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農政轉型的道路告訴世界
新京報：多年來，你一直在鄉村一線工作和調研，感覺更像一個純粹的實踐者，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在宏觀的理論層面，你是怎么考慮的？
葉敬忠：農業大學社會科學的研究，特點就是走進田野鄉村、走進社會現實，將問題導向與現實主題緊密結合，但同時也必須與理論緊密結合，并同時構建能夠解釋中國發展和中國現實的理論。我最近十幾年一直沉迷于關于“農政問題”和“農政轉型”理論研究。我也一直在思考，鄉村振興理論研究的使命是什么？我覺得至少我們的使命之一，是要告訴全世界，中國農政轉型的道路是什么。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應該建立一套和鄉村振興相適應的理論體系？
葉敬忠：鄉村振興戰略的性質到底是什么？是值得思考的。鄉村振興并不是在一張白紙上從零開始的，從2006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到十八大以后的脫貧攻堅和2013年開始的精準扶貧，再到2017年開始的鄉村振興，這些政策設計和發展行動，其實都有一個核心旨趣，那就是探尋中國現代化發展征程中農業怎么辦，農村怎么辦，農民怎么辦，土地怎么辦，也就是探尋如何對農業、農村、農民和土地制度進行現代化改造。
假如認真閱讀黨的十九大報告，認真閱讀2018年中央1號文件和2020年中央1號文件，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政策部署完全是一脈相承的。黨的十九大部署的長遠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在“三農”方面的兩個1號文件，目標就是要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全面的鄉村振興。
總體來說，鄉村振興的研究并沒有脫離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那就是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所創立的概念和框架，即農政問題和農政轉型。而這一概念框架，恰恰是為了探尋或闡釋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對農業、農村、農民、土地權屬的改造和制度安排，探索這些問題，用的就是這個框架。
被忽視的概念框架
新京報：這一概念具體指什么？
葉敬忠：實現國家的整體性現代化發展，是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堅信的社會形態向更高級轉型的基礎。我們不是這樣嗎？我們也在追求國家的整體性現代化發展。
那么，在整體性的國家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在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治理四個方面，是否存在障礙因素，假如存在障礙因素，又該如何解決？這四個方面，如何轉型才能助力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這是19世紀以來世界各國都在探索的問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創立的一個重要概念——“農政問題”。所以我們在研究鄉村振興的時候，這個“農政問題”已經奠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基礎。而在中國社會科學界，這個概念我覺得長期被忽略了。
新京報：農政轉型是一個什么框架？
葉敬忠：就是指在國家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上面所說的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結構關系和制度安排的轉變，重點是指在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分化和農村治理等方面的轉變。
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都無法回避對“農政問題”的討論和解決。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必須恰當理解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性質和功能，必須找尋適當的農政轉型路徑，必須成功地完成“農政轉型”。而且若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問題，則常常是因為沒有處理好或解決好其“農政問題”，沒有成功完成“農政轉型”。
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必須恰當地理解農業是什么性質功能，農地是什么性質功能，農民農村的性質功能是什么等，必須找到恰當的農政轉型路徑，并且成功地完成轉型。國際學術界中，已經有共識的農政轉型道路，有英格蘭式道路，普魯士式道路，美國式道路，東亞式道路，包括日本、韓國式道路。
在中國，無論是上世紀30年代的鄉建運動，還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也都是為了探索中國現代化發展中，我們的農政轉型道路。
中國鄉村振興理論體系是怎樣的
新京報：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否還有其他的經驗和理論？
葉敬忠：在世界上，有五大成熟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實體主義、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后結構或后現代以及生計框架。馬克思主義強調發展過程不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要適合和助力生產力的發展。實體主義更多強調民生元素，農民群體的價值，鄉村共同體的價值等。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強調效率，生計框架強調生計的保障，而后結構強調反思。
新京報：在當代，怎樣建立我們自己的農政轉型理論體系呢？
葉敬忠：當前我們鄉村振興的基礎理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總指導，同時汲取其他理論的優勢元素。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指導地位，這是由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的，所以必須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去規劃鄉村振興的進展和方向。同時，也要汲取其他理論體系的優勢元素，比如現在強調鄉村文化、農業多功能性就是實體主義一種體現，關于土地流轉方面的設計，又是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強調效率保障的體現，脫貧攻堅，就是生計框架理論的體現，保障最基礎的生存條件。
新京報：我國的農政轉型、鄉村振興理論體系，各個理論視角之間是什么關系？
葉敬忠：鄉村振興的五大理論，處于系統性的理論互構狀態，是社會發展的整體方向、經濟活動的市場行為、農民生計的基礎保障和農政變遷多元空間的有機協調的體現。同時它們之間又有明確的位階關系，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現代化發展方向，經濟活動遵循市場效率的原則，保障農民的生計，則是基礎保障。
向世界分享中國經驗
新京報：你認為當前中國亟需自己的鄉村振興理論體系？
葉敬忠：2017年10月18日，我從俄羅斯回國下飛機回學校的路上，從車里的收音機，聽著十九大報告，七大戰略里就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是重中之重，要優先發展。在具體的領域，要按照20字方針的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包括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三權”分置、集體經濟、糧食安全、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新型經營主體、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三治”結合等方面的部署和安排。這些年來，這些主題一直都是我們討論的重點。但如何把這些主題統合起來，就需要一個更宏觀的理論體系，需要我們自己的鄉村振興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
新京報：這一套理論的重要性是什么？
葉敬忠：哲學社會科學需要回應新時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對于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來說，鄉村振興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現實問題。首先是理解現實問題，理解中國的鄉村振興，理解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只有理解好了，才能談到指導性建議。而要更好地理解我國的鄉村振興，就需要更加完善的理論體系。
建立我們自己的學術理論體系，要立足中國，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借鑒國外，借鑒農政問題與農政轉型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以及東亞的一些經驗，同時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形成中國的學術和話語體系。
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中國的發展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但中國的農政理論、農政轉型道路，尚未被國際社會全面理解和了解。因此，在當下中國的農業農村發展和鄉村振興中，中國學術界亟需清晰地理解中國的農政問題，構建中國的農政轉型理論，講好中國的農政故事，在世界范圍內分享農政轉型的中國道路。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京報》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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