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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麗:新時代明星村發展中的“煩惱”

[ 作者:何慧麗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0-08-21 錄入:王惠敏 ]

【摘要】新時代政府關注、扶持明星村發展,希望其在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中起到典型示范作用,這是我黨在解決點和面發展矛盾方面的好經驗。結合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鄉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可以將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分為三類:明星村的內生型問題、地方政府的外發型問題以及明星村與普通村的關系型問題。新時代促進明星村發展,需要政府對村莊(包括明星村)的可持續發展予以策略性引導,以黨政主導與適度干預的方式發展生態型集體經濟。

【關鍵詞】新時代  明星村  問題意識  

近年來,一些新明星村紛紛涌現,被當作是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方面的典型示范村。明星村的成績和光環令當地政府榮耀、普通村莊羨慕。然而不可否認,其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一些明星村存在負債多、發展乏力等問題,甚至淪為政府的政績“盆景”。那么,當明星村的成績與問題并存時,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問題意識?新時代的明星村應怎樣發展?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特征規定了明星村的發展方向以及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的當今世界,中國鄉村的發展已經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方位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已經到來。抓住主要矛盾的特征帶動指導全局工作,包括作為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基層載體的村莊發展工作,是黨在新時代從事農村工作的一個方法論、一個綱領性的指導原則。

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城鄉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中,鄉村發展的本質是在生態文明理論指導下的鄉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明星村的發展方向。改革開放后,中國進入到工業化中期階段。而隨著2011年底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農村,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出了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的大趨勢。城市中產階級迅速形成、過度城市化引發諸多問題以及傳統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高度過剩等,制約了“城鄉中國”的一體化發展進程。黨中央對此階段的問題早有深刻地洞察并從國策上予以考慮,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不同于工業文明的“生態文明”概念。此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生態文明理論,提出“生態文明建設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重要論斷。在生態文明理論的指導下,如何增強鄉村這一“城鄉中國”根脈系統的活力與魅力,改善并優化其供給側的發展質量?如何將城鄉互補融合的發展外循環與拉動鄉村發展的內循環相結合,解決國家在城鄉產業發展領域中的不平衡問題?如何從實際出發滿足農民和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這些問題的實踐解答,就是以新時代鄉村振興為載體、以促進城鄉融合為特點的生態文明戰略。

時勢造就明星村。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時勢及鄉村供給側的生態化改革,亟需在村莊層面上進行組織建設以及產業創新的實踐探索,這是明星村的內涵。新時代的明星村(尤其是脫貧攻堅明星村)之所以紛紛登上社會舞臺,是因為其作為城鄉發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村莊先行探索層面成效明顯。明星村在地方政府的指導下,在村莊帶頭人的帶領下率先改組,加強村黨支部、村民自治委員會的班子建設,成立新型農民合作組織或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并結合本村實際情況發展生態、文創、康養、教育、旅游等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產業,具有被政府關注扶持且普通村莊仿效的潛質。比如,貴州塘約村成立“村社一體”合作社,以“七權同確”的方式盤活農村資產,打造集生態旅游、生態農業、現代化物流銷售等服務業為一體的大農業體系;陜西袁家村加強黨的領導,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利用“市民下鄉”“農業進城”的機遇,以“農民捍衛食品安全”為理念,打造商業餐飲一條街,通過三產發展帶動一產發展;四川戰旗村關閉了5家高污染高耗能的集體企業,將其建設用地入市,獲得雄厚集體資產,轉而發展“鄉村十八坊”等地方特色農副產業,形成了“生態農業+觀光旅游+培訓教育”的多產融合發展模式;湖南十八洞村大力推廣有機、環保的生產方式,形成集綠色種養殖、鄉村旅游、勞務等為一體的產業鏈;此外,還有一些依托于自然生態環境、地方特色飲食、獨特鄉土文化而發展起來的明星村,引領著鄉村旅游不斷升級,成為市民向往的休閑度假品牌主題村。總之,新時代“城鄉中國”發展進程中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了從同質的“一產化定價”到差異的“三產化定價”的增值空間,使得鄉村百業擁有了巨大的市場潛能。可以說,明星村是符合且引領時代潮流的新生事物。

新時代明星村發展存在三類問題:明星村的內生型問題、地方政府的外發型問題、明星村與普通村莊的關系型問題

新時代的明星村以解決城鄉供給不平衡不充分為引導動力,以加強組織建設為保障,使聚焦于發展提質增效的鄉村經濟產業和其他多種事業取得了可觀成績,具有較強的知名度。然而,在耀眼光環之下,明星村發展還存在諸多問題,筆者將之分為三類。

一是明星村的內生型問題。從村莊治理來看,明星村基層組織建設存在一些隱患。比如,一些明星村的治理結構處于一種低穩定狀態,即在經驗不足的前期發展過程中,更多依靠村莊帶頭人的個人威信。一旦村莊改革激化固有矛盾致使帶頭人消失,村莊原有的治理結構就難以維系。此外,若過度依賴帶頭人,則可能使村莊治理模式出現家族化傾向。從產業發展來看,部分明星村以大規模工業化思維發展集體經濟,存在村集體負債或資金鏈斷裂的巨大風險。就集體負債來看,一些明星村的帶頭人和村干部好大喜功,于是出現了配套政府項目的借貸性負債以及發展村莊經濟的銀行借貸、民間高利借貸等。此外,明星村發展還面臨其他挑戰,比如資源環境壓力、市場競爭壓力等。

二是地方政府的外發型問題。首先,存在政府資源過度向明星村傾斜的問題。從個別地方政府的作為來看,在激進的政績目標驅使下、在治理便利化邏輯的推動下,政府將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專項項目相對集中地投入到少數示范村,給予其特殊的政策資源,以保障村莊能夠在短期內實現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到位、村民住宅修整完善、鄉村產業迅速發展、人均收入快速提高、優秀人才逐漸回流等目標。但事實上,在集體政治和經濟尚不成熟的情況下,這類傾全力打造的明星村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資源被少數精英所俘獲以及項目資源被套空的可能性,而這會使得公共政策的功能失效。其次,存在個別政府部門“摘桃”的問題。明星村出名之后,頭頂多項榮譽,先進村、示范點、培訓基地……各部門紛紛掛匾、揭牌,“集萬千寵愛于一身”。但隨之而來的,是各式各樣的入村考察、經驗交流……指標多、任務重,致使村干部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而影響村莊本業的發展。最后,政府政策的時效性局限。當政策導向變化時,原先被樹立成典型示范村所享有的相應政策扶持力度必然下降,假如村莊組織能力和發展能力仍然不足,甚至在政府強干預下變得衰弱,則其發展前景必然堪憂。

三是明星村與普通村莊的關系型問題。明星村的虹吸效應是其他普通村莊學不來的,因而其榜樣力量、示范作用有限甚至缺失(就村莊自身來看,明星村在組織發展速度和組織管理效率上的經驗是能人治理,但這個共性的經驗其他村莊難以復制,因為集體模式及其代理人的不同能力和素質容易導致機會主義行為)。面對農業產值GDP占比極小的現實,普通村莊的進一步發展既需要國家政策和項目的支持,也需要拓展其集體資源價值轉化后的新型市場空間。但由于虹吸效應,越來越多的資源通過國家政策通道以及市場配置向明星村集中,嚴重時甚至會形成對其他村莊政策與市場的雙重剝奪,容易導致其他后進村由于資金不足而發展滯緩,進而拉大鄉村貧富差距。比如,政府等外力過度干預下的非內生式脫貧攻堅示范村,不僅會拉大鄉村貧富差距,也會弱化一般貧困村黨組織的作用。

以正確的問題意識分層次解讀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每個時代總有屬于它自己的問題,只要科學地認識、準確地把握、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就能夠把我們的社會不斷推向前進”。發現問題是前提,能不能正確分析問題更見功力。要善于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繁雜問題中把握事物的規律性,從苗頭問題中發現事物的傾向性,從偶然問題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明確有效破解問題的主攻方向,進而帶動全局工作,推進全面發展。因此,應以問題意識解讀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所謂問題意識,就是看待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秉持問題意識,可以從原則、發展以及經驗三個層面分析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

關于原則層面,即新時代方向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原則,這是明星村發展的宏觀指導。明星村發展的共性特征是:第一,在村治體制上,基層組織建設強而有力,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和團結向上的村兩委班子;第二,在組織創新上,組建“村社一體”的股份經濟合作社,發揮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權利,以“三權促三變”的制度創新形成新型產業發展的原始積累和啟動條件;第三,在產業發展上,對接城鄉的市場空間需求,形成三產融合或者文創旅游等生態化產業可持續發展體系;第四,在村莊發展上,逐漸落實產業興旺、鄉風文明、生活富裕、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的新要求。


從原則層面看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在明星村的內生型問題上,一些明星村的村治初始由某一帶頭人主導屬不得已,但在發展中出現單極化專治甚至家族化傾向,導致村兩委班子呈現橫暴權力而非團結權力,卻是巨大隱患,亟需重視。還有一些“村社一體”合作社為了承接國家項目而不計后果地進行借貸,以集體名義大成本發展難有市場前景的傳統能耗型大規模一產二產項目,這其實并不可取,是必須予以杜絕的。在地方政府的外發型問題上,政府在明星村成長階段適度投入一定資源和項目以形成示范帶動作用,這是正確的。但假如過度干預,按照舊式思維把一個原本多元化的村莊主導成不可逆的單一化、樣板化的村莊,變質為只對上負責的“面子工程”,不僅會抑制明星村內生力的發展,也會誘發干部腐敗、精英俘獲等問題,最終偏離國家扶持明星村發展的初心和使命。在明星村與普通村莊的關系型問題上,若其它村莊能結合實際借鑒明星村的發展經驗,那無疑有利于自身發展;反之,村際之間長期形成的點與面的巨大矛盾,則可能引起鄉村內部的分化。

關于發展層面,即新生事物發展實踐中的過程曲折性,有的由條件要素不具備造成,有的由體制機制弊端造成。比如,明星村是各方面層層遞進式發展,還是并聯式協同發展?在這一問題上,作為條件和環境的政府外力很重要,但作為根據和動力的村莊內源力也很重要。

從發展層面看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在明星村的內生型問題上,重點在于培養知農愛農、強農興農的帶頭人,并加強組織建設。需要注意的是,假如不得已在初期發展階段更多依靠村莊帶頭人的個人威信和能力,而日后村莊具備形成多元共治模式的基礎條件,則此階段的個人專權問題就是發展中問題;假如產業發展思路正確,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過于激進或過于保守而出現問題,則也屬于發展中問題。對于發展中問題,應該允許村社領導班子在試錯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提高治理能力。在地方政府的外發型問題上,政策多具有時效性,政府對村莊的干預通常會遵循著“發現—弱干預—強干預—弱干預—撤退”的路徑。因而,凡是村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都是發展階段上的量變問題,可以用發展的思路解決。對于管理人才、生態經濟發展人才缺乏或不足等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等指導性外力結合村莊發展實際進行長時期的孵化、培養和建設。在明星村與普通村莊的關系型問題上,明星村初期的虹吸效應是發展中問題。在中期發展以后,若能以城鄉市場的大循環拓展周邊鄉村市場的小循環,帶動勞動力就業以及民眾收入提高,虹吸效應就會成為良性效應。此外,一般村莊的“不在村的‘村里人’”以及鄉賢數量都不少,其人才建設和組織建設在“返鄉青年回鄉創業”的潮流中可以找到有效突破口,明星村“三權促三變”的制度創新也會出現一批效仿者。

關于經驗層面,即對于具體工作開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實際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原則性、發展性和經驗性三個層面上,經驗現象屬于宏觀發展原則指導下的路線發展過程中某些具體問題的細節性表現。需要注意的是,細節決定成敗,經驗性問題的病象彰顯原則性和發展性問題的病癥或病根。

從經驗層面看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在明星村的內生型問題上,村兩委班子如何將工作責任落實到位?對于某件事情的決策,領導層的意見存在沖突怎么辦?“村社一體”的新型集體經濟或者合作經濟應該進行怎樣的股權設計?村莊階段性項目面臨的具體困難是什么?村莊三產融合發展應該由誰來具體負責?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分析探索。在地方政府的外發型問題上,政府部門如何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學習活動?如何克服官本位的體制積弊,為明星村的發展提供適切的公共服務?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一些量上的經驗性現象或問題有可能成為壓垮明星村的“最后一顆稻草”,但也有可能成為壓力變動力、提升承受或接待能力的關鍵性事件。因此,將政府的資金扶持、培訓教育等轉化為村莊成長和成熟的內生動力,需要經驗層面的系統總結以及創造性轉化。在明星村與普通村莊的關系型問題上,是以點帶面關系還是以點化面關系?就某一事實、活動或項目的發生而言,是減緩了關系還是固化了關系?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凡事皆有可能,社會豐富多元,從社會事件出發的有粘性的、經驗性層面的偶然現象值得重視。

明星村現象的問題意識及策略導向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應“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新時代政府關注、扶持明星村發展,希望其在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中起到典型示范作用,這是我黨在解決點和面發展矛盾方面的好經驗。結合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以及鄉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可以將當前明星村發展存在的問題分為三類,即明星村的內生型問題、地方政府的外發型問題以及明星村與普通村的關系型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國家需要在不同的問題層面對中國村莊(包括明星村)的可持續發展予以策略性引導。面對鄉村空心化問題以及城鄉關系失衡問題,應借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資源配置作用,消解市場力量對鄉村發展的消極影響。從原則上看,以黨政主導與適度干預的方式發展合作共享的生態型集體經濟,是把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連接的現實選擇。村莊的人才振興、組織振興、生態振興,是實現生態文明的基礎載體,因此,應基于當地的資源優勢,促進多元化產業發展,以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滿足城鄉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需要因地制宜。就發展層面和經驗層面而言,明星村應在弘揚“村社理性”的基礎上培養“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的定力。只有如此,才能在面對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層面問題時,辨析之、消解之、轉化之。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鄉村振興戰略核心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VSJ021)子項目“四化同步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系教授;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博士研究生許珍珍對此文亦有貢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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