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集體主義村落是理解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切入點，也是透視農村社會發展道路的重要窗口。本文以J村這一全國文明村為例，嘗試從德治的視角來理解集體主義村落的治理和發展。本文研究指出，德治體制是集體主義村落治理的核心特點，它形塑了村莊的集體主義文化認同、生產了村莊權威并且依托權威的實踐運作形成村莊共同體，德治也是集體主義村落獲取外部市場和國家資源的重要機制，構成了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和發展可以依賴的重要的本土傳統資源。德治權威是德治體制運作的重要行動主體，它糅合了傳統的基于社區共同體本位的儒家倫理、中國共產黨倡導服務人民的道德表率和市場經濟的實用主義道德等各種要素。從德治權威主導的治理模式過渡到村莊共識性道德主導的治理模式是集體主義村落延續、強化和升華的重要條件。
關鍵詞：德治體制；集體主義村落；道德權威
在中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關于發展集體經濟的討論又重新成為學界的重要議題。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的重要舉措，加大政策扶持和統籌推進力度，因地制宜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增強村級組織自我保障和服務農民能力”。因此，集體經濟被視為鄉村振興戰略成功的重要基礎，發展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是鄉村經濟深度市場化的重要推手，是城鎮化時代重構鄉村社會秩序的必由之路，是在黨組織領導下創建鄉村社會團結的經濟基礎和組織載體。
集體主義村落是理解集體經濟發展機制的重要切入點。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圍繞集體主義村落研究學術界一直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支持派認為集體主義村莊代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他們希冀從集體主義村莊的繁榮發展中尋求農村發展的前進方向。反對派則主要從集體經濟制度的效率、集體村落的發展模式的不穩定性等提出批判，主張給予農民更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利。在一定程度上，集體主義村落成為透視中國農村社會發展道路的重要窗口。正如《開放時代》雜志2015年第1期組織討論集體村莊經濟的主題時所指出的，“我們希望能以當今中國集體經濟村莊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市場經濟、市場社會環境下的運作機制，了解其所面臨的困境、挑戰與發展趨向，呈現‘社會主義’理念在村莊經濟制度、村民認知層面的流變，為完整把握前后兩個“三十年”的關系提供一個難得的標本”。
然而與上述宏觀的視角討論不同，如果我們聚焦微觀的村落發展，又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困惑，即集體主義村落雖然共享一些共同的特點，但是內部的發展差異也非常大。更為重要的是，集體主義村落的發展模式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其最為重要的特點是高度依賴一個村莊帶頭人。村莊帶頭人的特質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了村莊的發展軌跡，以至于出現了一些學者所說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可能性（秦暉，1999；曹錦清，2015）。為什么號稱集體主義的村落高度的依賴一個權威？為什么很多的鄉村集體都逐步式微，而少部分村莊的集體得以維系和鞏固？如何理解集體主義村落的集體性？其內在的治理機制是什么？這是本文核心關注的問題。
一、關于集體主義村落的研究范式及其討論
一直以來，學術界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來研究集體主義村落。學者們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概念來指涉此類村莊，如“新集體主義”（王穎，1996）、“后集體主義”（周怡，2006）、“共產主義社區”（馮仕政，2002）、“地方國家法團主義”（Oi，1999）、“地方市場社會主義”（Lin，1995）、“法團主義村落”（Ruf，1998）、“超級村莊”（折曉葉，1997/2000）、“單位化村莊”（毛丹，2000）。這些學者對于集體主義村落的分析視角也存在差異，大體說來包括如下范式。
第一種范式是從產權制度、組織模式的視角來研究此類村落關于共有產權的創造性實踐。這一視角認為集體主義村落是一種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方式，他們通過對所有權的歸屬、占有、經營管理、分配方式等做相應的制度安排，從而有效促進村莊的經濟發展、增加村民的收入水平以及保障他們的福利。此類研究主要關注集體主義村落中的產權、經營方式及背后的社會基礎。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折曉葉、奧伊、林南、毛丹等的研究。
第二種范式是延循梅約、涂爾干、韋伯、滕尼斯的路徑，從社會整合、社會組織的視角來理解此類村落。這一范式關注的是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社區成員之間的聯系機制發生了什么變化。他們的關注點主要是集體身份、集體意識、社區情感、內部組織等問題，代表性的有王穎（1996）對廣東南海若干集體主義村莊的研究，以及周怡（2006）對華西村的研究等。
第三種范式則是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研究此類村落的變遷，主要關注的是制度變遷、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等問題。如馮仕政對南街村的制度變遷過程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他指出，南街村的發展歷程表明，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市場中的制度變遷，不但在資源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對改革開放前的再分配體制具有“路徑依賴性”。馮仕政注意到南街村的制度變遷目標和手段的選擇，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典型村莊與國家有關部門和領導之間的特殊主義關系（馮仕政，2002）。
上述研究主要從權力、制度和組織等角度進行分析，對于分析集體主義的建構和變遷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不過，上述制度性的因素更多的是一種外部力量，甚至很多研究指出，集體是國家推動的，因此本質上是被集體的（秦暉，1999）。然而，本文則嘗試指出，集體主義村落不僅是一種制度性建構，同時也是一種深層的文化和社會結構。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歷了農業合作社、市場化改革以及集體企業改制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于村落共同體利益的維護是集體主義村落得以維系和發展的根本，外在的國家權力或者市場力量有可能在短期內創造出一種集體的組織形式，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社區共同體本位的道德力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治理體制，那些集體主義村落將是沒有生命力的。這種以村落共同體利益為目標的道德力量又高度依賴于具有奉獻精神、德才兼備的村莊權威，因此依托立足于社區共同體道德的治理體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權威，就是理解此類集體主義村落的重要切入點。
二、德治體制：理解集體主義村落的分析視角
費孝通（1998）曾指出，傳統中國社會的治理是通過兩條平行的軌道進行的：一條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的軌道，它以皇帝（君主）為中心建立一整套的官僚體系，由官員與知識分子來實施具體的治理，最后可以到達縣這一層(“皇權不下縣”)；另一條是基層組織自治的軌道，它由鄉紳等鄉村精英進行治理，紳士階層是鄉村社會的實際“統治階級”，而宗族是士紳進行鄉村治理的組織基礎。亦即，權力和道德是維持傳統社會秩序的兩個重要力量。熊萬勝（2019）認為，權力秩序的核心問題是勢力怎么轉化成合乎法律的權力，道德秩序的問題是倫理關系如何理順，或者注重人際關系的倫理性的道德怎么轉型成對于普遍規范的遵從。在他看來，今天鄉村社會的失序更多的是由于道德失序而導致文化衰敗。
作為一種具有超強社會整合的村莊形態，集體主義村落則是基于權力和道德的雙重維系。表面上看，此類村莊是因為有著強大的集體經濟，但支撐集體經濟更重要的因素則是適應集體主義村落特點的治理機制，即本文所稱的德治體制。德治體制是基于中國農村社會的道德期待、道德共識為價值認同，以實現和維護村莊公共利益為目標，通過道德示范和道德關系來樹立治理權威，并且基于道德示范來獲取和分配社會資源，將村莊作為一個高度的整體來規劃和發展，并由此實現強烈的集體認同和歸屬。德治體制包含了文化認同、政治權威、資源生產和分配等各個維度，是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和自下而上的社區認同相結合的制度安排。
首先，德治體制代表的是一種村民對于集體主義的文化認同，這一文化認同深植于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儒家倫理，是不斷延續的。因此可以說，集體主義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道德意義的，失去了道德的維系，集體也就不復存在。在鄉土社會中，權威是以道德秩序為基礎的，德是獲得國家承認與村民認可的核心要素。誠如麻國慶（2015）所指出的，傳統中國農村有一套自身的組織方式，誰能領導組織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里面包含了宗族、人情等一系列很復雜的因素。農民的這套認同體系與現在講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不一樣，它更能展示農民的切身利益和行為活動。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國家政權建設和鄉村社會的深刻轉型，這一集體主義的文化認同體系內涵和外延也不斷變化，既包含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又糅合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所倡導的道德品質，同時還融入了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市場經濟實用道德，因此村莊的權威主體和治理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然而，維護和實現村落共同體利益是集體主義村落的核心價值追求，是此類集體主義村落治理的核心要件，也是村落德治體制的應有之義。
其次，德治體制代表了特定的權威形成和生產機制。有效的治理需要強大且具有合法性的權威。德治是實現村莊整合，形成村莊權威的重要條件，也是權威實踐的內在倫理原則。這種基于道德的權威生產機制是通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種路徑來實現的。一方面，村落是自治的，地方精英的權力形成有賴于良好的人際情感和親屬網絡，通過庇護共同體成員的利益來換取他們的認同和服從，因此社區精英的行動應以符合村莊共同體的道德期待為目標，并且以村民認可的方式來為他們辦事。德治為鄉村社會的治理提供了一套合法性的資源，而這一德治的實現是依托地方性的權威和鄉規民約等一系列懲戒性的措施來實現的（費孝通，1998）。鄉村社會的權威正是依托這些地方性規范進行治理。另一方面，作為國家治理的末梢，國家對于村落權威的塑造亦不可忽視。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深入，這一德治體制并沒有被拋棄，而是根據不同時期治理社會的需要來塑造新的道德體系和權力格局，形成了新的道德權威和政治秩序。趙文詞指出這一道德體系是新中國成立后代表了政黨政治的道德訴求，它糅合了傳統的治理政治、儒家德治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政黨的相關精神，并且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深化，它代表了國家機構對于權威的道德期待（Madsen，1984）。德治也是推進社會轉型、動員群眾以及確立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一些學者將這種權威的樹立和道德的實踐稱為“新德治”(魏沂，2001)。總之，德治體制塑造的村落權威不僅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也應該是社區利益的代理人，并且能夠較好地實現兩者的融合統一。
再次，德治體制代表了特定的資源生產和分配模式。集體主義村落的重要特點是具有發達的集體經濟以及高度的村莊福利，即村莊用以再分配的資源非常豐富。這些資源既來自社區內部的生產和經營，同時與外部市場及國家也具有密切的關系。德治體制與市場資源的獲取是指此類村莊適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形成了以經濟發展績效為導向的道德標準，村莊的權威通常具有很強的生產經營能力，能夠從市場中獲得資源和利益。德治體制與國家資源的獲取是由于德治是一種國家分配資源的重要標準，特別是此類村莊由于致力于村民的共同富裕，符合黨和政府的發展導向，更容易得到國家的激勵和肯定，這種激勵和肯定轉化為村莊的政治資源，又有助于帶來各種其他資源，這種資源的注入對集體主義村落的治理和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
在討論德治體制和集體主義村莊時，村莊權威是一個重要的變量，這一權威特別體現為克里斯瑪型權威的特征，這也是集體主義村落的共性特征。謝淑麗曾將韋伯的權威類型對應特定的治理方式，認為克里斯瑪權威對應的是“德治體制”（virtuocracy）、科層制權威對應“績效制”（meritocracy），傳統權威對應“分封制”（feodocracy)(Shirk，1980）。作為集體主義村落領頭人的道德權威是德治體制的代言人，是一個表述“集體”的符號。德治是集體主義村落得以整合的根本，而村莊權威是實現這一整合的行動者，他們的個人品性、行為模式一定程度上形塑了集體主義村莊的治理和發展模式。因此，研究集體主義村落就不能僅僅關注外部的環境、資源和制度變遷，更應該關注村落中道德期待、道德實踐以及能動者的行動策略和實施過程，特別是在外部制度環境逐步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這一道德實踐是如何調試和轉型，從而實現集體主義村莊的維系和發展。
本文所研究的J村是隸屬于江蘇省常熟市的一個行政村，與其他集體主義村落相比，J村的規模較小，全村面積3平方公里，由12個村民小組構成，共186戶村民，總人口不到900人。新中國成立后，J村人民在C書記的帶領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村莊發展成為經濟高度發達、福利非常優厚、社會和諧有序的全國文明村。到2018年，村級資產達到5億元，村民人均收入近5萬元，社區股份分紅人均1萬元，堪稱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典范。經過規劃后的J村形成了工業、農業、旅游業、生活區等功能分明的區域，被稱為“J村生態園、常盛工業園、村民新家園、農民蔬菜園，無公害優質糧油生產基地”四園一基地的格局。
J村的經濟發展主要經歷三個階段，用J村村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農業起家、工業發家和旅游旺家”。1949年以前的J村由于地勢低洼，再加上血吸蟲病等因素，村民的生活非常艱難。第一個階段，在國家推動的農業集體化時期，年輕的C書記帶領村民平整土地，大力發展農業，為這一時期村莊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C書記本人也開始樹立個人權威。第二個階段是鄉村市場化和工業化時期，在農業集體化時期獲得成功的C書記在最初市場化過程中遭遇挫折后，勇于擔當，逐步適應了市場，成功發展了鄉村工業，給村莊發展積累大量的資金，從而為村莊高度的社區福利提供經濟基礎。第三個階段是后企業改制時期，J村沒有因為改制而放棄集體主義的發展道路，而是通過發展旅游業，探索社區股份制，延續集體經濟，并逐步打造成一個全國農村發展的樣板。J村在發展的過程中，村民們享受著高度的村莊福利，如村莊為村民統一建造別墅，村民們只要很低的價格就可以購買；老年人享受免費的老年公寓，根據年齡不同每月還可以領取600-2000元不等的養老金；村莊為村民們提供了不同類型的就業崗位，解決村民的充分就業；此外還有人均每年近萬元社區股份分紅。可以說，J村村民過著天堂般的生活，他們對為他們創造美好生活的C書記心懷感恩。
和其他的集體主義超級村莊相似，J村的發展也與一個高度的克里斯瑪型權威密不可分。這個權威就是村支書C書記，他從1966年開始擔任大隊長至今已經領導村莊建設50多年，年近80高齡仍然每天為村莊的發展而奔波。C書記依靠個人高尚的道德品質感化村民，并且憑借德才兼備的個人特質領導村莊克服重重困難，他也因此贏得了高度的威望以及一系列個人榮譽。毫不夸張地說，J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與C書記本人的能力和德行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在J村調研時，我聽得最多的話是，“沒有C書記，就沒有J村的今天，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對于未來C書記隨著年齡增大要退休的境況，村民們特別是那些老年人表現出無比的憂慮和悲觀，他們的一致看法是，如果C書記退休了，他們的福利就沒有保障了，沒有C書記，他們的生活很可能就和周圍其他村的村民生活一樣。本文認為，村民的這句話是對此類集體主義村落治理邏輯的最好闡釋，即德治是形塑村莊發展的核心因素，德治權威是德治體制的化身。雖然不同時期村莊集體經濟的產業形態、資源來源、產權制度都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集體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和治理目標則被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與這一價值追求相適應的德治體制，因此本文將嘗試跨越時空來理解德治體制是如何運作的。
三、德治體制與集體主義村落的治理和發展
（一）社區共同體的道德期待與集體主義認同的形成
與大多數中國農村類似，J村并不天然具備發展集體主義的條件。1949年以前的J村是一個有著十多個姓氏的雜姓移民村，村民主要是1949年以前從蘇北等地逃荒到此處的，村民們之間缺乏緊密的橫向聯系，也沒有宗族等社會組織。特別是由于地處低洼之地，1949年以前J村在面對各種自然災害時幾乎沒有抵抗之力。因此依托集體的力量來抵御外來風險是符合J村村民心理期待的。新中國成立后，經過短暫的分田到戶后，國家開始推動走農業合作化的集體主義道路，這一時期的集體主義是一種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這一集體本質是國家主導和推動的，并不是村莊內生形成的。此外，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扭曲了激勵機制，國家倡導的大公無私的道德標準和小農追求自身私利的生存倫理道德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深層的沖突，這也是集體化道路在鄉村社會實踐遭遇困境的重要因素。當國家利益和社區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集體主義村莊就面臨著深層的張力，這表明缺乏內在認同和集體意識的集體主義并不具備持久的生命力。
J村的集體主義認同是在農業合作化時代的集體勞動中逐步形成的，而C書記在集體勞動中的道德表率有力地塑造了J村村民的“我們感”。這一集體意識首先是在平整土地的浩大工程項目中，村民們感受到了集體的力量，展示了集體主義的優越性。J村由于地勢低洼，在全公社的農業產量一直倒數，新上任的C書記堅信通過大家的努力可以改變這一不利局面。農業合作社的集體勞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克服村民的搭便車問題，為此，C書記在農業生產中總是帶頭示范，不計個人得失，在集體勞動中，他是出工最早、干活最多的，甚至直到今天C書記仍然保持了每天都要到田間地頭檢查的習慣。C書記這種帶頭示范對于村民具有很強的感染和帶動作用，相比其他村，J村的村民在農業合作社時期的勞動是最積極的，居民們在集體勞動中形成集體意識和集體情感，對于大隊的這種集體意識使得農民們可以不計個人利益而投身到集體生產中去。
“老C是農業起家，那個時候我們都聽他的安排，每個生產隊的生產進度都不一樣，只要他一聲令下，我們一個生產隊完成了，去幫助另一個生產隊，都是完全不計回報的。在其他大隊這種情況很少的。
最開始村民們積極參加生產勞動是因為看到他們的書記都帶頭生產勞動，書記都這么辛苦地干活，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后來大家就都很自覺了，即使C書記出去開會，沒人監督了，大家還是很積極地干活。”（村民HXY)
雖然J村的村民工作強度最大，但是村民更多體驗的是成就感和自豪感，這種幸福感和成就感成為年紀大的J村村民最為自豪的社會記憶。
“以前我們村那些小姑娘覺得在J村干活太苦了，就嫁到外面去了。現在他們看到我們J村這么好了，都很后悔了。”村民JLM在說到這兒的時候表現出的是一種滿足感，曾經擔任村婦女主任的她經常有機會去參加各種會議，她說：“我現在還認識好些老領導呢，那個時候我們干部去開會，每次開會都是表揚我們村，那個時候真是很光榮的。”
對集體主義的認同在J村抵制上級不合理的農業政策中得到了強化。如何維護和實現社區的利益，關系到村莊內部的凝聚力，關系到農民對于集體主義的認知和認可。當社區利益得到捍衛的時候，集體代表的是社區的意志，符合農民的道德期待，因此就容易得到農民的認同。J村面對上級強制要求種不符合農業生產規律和農民利益的雙季稻時，其他的村干部只是機械地執行不合理的上級政策，而C書記則堅持實事求是，敢于代表村莊來抵制，在談及這一倍感壓力的行動選擇時，C書記說道：
“因為我們舍得才能爭取，我舍得下來。那個時候最根本的問題，當干部的人不像現在官迷心竅，無所謂。我們當干部的不能只顧自己到上級那兒討表揚，領紅旗，我們要對得起祖宗留下的土地和百姓。”
這種為維護村莊利益而不計個人得失的行動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肯定，他們積極配合C書記，為了集體的利益和榮譽而加倍投入，單季稻種出了雙季稻的產量，并最終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認可。這讓J村村民體驗到了極大的成就感，強化了對C書記的權威認同以及集體主義的情感認同。在這一過程中，C書記不僅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更是社區利益的代理人。
市場化時期的經濟利益回報進一步強化了集體認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改變了農村的治理邏輯，村民對于村莊共同體的依賴和認同下降，“我們感”削弱甚至消失，村莊內生權威生成的社會基礎不斷地遭到削弱（董磊明等，2008）。市場化改革重塑了村落社會的道德期待，即集體主義必須適應新時期對于經濟利益追求的實用主義道德，這種道德訴求要求村干部具備適應市場的經營管理能力，給村民們帶來切實的經濟利益。J村在農業合作社時期形成的集體感不僅沒有在市場化改革中削弱，反而得到了強化。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J村并沒有固守農業起家階段的成績，而是在C書記的帶領下進行工業創業，成功的工業創業給村莊帶來了切實的經濟利益，從而為村莊的整體發展規劃提供了可能。此外，為了抑制因市場化而導致的社會分化，J村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逐步成為遠近文明的明星村，這又進一步強化了J村村民的集體意識。
（二）德治體制與道德權威的實踐
集體主義不僅是一種心理認同，且必須轉變為村莊的集體行動能力。這種集體行動能力需要統一的規劃、組織、動員，特別是作為個體的村民能夠服從村莊的整體安排，因此集體主義又是一個實踐和政治運作過程，而德治體制為這一權力和政治運作提供了制度框架。
首先，德治體制形塑了村莊的道德權威。在J村，村莊的道德權威是通過自下而上的社區認同和自上而下的國家授權兩種力量而建構形成的。在帶領村莊發展的長期實踐中，C書記通過自己特有的膽識、能力以及對村莊的庇護贏得了村民的信任和感激。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帶頭平整土地、抵制不合理的政策、最初創辦企業失敗、關心愛護村民、少拿應得的報酬以及創業過程中的各種艱辛故事等都成了今天J村反復傳頌的佳話。在介紹C書記的這些事跡時，村民們充滿發自內心的感激和感恩，“因為有C書記，才有今天的J村”“誰如果對C書記還有意見，就是沒有良心的”，這已經成了J村村民共同的心聲，以至于C書記在年近80歲的時候還奮戰在村莊一線，成為“退不下來”的村支書。村民們認識到，C書記這樣的村干部能夠始終把村莊利益放在第一位，特別是敢于為了村莊的利益而犧牲自身的利益，因此報之以發自內心的敬佩和服從。而C書記堅持實事求是、擔當作為、以身作則、愛民為民等優良品格又代表共產黨所倡導的基層干部的道德品質，因此也得到了國家的肯定，并獲得了一系列國家榮譽，這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在村莊中的絕對權威。
其次，道德權威的德治實踐形塑村莊集體主義。村莊權威是引領集體主義村落集體行動的決策者、組織者，同時也是風險和責任的承擔者。發展集體經濟要求村莊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運作和經營。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隨著家庭的生產經營主體地位的確定，這種集體統一的規劃和安排變得尤為困難甚至不太可能。而基于村民高度信任而形成的C書記的道德權威大大降低了村莊集體行動的協商成本，強化了村莊的組織能力。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過程中，由于C書記的堅持，J村并沒有像其他村一樣將所有的集體資產瓜分掉，而是保留了相當多的資產用以大隊的統一規劃和使用，這為未來的集體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最能體現集體主義實踐和運作的是村莊的兩次統一規劃。這兩次規劃主要涉及村民的異地搬遷、村莊統一建房以及土地平整等大型工程，這一工程項目對于村莊整體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涉及每戶村民具體的利益，特別是由于村民自身的家庭決策和規劃并不一致，因此意味著龐大的組織和動員成本。而德治對于J村的村莊規劃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德治主要體現在C書記在動員組織動員村民時給大家描繪村莊統一規劃的圖景和意義，從而逐步激發村民對于集體整體發展的共識。與強制模式的集體動員和規劃不同，J村針對村民們的不同訴求而采取示范引導性的工作方式，讓那些更容易接受的村民先參與進來，讓這些村民們體驗到利益和好處后再帶動其他村民。更為重要的是，C書記在推動村莊統一規劃時，依靠個人的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多措并舉，積極整合外部資源，同時自己承擔了村莊規劃的風險。C書記這種將利益帶給村民，責任自己擔當的行事風格使J村的整體發展和規劃成為可能。
“我們一方面積極向上爭取供給，一方面組織力量外出產地直接釆購，并以村級信譽擔保，向窯廠等單位預定磚瓦。這個磚頭都是我統一采購。這個就靠一個人的威信，對內對外的威信。當時我到外面借錢，再借給村民，這個要膽量的。”（C書記）
（三）德治體制與集體主義資源的生產和分配
村莊治理的核心在于資源的生產和分配，這也是集體主義村落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一資源包含了村莊內部的資源生產和村莊外部的資源回報，而德治則是集體主義村落生產和獲取資源的制度基礎。集體主義村莊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普遍難題是學者們所指出的，集體產權是不明晰的產權，是沒有效率的產權（周其仁，1995）。在這一產權結構下，作為集體資產代理人的道德品質就成為集體經濟管理的核心變量。在J村發展集體工業的過程中，C書記用道德激勵來替代物質激勵，比如自己少拿應得的報酬，企業改制后，C書記本人更是放棄了應得的股份，希望通過自己的道德示范來影響其他骨干，因此是一種“道德+市場”的運作模式。在J書記的帶領下，J村成功創辦了鋼結構公司，特別是該企業產品主要的購買客戶是政府部門，J村堅持的集體主義發展道路和C書記的聲譽對該公司拓展市場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使得J村在創市場的過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也為村莊發展和村民福利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資源。
此類村莊不可忽視的是國家對于德治的各種不同形式的資源回報。作為一種代表共同富裕的村莊發展模式，類似J村這樣的集體主義村落得到了國家充分肯定，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各級政府部門都給予了直接和間接的幫助。如J村在最初的集體創業過程中由于遭遇欺騙而幾乎破產，這一時期地方政府相關領導提供了銀行貸款的背書支持以及積極幫助介紹拓展市場業務。更為重要的是，J村和C書記在幾十年的發展中獲得了來自不同層級黨和政府授予的各種榮譽，特別是21世紀以來，獲得了包括全國文明村、全國生態村、全國民主法治村等國家村莊榮譽，C書記則獲得了兩次全國黨代表、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勞動模范等個人榮譽，國家和各級領導人紛紛視察J村并給予高度的肯定，這些榮譽成了村莊發展的重要象征資本，并且轉化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成為村莊發展的重要資源。
德治給村莊發展帶來了各種資源，這又進一步強化了村民維護村莊集體利益的共識以及堅持共享的價值理念。根據這一共識和價值理念，J村集體企業的盈利優先用以村莊的發展，這種高福利保障強化了村民的集體歸屬。與純粹的致力于經濟利潤的企業不同，村莊集體企業除了經濟利益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實現社會利益，如優先安排村民的就業，將一定的利潤作為村民福利的分配和回饋社區的再發展，特別是給予村里老年人養老金、勞動機會、住房安排等全方位的福利保障，村民們對于村莊發展有著無比的自豪感，村民們說：“以前養老靠子女，現在養老靠集體。”
（四）從權威主導型德治邁向村莊共識型德治
集體主義村落高度依賴克里斯瑪型權威，J村的發展就與C書記個人的道德和品質不可分開。因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如果沒有C書記這樣的權威，集體主義村落是否還可以延續？本文認為，C書記是德治體制的象征和符號，只要德治發揮作用，集體主義就可以延續。而在后權威時代，原先由權威主導型德治就需要邁向村莊的共識型道德。村莊共識型道德是指一種被村莊共同體所廣泛接受的價值和精神，這種價值和精神對村民的行為具有約束和引導功能，是一種普遍認同的道德規范。共識型道德的形成要求村民共同參與到村莊的管理中來，逐步成為發展的主體，從而建立基于共有產權的共同責任和共同體意識，進而實現集體的升華。
村莊道德共識的生成首先是村規民約集體大討論。正如周怡對華西村的研究所發現的，除了利益導向外，村規民約是整合村民和維系權威的重要措施（周怡，2005）。C書記也日益意識到，企業改制后，村里的工作難度比以前增加了，個人的道德情操不足以影響和帶動全村村民。為了讓村民們都參與到村莊的建設和對公共利益的自覺維護中來，形成一種有效的約束和引導機制，J村于2008年通過村民自治的方式制定了《J村村規民約獎勵制度》。該制度總共有18條，村規民約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村民以村莊整體利益為重，服從村莊規劃和安排。在村規民約的討論過程中，一些村民們在對村莊理性分析基礎上倡導遵守村規民約。
J村現在的福利待遇這么好，哪有一個村可以比得上。我自己弄個小企業都感覺吃力的不得了，何況村里的事情還要復雜。所以我非常理解村里領導的辛苦。希望大家也要理解，都是為了J村更好。（村民CSX)
在C書記一班人的帶領下，J每年都有新變化，尤其是在農業基本建設方面了打下了基礎，我是村里的種糧大戶，有今年天氣的原因，在收成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我有責任也有義務上繳農田租金費，不拖欠并且足額上繳，嚴格遵守好制定的村規民約，力求在農業這一塊突破創新，更上一層樓。最近村黨委組織村民培訓，圍繞“愛黨、愛國、愛家鄉”三愛教育，以此來提升全體村民的整體素質。作為村民，我們就要好好配合村黨委的工作，發揚好家風、好家規、教育好下一代，傳播正能量，一起共同管理好我們的家園。（村民DSY)
還有一些村民基于對村莊不良現象的批判而呼吁對于制度和規則的遵守。這些主要是有著較強權利意識的年輕人。他們對于村規民約的態度并非基于樸素的感恩情感，而是希求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參與村莊治理的愿望。
做人要堂堂正正，不能做虛偽的人。不能人前一套，背后又一套，有什么意見要大膽提，村兩委班子也都會接受的，村里也要公平公正，多為老百姓考慮，嚴格執行村規民約。（村民ZXJ)
住在J村是非常幸福的，我有一個提議，村里應該組織一個議事會團體，有什么事情讓村民們一起出主意，不能所有的壓力都讓村干部去承擔，這樣誰也沒有辦法影響誰，公開，公平，公正。（村民ZXZ)
這一村規民約大討論對于新形勢下凝聚村民的共識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說過去的幾十年里，C書記一個人將J村扛在肩上艱難前行，那么現在他們的村民開始意識到未來需要有一個有效的公共制度，這樣既能減輕老書記的負擔，又能實現充分的政治參與。除了通過大討論來形成共識以促進村規民約的有效性外，另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將遵守村規民約的行為與社區股份制分紅掛鉤起來，對于諸如賭博、搞封建迷信、亂搭亂建、毀壞綠化、違反紀律等影響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都將按照有關條款規定不能享受全額集體福利，并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新農村管理督察隊負責考核檢查執行。
另一種有助于村莊道德共識生成的方式是通過讀書會來傳遞J村精神。在過去農業起家時代，C書記面對村莊的貧窮破敗，喊出了“窮不會生根，富不是天生”的口號，這一口號成為驅動一代J村村民跟著老書記不斷奮斗的精神支柱。集體主義道路的持續需要一種價值理念支撐的，一旦缺乏這種強大的精神支柱，各種機會主義、搭便車，甚至假公濟私的問題就會逐步顯露出來，最終導致集體瓦解。為了不斷凝聚人心，傳遞“J村精神”，培育新型有知識、有文化的新農民，J村從1997年成立“農民讀書協會”，2000年全面發動家庭參與讀書學習活動，撰寫讀書體會。讀書體會是村民內在情感的表達，也是一個相互學習從而強化自覺意識的過程。通過讀書會活動，原先主要是C書記個人的道德逐步抽象化為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逐步被村民內化，并升華為一種共同體情感。
需要指出的是，從個人權威主導的道德邁向共識型道德意味著J村嘗試從高度依賴個人的治理轉為村民共同參與的治理，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其拋棄了原先的治理模式。相反，在J村這種共識型道德仍然與村莊權威主導型道德具有密切的關系，它很大程度上仍然以村莊的道德權威存在為前提，作為共識型道德表征的村規民約和J村精神本質上是對道德權威的深化。如果沒有這一道德權威的支撐，共識型道德對于維系集體村落是否有效仍然是個疑問。
四、小結與討論
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被視為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礎和抓手。然而如何在新形勢下發展集體經濟，集體主義的內在實現機制是什么，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與既有的關于集體主義研究關注外部權力推動、村莊企業的經營管理、市場化力量的形塑等視角不同，本文認為集體主義的本質是德治，德治體制是促進集體經濟發展、維系以及實現集體主義認同的核心因素，自然地，村莊道德秩序的崩潰將是導致集體主義瓦解的重要因素。
本文基于一個典型集體主義村落治理和發展變遷的案例，研究指出德治體制以實現和維護村莊共同體利益為目標，有效地形塑了村莊的集體認同和社區共識，特別是依托克里斯瑪型道德權威實踐將村莊作為一個整體來規劃和治理，同時德治體制也是實現村莊資源生產和再分配的重要保障。總之，正是內生于社區的道德期待以及適應這一道德期待的治理模式，使得J村始終堅守集體主義的發展道路。村莊的克里斯瑪型道德權威是此類集體主義村落的重要因素，他們是德治體制的實踐者，這一德治糅合了傳統的社區共同體本位的儒家倫理、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大公無私、奉獻集體的治理之道和市場經濟的實用主義道德等各種要素，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和服從，形成了自己的權威，而權威又促進了村莊共同體的融合。為了使德治體制和集體主義得以延續，J村逐步嘗試通過建立村規民約、讀書會等形式來凝聚村莊共識，繼承和傳遞J村精神，從而逐步從個體性的道德轉化為村莊的道德共識。
然而正如本文指出的，中國的集體主義村落經歷了不同的時期，在微觀上呈現不同的特點，因此在研究集體主義村落治理時必須注意到此類村落治理的多樣性存在。在此類村莊治理中，國家權力和市場機制是一種外部的建構力量，而道德權威則是村莊內部的治理要素，村莊外部和內部共同作用的結果形塑了集體主義村落治理的不同模式。
第一種是主要由外部國家權力主導的集體主義，如人民公社時期的大部分村莊。其典型特點是通過外部力量強制形成集體的生產和組織模式，村干部主要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和執行者，村莊缺乏對共同體維護的道德機制，農民對集體缺乏內在的認同，因此此類集體主義的治理模式具有潛在瓦解的張力。
第二種是德治+權力的治理模式，如人民公社時期的J村。其典型的特點是國家通過外部力量強制形成了一種集體的組織模式，由于C書記的道德權威和道德實踐，村莊內生的道德機制維護了共同體的利益，克服了集體主義生產中面臨的各種搭便車難題，集體也為農民所認可和維護。
第三種是主要由市場主導的集體主義，在理想意義上是一種基于現代契約規則而建立的集體組織形式，如政府和學界倡導的社區股份制以及各種類型的農業經濟合作社。此類村落并沒有訴諸傳統的道德權威，而是希望建立基于現代產權基礎上的公共性規則，這一公共性規則是村莊共識性道德的表征。此類集體主義的發展成效還有待實踐的檢驗。
第四種是德治+市場的集體主義治理機制，它們主要是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后所形成的各種形式的新集體主義，如市場化時期的J村。一方面，集體主義村落適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依托市場化和工業化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另一方面村莊的道德權威在村莊發展、福利分配和村莊整合中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而實現了集體的延續。
總之，在現代公共性規則意識還沒有完全建立的背景下，依托傳統道德權威的德治依然是維系集體主義最為核心的因素，也是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和發展可以依賴的重要的本土傳統資源。根植于中國傳統的道德要素是樹立治理權威和凝聚村莊共識的重要條件，這種道德要素被農民所信任和接受，被國家所肯定，構成了當前村莊治理的重要倫理基礎，是推動鄉村振興的有效制度設計。然而由于高度個體化道德權威的產生和維系具有偶然性，因此未來的德治除了依賴道德型權威外，還應該通過建立具有廣泛共識的村莊道德規則，培育農民的公共性來實現，這也是未來鄉村社會治理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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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基層社會治理、城鄉社會學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評論》2020年第2期，第74-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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