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不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進程中的必然選擇，也是解決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現實需要。在政策銜接過程中，由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發展目標與定位的不同，二者的銜接呈現出多重差異，既有制度銜接本身的差異，亦有因為定位不同而造成的差異；同時當前銜接過程缺乏對“有效性”的指標量化，致使難以準確度量和表達有效銜接的程度。為此，本文通過凝練抽象出“位差”與“效度”概念以應用性解構“有效銜接”，“位差”即發展進程的時間位差、區域發展的空間位差、發展力量的角色位差；“效度”指時間維度上政策銜接及時不脫節，經濟維度上資源配置科學不浪費，需求維度上舉措公平不遺漏，即實現效率角度的及時性、效益角度的節約性、效果角度的公平性。在此基礎上，通過彌合位差、提升效度構建出包括宏觀制定包容性公共政策、中觀提升產業與勞動力市場益貧性和微觀建設主體的能力的三維框架，著力細化面向社會大眾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政策、優化面向脆弱群體特惠性的兜底性保護政策、深化以效率為導向兼顧公平的社會市場政策，以期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優化路徑與有益鏡鑒。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中國共產黨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使命出發，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而提出的重大戰略性部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過程中，脫貧攻堅無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和最重要的指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經過八年奮斗，困擾中華民族千年的絕對貧困得到歷史性地解決，全面小康的百年目標得以圓滿實現，中國書寫了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脫貧故事。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以此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將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鄉村振興全面推進作為今后五年發展的主要目標和關鍵指標。
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既是新時代中國“三農”工作的重要戰略部署，亦是破解我國新時代主要矛盾、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政策疊加期和歷史交匯期，中國能否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不僅關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更關乎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大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因此，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過渡銜接的關鍵期，立足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際與鄉村振興發展要求，通盤考慮、統籌謀劃，探討如何構建有效銜接機制、完善銜接策略、優化銜接路徑，恰逢其時且意義深遠。
一、相關文獻綜述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問題的提出，不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進程中的必然選擇，而且也是解決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現實需要。當前，針對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問題引起學界廣泛討論，議題主要聚焦于銜接內涵、銜接困境與應對政策等方面。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并非彼此獨立的兩項政策，而是主體一致、內容共融和作用互構的國家戰略。針對二者的邏輯關系與政策內涵，汪三貴等指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集中體現于目標相接、層次遞進，前者是基礎要件，后者是夯實保障，二者機制互洽、政策互融，同時在政策客體、覆蓋范圍與具體設計方面各具特色。具體而言，章文光從任務邏輯、范疇邏輯、時間邏輯角度分析了兩大戰略的邏輯內涵，任務邏輯上，脫貧攻堅是首要任務，鄉村振興是深化和保障；范疇邏輯上，脫貧攻堅解決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小康，鄉村振興解決相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時間邏輯上，脫貧攻堅聚焦于第一個百年目標，鄉村振興立基于第二個百年目標，二者共同致力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高強則進一步指出二者存在目標相通、內容共融、主體一致、體制互促等耦合性，本質上是共生共存共促關系，但同時在著力點上各有不同。簡言之，既有研究成果表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理論依據同源、目標指引一致、政策內容貫通，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旨在穩定解決農村貧困問題，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鄉村振興著眼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過程中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兩者相互建構、彼此互促。
當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仍面臨著覆蓋主體擴展難、聚焦空間延伸難、完成目標跨越難、任務時限貫通難、政策力度持續難等多方面難題，在思想銜接、政策銜接、規劃銜接與工作銜接方面存在不足，特別是在體制機制銜接、產業發展升級和內生動力激發等方面銜接不暢。簡言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面臨政策目標難以聚焦、區域平衡差異較大、治理體系轉換困難、經濟發展政策銜接不暢、不同群體對社會政策的訴求難以處理等難題。
基于此，學界對如何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開展廣泛討論，且主要集中在政策體系、主體責任、技術要素、重點任務、理念目標、微觀路徑等方面的銜接。如章文光認為實現有效銜接，首先要加強兩者的政策對接，從特惠政策逐步轉型到普惠政策；其次要推進主體銜接，與貧困戶的銜接要從政府擴展到社會各界；最后要實現技術銜接，形成縱向相連、橫向相通的技術體系。劉煥等認為要加強思想銜接、政策保障銜接、規劃引領銜接、工作落實銜接。張琦則進一步提出在政策交匯期堅持遞度推進，并以2020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聚焦于觀念、規劃與政策銜接，第二階段著眼于機制銜接、綠色發展、綜合提升。高強則認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在于微觀政策的轉移接續，通過政策調整、政策加強、政策轉化、政策新設四個方面重塑減貧政策體系以實現銜接。在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具體路徑與重點方面，左停等認為梯度推進與優化升級需要協同發力，特別是要實現產業扶貧提質增量、金融服務優化升級、基層治理穩步提升、弱勢群體保障有力。涂圣偉認為有效銜接關鍵在于實現生計系統的優化和個體的全面發展，立足于資產建設長效化、易地搬遷良治化、資源利用高效化、綠色減貧持續化，尤其是著力強化內源式發展與現代化推進。鄧磊等主張堅持解決脫貧問題與實現產業興旺相統一，實現產業發展相銜接；堅持政府主導性與農民主體性相統一，實現動力機制相銜接；堅持派駐村干部與提升村干部能力相統一，實現保障體制相銜接。
總體而言，學界從不同視野與角度理解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內涵邏輯以及實施路徑，形成了較為豐富的成果，特別是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二者關系的政策解讀、理論探討以及銜接路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與此同時存在以下三點不足：一是現有研究大多基于單一案例敘述或宏觀整體概述，缺乏宏觀敘事與微觀實踐的有機結合，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研究中鞏固有余而拓展不足，對“十四五”期間拓展的方向以及拓展的程度把握不足，而在鄉村振興的研究中對鄉村振興戰略的階段性、動態性、復雜性認識不足，二者有效銜接的系統性路徑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二是現有研究多為銜接路徑研究，關注于“怎么樣”，而對基礎性、邏輯性的“是什么”與“為什么”認識不足。對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中銜接面臨的問題特別是銜接中存在的差異性理解不足；三是既有研究對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中“有效”的概念性分析不足，多為質性描述而缺乏量化分析，“有效”指標性量化闡釋的缺失則導致評判標準缺乏，難以度量銜接的有效性。為此，本文將注重彌合既有研究不足，以期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優化路徑與有益鏡鑒。
二、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中的位差與效度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是確保脫貧攻堅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重要保障，亦是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內在要求。鄉村振興既是深化脫貧攻堅成果的現實必然，亦是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必然，二者貫通于有效銜接的全過程。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其核心要旨在于明晰“有效銜接”的深層含義，在于價值統一、制度銜接、功能融合、過程互嵌中實現有效銜接。由此，本文通過凝練抽象出“位差”與“效度”概念以應用性解構“有效銜接”，進而厘清銜接中的多重位差與優化路徑，助推實現有效銜接的操作化與精細化。
（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位差分析
“位差”即定位與差異，基于發展目標與定位的不同，有效銜接在實踐中呈現出多重差異，既有制度銜接本身的差異，亦有因為定位不同而造成的差異。具體而言，中國通過脫貧攻堅實現絕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解決，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在戰略焦點從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兩項戰略以及與之形成的成果并不完全匹配契合，加之各地區迥異的資源稟賦、發展進程與發展定位，更進一步加深銜接的難度。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進程存在時間位差。中國地域遼闊且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異大，即使同一區域內部小環境亦有不同，呈現出區域發展的空間位差；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銜接過程中，不同發展力量的作用分布、調控方式各異，顯現出發展力量的角色位差。簡言之，中國難以形成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因此通過“位差”概念對有效銜接進行類型化剖析有益于貫通二者銜接進路。
1.發展進程的時間位差
發展進程的時間位差既包括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時間位差，亦包括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中的時間位差。脫貧攻堅立基于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小康；鄉村振興著眼于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脫貧攻堅重在脫貧，鄉村振興重在致富，二者既存在目標指向的差異，又存在發展進程的先后之別。2021年1號文件提出脫貧縣自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以鞏固脫貧成果、推進鄉村振興，而各地脫貧時間并不一致，由此帶來成果鞏固與鄉村振興實施時間的差異化。進而言之，革命老區、少數民族自治地區、陸地邊境地區特別是直過民族雖然經過脫貧攻堅實現地區發展條件的顯著改善，但囿于歷史欠賬過多、地理條件惡劣、資源開發限制，發展基礎和發展條件仍然薄弱，相較于發達地區仍有較大差距。“先天不足”與“后天薄弱”雙重因素疊加作用形成發展進程的時間位差，富裕農村已經邁向“農村城市化”，而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還未形成“產業現代化”，在鄉村振興新的歷史節點上各地并非處于同一起跑線。
基于此，應將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過渡期進一步細化為三個階段，減少波動性以提升連續性。在前期階段，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為主，輔之以夯實鄉村振興的發展基礎；在中期階段，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一體推進，并相機調控發展重點；在后期階段，將減貧治理融入鄉村振興整體戰略中，以鄉村振興帶動減貧。處于不同發展進程的地區應結合當地實際找準階段定位，扎實推進平穩過渡，避免跨度過大導致根基不穩后期發展乏力。
2.區域發展的空間位差
區域發展的空間位差即由于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發展差異懸殊，甚至同一地區內部產業導向、資源稟賦差異也存在明顯分野，形成顯著的區域分隔和發展差距。按照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導致區域發展差距明顯加劇的關鍵因素是優勢地區以超常規速度發展，帶動部分地區和部分群體率先實現富裕，而落后地區往往自身發展基礎薄弱，且地理空間的不關聯性又使其難以獲得輻射帶動，進而加劇區域發展的空間位差。具體而言，欠發達地區人均GDP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僅略高于全國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同時欠發達地區人均一般公共預算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欠發達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僅為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60%—70%，其中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亦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欠發達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內部差距同樣較大。
此外，廣大的農村地區仍處于轉型分化過程中，不同的村莊發展目標不同、優化路徑各異。除集聚提升類村莊、城郊融合類村莊、特色保護類村莊、搬遷撤并類村莊外，還大量存在無法分置于以上四種類型的常規型村莊，尤其是以傳統經驗小農為主的相對欠發達地區，仍以中間類型的村莊為主。對于集聚提升類村莊，重在強化主導產業、優化發展環境；對于城郊融合類村莊，重在強化城鄉產業融合、承接城市功能外溢；對于特色保護類村莊，重在保護與發展并舉，發展鄉村旅游和特色產業；對于搬遷撤并類村莊，重在解決村民生計、抓好生態保護；而對于中間類型的村莊，兼具上述各類村莊特征，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相應發展策略，彌合區域發展的空間位差。
3. 發展動力的角色位差
發展動力的角色位差指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過程中，由于戰略性質、目標導向、覆蓋群體、幫扶策略、價值理念等因素的轉變，主要發展動力的角色未能及時轉換產生的角色錯配。脫貧攻堅是攻堅戰與殲滅戰，具有運動性與階段性特征，重點在于化解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貧困戶脫貧摘帽，屬于特惠性與局部性政策。鄉村振興是長期戰略，具有制度性與常態化特征，重點在于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實現所有農村人口發展致富，屬于普惠性與整體性政策。同時，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仍立足于保基本、兜底性，重視微觀個體與物質層面幫扶，無論是脫貧戶還是邊緣戶都要力保不返貧，特別是對于無力發展的群體進行兜底救助，堅持應保盡保、應兜盡兜；鄉村振興立足于促提升、促發展，重視宏觀平臺搭建和能力培養提升，側重對有發展意愿的群體進行政策扶持，堅持公平競爭，規則維護。
此外，中國雖然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建立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中政府仍是最為關鍵的幫扶責任主體，更多考量政府如何“進”，且僅需解決貧困問題完成單向目標；而鄉村振興中農民則成為最為活躍的主體，市場成為最活躍的舞臺，更為強調效率性，政府不僅要成為重要的幫扶主體更要成為市場環境的主要維護者，不僅要考量政府如何“進”還應考量政府如何“退”，做到不缺位、不錯位，且要實現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等全面振興的目標。質言之，脫貧攻堅主要依靠“看得見的手”，發揮政府體制作用；鄉村振興更依賴“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有機配合，發揮市場體制作用，通過政府推動引導、社會市場協同發力、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形成鄉村振興推進合力。
（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效度分析
“效度”是對銜接有效程度的度量，在衡量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程中，需要對有效銜接的“有效性”進行指標量化，以準確度量和表達有效銜接的程度。有效銜接的內涵應包括時間維度上政策銜接及時不脫節，經濟維度上資源配置科學不浪費，需求維度上舉措公平不遺漏，即實現效率角度的及時性、效益角度的節約性、效果角度的公平性。銜接的效度并非無差異的均一性銜接，而是以發展為目標的銜接，基于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而采取差異化的過渡性梯度推進，既避免政策脫節造成的群體覆蓋不足，又減少政策重疊多頭供給造成的資源浪費，核心要旨是實現有序調節可量化、平穩過渡可持續，即無縫銜接、統籌推進、梯度優化。
1. 效率角度的及時性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需要重視效率，在時間維度上政策銜接及時不脫節。首先，需要保持主要扶貧政策總體穩定，主要幫扶力量總體穩定，防止思想松懈和政策急剎車造成幫扶對象脫鉤；其次，針對現行的幫扶政策予以及時評估并進行政策“進退留轉”（增設、退出、延續、轉換）。對于超常規、臨時性特征的政策進行調整清退，對于投入保障，基礎設施類補短板、強基礎、利長遠的政策予以保留延續，對于工作延伸、對象拓展、體制轉換類政策予以轉換調試；對于社會扶貧、防止返貧類政策予以增設新進。再次，及時調整思路更新理念，政府定位將從脫貧攻堅期間的資源主要提供者轉變為鄉村振興期間的資源主要協調者，關注重點從扶貧減貧單一舉措、貧困群體單一對象擴展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的多重舉措及農村居民全部對象，充分發揮社會組織與市場主體作用，同時加強對欠發達地區與低收入人口在市場競爭中的扶持保護，防止經營失敗落入貧困淵藪。最后，適時建立一攬子常態化、整體性制度，并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自動化處理方案，提高政策的及時回應性。
2. 效益維度的節約性
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需要重視效果，在經濟維度上資源配置科學、節約不浪費。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過程中，資源給付和政策幫扶由點狀、片式轉變為全范圍、整體性覆蓋，需要避免“撒胡椒面”式簡單撥付，而應突出重點、因勢利導，以獎代補。同時，政府各部門應打通信息孤島，加強信息互通，避免同一項目多重補貼、重復建設。通過政府資金撬動市場資源，提升資金使用效率，注重幫扶效果的可持續性和常態化。此外，以資源利用集約化、廢棄物利用資源化、產品供給優質化為主軸，一方面推進鄉村振興規模化、標準化生產，充分發揮規模效應，提升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挖掘鄉村發展特色，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以點帶面，優勢互補。
效益維度的節約性還體現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要注意處理政府、市場和社會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既防止缺位，也要注意避免越位。欠發達地區本身面臨不利于市場競爭的諸多客觀問題，比如遠離市場中心、產業規模小等，在脫貧攻堅階段，政府直接介入了許多產業發展項目，是很有必要的，但在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要逐步轉型，更多地發揮市場平臺搭建、市場主體的培育、市場服務的作用。在社會幫扶領域，政府也要孵化和支持專業社會組織，通過購買服務、民辦公助等方法，提升社會幫扶工作的效益。
3. 效果角度的公平性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需要重視產出、效果和影響，在需求瞄準維度上做到舉措公平不遺漏。首先，脫貧攻堅主要針對特定區域、特定群體，而鄉村振興面向農村所有地區，全部人群，政策銜接首先要處理好特惠性政策與普惠性政策的關系，特別是重視農民普遍性的共性訴求。原貧困縣、貧困村借助國家的扶貧資源進入發展快車道，通過脫貧攻堅實現發展的整體躍遷；而原來與其發展差距不大但由于多種因素未能享受國家扶持的縣域、鄉村卻面臨發展落后、增長乏力的境況，因此在鄉村振興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整體統籌、按區規劃、同步推進，防止形成新的福利懸崖。其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然轉換，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包括物質層面的經濟收入提高，還包括生態環境、治理能力、鄉風文明等多個維度的民生需求，政府在實踐中要實現鞏固拓展產業扶貧同產業興旺相銜接、鞏固拓展綠色減貧同生態宜居相銜接、鞏固拓展文化扶貧同鄉風文明相銜接、鞏固拓展基層治理同治理有效相銜接、鞏固拓展“兩不愁三保障”同生活富裕相銜接。表1列出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效果性質的指標變量示例，實際上全國差異很大，指標變量應該既考慮統一的可比較的標量，也應考慮反映地方特色的指標變量。最后，實現有效銜接還需要處理好城鄉關系，鄉村振興并非脫離城市發展的鄉村單獨振興，而是城鄉融合發展、普惠共享的協同振興。以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為核心，兼顧城鄉利益共同訴求，通過農業高效生態化、農民一專多能化、農業宜居宜業化，實現城鄉功能互補、融合發展、共同富裕。
三、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理論框架
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首先，需要明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定位，既要鞏固存量，防止低收入人口與欠發達地區返貧，更要拓展增量，實現脫貧攻堅成果的層次拓展與質量提升，即“鞏固拓展什么”“如何鞏固拓展”。其次，明析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存在的銜接位差，即發展進程的時間位差、區域發展的空間位差、發展力量的角色位差，并剖析導致位差的內在機理與主導因素，進而提出度量有效銜接效度的及時性的效率、公平性的效益、集約性的效果指標，即“有效銜接什么”。最后，立基于“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從縮小位差、提高效度著手以宏觀層面構建包容性公共政策、中觀層面提升產業與勞動力市場益貧性和微觀層面建設脫貧能力三個維度提出未來五年亟待完善優化的面向脆弱和低收入群體特惠性的兜底性保護政策、面向社會大眾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政策、以效率為導向兼顧公平的市場化政策三個梯度的政策體系，以及建立健全農村低收入人口幫扶、欠發達地區幫扶、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三項幫扶機制的建議，即“如何有效銜接”。
（一）宏觀層面構建包容性公共政策體系
1. 構建面向脆弱群體特惠性的兜底性保護政策
中國通過脫貧攻堅解決了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問題，但由于主客觀條件限制，部分特殊困難群體脆弱性明顯，且完全喪失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無力正常參與市場活動獲得生活來源，依賴于特惠性的兜底性保護政策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健全面向脆弱群體特惠性的兜底性保護政策，不僅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完善特惠性兜底保障政策、切實提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拓展農村養老和留守兒童等弱勢群體的兜底保障范圍和力度，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健全農村低收入人口幫扶機制，防止出現規模性返貧問題，筑牢鄉村振興基底。
2. 構建面向社會大眾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政策
基本公共服務內容涵蓋公民從出生、成長與養老乃至死亡各階段，涉及衣食住行、科教文衛各領域，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演變完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2021年版）》對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優軍服務保障、文體服務保障（“七有兩保障”）等9個領域、22大類、80個服務項目進行標準制定，不僅進一步細化了面向社會大眾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政策，更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有利條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不僅有助于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人口發展能力，也有益于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推進鄉村振興搭建良好的外部環境。
通過完善農村基礎設施，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改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環境，補齊基本公共服務短板。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推動城鄉均等享有和協調發展，實現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欠發達地區的脆弱性。加快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積極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升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建立健全相關配套支持政策，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可及、更便利的基本公共服務，推動鄉村實現長足發展，提升社會大眾整體福利水平。
3. 構建以效率為導向兼顧公平的市場化政策
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鄉村振興不同于脫貧攻堅，重點在于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提升發展效率，因此主要依靠市場競爭激發主體活力，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通過健全以效率為導向兼顧公平的市場化政策，既注重生產效率的提升，又有效糾偏市場失衡，積極維護市場秩序。在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為競爭失敗的群體提供安全網保障，特別加強對欠發達地區與低收入人口在市場競爭的扶持保護。推進非全日制勞動者與全日制勞動者權利平等化，打通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壁壘，為農民工群體提供完善的就業保障，允許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失業保險與工傷保險，以保證其在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同時重塑失業保險價值定位，堅持失業保險保障生活與促進就業的雙重目標，強化其促進就業的功能，激發失業者的就業動力，提升失業者就業能力。通過自由競爭創造經濟繁榮，國家采取適當干預重新分配財富以維護社會公正，實現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有機統一。
（二）中觀層面提升產業與勞動力市場環境益貧性
產業興旺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目標，不僅鄉村振興的核心任務與主要指針，也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基礎。益貧式經濟發展環境的營造及其助力鄉村振興功能的充分發揮，需要完善并利用市場的作用，提升農業質量效益和產品競爭力、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推進欠發達地區鄉村特色產業發展壯大，盡早適應市場，實現有效銜接，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的益貧效應。發展多樣化的產業結構，提升低收入人口的市場參與機會和拓寬其市場參與空間，推進有助于低收入人口的益貧式增長，提高經濟增長的正向溢出效應。
此外，就業是實現長效脫貧的根本路徑，通過豐富低收入人口生計活動，拓展就業路徑，擴大低收入人口友好型的市場空間，促進其參與市場活動，擴大初次分配的份額。適時調整就業政策，實施積極的勞動力市場項目，提高就業市場的風險抵御能力。營造包容性與益貧性的就業環境，發揮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作用，建立面向就業困難群體的公益性崗位幫扶機制。提高區域內部發展能力與發展潛力，強化產業和就業扶持，著重增加就業以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優質產業培育與產業優化升級有序銜接，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加快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建設。立足當地資源優勢與品種特色，堅持市場導向發展特色生產，培育壯大鄉村產業，實現農業多功能發展，提高農產品附加產值。
（三）微觀層面建設脫貧主體的能力
“以人民為中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最鮮明的特點，人民作為歷史的創造者，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而人民主體性是經濟主體、環境主體、文化主體、治理主體和價值主體的有機統一。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激發和培植農民主體認知與主體能力，重振其主體地位，根本導向是促進包括低收入人口在內的全體農村居民生計改善和全面發展，提升其幸福感、獲得感與安全感。
具體而言，脫貧主體能力建設既包括農民個體能力的提升，也包括脫貧地區基層治理能力的提升。堅持扶志扶智相結合，提升農民教育水平、加強就業技能培訓，樹立致富典型發揮引領帶動作用，激發內生動力，通過賦權增能提升弱勢群體就業能力與增收能力，引導農民增收致富特別是低收入人口積極追求美好生活的自主性和信心。與此同時，村委會作為基層自治的重要陣地，亦是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鄉村振興的最小聚集單元，村委會的治理能力是影響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效度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鄉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協調、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的提供均依賴于鄉村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治理體系的完善，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聚焦包括低收入人口在內的全體農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更要關注農村社區內源發展動力培育和能力建設，提升自治性，重構公共性。堅持自治、法治、德治協同發力，融合互促，優化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機制體制，加強村委的治理能力，提升鄉村治理效率，積極落實村黨組織帶頭人整體優化提升行動，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責任與保障，健全農村基層服務體系，夯實鄉村治理基礎，鼓勵新型年輕干部駐村，為鄉村注入新活力。
總體而言，脫貧攻堅是階段性任務，鄉村振興是長期性目標，共同富裕是永久性的制度安排。面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銜接中的位差，需要基于不同的發展定位實施富有針對性的政策供給，通過制度、機制、技術三個層面的貫通實現有效銜接，既凸顯差異化又體現公平性，實現區域融合發展。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政策提升水平，實現可持續性；鄉村振興政策強化兼顧性與益貧性；基本公共服務政策堅持普惠性拓展可及性，通過梯度優化實現政策的收斂性與提質擴面。
（作者左停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賀賀系江西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李世雄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貴州社會科學》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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