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指出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始邁入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同時，也指出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很突出。中國農業發展也適用這個判斷。
糧食供應無虞
中國人對飯碗端牢與否的擔憂，與歷史記憶有關。
中國曾經長期實行基本食物的配給制。實行這個制度的直接原因是食物供應短缺，而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農業經營制度缺陷以及農業生產力低下。
1949年前后，以單位耕地面積產量計算，中國谷物生產的效率是現在的十分之一左右。新中國成立后，糧食產量才有所增加，但因為人口更快增長，中國人只能在“干稀搭配”的飲食習慣下，勉強維持溫飽。1958年啟動“大躍進”，農村興辦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飯；又搞大煉鋼鐵，農村勞動力用來收集家用鐵制器皿投入土爐煉鋼，成熟的莊稼不能及時收獲，糧食就不夠了。
1976年-1978年，農村土地承包制的實施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生產力。由此開始，反映官方糧價與自由市場糧價差異的糧票的價格越來越低，到1993年，糧食購銷體制改革，使糧食銷售的官方價與市場價再無區別，糧票從此退出歷史舞臺。當代中國人吃飯靠糧票的歷史就此翻過一頁。
我國人民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作為食品基本原料的糧食生產，我國多年超過1.3萬億斤，加上進口糧食，人均占有1000斤以上。這個供應能力，足以保證中國人吃飯無憂。
溫飽問題的解決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中國農業因為改革帶來的巨大利益，不止每畝地的產出大幅度提高，還包括同樣的產出所使用的勞動力大幅度減少。大體計算，中國現在有4億左右的農村勞動力，真正投入農業的大約只相當于1億勞動力的勞動時間。正因為這個變化，中國食品價格上漲遠低于工資上漲，使中國人餐桌上的食物價格比改革開放前變得相對便宜，品類也更豐富。例如，在雞蛋名義價格大約上漲15倍的時段中，名義工資上漲100倍左右。我國近年小范圍地區農業自然災害嚴重，但遭災地區的主要食物原料價格基本沒有發生變化，這在幾十年前幾乎不可想象。
從糧食供求基本格局看，這個趨勢有很大可能會繼續保持，我們不必過于憂慮饑荒發生。這得益于農民獲得了更多的職業選擇自由。
農業短板仍在
中國農業取得巨大成績，并不是說中國農業沒有問題。恰恰相反，農業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短板。我國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成本高，國民吃飯代價大。我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食品開支占全部消費支出的比重）已經為這個判斷提供了充分證據，這里用不著細算糧食生產具體的成本項目。我國恩格爾系數約為30%，發達國家基本為15%以下（日本除外）；再考慮國家對農業的財政支持，我國實際恩格爾系數估計在35%以上。
有人不承認我國農產品價格高，甚至以為高價可以增加農民收入。這個說法有問題。勞動者的收入增加要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實現，這是經濟學常識。以往的經驗是農產品漲價會引起農業生產資料漲價，農民收入很難增加。而農產品價格降低，則會發生耕地撂荒或變相撂荒的情形，往往引起次年農產品的漲價。中國農產品市場長期形成一種高位的價格波動，原因當然是“成本剛性”在起作用。這不是說成本沒有下降，而是下降的速度慢。
所以，決不能低估以糧食漲價手段支持農業的危險性。糧食供應的直接影響因素主要是糧食價格；即使在中國這個被人們認為是耕地資源相當不足的國家，也是這樣。某年糧食漲價或降價對第二年糧食產量變化有重要影響。這說明我國糧食增產的資源潛力并未達到極限。恰好在這一點上我們容易犯迷糊。
本質上，影響糧食產量的是投資利潤率。從長期看，依靠農產品漲價來提高農業投資利潤率是飲鴆止渴，因為這樣做會引起農業投資品的漲價，最終除提高通貨膨脹率外沒有別的好處。只有通過制度變革與技術進步來降低農業經營成本，才是提高農業投資利潤率、穩定糧食市場和增加農民收入的可靠辦法。
中國的農業競爭力要顯著低于多數農業比較重要的經合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家。如果將農民勞動投入與國家的農業投入算作成本，我國糧食生產實際上處于全行業虧損狀態。勿以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加、新、澳）的農產品價格低是政府補貼的結果，數據并不支持這個判斷。
如果農產品更便宜一些，政府對窮人的援助會更有效。假定政府給收入最低的1億人口每周補貼1斤蛋、1斤肉，每年政府花費不超過1500億元。如果這些食品的價格還能降低，政府可以援助更多低收入者。西方有句諺語，“人是吃出來的”；中國諺語則說“民以食為天”。這些說法都很有科學道理，政府在這方面花錢很值。
農業潛力巨大
即使對現有糧食生產的基本利益關系不做大的調整，僅僅通過已經獲得共識的改革舉措的實施，我國糧食產出規模仍有可能擴大。
我國短期內將建成10億畝優質農田，其中若7億畝種植糧食作物（不含油料），復種指數按1.3計算，每畝每季產出0.8噸糧食是有保證的，每季約共可產出7.28億噸糧食。通過國際貿易，還可實現農產品最終用途的結構調整，形成有進有出的農產品國際貿易結構。這都是保守估計。因為灌溉因素，我國糧食主產區的糧食單產水平比美國平均水平還要高。我國約20億畝耕地中，在7億畝土地上做足糧食經濟文章，讓中國人不僅有飯碗可端，還要端得輕松。
我國現有6億多噸的糧食產出水平，是在一些耕地沒有充分有效利用的前提下獲得的。那些土地之所以未得到利用，有的是因為體制機制一類問題，有的則是技術性因素導致的投資回報問題。后一類問題通過市場慢慢解決不遲，現在“撂荒”那些土地也算是“藏糧于地”。但前一類問題應通過深化改革盡快解決。
我們通過調查得知，如果進一步改善那些基本脫離農業的農村居民舉家進入城市的條件，鼓勵土地大面積長期流轉，會顯著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僅因規模化經營而消除不必要的地界、田埂與邊角，保守估計可以產生5%左右的效率增長，這就很不得了！
中國農業競爭力提升需要城市布局做出適應性調整。農業經濟的實證研究表明，農業競爭力水平與農業區位距離城市的遠近有正相關關系，距離城市較近的農業區會有更高的農業競爭力。在城鄉融合發展目標之下，如果能在我國東中部地區現有建制鎮的基礎上再建成約1.3萬座小型城市，將極大改善城鄉要素流動條件，使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顯著提升，農業優先發展政策獲得重要保障。
城鄉融合發展也為最終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提供路徑。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即使經營規模很大的家庭農場，也對非農從業崗位有一定的依賴性。美國年銷售額低于30萬美元的小型家庭農場更對非農就業崗位有高度依賴性。如果沒有城鄉融合發展，讓農場主借助大型農民合作社分享農業產業鏈的價值增值，農民收入不可能達到城市平均水平。農業產業鏈的中高端部分與中小城市緊密相連，沒有這類城市的均衡布局和發展，農業產業鏈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經濟效益。
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重要的是解決全方位制度供給問題。制度供給的核心是發揮市場在鄉村振興中的決定性作用。從我國現實情形看，這個原則由口號轉變為真正的實際行動，是體制機制建立和政策體系形成的重大難題，其中土地要素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是難中之難。目前，按全要素成本計算的農業虧損問題，是阻礙城市資本向農村流動的根本障礙。
農業不掙錢，資本只能望而卻步。但我國的經驗也表明，通過農村綜合性改革，農業成本降低的空間還很大，農業未必注定虧損。只要改革步伐邁得更大些，城市資本進入農業的速度就會加快。
農業科技水平要跟上
多年來，中國農業科技進步水平的確有極大提高，但農業科技的應用推廣水平不高。按官方披露的信息，我國農作物良種基本實現全覆蓋，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達96%，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在70%以上。土壤改良、設施裝備、產品保鮮運輸、人工智能應用等方面也有明顯進步。2014年-2016年，在全球農業領域論文總發文量排名及論文被引用排名中，中國均為第二，僅次于美國。中國數家機構的農業科技研究在全球綜合排名前50位以內。同一時期，中國農業科技專利申請量位居世界第一。
從近年世界農業進步的一般趨勢看，廣義的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一直比較大。理論上說，因為農業經濟中勞動要素持續減少，土地要素基本不增加，資本增長速度低到一定水平，按“余值法”計算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100%也不為過。因產權明晰化、市場擴大、社會分工程度提高，引起技術潛力轉變為現實生產力，是長期歷史現象。中國仍處于這樣的歷史轉變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怎么看重體制機制變革的功效都不為過。
農業科技實力有效轉化為農業生產力，需要一個有效的組織體系。如何理順農業科技研究推廣的組織體系，不能就事論事。體系的產生也不能憑空搭建。合理的組織體系應該有一個“自組織”過程，政府如果能抓住其中的關鍵點，使體系內部逐步孵化出有效的供需利益聯結，體系的生長過程就可能獲得動力。
關鍵點有兩個。一是堅定地發育家庭農場，使他們成為承接農業技術進步的穩固基礎。二是助力跨行政區的大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壯大。全國有幾百個這樣的合作社足矣。現有兩百萬個合作社看起來蔚為壯觀，其實意義不大。很多地方發展集體經濟內部的土地合作社，與合作社的意義南轅北轍，不值得提倡。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雜志-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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