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暑假的扶溝農村調查中，我了解到這樣一件事：王盤莊要填低洼路，莊負責人家里恰有數十方磚渣，可以填補村組旁的某一路段，且完全可由其個人把整個事情辦成，無須請人幫忙；但莊負責人并未這樣做，而是在莊里招呼了四五個不同姓氏的男子一起作業。當被問及為什么要多此一舉時，該負責人的答復是，填補路面是全莊的事情，是公家的事，如果由他私人去干，其他家族會有看法；如果招呼的這四五個人全部來自同一個家族，其他家族也會有意見。這個故事向我們揭示了北方村莊中家族、公私觀念與村莊主體性的關系問題。
一
在北方多姓共居的村莊里，族際關系是最重要的關系，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家族內部的關系。這是因為，家族內部的關系遠不能上升到村莊層面，族內糾紛一般有家族里的尊長、族長出面解決，很少會鬧到村莊。家族之間的事情則是任何單一家族都無法獨自圓滿解決的，即使是居于強勢地位的家族也無法以自身的名義對族際事務進行裁決，須以家族聯合的名義實施。這說明在北方村莊，家族之間的事務必須經由家族之上的力量來處理。
論公私觀念，“私”是有界線的：在一個家族內，家庭（“小私”）和家族（“大私”）就是“私”的邊界，兩者之間皆為“私”。兩者之外，即家族之間，則都是“公”。家庭（“小私”）所引發的問題是私問題，可以在家族（“大私”）中得以解決。家族雖大于家庭，卻仍舊是“私”，再大的“私”也無法充當“公”。“私”與“私”之間永遠是不信任的，因此，家族之間的事情必須由一個建基于家族“私”之上的“公”來解決。這個“公”最近的是家族的聯合體，如“會首制度”，由各家族族長組成，負責村莊的行政和社會事務，族長一票贊成等于全族人贊成。“會首制度”就是村莊內生的、“私”之上的具體的“公”，族際間的事情只有由這個“公”經手，才能獲得合法性與合理性。在北方，“公”的創造有其特殊的村莊性質內涵，它首先要解答的不是家庭引發的問題，而是家族之間的事情。
對建立并超越家族“私”之上的“公”的寄寓，使得北方村莊對“公”有著特殊的情感。“公”能夠解決“私”無法做的事情，特別是攸關村莊利益和長遠發展的集體決策問題。為了克服村集體決策中來自不同家族的抵制，村莊較早發育出了集體決策機制。晚清和民國時期華北農村普遍存在的會首制度，就是這種集體決策機制的典型。
“私”的問題“私”內解決，比如“小私”（家庭）容易“搭便車”的壞習慣可在“大私”（家族）內矯正過來。經由“大私”之后，作為村莊“公”的象征的會首制度就不直接面對無數“小私”，而是只與有限的“大私”打交道。換句話說，集體決策或集體實踐中的“搭便車”問題在“大私”內就已經解決，而無須推到“公”這一層級，從而解放了“公”。“搭便車”是個體小私的事，不是“公”的事，不涉及“大私”之間的事，因此這一問題只能在家族“大私”內解決，而不交由“公”處理。同時，“公”也不應該介入家族內部事務，家族內部的糾紛、矛盾都是私事，理應在家族內部通過族長、尊長等來解決。家族之間的糾紛，如宅基地糾紛、地界糾紛、鄰里矛盾、樹木糾紛等，則是組長、村干部、治保主任等“公”的事情，他們責無旁貸。總之，“小私”（家庭）一般不與“公”直接打交道。
另外，公事就得“公”辦。“私”辦公事被認為是對其他家族或家庭的排擠，是對其他家族的蔑視和侮辱，企圖將人家排除在“公”的范圍之外。因此，與私人“搭便車”的邏輯完全不同，公事不存在“搭便車”的現象，每個家族都要盡量爭取自在“公”中的份額。即使再小的家族，哪怕只有數戶人家，他們在組代表會議上也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在公事中爭取份額，即為公家出力辦事，是在“公”中地位的象征；逃逸“公”的事務，搭“公”的便車，意味著放棄發言權，自我邊緣化。
二
村莊主體性建構的條件是對村莊“公”事的參與，而在北方村莊的公私觀念中，個人或家庭作為“小私”無法直接達致村莊“公”這一層級，須經由家族（“大私”）這一中間體方能介入村莊“公”事，因此個體的村莊主體性首先表現為家族的村莊主體性。
家族主體地位的獲取、主體身份的體驗，和對村莊的主體感受需要在“公”中完成。家族積極主動地介入村莊事務，在共同的行為實踐中逐步樹立起主體形象。一方面，他人感受到了家族在村莊共同體中的主體形象的凸顯，可以切實地感覺其存在的狀態和理由。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家族介入村莊公事，在家族的精神世界中建立起了對村莊共同體和自身的主體感受，把村莊共同體與自身緊密地聯結起來，一是將自己當作村莊中的“人”來體驗，而不僅僅是私的、個體的人的體驗；二是將村莊共同體當作自身的組成部分來感悟，而不是將它視為身外之物。一旦在人們的體驗和感悟中，家族成為村莊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村莊共同體也成為家族難以割裂的一部分時，家族在村莊共同體中的主體形象和主體意識就完整地建構起來了。
因此，在涉及“主體形象”與“主體意識”的建立與瓦解的問題上，家族（“大私”）是不可能輕易放棄對村莊公事的介入和參與的。任何在村莊公事上對其他家族的排斥或者遺忘，都會被認為是對其主體形象的損毀，是打壓村莊共同體“主體地位”的表現（即人們常說的“欺負我們門戶小”），會觸及家族主體意識這根敏感的神經。如果不及時處理，往往會釀成族際矛盾，派性斗爭的主要源頭就是對“公”的份額（特別是義務）的分配不公，是家族對自我在村莊中的主體形象和主體意識的爭奪。一個不能在雜姓村莊爭取和建立自己主體地位的家族不會是個興旺的家族，它們在村莊共同體中的預期不會很長遠，要么自然萎縮，要么搬出村莊。家族要想在村莊共同體中站住腳跟，就必須積極、主動地介入到村莊的“公”的生活和事務中來，展現自己在村莊公事上的才華和熱情。只有通過這種對“公”的高頻度、高效率、內涵深刻的介入，家族才能建立自己在村莊中的主體地位，才能在其他家族面前樹立“主體”的崇高形象，也才能塑造自己的主體體驗和感受。有了對村莊的主體感受和體驗，有了在他人心目中的主體形象，建立了在村莊中的主體地位之后，家族才能在村莊中有體面、有尊嚴，才有了家族生命的安全感、當地感，也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可能。
家族的主體地位一經建立，首先表現為家族主體對村莊的責任意識。家族主體一旦視村莊為自己的村莊，而不是他人的囊中私物，就會將其作為自身的生命來體驗，對其投以無限的情感。對村莊責任意識的生發，更加劇了不同家族對村莊“公”的事務的介入和競爭：每個家族無不在“公”的事務中尋求和占據某個位置，例如家族競爭村莊的主要公職。要有顯耀的位置，突出自己的主體地位，就須有超群的力量。家族勢力大，在村莊公事中就占有主要的角色，而弱小的家族則一般無法凸顯自己的主體地位。家族主體對自己村莊的體驗所生發的責任意識，反過來又促使其更深度地介入村莊公事，從而在新的層次上產生更為強烈的情感體驗。
概括起來就是：家族主動介入村莊公事，能夠生發和增強自身的主體感（主體地位、主體形象、主體體驗），產生對村莊共同體的責任感；責任感又促使家族主體更深入地參與村莊公事。家族主體地位越高，個體的主體意識就越濃，對村莊的責任感也就越強烈。
家族主體性還表現在對自我的定義上。在村莊共同體中有主體地位和主體感的家族，與沒有的家族對自身的定義完全不同。一個沒有主體感的家族，往往把自身視為村莊共同體之外的東西，與村莊共同體沒有多少瓜葛。它將自身與村莊隔絕起來，無法切身投入村莊內核去體驗，個體（個人、家庭、家族）對生活的體驗缺乏村莊的載體。而具備主體地位、形象和意識的家族，則能夠將自身與村莊勾連起來，把自己作為村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來看待、感受和體驗。主體地位和主體感的氣魄是：“俺這個家族不出頭，俺這生產隊什么事也辦不成。”這是一種正面、積極的氣魄，家族自我感覺良好，有利于在共同體中形成一股良性競爭“主體”角色的氛圍，把每個家族的力量和氣勢都調動起來。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把自我當作村莊共同體的一部分來體驗，視自己的行為為共同體的行為，就得把自己管理好。所以家族內部事物的管理很重要，否則，若家族因內部矛盾而瓦解崩潰，無法整合其資源以應對“公”的召喚，那么其自身的主體形象和主體感受就都會受到損害和削弱，主體地位也會因此面臨挑戰。
三
以上論述了家族作為一個自為的個體在村莊中的主體地位，其主體性通過介入村莊公事而獲得。那么，個人和家庭的村莊主體性又是如何建構的呢？
上文提到，個人和家庭作為“小私”，不直接觸及“公”的事務，而是通過家族這個“大私”才能與“公”間接接觸。因此個人和家庭無法像家族那樣，通過主動介入村莊公事來建構自己的村莊主體性，在家族內部也不能建立自己對村莊的主體感受。換言之，個人和家庭的主體建構還得以家族為中介。這是個自發的過程，家族在村莊共同體中的地位通過個人對家族的情感體驗擴散到家庭中去，使家庭也感受到家族的地位狀態，并對這種狀態做出價值判斷。家族在村莊中有著自足的主體地位，個人和家庭自然也就認同了這樣一種主體地位，并將此內化為自己的感受。
有對家族的體驗，就有對家族主體地位的感受，這個感受是個人、家庭建立主體意識的前提，沒有家族感受的人無法建立對村莊的主體意志。個體所在的家族越大，其對村莊的主體感受就越強，就越具有村莊主體性。反之，個體所在的家族小，家族在村莊中的分量小，其對村莊的主體感受就弱，其村莊主體性也不凸顯。
北方村莊中家族的重要性由此凸顯：它是個體（個人、家庭）獲得村莊主體感和主體性的必要條件，是他們在村莊中的主體地位、形象和意識的基礎。家族（“大私”）聯結著個體（“小私”）與村莊（“公”），構成兩者的橋梁，個人、家庭通過家族對村莊公事的參與，獲得村莊共同體的主體地位和角色，村莊則依托家族對個體主體意識、形象（主體性、主體感）的建構，將無數的個體統合在麾下，保持村莊共同體的認同與一致行動的能力。缺少了家族的支撐，個體既無法建構自身的主體感、獲得村莊主體性，已有的主體地位也可能逐步散失。
對這種情況的分析，在當前的北方農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對于理解該地區農村的一系列政治社會現象至關重要：在家族已然解體的情況下，村民如何獲得村莊的主體感和主體性；在沒有家族的基礎上，具有共同體主體地位的群體又如何逐漸放棄維護它們主體形象的努力，摒棄對村莊的主體體驗和感受，使得主體感和主體性在這一兩代人中慢慢流變。
也就是說，在家族解體的結構性背景下，村莊被分割為一個個獨立的家庭，個體無力建立起對村莊的主體感受，單個家庭的主體形象無法凸顯，造成的結果是村莊散失已有的主體性，而新的主體性又不能建立起來，村莊成為了無主體性的村莊。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發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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