發揮出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際功效。為此，需要對鄉村治理確立起長期性、漸進性和實效性的原則，從而真正富有實際績效地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
由上可見，鄉村治理尤其是鄉村治理現代化或善治的目標，必須建立在對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然性艱難性與長期性的認知基礎上。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鄉村治理現實主義邏輯。衡諸鄉村治理的實際情況，要守持這種現實主義的治理邏輯，談何容易。這是因為，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然性、艱巨性與長期性，會對涉事者、主事者與關注者造成一種強烈的壓迫感。受此壓迫感的影響，在鄉村治理的實際過程中，人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生發一種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在國家權力方面，試圖從宏觀布局上一舉解決妨礙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結構性難題；在社會公眾方面，試圖將自己對弱者的同情與對鄉愁的寄托匯聚于陌生的鄉村治理之中；在鄉村治理實際主體即農民方面，試圖一舉將生存與發展的現代化問題徹底解決掉。于是，一種紫繞在鄉村治理上的浪漫主義意緒便擴散開來，成為鄉村治理現代化需要克制的精神病灶。
一種亟于超越現實條件，達成鄉村治理理想效果的浪漫主義思緒，需要在描述其構成情形的基礎上，方能加以有效克制。依照鄉村治理的決策者、關注者與行為者來分別地看，生成了關乎鄉村治理的三種浪漫主義形態。一是權力浪漫主義。中國改革開放的疾速發展，是國家主導的發展。發展型國家的國家定性，注定了國家權力方面的敢于作為、勇于作為。這對國家發展是一種重要動力，也成就了中國的發展奇跡。但讓人們誤以為國家權力一旦行動，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將一 切難題迎刃而解。在面對鄉村治理問題時，部分國家權力不斷推出不切實際的政策設想、行政手段與實際舉措，具有一種增長著的雄心推動的全能化、理想化色彩。權力浪漫主義常常遭遇的尷尬是：其越是積極主動的作為，越是離鄉村治理的現實需要越遠，而且治理效果也就越是與村民的期待背道而馳，并且難于切合中國現代變遷的大趨勢。
二是社會浪漫主義。中國社會的變遷進入一個關鍵的階段。當此時刻，寄懷過去、面對現實和寄望未來，形成牽扯社會公眾、專業人士思考鄉村治理方案的三種力量。由于面對現實總是骨感的，因此面向過去與朝向未來給人一種豐滿感。于是，這兩個時間向度便成為社會各界想象鄉村治理的思維著力點。面向過去，人們將中國古代的鄉村治理想象得美輪美奐，認為解決目前鄉村治理問題的辦法，就是重建農村宗族機制，讓古代社會秩序井然的狀態重回現實。或者收縮眼光，將農村新傳統的集體勞動方式作為解決當前鄉村治理的出路，以為改革開放以后的分散勞動方式妨害了鄉村的有效治理。即便愿意面對鄉村治理的結構性變遷，意識到農村勞動力的必然擠出，以及必須以城市化作為解決鄉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但論者也以頗富想象力的“蓄水池論”這種浪漫主義的理念來應對：當城市發展需要農村勞動力的時候，農村便釋放出多余勞力以供城市需要；當城市發展遭遇挫折或一時不需要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時，農村便將回流勞動力收納起來。這就像蓄水池一樣：需要水的時候就打開水龍頭，不需要時便關上水龍頭、讓水留在水池里即可。但問題是，已經喪失了農業耕作技能、習慣于城市生活的農民(工)怎么可能如此自如地穿行于城鄉之間呢?至于單純未來向度的鄉村治理設想，本身就因其是脫離現實的想象。
三是小農浪漫主義。中國古代農村長期實行的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方式。這是古代國家權力明確承諾、而無需付出國家資源應對鄉村治理的既定方式；也是古代鄉村和諧的自然秩序的支撐方式，它與國家權力不及的鄉村社會秩序需求是相宜的。中國古代的小農生產方式促成了農民精耕細作、提高收益的農耕風格，也催生了農民艱苦樸素、勤勞維生的生活模式。可以說，小農生產方式與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是內嵌在一起的。但在中國實行農村集體化生產方式以后，小農生產方式就處在連根拔起的狀態：土地所有制與租賃關系徹底改變、農民勞動方式完全不同、土地收益大大不同往日。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恢復了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勞動方式。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鄉村治理中的新型勞動方式；另一方面，需要清理小農生產方式的歷史遺產以謀劃現代鄉村生產模式。
恰值此時，一些浪漫主義的想象便有理由浮上臺面。其中引人注意的有兩種觀點：一是志在重光古代傳統的分散農戶精耕細作論，二是旨在降解城市化時代無根狀態的鄉愁論。前者主張，小農經濟不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如果像當下日本那樣，小農的精耕細作，完全可以產出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從而釋放小農經濟的現代能量。豈不知中國的小農經濟與日本的現代小農經濟不可同日而語，無論是在小農身份、土地制度、耕種方式、市場引人、國家扶植等等方面，兩者間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后者認定，鄉村的存在，不僅為鄉民提供了精神的避難所，也為城市居民浮游無根的生活提供了最后的庇護所。因此，人們有理由想象一個雖然落后于城市、但自有風韻的鄉村存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豈不知農民、農民工根本沒有義務承載城市化時代的國人鄉愁，尤其是沒有以自己的落后或欠發展來承載他人的鄉愁的義務。
鄉村治理中的浪漫主義，具有一定特質：脫離現實、憑空想象，無視當下、寄望未來，抑制理性、激揚情緒，旨在新穎、不重制度，輕視效果、重視觀感。因此，鄉村治理中的三種浪漫主義，都與鄉村治理實際相疏離，很難發揮有力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際功效。這并不是說浪漫主義只有消極作用，它是鄉村治理必須借重的想象力來源。但上述浪漫主義理念，在鄉村治理中引發的僅憑想象來確定鄉村治理方向、政策舉措與具體做法，則對鄉村治理發揮出顯而易見的消極作用。據此，克制鄉村治理中的浪漫主義意緒，就具有了正當理由。
克制鄉村治理中的浪漫主義，需要確立的總體原則是秉承理性主義精神與采取務實行動方略。同時，針對三種浪漫主義理念，尋求不同的治理方式。就權力浪漫主義而言，一要矯正對三農的急功近利定位，將三農置于現代社會大系統中審視，從而將三農作為穩定、富裕與活力的互動性因素對待。二要確認鄉村治理中國家與社會的不同行為邏輯。在權力-方，以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為目的的干預自然必不可少，但鄉村秩序不是權力單方面可以給定的，它需要鄉民們之間的長期磨合。在此，國家的強勢政治與鄉村的強人政治，不能各強其強，而必須互有消長、互探邊界。其間，鄉民的主體地位必須凸顯。三要注重鄉村治理中權力出場的不同進路。按照權力層次之別，中央層面主要以文獻性出場為主，以“一號文件"形式為鄉村治理奠定宏觀模式；省級層面主要以制度性出場為主，以此為鄉村治理確立基本規則；市縣層面主要以預判性出場為主，以此為鄉村治理建構實際秩序；而基層權力主要以日常性出場為主，以此為鄉村治理供給現場動能。在這種相對區分的權力出場方式中，各個層面上的積極互動是必要的。但需要杜絕不同權力層次在鄉村治理中的兩極跳：日常治理完全缺席，非常治理應急出場。
克制鄉村治理中的社會浪漫主義與小農浪漫主義，關鍵在于人們認知和確立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方向與理性化進路。那種區隔城鄉，并且將農村、農業與農民視為城市后援的主張，是對鄉村治理的不當定位。在現代化的治理局面中，城市化不以城鄉區隔為條件，而以城鄉互動為前提。在實際的國家治理中，城鄉的分治與共治，當然需要各施其法，但更需要平等相待，放在同一個國家戰略中定位。因此，鄉村乃城市的“蓄水池"論斷，鄉村寄載城市鄉愁的想象，重建古代小農作業方式的主張，將鄉村作為人類最終寄托的烏托邦理念，都與現代化的鄉村治理悖謬而行。這類論斷，都是城市社會把鄉村當做絕對的“他者”對待而發出的議論。因此實際上充滿了城市對鄉村的傲慢與偏見。就社會的鄉村治理想象來講，鄉民的絕對主體地位是必須確認的，一切代為立言的主張，都必須交由鄉民決斷，從而實際透入鄉村治理以檢驗其真實效果，一切包辦代替之舉都必然脫離鄉治實際。
作者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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