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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等:傳統農業大省農業發展新階段的基本特征與轉型要求

[ 作者:陳文勝等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0-11-25 錄入:王惠敏 ]

新形勢下,中國正在從過去全力解決溫飽到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轉變,農業的主要矛盾正在由總量不足向結構性矛盾轉變,中國農業發展已經站在實現戰略跨越的新起點上。[1]黨中央不失時機地作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決策,并明確將其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三農”工作的主線,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要求,為加快我國農業現代化指明了方向。湖南是農業大省,近年來農業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主要農產品多年豐收為保障全國農產品供給作出了重要貢獻,但農業“大”而不“強”的特征也比較突出,面臨著供需結構性矛盾的挑戰。貫徹十九大精神,落實黨中央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部署,湖南迫切需要準確定位和正確把握農業發展的主攻方向,為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時期的農業發展探求新路徑。

1.傳統農業大省湖南農業發展新階段的基本特征

近年來,在黨中央強有力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支持和省委、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推動下,湖南農業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增強,主要農產品產量保持穩步增長,農業業態多元化趨勢已經形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但隨著國際國內經濟發展與市場需求形勢的變化,湖南農業也累積了不少問題,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

(1)大宗農產品數量地位突出,但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湖南雖然人多地少,耕地面積居全國第17位,人均耕地面積僅為全國的62%,[2]但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產量在全國具有明顯優勢。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黨中央取消農業稅、對農業生產者實行直接補貼,實施農產品最低收購價政策,加強對糧、豬主產區的獎勵和補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湖南農產品的數量供給能力發生了質的飛躍,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產量不斷創出新高,在全國的地位更加突出。2016年,湖南稻谷產量為2602.33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12.58%,穩居全國各省市區第1位;豬肉產量為434.8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8.2%,居全國第2位。油菜籽、柑桔、茶葉、棉花、麻類、甘蔗、蔬菜、淡水魚產量多年居全國前列,[3]為全國的農產品供給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湖南的農業生產結構沒有隨著市場消費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農業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近年來國內農產品市場消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產品消費需求從側重數量轉而側重質量、品種、花色、品牌,檔次化、個性化、多樣性消費趨勢不斷增強,而湖南傳統的較為單一的農業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一是農林牧漁產業結構中,農業為主。2016年,全省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578.4億元,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增加值分別占63.6%、6.7%、22.5%、7.2%,農業占絕對份額,與2006年相比,農業增加值占比上升6.5個百分點,牧業產值下降6.1個百分點,[4]這與當前肉、蛋、奶、水產品消費快速增長的趨勢不相適應。二是種養結構中,糧豬獨大。種植業以糧食為主,2016年糧食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56.7%,其中稻谷播種面積占糧食作物的83.54%;畜牧業以生豬為主,豬肉產量長期占肉類產品總產量的80%以上;水果業以柑橘為主,柑橘產量長期占水果總產量的45%以上;水產業以魚類尤其是四大家魚為主,魚類產量長期占淡水產品產量的90%以上,[5]而市場需求旺盛的特色作物、特種水產、牛羊等農產品供給不足。三是農產品品種結構中,低品質居多。水稻以品質、口感不占優的秈稻為主,庫存嚴重;蔬菜以大宗低檔菜為主,旺季過剩;大部分橘園是上世紀70—90年代建立,柑橘品種嚴重退化老化,價廉滯銷;60%的茶園是上世紀80年代前發展的,已處于老化期,量質齊降。四是區域產業結構趨同問題突出。區域農業產業、產品相似度較高,特色優勢不明顯,長株潭都市農業區卻是糧食、生豬主產區,柑橘與茶葉“遍地開花”、良莠不齊,區域農產品無序競爭、供求失衡較嚴重。

(2)現代要素支撐作用不斷增強,但競爭力和效益偏低。經過多年的發展,湖南農業增產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由主要依靠資源、勞動力等投入,逐漸向主要依靠科技創新、勞動力素質提高等現代要素轉型,農業現代要素支撐作用不斷增強。尤其是近年來湖南著力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啟動實施了“百片千園萬名”科技興農工程、“百企千社萬戶”現代農業發展工程,為農業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全省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已從上世紀70年代的27%提高到目前的60%以上,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糧、棉、油、菜等主要農作物品種每5—8年更新一次,一般增產都在10%以上,[6]目前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達到96%以上。新型經營主體蓬勃發展,2016年全省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達到3800家,規模以上休閑農莊4300家,累計認定家庭農場15749家、農民合作社55919個,新型職業農民累計發證人數達到30352人,農產品加工業實現產值1.35萬億元,進入全國七強,休閑農業實現經營收入320億元。[7]農業信息化支持能力不斷增強,全省建立了統一的農村農業信息綜合服務平臺,研發了一批重大應用系統,推進了生產智能化技術研究與示范應用,培育形成一批農產品電商平臺及企業,“農村商貿綜合服務體”電商模式全面推廣,涉農電子商務發展進入快速發展期。

現代要素推動了湖南農產品數量規模不斷擴大,但未從根本上改變農業市場競爭力與效益偏低的狀況。一是農業品牌少、市場競爭力不強。湖南農產品品牌偏少,截止2016年三季度,全省農產品 “三品一標”認證總數2965個,約為四川省的二分之一、不到江蘇省的三分之一,“三品一標”產品年產量占同類農產品商品量不到20%,[8]而全國已經超過40%,[9]尤其是“一標”的數量在中部五省中最少。品牌實力不強,在全國叫得響的品牌很少,2016年中國十大大米、30個最具影響力水產品區域公用品牌,湖南均榜上無名,100個名優果品區域公用品牌,湖南僅2個;外銷農產品量大,但未形成品牌效應。二是農業產業鏈條短、增效能力較弱。提高農業效益的關鍵在于延伸產業鏈條,提高農業的附加值。盡管湖南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規模大,但初加工多、精深加工少,領軍型企業少,效益較低。2015年湖南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數量約為河南省的二分之一、湖北省的三分之二,[10]規模以上農副食品加工業利潤總額不到河南省的三分之一、約為湖北省的二分之一;[11]絕大多數企業生產規模小,從事初級加工,帶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能力較弱。盡管休閑農業呈蓬勃發展態勢,但規模仍較小,盲目跟風的多,同質化現象突出,特色資源挖掘不夠,產業融合程度淺,綜合效益不高,輻射帶動能力弱。流通領域中,全省農產品電子商務還比較滯后,農產品物流的專業化程度不高,物流終端建設滯后,冷鏈物流發展緩慢,省內80%-90%生鮮農產品仍處在常溫下流通,腐損率高,儲藏、運輸、銷售等環節存在“斷鏈”現象。[12]

(3)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快速提升,但資源環境約束加劇。近年來,隨著各級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投入不斷加大,湖南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快速提升。著力推進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十二五”以來,實施了新增糧食生產能力規劃田間工程,在105個縣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綜合改革試點,全省已建成高標準農田1500萬畝,[13]先后實施了74個小型農田水利重點縣建設,43處大中型灌區、27處大型灌排站改造,新增有效灌溉面積500多萬畝,全省有效灌溉面積達到4697萬畝,[14]一半以上的耕地實現了旱澇保收,靠天吃飯的狀況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著力推進農業機械化耕作,2016年全省農機總動力達6100萬千瓦,主要農作物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45%,其中水稻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70.6%,傳統人畜耕作方式得到根本改變。著力推進農業園區與標準化基地建設,2013年提出建設1000個以上現代農業產業省級示范園,目前已經建成529個,據對300個農業特色園調查,園區實現農業年總收入162.63億元,畝平年收入9930元;[15]全省標準化種植基地和國家級畜禽標準化示范場、水產健康養殖示范場、休閑漁業示范基地規模不斷擴大。以此為支撐,湖南主要農產品實現了連年豐收。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不斷增強為湖南農產品供給提供了堅實保障,但當前湖南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劇。一是耕地重用輕養,質量不斷退化。湖南人多地少,耕地資源十分寶貴。由于長期以來,過度追求產量,輕視耕地養護,提高耕地復種指數,大量施用化肥、農藥,導致耕地質量不斷下降,目前全省中低產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比重達67.7%,耕地平均有機質含量只有3.07%,土壤酸化明顯,PH值小于5.5的強酸性耕地土壤面積達2239萬畝,耕作層不斷變淺,平均厚度下降到13厘米左右。[16]二是資源利用粗放,農業面源污染嚴重。湖南農業用水利用率低,九成以上水田采用傳統漫灌,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僅0.45左右;“高肥、重藥”特征明顯,主要作物氮、磷、鉀肥利用率分別僅為29.96%、25.91%、36.65%,農藥年施用量達12萬多噸,畝均用量高出全國20%,農膜年使用量約8萬噸,回收率不到80%。[17]由于大量未利用化肥和農藥經雨水沖洗帶入徑流和土壤,加上部分區域規模化養殖的污染,使全省約四分之一的農田灌溉水和18%的農田受到不同程度污染。[18]三是城市污染向農村擴散,農業外源性污染加劇。在城市環境容量有限的情況下,湖南工業、城市污染正加速向農村擴散,全省目前還有13.3萬多公頃重金屬污染地需要治理,[19]受工業與城市污染的耕地超過1420萬畝,遭受不同程度大氣污染的農田近300萬畝,因固體廢棄物堆存被占用和毀損的農田達10萬畝。[20]日益嚴重的農業資源環境問題危及湖南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和農產品質量安全,成為農業發展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4)政策支持三農力度持續增大,但農民增收壓力加大。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省委、省政府貫徹黨中央強農惠農決策部署,持續加大公共財政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著力推進農業農村改革,為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一是農業支持保護力度持續加大。實施了農業“三項補貼”改革試點,統籌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十二五”期間省財政累計安排獎勵資金70.8億元用于調動產糧大縣種糧積極性,累計投入78.4億元支持中低產田改造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推出“財銀保”合作貸款試點,支持建成覆蓋全省的融資擔保體系,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縣分別達到20個、29個,“兩權”抵押貸款余額達到49.6億元;農業特色保險品種增加到19個。二是現代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建設不斷加強。推進糧油“千億產業工程”,實施兩個“百千萬”工程,扶持了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102家、農機合作社1471家、家庭農場10020戶,組織了1002名農業農村專家和9097名科技人員開展為農服務;在6個區縣開展了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試點,在3個縣開展了政府購買農業公益性服務機制創新試點,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全面推進,14個縣改革試點已經完成。三是農村產權改革有力推進。探索推進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面積2536.9萬畝,耕地流轉率達41.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累計流轉林地1490萬畝,國有林場改革完成;瀏陽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資興市和武陵區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均取得較好成效。四是精準扶貧深入實施。“十二五”期間全省財政扶貧支出累計達到107.2億元,年均增長25.6%,形成了“四跟四走”產業扶貧模式,在97個縣整體推行了扶貧小額信貸,貧困人口減少561萬人。[21]

強有力的支農政策使湖南農業農村發展環境得到優化、空間不斷拓展,但對提高農民收入的支撐作用有限,新形勢下農民持續增收的壓力加大。一是農民的經營收入增長幅度快速下降。近年來,農業的勞動力、土地、生產資料、技術等各種要素投入成本不斷快速上漲,而受國際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影響,湖南主要農產品價格提升空間小,農民經營收入提升趨緩。2014年湖南農村居民人均經營凈收入增長11.8%,2015年增長幅度下降到7.5%,2016年進一步下降到5.8%。二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難度加大。在當前的經濟新常態下,傳統行業投資放緩、產能過剩部門優勝劣汰、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型,這對勞動力素質和專業技能較低的勞動力就業產生了較大影響。湖南是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受大部分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的影響,農民轉移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工資收入增長難度加大。2014年湖南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11.3%,2015年增長幅度下降到10.5%,2016年進一步下降到9.5%。三是農民財產收益空間狹小。由于湖南在農村資產產權方面的諸多改革仍然處于試點探索階段,農民擁有的資產和資源難以變現,財產收入水平一直難以得到顯著提升。2013年湖南農村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為131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5%,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僅143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下降到1.20%。[22]受此影響,2016年,湖南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8年高于城鎮居民的趨勢被打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930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33元,增幅為8.5%,與城鎮居民相同,農民增收的形勢十分嚴峻。[23]

2.建設精細農業基地是湖南農業發展戰略轉型的客觀要求

精細農業,是以科技創新和現代市場化經營方式為依托,結合精耕細作的傳統農作制度優勢,以生產特色、優質、健康、高附加值農產品為目標,有別于大農場規模經營的低耗、高效、精致、綠色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精細農業的關鍵是現代科技的支撐,即依賴于現代科技對傳統農作體系進行改造,從而在特定的自然條件下與有限的土地上實現更高效的產出,提高農產品產量與品質,降低成本,維護環境;核心是精確細致的管理,即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通過集約化的生產經營方式與組織形式,使資源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農業功能得到拓展,產品適應市場需要;目標是實現高競爭力與高效益,即健康、優質、高附加值的產品成為農業的主要產品,適應乃至引領市場消費,實現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及農業產業鏈的增值。走精細農業的道路對于小規模經營為主的區域具有顯著的優勢,但發展精細農業不僅是傳統農業技術方式的變革,也需要相應的體制機制創新。

建設以精細農業為特色的農副產品供應基地,加快形成組織形態優化、技術裝備先進、數量質量效益并重、一二三產業融合、生態環境可持續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格局,[24]是省委、省政府貫徹黨中央精神、適應經濟新常態、立足湖南實際作出的戰略決策,是新形勢下湖南農業發展戰略轉型的客觀要求。

(1)建設精細農業基地是立足區域資源優勢的必然選擇。湖南具有農業生產優越的自然環境。湖南屬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區,境內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水充沛,無霜期長,土地肥沃,森林資源充裕,河流湖泊眾多,適宜動植物繁衍。獨特的自然地理與生態環境孕育了湖南歷史悠久的農耕文化,積累了豐富的精耕細作技術經驗和農業品種資源,全省現有種子植物5000多種、畜禽約270多種、經濟魚類40余種,[25]地方特色農產品眾多。且湖南北靠長江、南鄰兩廣,毗鄰港澳,具有作為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開放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結合部的區位優勢,擁有“六縱八橫”高速公路網,“三縱三橫”普速鐵路網,交匯于長沙的京廣、滬昆、渝廈高鐵,全球空港百強的黃花國際機場。得天獨厚的農業自然資源與優越的區位交通相結合,為湖南農業走出湖南、走向全國甚至全球提供了有利條件。

但湖南人多地少,根據全省第二次土地調查,人均耕地僅0.9畝,為全國人均耕地的59.2%,還有相當部分耕地質量不高,耕地后備資源不足。[26]湖南還有一半人口為農村居民。且湖南大部分地區為山丘地形,山原山地占51.22%,丘陵占15.4%,崗地占13.87%,平原僅占13.12%,湖泊水面6.39%。[27]基于這一特征,湖南的小規模分散經營必將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存在,農業發展既要充分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又要破解耕地條件的制約,應走有別區于平原地區規模化農業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因此,發展精細農業,通過把農業做細,提高資源利用率、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以最低的生產成本與資源環境代價獲得最高效益;通過把農產品做精,以特色、優質取勝,打造“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精”的優勢,建設獨具湖南特色的全國乃至全球的優質農副產品供應基地,是湖南農業發展立足區域資源稟賦的必然選擇。

(2)建設精細農業基地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隨著我國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向結構性矛盾轉變,黨中央適時提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舉措,并將其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農村工作主線,確立了中國農業改革的主要方向。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主攻方向是提高農業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總體要求是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因此,與以往注重調整農業生產力結構、解決農產品供給總量不足不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生產力的調整,也是生產關系的變革,改革的核心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培育農業和農村發展新動能。

湖南作為農業大省,農產品供給一直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但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同樣十分突出,核心問題是農產品市場供需不匹配,市場競爭力與效益偏低,導致去庫存、降成本、減消耗的壓力很大。未來一段時期必須突出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湖南農業調整結構、優化品質、增強競爭力、提高綜合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線。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改革的取向是精準對接市場需求,揚長避短,內向挖潛,把農業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競爭優勢。

湖南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精細農業基地是重要抓手。與傳統小農注重自給自足、大規模農業注重產出數量不同,建設精細農業基地根據資源稟賦與市場需求精準定位產業、選擇產品,打造面向整個農產品市場的湖南供應基地,其出發點就是要解決好湖南農產品市場供需不匹配的問題,從而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找到了有效推手。建設精細農業基地的立足點是生產特色、優質、健康、高附加值農產品,關鍵是通過精細化生產經營來提高農產品供給質量,打造特色品牌,增強在全國、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提高農業綜合效益,促進農民增收,從而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找到了著力點與突破口。建設精細農業基地的落腳點是形成與湖南省情相適應,以低耗、高效、精致、綠色為取向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必然要求創新體制機制,以精確配置資源要素,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從而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找到了有效途徑。因此,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建設精細農業基地的戰略舉措,為湖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確了方向與具體路徑。

(3)建設精細農業基地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戰略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難點在農村。我們既要有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也要有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兩個方面要同步發展。”[28]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要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部署推進了系列改革創新舉措,加快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現已成為全黨和全社會的共識。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就是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新型農民發展農業的過程。因此,農業現代化是一項需要下大力氣分階段、分層次穩步推進的重大戰略,主要目標是形成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實現農業產出高效、產品安全、發展可持續,不斷滿足社會對農產品量和質的需求。

湖南農業經過多年努力,已經進入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重要時期,但與工業水平已經進入工業化發展中后期階段相比,農業的弱勢特征仍十分明顯,2015年,第一產業勞動力人均增加值僅為第二產業的15%,且這一數值低于全國7.3個百分點,[29]農業現代化水平與沿海發達省份的差距仍較大,推進農業現代化的任務更加艱巨。根據湖南人多地少的省情,從與湖南農業資源特征相近的發達國家與國內發達地區的經驗來看,走“小而精”的道路,發展特色、優質、高效、高附加值農業是改變農業弱質地位、實現農業現代化目標的根本出路。因此,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的建設精細農業基地,是基于湖南實際與農業發展前沿趨勢提出的戰略決策,既是應對湖南當前農業突出矛盾的重要舉措,也是對湖南農業未來發展的基本定位,是促進農業由“大”到“強”轉變、加快農業現代化的具有針對性、方向性、全局性的戰略舉措。

3.建設精細農業基地的目標與要求

湖南建設精細農業基地,要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持新發展理念,落實鄉村振興戰略,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綠色發展為導向,以科技創新為支撐,以體制改革為動力,在調結構、提質量、創品牌、增效益、育主體、拓渠道上著力,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型,打造面向全國乃至全球的優質農副產品供給基地,實現湖南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轉變。

(1)主要目標。打造精細農業基地是一項戰略性任務,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可以實施分步走的策略,通過未來五年左右的努力,湖南作為全國優質農副產品供應基地的影響力應基本形成。具體目標包括:一是優質農產品供給能力明顯增強。全省糧食、生豬、蔬菜、茶葉、畜禽、油料、水果、水產、棉花、藥材等主導產品向名特優品種轉型,特色、優質、綠色產品的市場供給能力不斷增強,質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效益明顯提升。二是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基本形成。優勢特色農業的連片分布、專業化生產和區域錯位發展格局初步形成,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實現新突破,農產品精深加工能力顯著提升,基本構建起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三是農業品牌化水平明顯提高。開發形成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地標性區域公用品牌,培育發展一批知名企業品牌,打造一批農副產品國內知名品牌,“馳名商標”“著名商標”數量快速增長,湘字號農副產品的影響力明顯擴大。四是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明顯提升。農業生產經營向精細化轉型,土地、資本、勞動力、科技等要素投入的質量和配置效率明顯提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主導力量。五是農業綠色發展實現突破。農業生產實現“ 一控兩減三基本”,土壤重金屬污染和農業面源污染等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治理,生態循環農業模式普遍推行,農村生態環境不斷優化。六是農民增收能力進一步增強。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幸福感普遍提升。

進而再通過五年左右的努力,應形成具有鮮明湖南特色的“低耗、高效、精致、綠色”的精細農業發展模式,生產經營基本實現標準化、專業化、品牌化,優質農副產品的供給能力以及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顯著提升,主導產業、主打產品在全國形成獨特的競爭力,農業整體走向綠色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湖南成為全國有顯著影響、在世界有較好聲譽的優質農副產品供應基地,農業現代化水平躋身國內發達地區行列。

(2)基本要求。建設精細農業基地需要以精準對接市場需求、增強農業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為突破口,以推進農業精細經營、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和質量效益為著力點,以精確配置資源要素、增強農業市場競爭力和增加農民收入為落腳點,全面提升湖南農副產品的供給水平,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精準對接市場需求,改善農產品供給格局。精準對接市場需求,解決湖南農業發展最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形成“產需對接”的產業結構,使供給側結構和需求側結構相匹配,是精細農業基地建設的基礎與首要任務。一是精準定位農業區域功能。在湖南這樣農業地域特征鮮明的農業大省,要立足于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市場需求優化區域生產力布局,強化全省四大農業產業板塊功能定位,打造一批精細農業產業帶,積極創建國家級現代農業示范區,推進優勢特色農業的連片分布、專業化生產和區域錯位發展;引導各地加強市場研究,細分消費需求,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確定本地特色主導產業,形成特色各異、點線面結合、面向全國市場的農業產業集群。二是精準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以優化品種、品質為核心,推動農林牧漁結合、糧經飼統籌、種養加一體發展。基于消費導向著重發展與地方氣候、土壤、水質條件相適應的地方名特優產品,大力開發區域資源優勢明顯、適銷對路、有競爭力的區域地標農產品;充分挖掘湖南農耕文化底蘊,以農產品品牌經營為紐帶, 大力推動農產品產地初加工、主食加工業和農產品精深加工,重點培育和提升糧食、畜禽水產、果蔬、林產、茶葉等千億產業,建設一批特色農產品加工園區,[30]打造食品加工產業集群,發展傳承農耕文化、民俗和民間藝術的休閑農業、創意農業和鄉村旅游,以此形成多業態、多功能、精細化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確保農副產品供給結構在品種、質量上滿足多元化、個性化消費的需要。

精細生產經營,提高農業質量和效益。推進農業精細化生產經營,強化科技創新驅動,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和質量效益,是建設精細農業基地的著力點和最顯著的標志。一是以農業標準化為關鍵提升農產品質量。大力實施農業標準化戰略,以優質、安全、綠色為導向,健全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完善涵蓋生產環境、生產過程、產品品質、加工包裝等環節的全過程質量控制標準指標體系,深入推進農業標準化示范基地和標準示范縣、鄉建設,強化農業投入品使用管理和質量監測,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平臺,創建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示范省。二是以綠色生產為導向實現降本減耗。堅持精耕細作與現代新技術結合,全面實行清潔化生產,實施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大力推行地力綜合培肥、秸稈和畜禽糞肥腐熟還田,推廣抗旱節水品種和噴灌滴灌、水肥一體化、循環水養殖等技術,[31]發展高效生態循環的種養模式,引導農民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管理方式進行農業生產,提高資源利用率;加強農業資源的保護和修復,深入推進土壤改良修復、畜禽糞便無害化處理、地膜污染防治、重金屬污染修復等工程,形成耕地質量提升長效機制。三是以社會化服務規模化為核心推進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加快建設職業農民隊伍,支持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開展跨區域專業化、規模化服務,構建“大產業小業主、小生產大服務”“企農”“社農”緊密聯結的發展格局,提高勞動生產率與精細化經營水平。[32]四是以發展電子商務為重點創新農產品流通方式。以賣全國、賣全球的理念調整市場建設布局和重點,建設一批具有區域特色的產地批發市場,重點加強農產品專業市場建設;完善農產品供求和價格信息采集系統,打造多元化的電商平臺,大力發展農產品冷鏈物流,促進經營主體、加工流通企業與電商企業全面對接,推動線上線下互動發展,實現農產品與市場精準對接。

精確配置資源要素,提高農業市場競爭力。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將農業資源要素精確配置到綜合效益最高的領域與環節,為提高湖南農業的市場競爭力和增加農民收入注入活力、提供動能,是精細農業基地建設的客觀要求。一是政策引導優化資源要素配置。突出將具有品質與市場競爭力的地域品牌作為政策扶持的重點,從激勵種糧大縣、養豬大縣轉變為激勵品牌大縣,從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規模化經營轉變為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品牌化經營,從注重農產品的產量考核轉變為注重區域農產品市場競爭力與效益考核,促進農業資源配置由注重農產品的規模化向注重農產品的特色化轉變。二是品牌建設集聚資源要素。創建湖南區域農業公用品牌發展體系,建立和完善特色農產品產地認證體系,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申請“三品一標”認證,構建完善的農產品品牌培育、認定、質量跟蹤與保護機制,著力打造一批“中國著名品牌”“中國馳名商標”,引導優質資源要素向品牌化經營集聚;著力加強農業對外合作,推進湘品入粵入滬入閩進京進港,支持優勢品牌企業海外拓展,提升湖南農副產品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三是科技創新帶動資源要素。加強新品種選育繁育,推廣良種良法和先進適用農機,提高主要農作物質量和全程機械化水平。[33]繼續鼓勵農業科技專家、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深入精細農業基地建設一線服務,鼓勵科研院所與縣鄉政府、農業經營主體開展科技合作,著力開發地方名特優產品品種,加強以生態種養技術為重點的新技術推廣,推進以企業、專業合作社等為主體的市場化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形成以科技帶動資金、人才向精細農業流動的良好局面。四是產權改革激活資源要素。深入推進農地三權分置改革,積極穩妥地推廣土地入股、信托流轉、土地銀行等新型土地流轉模式,推動土地經營權向經營層次高、經營水平高、經營效益高的精細農業經營主體集中;[34]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創新,加快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股份、農民變股東“三變”進程,激活農民資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引用文獻:

[1] 陳文勝:《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農業發展的戰略轉型》,《求是》2017年第3期.

[2] 根據《2016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版)有關數據整理。

[3] 根據2007-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有關數據整理,稻谷、豬肉數據來自省農業委統計數據

[4] 數據根據《湖南統計年鑒2007》(中國統計出版社)和《湖南省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湖南省統計局,湖南省人民政府網)相關數據計算。

[5] 數據根據2010-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湖南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和《湖南省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湖南省統計局,湖南省人民政府網)相關數據計算。

[6]湖南省農業科學院課題組:《湖南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應用研究》,打印稿。

[7]劉宗林:《在全省農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打印稿。

[8]蘭定國:《大力發展“三品一標”提升農產品質量與效益》,《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打印稿。

[9] 《我國“三品一標”農產品認證覆蓋同類產品40%以上》,《中國食品報》2014年6月18日。

[10] 根據《2015 年河南省農產品加工業發展報告》(秦義民,《河南農業 》2016 年第 10 期(上))、《省農業廳關于印發《湖北省農業產業化暨農產品加工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的通知》(湖北省農業廳網)相關數據整理。

[11] 根據《湖南統計年鑒2016》(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版)、《河南統計年鑒2016》(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版)、《湖北統計年鑒2016》(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版)相關數據整理。

[12] 湖南農業大學課題組:《湖南現代農產品物流業發展研究》,打印稿。

[13] 《湖南將在105個規劃縣建百個高標準農田示范區》,《湖南日報》2017年3月25日。

[14] 《湖南水利跨越式發展》,《湖南日報》2015年12月18日。

[15] 《湖南:現代農業特色產業園省級示范園已建成300個》,第一農經網。

[16] 數據來源:涂先德《強化農業資源和環境保護 夯實精細農業可持續發展基礎》(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打印稿)。

[17] 數據來源:涂先德《強化農業資源和環境保護 夯實精細農業可持續發展基礎》(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打印稿)。

[18] 《湖南2016年農村經濟形勢分析及2017年形勢預測》,湖南省人民政府網。

[19] 湖南省綠化委員會辦公室《2016年湖南省國土綠化狀況公報》,《湖南日報》2017年3月13日。

[20] 數據來源:涂先德《強化農業資源和環境保護 夯實精細農業可持續發展基礎》(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打印稿)。

[21]數據資料根據《湖南省財政“十三五”規劃》(湖南省財政廳網站)、《關于新時期湖南農村改革的調查報告》(湖南省委改革辦、省農業委員會課題組,打印稿)、《戴道晉在省委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打印稿)相關內容整理。

[22] 國家統計局湖南調查總隊居民收支調查處:《2016年上半年湖南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放緩》,湖南國調信息網。

[23]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湖南調查總隊綜合處《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2014年)》《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201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2016年)》(湖南國調信息網)相關數據整理。

[24]杜家毫:《不忘初心 繼續前進 為建設富饒美麗幸福新湖南而努力奮斗——在中國共產黨湖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湖南日報》2016年12月2日。

[25] 蘭定國:《大力發展“三品一標”提升農產品質量與效益》,《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打印稿)。

[26] 《湖南耕地總量增加516.5萬畝 人均耕地僅0.9畝》,紅網。

[27] 《湖南地理》,中國網。

[28] 《習近平三農觀:農業現代化關鍵在科技進步》,騰訊新聞網。

[29]數據根據《2016中國統計年鑒》和《湖南統計年鑒2016》(中國統計出版社)相關數據計算。

[30] 許達哲:《政府工作報告——在湖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上》,《湖南日報》2017年2月3日。

[31]劉宗林:《以精細農業引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打印稿。

[32]劉宗林:《以精細農業引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打印稿。

[33] 許達哲:《政府工作報告——在湖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上》,《湖南日報》2017年2月3日。

[34]劉宗林:《以精細農業引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精細農業務虛會材料匯編》(省政府農村工作辦公室、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編)打印稿。


作者簡介:陳文勝系湖南師范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中共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三農工作專家組組長。王文強系省社科院人力資源與改革發展研究所所長。陸福興系湖南師范大學教授,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陳文勝、王文強、陸福興,《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18)》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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