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在極其特殊的2020年，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賀雪峰也依然堅持在田野上結束這一年。12月中下旬，他帶領70人的研究團隊分成三組，同時在河南、江蘇、安徽三地駐扎村里，調研農村治理。 這是53歲的賀雪峰治學的第25年。自2004年起，他已經連續18年每年花上兩三個月的時間駐村調研。“駐村”不是簡單調查，而是真正住在農民家里，與農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深入農民生活當中。在他看來，不理解農業、農村、農民，就很難理解中國。
1.“用腳”寫論文，團隊平均每天10人以上住在農民家里
賀雪峰和他的研究團隊因為堅持“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被學界稱為“華中鄉土派”。 土，是真“土”。賀雪峰身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事務繁多。然而，他一年中有四分之一時間在跑鄉間地頭，他帶領團隊花在調研上的時間更多。通常，團隊成員的調研是集體調研，每次調研都會分成小組，白天調查，晚上討論，調查結束后撰寫調研報告和調查隨筆。 多年堅持，賀雪峰和他所率領的學術團隊跑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上千個村莊，累計駐村調研工作日超過7萬個，平均下來每天同時有十人以上住在農民家里調研。最長記錄的一位博士生，讀博期間駐村調研635天。
在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碩士讀經典，博士做經驗”是慣例。碩士研究生分為學習小組，集體讀書，每月一次“與院長面對面交流”，同學們以“8107”為榮。所謂8107，就是早八晚十、一周七天泡圖書館讀經典。 博士研究生們則要廣泛調研，要跑遍中國大地。博士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駐村調研，大多數博士研究生撰寫調研報告超過百萬字，在這基礎上再撰寫博士論文。三年訓練經典，三年訓練經驗，有了經典+經驗的基礎，再撰寫博士論文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賀雪峰說，社會科學的論文首先要用“腦”、用“腳”，然后才是用“筆”寫出來。 用腳“寫”論文，寫出了國內一流水平。最近幾年，武漢大學社會學院論文發表量達到年均一百多篇。
2.從最深層的現實獲得經驗質感，避免學術教條
曾有學界同行將“華中鄉土派”稱為“樸素經驗主義”，賀雪峰坦然受之。從2006年開始，賀雪峰所在學術團隊開始尤其強調調研，并將這一年稱為“調研年”。由此一發不可收拾，年年都成團隊“調研年”，延續至今。在賀雪峰看來，村莊經驗不止于村莊，而是通向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橋梁。 在剛出版的新書《在野之學》中，賀雪峰寫道：中國社會科學是從西方引進來的，以西方經驗為基礎創建發展并專業化。引進來的西方社會科學，卻并未真正對中國5000年歷史和當下14億中國人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處境作基本觀照，沒有經歷一個中國本身的宏大敘事，就直接進入到西方引進社會科學話語下的專業研究，無異于照貓畫虎。
雪峰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理解經驗與實踐為基礎。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農業文明的古國，是一個以獨特方式進入現代化的國家，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超大規模、960萬平方公里廣袤腹地的大國——這樣的“中國”，西方理論既沒有解釋，也解釋不了。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有一種強烈使命擔當，深入中國實踐，深刻地總結和發展中國理論，想得更深，跑得更快，為中國問題提供思想、理論和方案。 在調研中感受最鮮活也最深層的中國現實，長期沉浸其中會獲得一種“經驗質感”和“學術直覺”，避免犯教條主義錯誤。賀雪峰所率領的學術團隊不僅注重理論問題的研究，而且關注實踐，關注政策。他們對政策問題的辯論，對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3.中國社會科學正面臨大破大立，中國實踐一定可以得到更加深刻解釋
知乎上有人討論，賀雪峰倡導的讀書以西方論著為主，閱讀西方著作的比例是否過大？有一位曾是讀書會成員的答主獲得高贊：若不綜觀人類文明成果，如何理解中國實踐？ 賀雪峰說，中國的社科學者要有一個基礎，就是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為我所用。毋庸諱言，社會科學是西方舶來品，沒有長時間閱讀西方社會科學經典的訓練，就很難形成社會科學的思維模式與分析能力。改革開放后，中國學者用幾十年時間翻譯了大量西方經典著作，這些經典著作是人類文明成果的結晶，只有認真學習，才能為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
同時，學習西方理論是為了發展自己，而不是為了成為他人理論的注腳。人類文明成果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關鍵在于確立中國研究的主體性。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首先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不應沉湎于西方經典的考據學、訓詁學，更不能以在國外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學術追求。
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調查中國、認識中國、理解中國，回答中國的問題，探索中國的道路，而不是僅僅用中國實踐去證實西方理論。 集體所有制是其中一例。賀雪峰說，按照西方經驗和西方理論，農村集體所有制就是一個“怪胎”。生產資料要么公有，要么私有，“集體所有”顯然超綱了。但是在中國實際中，集體所有制對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賀雪峰說，中國社會科學正面臨大破大立。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六七十萬人，如果這六七十萬學者都進行從經驗到理論再到經驗的研究循環，則幾乎所有中國實踐都可以得到充分研究，從而形成不計其數的基于中國經驗的學術對話、批評、交流和積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就一定能夠突飛猛進，中國實踐就一定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與解釋，中國社會科學也可以為中國實踐提供更為準確可靠的政策意見。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長江日報》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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