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政治學的對象是農村，方法是調查，進路是制度，引導是實驗，思維是實證，育才是條件，但這些都只是田野政治學構建的基礎。就一種研究路徑看，田野可以成為不同學科不同人員共同的方法，但只有從政治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并通過田野路徑獲得了獨特的研究成果，能夠自成一體，立一家之言，才能稱之為田野政治學。這就是不僅要有獨特之路，更要有獨家之言。田野是基點，政治學是落點。田野政治學關注農農村農民問題，農民特性理所當然成為研究的起點。
一、傳統社會農民政治特性的二重性
田野政治學是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人為研究對象的，更具體說主要是以農民為研究對象。地域、人口和政權是國家的基本要素。人口有不同的特性。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業文明的國家，農民長期占人口的大多數，是典型的農民國家。農民特性及對農民特性的認識，與國家政權和治理狀況直接相關。
田野政治學是從政治學的角度進入田野的，田野上的人，即農民成為主要研究對象，并從農民特性為認識的視角。這一認識經歷了自在到自覺的過程。
我是從科學社會主義專業步入田野研究的。毛澤東在革命時期，鄧小平在改革之初都高度重視農民問題，一再表達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對政治領袖的觀點我們非常熟悉。因此，步入田野進行科學研究時，不由自主地將農民作為重要研究對象，并力圖認識農民的特性。
1986年我承擔了湖北省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研究”，并于1987年出版了《走向現代文明——大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生活方式》一書。該書指出：“生活方式具有主體性特征。它能最直接地概括和表達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們的具體存在形式、生活狀況和典型特征，最直接地反映人們以什么形式存在于世界，以什么方式生活，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通過農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直接反映農民的具體存在”。該書第一章便是對農民傳統生活方式及其變化的論述。
1987年我承擔國家教委（現教育部）首批青年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城鄉基層政治發展研究”，經過數年努力，于1992年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該書已有了對農民特性進行政治學研究的自覺。該書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中國政治為何上層多變下層不變的問題，提出了政治體系一分為二的觀點，并高度關注基礎性政治社會的作用。基礎性政治社會的重要主體便是農民。該書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傳統農民政治特性的二重性特征。其政治文化方面的表現主要有：
古代中國的政治權力系統集中表現為以皇權為中心的君主——官僚體系。期盼“圣主”和“清官”，是古代農民的普遍向往，體現了農民對皇權的無限崇拜又極力疏遠的二元政治情感。
對“圣主”和“清官”的期盼，首先表達的是農民對皇權的無限崇拜之情。在農民看來，皇權是主體、支配者，自己是客體、受動者；皇權是至高無上的，自己是微不足道的；皇權是強大無比的，自己是軟弱無力的，因而對皇權頂禮膜拜。
而對“圣主”和“清官”的期盼，又反映了農民對皇權的疏遠之情。個體農民并不是無條件地崇拜皇權，而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只崇拜代表和保護其利益的皇權。能代表和保護其利益的皇帝和官僚就是所期盼、具有合法權威的“明君”和“清官”，否則就是不予認同、不具有合法性權威的“昏君”和“貪官”。農民對皇權表示無限崇拜的同時又極力疏遠皇權，對皇權有著高度的戒備心理。
在古代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農民往往表現為膽小怕事、逆來順受，是唯命是從的“順民”。懼怕權力，對統治者的順從是農民一般的政治態度。
農民的逆來順受是有條件，而非絕對的。這個條件就是基本的生存有所保障。超出這一界線，為生存所迫，農民就有可能走上與外部環境抗爭之路，即“官逼民反”。
官逼民反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在社會常態下，農民對外部政治環境的壓迫一般持逆來順受的態度。只要官府不逼人太甚，農民有一條活路，就不會反叛官府。這是消極的一面。但是，當生存環境惡化，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官府壓迫剝奪太甚，超出了農民承受力的極限值，基本生存得不到任何保障，農民就會不得不群起造反，破壞既存秩序，重新獲得生存基本條件。這是積極的一面。
追求財富平均、地位平等是農民最主要的政治理念。在古代中國，由于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社會不斷陷于貧富嚴重不均的兩極分化：一極是擁有大量財富的統治階級；一極是生活缺乏保障，隨時會陷于破產和極度貧困境地的廣大農民。在貧富兩極分化的情況下，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首先要求財富的平均占有，其政治理想就是財富均等，沒有差別，即“有福同享”的社會。“均貧富”一直是古代農民起義的戰斗口號。這一口號極具感召力。它可以迅速將那些處于一盤散沙、窮困潦倒的農民聚合在一起，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古代農民起義的規模在世界上因此是空前的。由此可見，追求財富的平均，是蘊藏在廣大農民心理深層的共同和最基本的政治理念。
均平與特權這兩種相互對立的理念寓于農民之一體，形成他們特有的雙重政治人格。在古代社會政治生活中，農民往往以追求均平始，以形成新的不均平終；以作為追求均平的農民代表始，以成為維護新的不均平的地主階級代表終，便是農民雙重政治人格的表現。
該書對于農民政治特性的二重性分析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方法論的，從小農經濟、專制社會的基礎上生成了農民的政治特性。這一特性是中國政治上層政權多變而基層政治社會不變的重要基礎。隨著小農經濟和專制社會的歷史條件的變化，傳統農民的政治特性才有所變化。該書的中篇和下篇考察了近現代農民特性的變化，但也指出這一特性變化的艱難性。
二、對農民的再認識與“社會化小農”
農民是一個與傳統農業社會直接相關的社會群體。在漫長的歷史長河里，農民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存在者。在中國歷史上，人們早已注意到農民的地位與作用。早在西漢，就有人上書指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正是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的農民陳涉等起義，造成了“土崩”。只是“土崩”之后，同樣性質的王朝在同一地點上重新建立，歷史進入下一個周期。因此，在相當長時間，農民并沒有作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來認識。
農民作為“問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現代化是以工業化、城市化為特點的。農民只是前現代化的傳統社會的產物。現代化進程必須面對作為傳統因子的農民人群，如何處理便成為一個問題，由此而產生農民問題。要解決農民問題，就必須認識農民，由此有了對農民的研究。
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農民問題日益突出。如何認識農民，特別是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特性成為重要論題。因為在相當長時間，學界對于農民的界定更多的是定格于傳統農民，將農民與傳統的小農經濟相提并論，農民形象更多的是落后、愚味、保守的代名詞。這在改革開放之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著現代化，農民有何變化，為何變化，走向如何？這成為一個新的論題。
我當過知青，有農村生活經歷，切身感受到農民生活世界的有限性。我拖了近半年的糞車，好不容易積攢了20多元錢購得一部收音機，從此才有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自1980年代進入田野，一直從事農村調查，親眼感受到農民狀況的變化。其中有一個調查案例給了我深刻印象。1990年代中期在深山里的小村做調查時，當地一位老人竟然問及：當今皇上是誰？他們生活在幾乎與世隔絕的“村落”里，村落就是他們的世界。后來，公路、電話通到山村，將小村與世界聯系在一起，世界已成為他們的村落，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與此同時，當地能走動的人都外出廣東、浙江打工去了，以應對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這一案例使我意識到傳統農民特性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只有在現代化進程中才會發生。我以“社會化小農”的概念來概括農民特性的變化。我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發表《“再識農戶”與社會化小農的建構》一文。論文首先提出：
近年來，國家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各種方案和措施。其基點有兩個方面：一是維持家庭經營體制長期不變，一是重視解決農民的增收、就業、保障等問題，為農民提供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由此就會產生兩個理論問題：一是家庭經營屬于傳統的小農經濟范疇，在現代社會，家庭經營是否有生命活力，能否長期延續；二是如果家庭經營屬于傳統的小農經濟范疇，那么為什么需要解決農民的增收、就業、保障等非傳統小農經濟范疇的問題，并提供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這說明，運用傳統的小農經濟范疇已很難解釋當下的農村社會，在對農戶的認識方面發生了“范式危機”。
論文描述了小農之“小”與社會之“大”的當代農民特性：
小農之“小”主要表現為：其一，農戶耕種的土地規模小。2004年，我國總耕地資源面積為130039.2千公頃，農村人口9.42537億，平均人均占有耕地資源面積2.07畝（實際占有耕地面積2.00畝）。其二，農戶的家庭人口數量小。2004年，我國農村總人口為9.42537億人（戶籍人口），農村家庭為2.49714億戶，農戶家庭平均3.8人。
為什么當今的分戶經營仍然有活力，農戶仍然將長期成為農村人口的基本生產、生活和交往單位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今的小農正在發生深刻的歷史變化，小農戶所處的和面對的卻是一個大社會。傳統的小農經濟有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地域性社會。小農與外部世界是隔絕的，村落就是他們的整個“世界”。而在現階段，農戶已愈來愈廣泛和深入地進入或者被卷入到一個高度開放、流動、分化的社會里，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會化，不再局限于村落世界。正是在這種社會化的變動之中，新的生產、生活和交往要素進入到農戶的活動之中，改變著他們的生產、生活和交往方式，并由此汲取了“力量”，改造著中國傳統家庭的“惰性”，使農戶的行為能力得以提升。
當今的小農戶已越來越深地進入或者卷入到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分工的社會化體系中，與傳統的封閉的小農經濟形態漸行漸遠。如果我們仍然將當下的農戶稱之為小農的話，那么他們已成為迅速社會化進程中的小農。“小農”處在或者面對的是一個開放流動的“大社會”。
在傳統理論看來，社會化總是與大生產相聯系。而在當下，一方面是小農愈來愈“小”，另一方面是社會化程度愈來愈高，由此構成“小農”與“社會化”兩極。這看似極不對稱的兩極有何意義，它預示著什么呢？
（一）它展示著農戶仍然有強大的生命活力。
農戶經營并不天然排斥先進生產要素進入農業生產領域，而當先進生產要素不斷進入農業領域，又會增強農戶的生命活力。
依靠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外出務工經商而不斷增長的現金收入，提升了農戶的抵抗風險的能力，使他們仍然得以頑強地生存和不斷地再生產。
當今的農戶也進入到一個開放的社會體系中，交通信息的發達、市場經濟的滲透、高頻率和跨區域的流動、教育的普及、國家賦予農民以平等權利等各種因素，改變了分散、孤立和封閉的狀態，農民的頭腦不再只是局限于小塊土地和小村落之中，他們不再是傳統規則的奴隸，而且正在表現出偉大的歷史首創精神。
（二）社會化的小農使農民面臨新的壓力
其一，生產條件的外部化與自我生產能力弱小的矛盾。
其二，生活消費的無限擴張與滿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
其三，交往范圍的不斷擴大與集體行動能力不強的矛盾。
以上三大矛盾集中起來，就是社會化給小農帶來的是貨幣化的壓力。貨幣收入因此成為他們行為的主要依據。他們的行為動機和行動方式都可以從這一壓力中尋求答案。如果說傳統小農是以獲得實物產品為主要目的，那么，社會化小農則是以獲得現金收入為主要目的。而現金收入的獲得相對實物產品而言，其穩定性更弱，不確定性因素更多，風險更大。所以，當下的農戶已進入或者被卷入到一個更高風險的社會之中。
“小農”與“社會化”這兩極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構成影響當下農戶的動力和壓力。這種張力，既賦予農戶以生機活力，同時又使他們面臨新的困境。
面對社會化給農戶帶來的困境，需要尋求新的出路。一方面要在社會化進程中，不斷提升農民的自我生產、生活和交往的能力，為農民提供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服務來提升農民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將農戶納入統一的國家支持和保護體系。當下的農民已進入到一個統一開放的社會化進程之中，面臨著與其他人一樣，甚至更多的風險，尤其需要國家提供支持和保護。
小農經濟的經典特征是農業和手工業結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并產生出傳統小農。從土地和規模看，當代的中國農民仍然屬于“小農”，但它已不是傳統自然經濟形態下的小農，而是進入到包括市場化、國家化在內的廣泛的社會化體系之中，在從“大社會”中獲得活力的同時，也面臨著風險。政府在保護和支持小農的同時，更要提升小農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
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化小農”的理論研究，我指導三位博士生，進一步深入農村進行實地調查，分別從生產、生活和交往三個維度研究小農的社會化問題，撰寫出博士論文并發表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他們中的兩位如今已是博士生導師。
三、超越抗爭性模式的“農民創造性”
1990年代，“三農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農民負擔日益沉重，農村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多，如何解釋農村群體性事件成為學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由“依法抗爭”引起的各種“農民抗爭”的分析模式甚為流行。
對農民抗爭，我并不陌生。早在1980年代后期寫作《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時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寫歷史以來的農民反抗。1990年代的農村調查，我親身接觸到農民因為負擔沉重而發生群體表達的事實，直接感觸到農民的憤怒心情。只是當時關注中國農村的學者還很少，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的學者就更少。美國學者歐博文等到中國農村調查，非常敏銳地注意到農村正在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并以“依法抗爭”的分析模式加以解釋。之后，隨著農村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這一分析框架流行開來，由此衍生了多種“抗爭”模式。
農民抗爭是一種針對政府的政治行為。這種政治行為在中國由來已久。農民反抗因此成為學界長期流行的分析模式。但是，我在進入農村領域時，對1949年后的農村變革歷史有過較多的接觸，撰寫了《包產到戶沉浮錄》一書。該書早在1994年便完稿，因為出版社講究經濟效益遲遲未能出版，直到1998年適逢改革開放20周年才得以出版。該書詳細考察了包產到戶的由來和過程，包括基層干部和農民不屈不撓的要求和爭取。與此同時，我自1980年代后期從事農村調查，在許多地方發現基層和農民通過自主行為為自己的生活創造條件。對歷史的了解和對現實的調查，使我意識到，僅僅沿用傳統的農民反抗和農民抗爭模式來解釋農民行為是不夠的。這種模式只是將農民視為政治的反抗者，而不是歷史的創造者。為此，我于《學術月刊》2009年第5期發表《農民改變中國：基層社會與創造性政治——對農民政治行為經典模式的超越》。論文提出了寫作目的：
改革開放不是個別領導人的突發奇想，而是來自基層，特別是來自農民的一系列首創行為的推動。如果說是市民改變了西方國家，那么，農民則改變了當代中國——在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構成的基層社會的推動下，超越了農民政治行為的經典模式，形成了特有的創造性政治。這是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對人類政治發展進程的重要貢獻，同時也需要創造新的理論，特別是新的分析范式加以概括和解釋。
論文指出，新中國建立后，一方面，農民是政權的依靠力量，另一方面是國家改造的對象。計劃經濟基礎上的一系列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并必然導致農民的體制性突破行為。這種行為不是對根本制度的反抗，而是直接針對具體體制的壓抑。農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表達，并最終導致體制難以延續，表現為“生產力暴動”、“包產到戶”“瞞產私分”“自由買賣”“鄉鎮企業”“村民自治”“農民流動”等。論文由此指出：
以上事實說明：如果說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那么，農民則是改革的突破者和原創者。1978年后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關鍵就是尊重實踐、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當代中國農民的一系列創造行為，不只是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而且引發了整個制度的變遷。所以說，中國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當然，這里不是說農民有多么高明，農民的行為是一種自覺的制度變遷行為。但是，農民的行為確實使執政者意識到政策和體制的不合理性。正是農民一系列、持續不斷地自主行為，促使當政者反省：為什么我們主觀上是為人民謀利益，客觀上卻得不到農民群眾的擁護；“為什么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而農民卻不聽教育，仍然自行其是？通過反思，當政者進行了較大的自我調整和改革。
當代中國農民突破體制障礙的行為，主要表現為農民日常生活實踐活動，看起來微不足道，沒有革命那樣轟轟烈烈，但正是這些微不足道卻不約而同的日常行為，卻引發和推動了中國的偉大改革。正如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耶克所說：“在實踐中，恰恰是平凡大眾在面對變化不定的環境處理其日常事務的過程中所采取的無數微不足道且平實一般的小措施，產生于種種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范例。這些小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得到明確公認并以明確的方式傳播于社會的重大的知識創新。”
農民抗爭解釋模式是研究農民政治行為的經典模式。對于研究這一模式的重要學者的裴宜理教授，我很敬重。她的《上海罷工》一書及其一篇書評，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數次來訪，交談甚歡。提出“依法抗爭”理論的歐博文教授也來我所在機構訪問過，張厚安教授還陪同他調查。提出“依理抗爭”的于建嶸教授更是我指導的博士生。我高度肯定他們的研究成果，同時我也認為可以對農民政治行為有更多維度的解釋，特別是注意過往研究模式的限度。
對于農民政治行為的研究，迄今仍然沿用的是經典的“壓迫—反抗”二元模式。近年來，為解釋中國日益增多的群體性事件，“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的分析范式影響很大。但是，我認為這一分析范式是有限度的。它不僅難以解釋農民行為引起的制度變遷，就是解釋一般的群體性事件也是要小心謹慎的。在裴宜理教授看來，“中國是世界上研究抗爭性政治最好的實驗室”；“中國的抗爭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紀一直到陳勝和吳廣那里，并一直延續到今天”。然而，當代中國畢竟已發生很大變化，“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的運用必須了解這一分析框架背后的話語邏輯及其社會背景作為解釋農民政治行為經典模式的一種分析框架，其背后的話語體系是革命話語，其理論是沖突理論。
“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的分析框架基本是對“壓迫—反抗”經典模式的沿襲。它的內在邏輯是：社會分為有權的統治精英和無權的社會大眾；統治精英和底層民眾的關系是對立、對抗的；底層民眾只有通過的集體反抗行為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反抗行為具有歷史和道義的天然合理性。
“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沿襲的是傳統農民行為的經典模式。這一模式解釋了民眾抗爭的起因、條件、策略，但沒有能夠解釋抗爭所引起的后果，特別是沒有能夠深入解釋民眾抗爭引起的制度變遷。因為，對于農民或者底層社會成員來說，他們的抗爭是不得已的，只有通過抗爭才有可能改變其命運，但他們并沒有創造出一種新的體制，因此，他們的命運猶如鐘擺一樣，處于循環往復之中。這也是馬克思認為農民沒有任何偉大的歷史首創精神的重要原因所在。而在當代中國，農民的行為不僅改變著自己的命運，而且沖擊著體制，并發明替代性的新體制，使他們的命運獲得了一個新的天地。所以，要解釋這一行為模式，必須有新的分析范式，這就是本文提出的“基層社會與創造性政治”。
“基層社會與創造性政治”與“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的思維模式和話語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革命性思維和話語，前者是建設、執政、治理性的思維和話語。
如果說“抗爭性政治”是上層與下層的沖突性政治，那么，“創造性政治”更多的是上層與下層的互構性政治，它強調歷史推動的“合力”。
在抗爭性政治模式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我的這篇論文顯然有些曲高和寡，關注者少。但是，我以為學問的生命力在于獨創性。這種獨創性一是要有事實依據，二是要有獨立見解。這篇論文的學術貢獻之一，是要注意到一種分析模式背后的內在邏輯和理論預設，要注意一種觀點所內含的思維模式和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一是要從事實出發，二是要有自己的話語表達，不能只是“跟著說”，更重要的是“自己說”。這也是田野政治學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在發表這篇文章的10年后，我反復強調政治學的主體性和原創性，與10多年前寫作這篇論文的學術自覺密切相關。
四、中國奇跡創造主體與“農民理性”
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與他人合著了《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從新制度主義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進入新世紀以后，特別是2008年之后，有關討論更多。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政治相對穩定，“中國奇跡”及其相關的“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中國性”成為熱門議題，各種看法和觀點紛紛紜紜，但認識視角主要是制度主義的。這些認識毫無疑問有相當高的價值，但歷史創造的主體問題顯然被忽視了。有關“中國奇跡”及其“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中國性”的觀點，與其說是展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社會經濟現象，不如說是提出了一個未曾預料的重大問題：“中國奇跡”是中國人創造的，而中國人的主體是農民。那么，為什么在一個充滿傳統主義的農民國度里，能夠在短時間創造出一個“中國奇跡”？
農民問題屬于政治問題。研究農民問題需要進行調查。我1986年第一次去深圳，1990年代去得更多。我親眼見證了深圳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也親身感受到修建這些高樓的農民工的貢獻。我對在那里工作的農民工有過長時間的跟蹤觀察，了解到他們為何外出，為何拼命工作的心路歷程。1996年我主持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階段農村流動人口問題與政治穩定”，并于2003年出版了《流動中的鄉村治理——對農民流動的政治社會學分析》。當“中國奇跡”、“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中國性”論題成為熱門話題時，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農民工，并力圖將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引入到這一議題之中。為此，我于《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發表《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的挑戰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的長文。論文指出：
所謂農民理性，是指農民在長期農業生產活動中形成的意識、態度和看法，它們不僅來自于本人感性經驗，還是長期傳統的積淀。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適應了國內社會轉變的要求，也適應了世界格局的變革。改革開放前，中國主要是農業社會。農民理性與農業社會是相匹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適應于生存的需要，或者說是生存理性。“在一元經濟條件下，假如不存在土地所有權的集中，那么農戶間的收入差距即使存在也不會很顯著，即表現為一種‘大眾貧困’。”改革開放后，中國走向工商業社會，二元經濟結構不僅更為明顯，更重要的是處于結構性開放狀態，農民可以自由跨越經濟結構，向非農領域流動。農民面對的工商業社會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別國已成熟的工商業社會及其理性原則，對于中國農民則十分陌生。而農民闖入或者卷入這一陌生世界之時，仍然會按照其在農業社會形成的理性行事。農民理性的優質因素與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優質因素的有機結合，會釋放出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商業社會都未有的巨大能量，產生“疊加優勢”。農民理性正是在這一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得以擴張，由生存理性擴展為發展理性，從而成就了“中國奇跡”。
論文選取了農民理性中的關鍵性詞語來說明農民理性擴張是如何造就“中國奇跡”的。包括：勤勞、勤儉、算計、互惠、人情、好學、求穩、忍耐等。這些品質的相當部分在韋伯的新教倫理中都提到，并被認為是造成資本主義率先在西歐崛起的資本主義精神。只是，這些品性發生于中國的農民，而在工商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特有的擴張性，轉換成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農民理性的擴張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換的起承轉合關節點上發揮了巨大作用，這種作用并不是永恒不變的。人的理性最終是環境的產物，環境在變，人的理性也會變。當農民進入工商業社會以后，他最終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自己的理念、態度和看法。這樣，兩種文明形態中的“精華”要素交互形成的“疊加優勢”就會慢慢失去，進入到社會常軌，農民理性也會由擴張而轉化為收縮狀態。論文以農民理性為切入點解釋“中國奇跡”的發生及其可能的變化，試圖說明以下觀點：
其一，走出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20世紀以來，中國正處于傳統農業社會與現代工業社會的交替之中，現代性一直是社會追求的目標。出于改變現實的目的，現代性目標成為神圣、崇高、先進的化身，傳統則被視為落后、退步、棄之不及的東西，由此形成了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而偉大的革命，特別是歷史上最徹底的土地革命恰恰發生于傳統最為深厚的中國；偉大的發展，特別是在世界上少見的經濟發展奇跡，恰恰也發生于農民人口占多數的中國。這一歷史進程要求我們走出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否則我們無法解釋在一個農民國度里為什么會突然發生一個“中國奇跡”。
其二，重視文明形態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的因素及其影響。20世紀以來，中國正處于文明形態的轉換之中。這一歷史轉換是亙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大事件。而在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某種因素會發生重要，甚至關鍵性作用。……本文的要旨就是要說明“中國奇跡”不是某一個神圣人物的作用，而與歷史上從來都處于默默無聞狀態的“泥腿子”——農民有關。但在現有關于“中國奇跡”、“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的研究中，幾乎看不到作為中國人的主體——農民的影子，而離開了人這一主體，遑論什么“奇跡”、“模式”、“經驗”和“道路”?
其三，重視社會變遷中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因素。以往忽視農民的作用，重要原因是強調制度的功能。只要在少數領袖人物領導下改變了制度，就會帶來所需要的一切。事實并不這樣簡單。制度是形式外殼，其內核則是文化。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內核，就難以發揮其作用而淪為形式和空殼。……本文的價值不僅是要說明農民理性擴張是如何成就“中國奇跡”的，更重要的是要說明長期歷史形成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在歷史轉換中的關鍵性作用。
其四，對于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給予足夠重視。20世紀以來，由于中國的制度革命和改革成為主題，制度主義分析框架大行其道。在這種理論看來，只有改變了制度，一切會隨之而變，因此它往往忽視了制度變遷中的歷史因素。……歷史制度主義注重制度變革是一個歷史過程，這一過程是由人這一歷史主體所創造的，制度變革能否有成效，與特定的歷史時期人的因素分不開。現有分析“中國奇跡”、“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的論著恰恰缺乏對人這一創造歷史的主體給予足夠的關照。
五、基于內在責任機制的“小農韌性”
農民的創造性和理性反映了農民在歷史長河里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屈不撓的一種特性，這就是韌性。我在2010年發表的《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的挑戰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一文中指出：“中國農業社會里的農民是一家一戶生產的小農，要在不可駕馭的自然環境下獲得生存，必須具有高度的韌性，能夠忍受一切艱難困苦。”但是，過往我對于韌性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種表層的的直覺。我自己在農村勞動過，知道農民過日子的艱難以及為了將日子過下去的堅韌不拔的品性。在寫《包產到戶沉浮錄》時，我閱讀了大量史料，展示了農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不屈不撓地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從事農村調查時，我也直接感受到農民的艱辛。在山東我親眼看見女性拉犁的場面。在江西，老農講到在傳統時期，他們是如何通過堅韌不拔的精神由貧農成為中農的。正是在大量的生活體驗的基礎上，我才提煉出農民的理性，其中包括農民的韌性。
但是，學術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事實層面，還應該追溯事實背后的機理。村民自治經歷了短暫輝煌而陷入困境之后，我們將研究的視角伸向歷史深處，去挖掘政治現象背后的社會基礎。2015年我們啟動了“深度中國調查”。所謂“深度”，一是調查要挖掘事實背后的機理；二是調查者要深入到農村中，深入到農民內心中，認識農民，發現農民，理解農民；三是對農民的行為加以深度解析，不能僅停留在事實表層。
陳軍亞教授是“深度中國調查”的排頭兵。不僅自己開車為團隊調查探路，行跡遍及全國，而且在多個區域進行“扎根”調查。她是從校園到校園成長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過去接觸到的是書本上的農民。初次到農村，便進入到最艱難的深度調查層次，與農民面對面交流，深刻體驗到生活中的“小農”與書本上的“小農”并不完全相同。多年耳熟能詳的書本“小農”是一種“脆弱小農”，但實際生活場景中的小農卻具有堅韌不拔的屬性。生活中的“小農”改變了她對書本“小農”的認知，由此提出了“韌性小農”的概念。她在《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發表《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的長文。論文以調查事實為基礎，提出了過往研究的限度，并描述了韌性小農的表現，其最重要的貢獻是對韌性小農的形成機制進行了探討：
中國是世界上小農生產歷史最為漫長的國家，并在長期歷史進程中鍛造出小農的韌性。但是，為什么中國的小農具有強大的韌性？除了小農的一般特性以外，還與中國特有的小農生成發展機制相關。
中國家戶農民在獲得自主性的同時，更多的是獲得一種責任，即對自己的命運與生活承擔責任。正是這種自由即責任的機制，鍛造了小農戶自立自強、獲得生存與發展的韌性。
首先，小農戶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對等機制。
家戶小農首先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們的生命活動都依靠家庭進行，家庭成員之間是一種休戚與共、命運相連的關系。盡管家庭內部有上下尊卑，但這種關系不是西歐封建莊園那種非血緣性的支配和服從關系，而是血緣性的對等關系，即家庭成員相互負責，享有共同的人生預期。
對等關系實際上是家庭成員的共同責任機制。這種責任機制使得中國人特別看重家庭的興盛，人生的使命或者天職就是“發家致富、光宗耀祖、傳宗接代”，人生最大的恥辱則是“敗家”“斷子絕孫”。正是這一天職，使得小農戶不屈不撓、克難克艱，努力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因為生產活動是家庭生存和生命延續的基本條件。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庭生命共同體是小農韌性的基本來源。毛澤東引用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深刻表達了中國農民“子子孫孫無窮盡”，挖山不止的韌性。
其次，小農戶作為生活共同體的責任分擔機制。
中國家戶制注重的是“分家析產”。這一制度本質上是兒子各負其責。“分家析產”之后則“分灶吃飯”，不再有原有的共同體“大鍋飯”可吃。“兄弟分家，各自努力”，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如果偷懶，是對自己的懲罰，并被人所鄙視。因此，中國的小農戶作為生活共同體，內生著“分家析產”之后各負其責的機制。這一機制驅使著人們各自發揮最大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想方設法克服各種困難，維系家庭生活的存續，乃至“六畜興旺，五谷豐登”。因此，中國的分家，不僅產生了“析產”的結果，而且是一種責任的“再生”。
再次，小農戶作為生產共同體的責任內化機制。
責任有兩重含義，一是應當性，二是懲罰性。在由外部約束所建構的各種形式的共同體之中，需要有外部性的監督才能使主體履行責任，由此需要相應成本。對于中國的小農戶而言，生命共同體、生活共同體與生產共同體融為一體，家庭既是生命延續、生活消費單位，同時又是生產單位。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家庭成員之間相互熟悉，彼此更有親情約束，對生產活動有著共同的期待和目標。以家庭為單位的共同勞動，責任機制內化于每個家庭成員的內心，成為一種自覺和習慣，免去了外部指揮、監督的成本和困難。
最后，小農戶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責任連帶機制。
家庭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組織單元。中國的家庭得以從較大的整體中脫離出來，重要原因在于春秋戰國以來實行的戶籍制度。“戶”是國家建制的細胞組織。在宗法國家向地域國家轉變中，國家以家為單位，編制戶口，將血緣性的“家”與地域性的“戶”巧妙地結合起來，將每個“家”通過“戶”聯結起來，從而獲得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性是以對國家的依從為代價的。國家以家戶為單位進行治理。家戶成員對國家承擔連帶責任，即“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種家庭連帶責任機制，強化家庭內部監督，促使每個家庭成員對家庭興衰承擔責任，也鍛造出小農戶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意志。
論文不否認傳統小農的脆弱性，但指出新中國建立以來，通過組織化、社會化和國家化，對小農的脆弱性有所克服，而強化了小農的韌性，增強了韌性小農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
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農民的韌性為國家韌性提供了社會基礎。2020年，中國在遭遇新冠疫情中的表現，體現了國家的韌性。2020年7月2日，陳軍亞教授在田野政治學論壇上作了“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的講座。指出小農的堅韌性源于其長期形成的自主責任機理。正是這種韌性支撐了一個東方大國的悠久文明，并已深深植入中國人的基因，使之成為國家的特性。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變遷，是向世界歷史進程轉變中的國家轉型。但基因性的因素，在轉型過程中不會輕易消失，并構成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的關鍵。與會的專家高度肯定了來自生活經驗的“小農韌性”的概括，同時也指出了建立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之間的關聯。之后，陳軍亞教授撰寫了《家戶小農：韌性國家的歷史社會根基》一文，進一步闡述了小農韌性所型塑的國家韌性。
六、基于歷史和社會關系的“農民性”
當農民作為一個“問題”時，便意味著進入到現代化的視野和話語體系之中。農民從傳統農民到“社會化小農”、農民的創造性、農民理性的擴張，再到農民韌性的強化，都發生于現代化進程之中。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現代化必然要求現代國家建構。現代國家建構所面對的是一個傳統農民社會。改造傳統農民社會便成為現代國家建構的必然要求。20世紀，中國對古老的農民社會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和變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對這一歷史進程進行學理性解釋成為重要的學術問題。我自2006年便開始著手這一問題的研究，在《東南學術》2006年第4期發表《“回歸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一文。之后發表了一系列現代國家要素“下鄉”的論文。現代國家要素“下鄉”意味著將國家意志和元素帶入鄉村，將鄉村“國家化”，但在這一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同的遭遇。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下鄉”所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農民。農民是歷史傳統的產物，并構成了特有的“農民性”。我在《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發表《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的挑戰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一文指出：“在中國，三代從事非農產業的人群占極少數。因此，這種代際的關聯決定了即使未從事農業產業的人群也深深浸淫和具有深厚的農民意識或者“農民性”。“農民性”因此成為“國家化”相對應的因素。經過10多年的研究，2019年出版了我的專著《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一書。
《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一書將“農民性”置于歷史和社會關系中考察：
農民性：指居住在鄉村并與由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而賦予農民的社會特性。它既包括構成傳統鄉村成員的農民，更包括決定傳統鄉村社會成員意識和行為的社會歷史條件。受傳統社會歷史條件支配的農民分散在廣袤的田野上，與國家有著若有若無的關系。農民性是一個社會—歷史概念，與傳統農民依存的鄉土性相一致。
從現代國家建構中的國家一體化的角度看，農民社會在本質上是個離散性社會。
（一）農民社會是一個孤立分散、自我封閉的經濟社會。
（二）農民社會是一個基于親緣、地緣、傳統而進行自我整合的村落社會。
（三）農民社會是一個阻隔著國家權力滲透、城鄉分割、上下分裂的地方性社會。
（四）農民社會是一個與國家缺乏有機聯系，并以義務為本位的政治社會。
（五）農民社會是一個在現代化進程中日益處于弱勢地位的邊緣社會。
該書指出：在一個離散的農民社會的基礎上，是無法建構一個現代國家的。建構現代國家最突出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國家整合，對傳統鄉土社會進行改造。整個20世紀，可以說是一個國家改造農民社會的世紀。正是在這一改造過程中，農民被國家化。盡管農民還被稱之為農民，但他們與傳統的農民已有天壤之別。他們不僅僅是自然生成的，同時也是為國家所建構的。
如果說20世紀是一個農民國家化的過程的話，那么，我們也不能不正視，農民并不是國家的消極復制品。特別是農民作為一個生活實體，有自己的生活邏輯和自主性，并回應著國家的改造，使現代國家的建構具有很強的農民邏輯。這種自主性是國家化了的農民的重要特性。其邏輯表現為：
首先，農民作為具體的人，受其生存邏輯的支配。……當國家不能保障國家化了的農民的基本生活時，農民就會按其生存邏輯作出自己的選擇。農村改革不過是國家承認并順應了農民這一選擇而已。生存邏輯是鄉村回應國家改造的基本動力。
其次，來自農民經驗的悠久的鄉村傳統具有強大的支配力。……農民根據祖祖輩輩積累和傳承下來的經驗和習慣支配其生活。這種經驗和習慣作為世代相傳的傳統已深深地內化于農民內心，并形成鄉村共同體的共同意識。它是外部性的國家力量難以輕而易舉加以改變的。盡管與有形的國家力量相比，無形的傳統顯得很軟弱，但這種內化于農民的傳統往往將有形的國家力量化解于無形之中。面對傳統，國家往往也無能為力。進入現代社會以后，雖然農民的傳統和保守性被視為落后性，國家力圖加以改造，但是深深植根于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民內心的傳統仍然十分頑強地表現自己，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抵制和化解國家改造。
第三，現代化的社會動員賦予農民的主體性和反抗權利。在傳統社會，盡管以農立國，以農為本，但農民始終是被動的消極存在，從未獲得主體性地位。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賦予所有社會成員，包括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地位。民族－國家的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國民。特別是在后發展的國家來說，要實現國家轉型，必須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包括鄉村動員。
第四，市場化和社會化催生農民的現代性。農民性是由于農民所特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所限定的。……改革開放以后，鄉村傳統、國家行政和市場經濟的邏輯同時支配著農民社會，而市場經濟的邏輯愈來愈成為主導性力量，并促使農民以前所未有的積極、主動的態度回應國家。
所以，農民的國家化和國家的農民性是一個雙向和變動的過程。農民的國家化體現著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整合，而國家的農民性又使這一整合過程充滿著復雜性，甚至戲劇性。
《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一書對“農民性”的界定，不是一種固化的模式，而是將農民置于歷史與社會關系中考察。農民的特性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永恒不變的。它是歷史和社會關系的產物，并隨著歷史和社會關系的變化而改變。這一變化過程中，農民不是消極的被改變者，而是以自己的行為回應著變革。國家改造必須充分考慮農民的的狀況和要求。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對鄉村社會實現有機整合而不是機械整合。
七、非精英主義，亦非民粹主義觀點
當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成為一個問題時，便產生了如何對待農民的問題。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存在兩種傾向，即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田野政治學研究農民特性，勢必面對以上兩種傾向，但將農民置于歷史和社會關系中考察，其觀點既非精英主義，亦非民粹主義。
從現代化與農民關系看，精英主義將現代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傾向推向極致，將作為傳統社會要素的農民視為消極落后的存在，是歷史的棄兒，對其命運持放任主義態度，任其自生自滅。這種觀點從現代化啟動便存在，表現為自由主義取向，一直貫穿于現代化進程之中。
田野政治學是從政治學的角度研究農民問題的，其基本出發點是：研究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問題，問題不在農民，在于國家如何認識和解決他們的問題。現代化不能將農民拋棄在外。只有將農民納入其中的現代化，現代化才能成功，才是理想的現代化。
這一認識最初是自發的，是基于個人的經歷。我14歲從城鎮到農村勞動了近五年，親身感受和體驗到農民的疾苦，直接品嘗過饑餓的滋味和晝夜勞作的艱辛，感受到城鄉的差別，有了對農民的感情。從事農村農民研究后，我有長期農村調查的經歷，親身感受到農民面對沉重負擔的無奈和痛苦。我在調查和生活中結識了許多農民朋友，有的保持著長期的聯系，深知底層農民的生活艱難和他們為改變生活狀況的堅韌不拔的努力。從事學術研究后，開始有了對農民問題的理性認識。我在《社會主義研究》1992年第3期發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農民問題初探》便指出：
農民問題不僅僅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問題。
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農民不僅僅是忍辱負重的貢獻，而且極具主動創造精神。在西歐，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主要來自城市。正是鄉村農奴不斷逃亡到城市，在城市形成了一種克勤克儉、進取開拓的資本主義精神，才為現代化注入了活力。而在中國，政治性城市和經濟性鄉村的古代二元社會結構，嚴重壓抑著城市的創造活力。政治控制相對較松的廣闊鄉村反而成為社會活力的源泉所在。
絕不能片面認為農民是現代化建設的包袱和消極因素，而應將其視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動力和積極因素。只有解決好農民問題，使蘊藏在廣大農民中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充分發揮出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獲得長足發展。
作為傳統要素的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處于弱勢地位，是最需要加以重視的人群。他們的落后和弱勢在于特定的歷史和社會關系。只有改變歷史和社會關系，才能改變他們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并不只是消極的存在，恰恰相反是歷史的積極行動者。從對傳統小農的認識，到“社會化小農”、農民創造性、農民理性、小農韌性及農民性的建構，都反映了田野政治學對農民特性的認識，并努力挖掘和發現農民的積極存在。這種挖掘和發現不是簡單的基于立場，而是基于事實經驗。正是將農民作為一種積極的歷史存在，所以更要關注其弱勢地位，為他們創造條件，分享現代化的成果，成為現代化的建設者而不是反對者。
田野政治學從起步，延續30多年，堅持不懈地發現、發掘和研究農民的歷史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不是簡單地從道義上同情農民的遭遇，而是以充分的事實和建立其上的理論，從農民的積極存在的角度為農民說話，希望能夠改善他們的條件，讓現代化獲得強大動力，并建設一個能夠讓農民分享成果的現代化。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使得我們從各個方面發揮學者的作用。我們力圖從現代國家建構的角度研究農民，為農民獲得政治權利和國民待遇提供理論根據。我們執著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在于這一制度畢竟為歷史上毫無政治權利的平民百姓行使權利提供了一個合法性渠道。最近看到華南師范大學阮思余團隊在廣東對村民委員會選舉的田野現場觀察，特別欣慰。億萬“泥腿子”正是在這種若干年一次的選舉中一步步走向“政治人”。農民也是人，他們應該過上美好的生活，包括美好的政治生活。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將他們排斥在現代文明進程之外，不僅危險，而且沒有良心。
我們講農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歷史極少記錄農民。有限的記錄也都是為大人物的行為做注腳。20世紀以來，農民成為關注的對象，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農民與問題聯系在一起，而不是歷史的主體。他們作為小人物被宏大敘事所淹沒。我們將農民作為歷史的積極存在，對數千農民進行了口述史調查，讓他們作為敘事主體進行表達，而不是作為外在性的研究對象被表達。
田野政治學堅持不懈地發現、發掘和研究農民的歷史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讓他們得以以歷史主體存在于現代化進程之中，這是我們獨到的貢獻，也是引以為自豪的。我們認同現代化，但非精英主義的“理性傲慢”。
從現代化與農民關系看，民粹主義將農民命運與現代化、城市化、市場化對立起來，并視之為洪水猛獸，刻意美化過往的農村社會，只有農村才是農民的歸宿。這種民粹主義思潮自現代化進程一開啟便存在。傳統社會根基愈深厚的國度，民粹主義的影響愈廣泛。這一思潮發端于俄國，并對其他農業傳統悠久的國家也產生廣泛影響。1990年代，隨著現代化、市場化和城市化進程迅速加快，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嚴重，民粹主義思潮在中國興起。特別是在從底層進入城市的年輕人之中很有影響。他們來自于鄉村，進入城市后直接感受到城鄉的巨大差距，并對市場化和城市化持批判和否定態度。我們作為農村農民問題的研究機構，也勢必受到影響，并存在著思想的分歧。就我個人看，雖然研究農村農民問題，對農村農民有一種天然的情感，但并不認同民粹主義。
這一認識最初是自發的，是基于經驗。“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生活常識。我在農村生產和生活近五年，當時最大的意愿是跳出“農門”。數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歷經數年卻還是想方設法“返城”。“文化大革命”后期興起“批林批孔批走后門”，“后門”便是指少數干部子女可以避免下鄉。就是在農村的基層干部，有了招工的指標，也優先于自己的親屬。為何他們不都留在農村呢？即使是那些相信民粹主義的人，也很少看到他們自愿生活在農村。
從事農村研究后，長期的田野調查，使我對現代化與農民的關系有了理性的認識。我長期跟蹤農民工的行跡。春運期間，廣州火車站廣場人山人海，極具震憾。我經歷過1989年政治風波。當我看到廣州火車站廣場的場景時，我很快想到，如果這些人涌入到天安門廣場，那會出現什么結果？！正是因為現代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將大量的農業過載人口轉移到新的產業和新的地點，不僅避免了外國人所預言的“中國崩潰”，而且改變了無數農民的命運。三年前，我在湖南長沙周邊五縣農村調查，看到的幾乎都是新樓，而且農民有了汽車。進一步訪問，其收入都來自于務工。誰能想象到，90多年前，正是在這里興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但凡農民有出路，就不會鋌而走險。所以，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并非洪水猛獸，只是我們要更多地關注在這一進程中的農民命運，讓他們有公平參與和平等分享的機會。
我不贊同民粹主義，還在于讀書期間受到的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訓練。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主義無情批判了資本主義，但也否定了形形色色的背離歷史潮流的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農民的兩面性有過深刻的描述。為了批判俄國的民粹主義，列寧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著有《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這些經典著作使我對民粹主義保持著距離。民粹主義實際上是精英主義的變種，將自己視為農民的天然代表，但事實并非如此，連農民自己也不愿意成為土地的奴隸。
我記得1990年代，我與張厚安教授一同到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號院拜訪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先生時，老人家親筆題字：要讓農村成為人們愿意在那里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我對杜老的題字高度認同，視為學術研究的座右銘。長期歷史以來，農民務農，與生俱來。只有讓農民成為一個自由選擇的職業，才是理想的農民狀態。無論是新農村建設，還是鄉村振興，不都是為這一目標創造條件嗎？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經常講，我們同情農民，不是為了讓農民永遠成為農民；我們研究小農，不能將自己變為“小農”。在對待農民的態度上，持精英主義是缺點良心；持民粹主義是缺點腦筋。田野政治學從田野中獲得良心，從政治學研究中獲得腦筋。當然，在思想極化的氛圍下，非精英主義和非民粹主義的觀點難有新聞效應。但學者之所以為學者，就在于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主見，在于其觀點經得起歷史檢驗。回頭看30年前的文章，不過時，觀點仍然立得住。從這一點看，我還是欣慰的！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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