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三農”工作的百年歷史抉擇

1.農民組織化為主，發動農民鬧革命，奪取政權階段（1921～1949）

這一階段，黨的工作路線經過多次曲折反復，最終確立為農村包圍城市，發動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路線。

動員農民參與革命，就要抓住農民的最根本訴求——土地。從建黨初期在閩西、瑞金、大別山等蘇區開展的各種形式的“減租減息”，到“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土地革命和斗爭策略，在人們通常認為的“善分不善合”或馬克思所言的“一袋子馬鈴薯”基礎上，通過知恩圖報、情景動員、革命話語建構等，黨探索了汲取社會資源、動員社會力量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各種方法。黨在征糧派款、投工投勞、征兵征夫等多項基層工作上，積累了豐富經驗。雖然部分時期和部分地區存在“過度動員”問題，但很快被糾偏，進而形塑了后來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各種做法。在此基礎上，看似一盤散沙的農村社會，在黨的基層工作深入有力地推動下，成功組織了農民，凝聚了信任，奪取了革命政權。這一階段，以農民工作為核心，組織發動農民，是黨的主要工作手段。數千年來，中國農民一直處于晏陽初先生總結的“愚窮弱私”境地，沒有宏大的歷史觀和世界視野。若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其歷史擔當，則沒有辦法將一盤散沙的農民動員和組織起來。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邏輯，農民不可能成為革命的主體，“因為無論從藐視農民而矚目于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還是就人們關于中國農民心胸狹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嚴重、自私自利、蒙昧迷信的一般觀念而言”，農民害怕革命、不敢革命，或者說“不是造成革命的材料”。然而事實上，中國農民恰恰參加了革命運動，于是，中外理論家們都感到特別驚奇：“中國革命的結果都太出人意料了。”這有賴于黨在農村十分深入的基層工作，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方面將農民組織起來，使得農民從一盤散沙或“一袋子馬鈴薯”境地走出來，激發了其主體性，發揮了農民作為占有絕大多數人口的階級的主導性作用。

2.農業組織化為主，促進農業發展，推動農業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階段（1949～1978）

在第二階段，黨的工作重心由組織農民鬧革命，轉向提高農業生產力。

實際上，從1931年瑞金中央蘇區政府成立時起，發展農業就成為保障供應的首要工作。在這塊黨治國理政的最初的試驗田里，已經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減租減息”等嘗試，以鞏固蘇維埃政權。從長征時期到延安時期，從大生產運動到樹立南泥灣模范，更顯出農業生產在穩住根據地、養軍備戰方面的重要性。然而，無論如何，這時的農業生產必須服從支援戰爭、奪取政權的需要，因而并未處在黨工作的首要地位。

1949年全國陸續解放以后，在“一化三改”這一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取得顯著成效的基礎上，農業組織化成為黨在“三農”工作中的核心，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國家為完成工業化目標而動員農業資源，農業被組織起來。

人民公社組織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在大躍進時期又被總結為“一大二公三化”，即組織規模大；財產公有；生產和生活方式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這些明顯的戰爭動員機制，有時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

然而，數十年對農業實施戰爭動員機制，其效果和后果可想而知。一方面，長時間地汲取農業資源，農業為支援國家工業化提供了糧食、原材料、勞動力、資金、外匯等；另一方面，農村溫飽問題長期無法解決，以至于不得不重新進行生產關系的方向性變革。

3.農村改革為主，向農民和農業陸續放權，推動農業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階段（1978～2005）

在第三階段，農業和農民的去組織化是主旋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將農業生產的自主權逐步還給農民；以宣布人民公社體制解體，確立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為標志，將農業組織化權利還給村社；以實行村民直選為標志，將農村治理權利逐步還給農民。

這一時期，黨和國家放權改革之后，工作重心轉移到以地方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建設上來，對農村的放權改革正向效應持續了不到十年，各種抽取農業農村資源的負向效應顯現出來，使得“三農”問題顯化，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用腳投票”，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成為城鄉間、工農間不平衡的突出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三農”作為綜合性問題，也在被強調為全黨工作、全國工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后，從2004年起成為中央文件的主題。

此階段的放權，也被周飛舟等研究者形容為由“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的轉型，政權懸浮而不下沉，使得計劃生育、農業稅費、“三提五統”等國家和地方建設目標被持續貫徹；而只抽取不給予，多抽取少給予的作法，不斷導致基層干部污名化，基層工作難以開展，干群矛盾日漸突出。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成為對這一階段“三農”問題的典型表達。

4.農村綜合建設為主，黨領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夯實解決“三農”問題基礎階段（2005～2017）

雖然“三農”問題數次被強調為“重中之重”，并且自2002年開始，黨中央以“多予、少取、放活”為其“三農”指導思想，但真正標志著農村綜合問題開始得到解決的，是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兩個反哺”為方針的新農村建設。

2005年提出的新農村建設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基本要求，真正開始了對農業、農村、農民由汲取到給予的綜合嘗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出臺為標志，使農業再組織化，并實現農業現代化，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內容。水路電網氣等各類“村村通”工程，使得城鄉間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走向均等化，帶來了真正的山鄉巨變。

經測算，截至2017年底，對農村約2萬億元的各類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建設，至少帶來200萬億元的鄉村資產價值增值，可謂“一本百利”。

同時期，黨政力量由“懸浮”狀態，重新開始有所下沉。這為鄉村振興打下了良好基礎。

5.農業與農村現代化建設為主，開展鄉村振興和鄉村建設行動，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階段（2017年至今）

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個字的總要求，此要求相互聯系地涵蓋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所有主導層面，鞏固和提升了新農村建設成果。
在這一階段，黨重新確立了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黨建引領，重心下沉。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伊始，就確立了五級黨委書記抓鄉村振興的組織安排。以此為基礎，黨逐漸在農村探索完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倡導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在黨委領導基礎上，強調民主協商；在法治保障基礎上，強調科技支撐。同時，明確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為最終目標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這使得過去以監督管理為主的體制，逐步轉換為現代農村社會治理體制，在農村培育各種服務性和公益性的社會組織，促進了農村黨建引領與社會調節、村民自治良性互動。百年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實踐，使中國得以在2021年2月宣布打贏脫貧攻堅戰，同年7月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基礎上，“扶上馬送一程”，我們要繼續推動鄉村振興，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推動農業與農村的現代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持續解決，將成為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夢想能夠如期實現的有力保障。

二、三點教訓、三條經驗

1.農民富，國家富

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首要問題，農民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最廣大最堅定的支持者，需要在鼓勵農民發揮主體性的基礎上促進農民富裕。百年歷史經驗表明，失去農民的支持，革命和建設就步入低谷；得到農民的擁護，革命和建設就得到堅實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1922年黨中央在《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中，就將“農民問題”專列一章，提出：“無產階級在東方諸經濟落后國的運動，若不得貧農群眾的協助，很難成就革命的工作……中國共產黨若離開了農民，便很難成功一個大的群眾黨。”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

由此可見，一定程度上中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抗日戰爭就是農民的戰爭。雖然多數人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從遵義會議開始，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卻源于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源起于黨在農民與農村先行后知、以行達知的“非自覺性”實踐。

全國解放繼而進入國家建設時期，農民成為土地、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提供者，糧食及各類農產品等基本生產和生活原材料的凈貢獻者。雖然黨曾在指導農業農村工作中存在指導方針和政策偏差，讓廣大農民承受了巨大代價，但廣大農民仍義無反顧地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直到推動農村改革，重新恢復適合農業發展的基本經營制度。被調動積極性的億萬農民，無論是在鄉務農，還是外出務工，都極大地釋放了生產潛力。

億萬農民既是百年來革命和建設的最大犧牲者和貢獻者群體，也是最大的支持者和建設者群體。忘記農民，等于忘本。

為了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進程中，讓農民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群體，應當把農民群眾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農村工作和地方政績的根本尺度。百年來，黨在農村基層工作中探索了卓有成效的群眾路線，培育了發動組織農民的制度優勢。

然而，近40年來，農民去組織化嚴重，同時在社會地位相對弱勢、主體性受抑制的情況下，農民很難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首創精神。在脫貧攻堅實施過程中，“等靠要”現象突出，因此需要培育農民主體性，激發其內生動力和內在活力。

國際比較中，先發國家的農民，無一例外地組織性強、主體性強，有各類自己的組織作為“娘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普遍高于市民。

在歷史比較和國際比較中，可得出的關于農民的經驗教訓是：無論如何，要吸取農民去組織化的教訓，不能再制度性地讓農民回到百年前的一盤散沙或“一袋子馬鈴薯”境地，應激發其主體性，使之產生主人翁意識，以便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真正恢復農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促進農民富裕起來。

2.農業興，百業興

農業發展始終是國家發展的首要前提，農業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應始終處于國民經濟發展首位。一旦忽視農業發展或不尊重農業發展規律，就會跌大跟頭。

在革命時期，“小米加步槍”的農民革命，穩定了一個又一個根據地、解放區。建設時期，由“備戰、備荒、為人民”到“吃飽、吃好、吃得健康”的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幸福提升，都離不開農業發展。

食為政首，糧安天下。手中有糧，心里不慌。數千年的饑餓經歷，形成了中國農耕文明的底層焦慮。繼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為國泰民安奠定物質基礎，為生態文明樹起安全屏障。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近些年全球化脫鉤趨勢，使得我們必須立足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也必須體現在農業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以我為主”、立足自主，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兩個大循環新格局中端好“中國碗”、裝滿“中國糧”，養活21世紀的中國。這是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國家責任，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對走出正在進行時的全球糧食危機所擔負的國際責任。

綜上所述，我們在農業發展上得出的經驗教訓是：農業是百業興旺的前提，絕不能忽視農業發展或不尊重農業發展規律。

國內外農業發展實踐表明，家庭經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基本經營方式，如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所言，具有“真不可分性”，在農業生產經營中居于基礎性地位。以農戶為農業生產的基本經營單位，是全球農業的普遍規律和共同選擇。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更要處理好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關系，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通過推動農業產業融合帶動產業興旺，端好“中國碗”、裝滿“中國糧”，始終擔負起養活養好中國人的國家責任和國際責任。

3.農村穩，天下穩

農村現代化，成為鄉村振興的核心內容和實現標志。長期以來，為實現國家發展目標，農業和農村長期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勞動力、土地、資金等，鄉村自主建設的能力遭到嚴重削弱，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未有根本改觀，甚至在體制上有所固化。

為實現農村現代化，必須探索新路。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尤其是要看到，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鎮化，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粗放擴張、人地失衡、舉債度日、破壞環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概念，這一創新性提法不僅傳承發展了我國推進現代化的總體布局思路，而且豐富和擴展出“五個現代化”的內涵，更加符合新時代的特點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要求。

2017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到2050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201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

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要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就要全面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在過去的農業現代化基礎上加“農村”二字，既不是農業現代化的簡單延伸，也不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的簡單相加，而是將農業現代化變成更為廣義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部分，廣義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至少包括農村產業現代化、農村生態現代化、農村文化現代化、鄉村治理現代化和農民生活現代化“五位一體”的有機整體。

我們在農村發展上得到的經驗教訓是：“大國小農”是中國基本國情和農情，做好大國“三農”工作，必須立足這一國情農情。盲目照搬他國模式，就會大跌跟頭。要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走出一條切合中國實際的農村發展新路。

4.鄉村振興、久久為功

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探索了領導農村工作的各種可能性，也在農民、農業和農村作出巨大犧牲的條件下，將一個百年前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國家，從世界的落伍者、趕超者，轉變為如今的引領者、貢獻者。中國現代化道路不僅在歷史上十分獨特，在世界上也十分獨特。中國沒有走西方的老路，跟在其后面邯鄲學步，也沒有照搬照抄西方的國家制度，對其所謂“民主自由”的指揮棒亦步亦趨，而是獨辟蹊徑，開辟了自己的道路，創新了自己的制度，把握了自己的命運，不斷實現對歐美發達國家的追趕與超越。未來農村基層工作，需要走出一條更可持續、更能促進高質量發展的中國新路。正如黃宗智先生所言，走出一條綜合和超越過去的兩大經典意識形態的農業與農村發展道路，其關鍵不在西式的自由民主加“無為國家”，也不在中國革命傳統中的共產黨領導加群眾路線體系，而在一條超越性的，介于（自由）“民主主義”和“群眾路線”之間的、以人民參與為核心的政治經濟體系。百年來的“中國道路”，在不斷驗證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的預言。習近平同志于2013年《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總結了為什么“中國道路”要優于“西方道路”：“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百年黨史表明，要走出一條中國新路，就要始終重視“三農”工作。無論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漠視農村。以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為主要工作抓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大幕，正在開啟。鄉村振興的道路，道阻且長，但正如毛澤東同志1930年年初面對各種困難和復雜局面，仍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樂觀地展望未來那樣，我們當前也要樂觀地看到，鄉村必將振興，農業農村現代化必將實現，“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回望黨領導農村工作百年歷程，我們應謹記如下三點：農民富，國家富；農業興，百業興；農村穩，天下穩。（微信版本有刪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術前沿》雜志2021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