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鄉村治理成為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目標，取得了可喜成就。最突出的是有一些探索創新典型，具有中國鮮明特色優勢，這在平安鄉村建設、強化監督治理、服務于民、培訓治理主體等方面較有代表性。當然，目前的數字鄉村治理也存在信息虛假、脫離群眾、忽略傳統、負面性影響等局限。未來，數字鄉村治理應突破信息孤島現象、推進民生建設、規范網絡生態、重視人的現代化等，特別是要有觀念變革創新，實現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發展路徑。
關鍵詞：數字化；鄉村治理；中國特色；人的現代化；觀念更新
近年來，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互聯網信息技術。2018年，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主動適應信息化要求：“強化互聯網思維，不斷提高對互聯網規律的把握能力、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能力、對信息化發展的駕馭能力、對網絡安全的保障能力。”在《“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出臺前后，我國對鄉村數字治理也有制度規定，如《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與《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很有代表性。其中，“加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充分發揮信息化對鄉村振興的驅動引領作用，整體帶動和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成為重要目標。目前，數字鄉村治理已取得顯著成績，但離黨和國家的高標準還有較大距離，特別是它的不穩定、脆弱性、可持續性值得給予高度重視，必須通過“互聯網思維”和中國智慧進行觀念變革和探索創新。
一、數字鄉村治理的中國化探索
作為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以新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治理，已被廣泛運用于各行各業，成為國家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數字鄉村治理也不例外，它不斷深人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具體工作中，成為不可忽略的新的生產力。與國家治理比，鄉村治理的數字應用雖起步較晚，也遠未達到全面和成熟，但一些探索創新特別是中國化特點非常明顯和難能可貴。概括總結這些成功典型，有助于增強中國鄉村治理自信，進一步推進數字鄉村治理走向深入。
（一）以數字化進行平安鄉村治理
傳統的鄉村安全是個令人頭痛的難題，這包括防盜、維穩、解決群體性事件、消除污染等危及鄉村社會安全的各種事情。除了要投人大量人力資源，還要承受生命財產損失，人們的精神和心理也備受壓抑甚至處于恐懼狀態。自數字化引人鄉村社會，這一局面大大改觀，實現了歷史性轉變和觀念性突破。村口、街道、河道、村民家里都裝上攝像頭，村莊變化及其危險都在可視范圍，大大提升了鄉村平安的可靠程度與幸福指數。如福建南安市梅山鎮燈光村的“智慧燈光”治理模式，村干群只要打開“智慧燈光”微信公眾號，使用覆蓋全村免費Wi-Fi，即可查看公共場所的實時監控。小探頭監控和社會治安、視頻對話、智慧黨建，還有在五保戶、殘疾家庭、低保戶、留守兒童、孤兒家安裝的“智慧安防”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平安鄉村治理方式。另外，燈光村還在森林、水庫、室內安裝了煙火預警系統，可隨時提示危險發生警示。這在當時成為福建乃至國內的第一個數字鄉村治理典型。另以重慶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中益鄉實行的“智能化防控 +貴和群眾工作法”為例：按“統一領導、統一規劃、統一標準、分步實施、分級管理、網絡互聯、信息共享”原則，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通過基礎數據平臺、綜合治理平臺、公共服務平臺，達到平安鄉村治理的目的。具體而言，一是整合資源，有助于鄉村平安。這包括整合各級各部門的視頻攝像頭，將公共視頻、社會視頻、安防視頻、值班視頻、專業視頻、治安卡口、智能交通、高空瞭望等納人其中，建立縱橫連接縣、鄉、村及重點行業部門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網絡；也包括整合條塊分割的政務數據資源，整合信息資源；還包括整合人力資源，把安保、處置、救援、專家以及黨政領導、綜治干部、駐鄉民警、內保干部、巡防人員、交通安全管理員、護路隊、護校隊、護林員、樓棟長、鄉賢、網格員等統合使用。這是將鄉村安全資源充分調動整合的整體總動員。二是優化資源，確保鄉村平安。這包括權力向鄉鎮村下沉，甚至將觸角延伸到每個村的社區、樓棟及各家各戶，讓“微治理”發揮巨大功能作用，也包括創新鄉村治理警務模式，強化硬件建設和運作運行保障模式。三是層層設防，精準守護鄉村平安。根據鄉村社會特別是要害部門、特殊村莊、頻發時段、案件多發地等，強化人防、物防、技防、智防、心防等措施，并建立“聯勤、聯防、聯動、聯控，快速、精確、高效”的立體化、信息化防控格局，力求達到全方位、無死角、無安全隱患的鄉村治理平安目的。應該說，石柱縣中益鄉結合國情、縣情、鄉情、社情和民意，用數字化進行鄉村治理，闖出一條嚴密、精密、縝密、細密的平安鄉村治理模式，這一中國特色的創新對于全國都具有示范作用。
（二）發揮互聯網監督巨大威力
在鄉村治理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四個民主中，民主監督最為薄弱，也最為困難。因為在鄉村社會中，民主監督主體相對薄弱，民主監督內容很難確定，一些違規違法者采取各種規避手段，致使監督有時形同虛設，甚至無處發力、難有奏效。然而，互聯網特別是大數據使這一狀況發生巨變，只要輸人相關數據進行運算，一些難題變得迎刃而解。如有的鄉村干部將不符合條件的親朋好友列為貧困戶、低保戶，但互聯網大數據立即使之顯出原形，因為收入、房產、車子以及兒女的經濟狀況等都要上網，是無法隱藏和規避的。又如浙江嘉興市南湖區首創全流程垃圾分類數字化監管系統，構建分、收、集、運、處的標準化運作新方式，探索關于獎、評、查的高效監管新路徑，有效破解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難點與痛點，通過開發人工智能(AI)識別技術，實現所有分類照片實時自動評分，并通過智能收集車，集識別、拍照、稱重等功能于一身，真正起到勸導監督作用。還有湖南婁底市的村級“小微權力+互聯網+監督”，這是湖南省唯一一項入選“中國改革(2017)年度十大案例”的鄉村治理新模式。通過互聯網給村級治理裝上這雙“千里電子眼”，也給村干部用權戴上“緊箍咒”，村務管理也就有了“防漏網”。具體做法是：將村級“小微權力”分為重大決策、日常管理和便民服務三類，將村級財務開支、工程項目管理、集體資產資源處置、農村黨員發展、低保評定、生育證辦理、宅基地審批等近 30項權力全部列入清單，繪制公布權力運行流程圖。于是，權力的邊界不清、權責不對等、權力交叉等難題迎刃而解。與此同時，用“四議兩公開”規范村干部用權，進行村務公開，給村民編發小冊子，配置終端查詢，讓“小微權力”清單和流程圖全部上網，實行“線上線下”同步公開。只要在電腦或手機上輕點，村里每個項目、每筆開支、每張票據都一目了然。目前，全市有47.3萬人關注“小微權力+互聯網+監督”平臺，點擊量高達2800萬人次。通過互聯網治理，不守規矩的村干部受到群眾監督，僅2018年1月至11月，全市通過大數據對比發現問題線索58495條，平臺受理群眾舉報675條。經核實，處理相關責任人458名，清退不符合建檔卡的貧困人口 856人。還有山東壽光市自2014年在全市 975個村推廣的“網上陽光村務”監督平臺。因每村都有單獨頁面，村民通過電腦和手機可直接進人，詳細了解村治民情。這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真監督，是360度無死角的全過程全方位監督，具有強大的震懾力和影響力，它與傳統監督方式相比無疑具有革命意義。
（三）將"互聯網”作為服務于民的紐帶
隨著現代社會巨大發展和鄉村社會階層變化，特別是大量農民工外流，外地人不斷加入，熟人社會越來越受到沖擊，導致人們的工作和交流變得愈加困難。可以說，現在不論是選舉、管理抑或是溝通交流都比以往更加困難。互聯網等新技術平臺使這些困難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得以緩解甚至解決。比如，有的留守老人兒童用手機短信、微信，特別是視頻通話，可零距離與遠在外地的親人直面交流，外出農民工可通過數字化智能工具進行選舉投票，還可在線上開會、協商，無障礙參與鄉村治理活動。最重要的是，由于數字化的虛擬性及觸屏一點通特長，人們不論身在何處，足不出戶即可直接參與鄉村治理，既便捷又增效，深受廣大干群歡迎。如上海自2006年啟動“為農綜合信息服務千村通工程”，對全市所有鄉鎮村進行信息化改造，建立三個涉農平臺，將土地流轉、資產監管、集體產權等業務流全部轉化為信息流。為此，上海還在1391個村建立為農綜合服務點，整合電子政、村務公開、生活服務等業務系統，只要“一點通”就可了解有關詳細信息。湖北巴東縣將“農民辦事不出村”信息化項目作為黨政一把手工程強力推進，村民通過村里的電腦接人終端，讓“數據多跑路、農民少跑路”，以做到“證件村里辦、信息村里查、補貼村里領、矛盾村里調”。貴州黎平縣銅關村針對鄉村空心化、文化傳承難、親情關系疏遠等實情，提出騰訊“連接，為鄉村”理念，用互聯網發掘鄉村價值，以“互聯網+”鄉村治理模式為鄉村聯接情感、信息、財富、治理。為此，不會用手機短信、微信的鄉村干群得到培訓，成為數字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浙江以"互聯網+”助力鄉村振興，從智慧農業、精準農業到電子商務、淘寶特色館，再到垃圾分類，都實現了治理方式的根本轉變。“貴州數字鄉村”APP管理平臺通過大數據，為農業生產、河水管理、醫療、垃圾分類、養豬等提供智能化服務，達到了預警、精準化、精細化的治理目的。上海寶山區開展“社區通”,村民變成“鄉村主播”，書記當"群主”，黨員為"中堅”，群眾為"鐵粉”，干群可在線上線下交流，鄉村治理很接地氣，有助于黨建引領鄉村數字化智能治理得到更大發展。當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通過培訓掌握了數字化“一點通”，并用來進行鄉村治理與 日常生活交流，這一歷史飛躍是巨大的，也是一種思維方式的根本變革。
（四）通過互聯網新技術對鄉村治理主體進行培訓
當前，擺在鄉村治理面前最大的障礙仍是人才缺乏，這包括年輕干部、專業人才、管理人才、通才的缺乏。以往我們注重頂尖人才的培訓，相對忽略鄉土人才隊伍建設，加之大量鄉村人才外流，導致鄉村社會“人才荒”。如按傳統方式通過辦夜校掃盲，提高人們的文化知識水平，那是相當困難也是很難達到預期目標的，因為鄉村社會的人才匱乏已面臨巨大風險挑戰。基于此，互聯網培訓特別是通過線上線下進行人才培養成為一種新的有效方式，也得到廣大干群的衷心擁護，因為它不僅省時省力省錢，還能達到高質高效。如四川大邑縣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開展“微黨校”培訓，在全國產生較大影響。一是遠教升級化，用活遠教站點，以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站點為基礎，整合利用村(社區)活動場所、村(社區)文化站、“法治大講堂”等，在基層黨支部建立“微黨校”。二是布局全域化，培訓全覆蓋，全縣建立117個“微黨校”示范點，涵蓋鄉鎮、村(社區)、工業園區、農業園區、文化旅游園區、非公企業、社會組織 等各領域基層黨組織。三是師資力量多元化，提升培訓質量。這些師資包括黨校教師、學校教師、領導干部、專業技術人才、優秀基層黨組織書記、老黨員、老專家、老模范、實用人才帶頭人等。四是課程微型化，易學易記有用，微黨校以黨性教育為龍頭，開發“黨性+精準扶貧”“黨性+法治教育”“黨性+創新創業”等，采取每次培訓兩課時，每節時間在10—30分鐘。還有河南宜陽縣董王莊鄉創立搭建的“云端大講堂”，通過騰訊會議視頻直播系統，邀請研究生晚上給鄉村干部講授手機高效辦公，包括文檔編輯、文件共享等。這對于提高鄉村干部的專業能力水平大有益處。
中國鄉村與城市不同，也與外國鄉村有別，其最大特點是廣大、豐富、多樣與復雜，是各種問題的集結地。因此，數字鄉村治理應以問題為導向，聚集社會焦點問題，以安全、民生、日常生活小事為重點，將村民滿意度作為首要標準，在黨的全面領導下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性、積極性、探索性、創造性、使之具有中國特色。
二、數字鄉村治理面臨風險挑戰
數字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鄉村治理格局，也帶來思維方式的徹底變化。但是，要想在中國全面推進數字化并揚長避短也非短期能夠達成，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艱苦努力。目前，對于中國數字鄉村治理面臨的風險挑戰需有明確清醒認識，否則將很難獲得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甚至會產生新的難題。如下風險應該注意。
(一)關于數字鄉村治理的信息虛假問題
眾所周知，數字鄉村治理需要數據等信息，信息的真實性直接決定數字鄉村治理的可靠性。如果信息是假的，后面所有工作都是沙上建塔、空中樓閣。事實上，現在以互聯網等科技為載體的不造鄉村信息是虛假的，嚴重影響治理的正確性、公平正義及其合法性。概言之，這些虛假信息包括：一是地方政府弄虛作假亂樹典型，海成數據失真。如：西部某縣政府急于出成果、樹典型，在數字上動腦筋，大做表面文章，把一個普通養殖大戶包裝成”扶貧大戶”；合作社是“空殼”，數據“注了水”，不但沒有扶貧效果，反把養殖戶搞得負債累累。二是縣、鄉、村在不達標情況下擺樣子冒充脫貧，明目張膽欺上瞞下。有記者2021年4月實地調研，陜西洛南縣靈口鎮上河村五保戶安置點，住的不是五保戶，被工程隊占用。該縣名義上已脫貧摘帽，但村民仍吃不上水，縣水利部門還欺上瞞下，將記者手機搶走。為此，陜西省政府專門發出通知，要求整改，并做了自我檢討，表示對海假嚴查嚴辦。三是假報虛報冒領扶貧款，企圖瞞天過海。重慶奉節一村主任身為產業扶貧項目負責人，虛報扶貧產業規模，套取國家扶貧款42萬元，將凈賺的12萬元據為己有。四是隨便應付填表，慵政、懶政、不作為。江西撫順南城縣建昌鎮村干部趙建軍，在《湖北人贛人員健康登記表》中，連續十天填寫 一樣的體溫。五是村民誣告他人，造成數據失真。近年來，虛假訴訟監督案數量激增，自2018年1月至2021年9月，全國監察機關共監督虛假訴訟民事案2.7萬件。2019年人民法院審結的虛假訴訟犯罪案是2014年的118倍，被認定的民事案是2014年的 17.7倍。至于村民誣告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四川廣安紀委監委曝光六起村民誣告村干部的案例。六是在互聯網、微信群傳遞與轉發虛假信息。福建莆田村民鄭子榮等7人，在網上舉報選舉作弊，經查核為假消息，點擊量達8522次，村民因此被判刑。如果各種信息失真，那么數字鄉村治理就會既達不到善治，反會造成惡劣影響，與初衷南轅北轍。
（二)關于鄉村干部脫離群眾的傾向
數字鄉村治理可發揮便捷、科學、高效作用，但易帶來對數據、互聯網、手機等的依賴，導致治理留痕與脫離群眾。一是過度依賴數據、表格，沒時間下基層，自覺不自覺與群眾疏遠了。由于數字化鄉村治理要應對各式各樣的填表和數據，廣大鄉村人力、物力、財力有限，這決定了易陷人數據與表格的煩瑣工作，自然難接地氣，更難了解鄉情、村情、民情、人情。現有不少鄉村基層反映，年輕干部尤其是新晉人員，到鄉村工作后，都一步一步淪為“表哥”“材料狗”“PPT專家”以及電腦手，成為專做文字材料、臺賬表格檔案工作的“內務大總管”。可見，這些本該到群眾中調研的年輕鄉村干部，卻被捆綁在表格、數據、電腦、材料上，怎能不脫離群眾？二是數字鄉村治理方式易固化人們的工作方式、思維方式、交流方式、感情表達方式，導致眼中沒有群眾。由于整天與數據、互聯網、表格等打交道，極易形成固化、僵化、封閉的思維，有的甚至產生數據依賴癥或厭惡癥。西南某省一位村支書反映，現在最煩的是“留痕管理”，什么都要拍照、歸檔。村委會共有 7人，其中招的4名大學生主要負責整理材料，一年用壞2臺打印機。一次，他們集中在辦公室整理材料，材料桌上放不下，就扔到地上，晚上累了，有的直接睡在紙上。從村支書的抵觸情緒和反映情況看，這是一種固化甚至異化的工作方式，不可能不脫離群眾，也會造成工作壓力和身體隱患。三是數字鄉村治理會形成官僚主義和自以為是的工作作風。當鄉村干部被數字、表格、材料捆住手腳，既易形成“工作本來就是如此”的思維定式，又會與廣大村民拉開物理和心理距離 ,他們甚至不會與村民打交道，形成內在隔膜與對立情緒。目前，在廣大鄉村干部中，有一種情緒在漫延，不少干部認為，他們“白加黑”與“五加二”日夜為村民忙碌，有時甚至全身心為村民脫貧攻堅著想，結果村民就是不滿意，甚至采取不合作態度，有的走對面不僅不打招呼，還繞道躲著走，更不要說有的上訪戶日夜不停折騰了。由此，有的鄉村干部對村民還產生對立情緒，認為是故意與他們作對。其實，鄉村干部較少從數字鄉村治理導致的工作方式及脫離群眾角度考慮其內在根由，當然不會自我反思，只是簡單歸因于村民。
（三)關于傳統鄉村治理方式的失落
鄉村治理要避免走極端，因為鄉村社會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它不會因新事物就變得立竿見影，哪怕這一新事物再好也無濟于事。錢穆曾表示：“政治制度是現實的。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任何制度，斷無二三十年而不變的，更無二三百年而不變的。但無論如何變，一項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處，則仍可不變。于是每一項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軌道而發展。”因此，在強調數字鄉村治理時，人們極易從優勢角度考慮問題，忽略其局限性，更看不到傳統鄉村治理方式的價值意義。如果用數字化完全代替傳統方式，鄉村治理就走人單一的快車道，進入現代技術的專斷。因為現代技術特別是數字化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它有時甚至是無情的，如離開理性與智慧，其盲目性也就暴露出來。比如，一旦互聯網中斷、信息丟失，那是非常可怕的，這就需要有傳統的紙本信息保存作為補充。又如，數字鄉村治理被大量數字與材料特別是各種規范左右，導致工作煩瑣無效；傳統鄉村治理往往能充分發揮無為而治、非正式制度作用，避免疊床架屋式的治理弊端。再如，中國鄉村是熟人社會，許多方面靠情感、信任、理解、包容甚至讓步達成，數字化甚至法治解決不了的矛盾沖突往往在情感與信任溝通中，會化解于無形。有學者指出：“在鄉土性的熟人社會群體里，民間法調解民事糾紛歷來比國家法更具優勢、更立地氣。這主要是因為它源自于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實踐之中，又服務于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實踐，能夠提供比國家法更加行之有效的維護機制、行為規范。即使在鄉村矛盾糾紛調解和處接的過程中，也能夠極易引導當事人雙方冰釋前嫌，減少解決矛盾糾紛的成本和費用。換言之，復雜多樣的鄉村社會不可能只靠數字化進行治理，它離不開傳統治理方式，否則就會陷人水土不服的治理困局。
(四)關于網絡對鄉村社會的不良影響
網絡倫理好壞直立影響鄉村社會道德，也對鄉村治理產生不同的結果。從積極方面說，網絡可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村民學習與掌握各式各樣的知識技能提供重要平臺；但也要看到，當下網絡流傳著一些消極甚至不良信息，直立對鄉村社會造成消極影響。概括起來，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負能量的信息會破壞社會生態與鄉村倫理道德。最突出的是鋪張浪費、戾氣暴力以及金錢崇拜，這在相當程度上大大干擾破壞了鄉風民情，像不少地方形成的結婚需要昂貴彩禮，婚喪嫁娶的大操大辦，比車比房比闊成風，都很有代表性。當然，不孝甚至虐待老人在廣大鄉村也不在少數，還有老人的自殺情況令人擔憂，這些信息被不加選擇與甄別傳到網上，將對鄉村社會道德造成極惡劣的影響。二是通過網絡傳播黃、賭、毒、性、惡等是另一風險。近幾年出現一種新型網絡販毒，其做法是用暗網、智能快遞、比特幣等形式，可謂防不勝防。如安徽合肥某網絡販賣毒品，涉及遼寧沈陽、廣東深圳等 22個省市和上百個買家與商店。還有云南臨滄永德縣班老村是個有名的販毒村。據稱，小小班老村在全國毒品犯罪中不可小覷：目前，全國有十分之一的毒品來自臨滄，臨滄的毒品一半來自班老村所在的永德縣。在當地最近五年抓獲的販毒分子中，85%是班老村農民。老村只有3000人，因販毒被抓多達90人。這些通過互聯網與智能進行犯罪活動的不法行為對廣大鄉村與農民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三是通過網絡集資、借貸、詐騙等給鄉村治理造成危害。應該說，因病致貧是鄉村社會的最大威脅和短板，而上當受騙讓生活陷人絕境也不可忽略。由于不少農民缺乏足夠的文化知識，特別是對網絡安全及社會風險認識不足，加之貪圖便宜引起冒險行為，常被騙得一敗涂地，既破壞家庭生活穩定又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如2020年2月，河南三門峽市澠池縣張村的村民老李被網騙8800元，他在網上平臺借錢，添加一個業務員信息，掃描對方發來的二維碼，根據指令注冊，按要求向對方轉賬各種手續費。在類似事件中，被網騙的村民不在少數，造成的傷害和損失不只是物質，更是精神和心理的。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都是雙刃劍，數字鄉村治理也不例外，關鍵是如何掌握和運用它，揚長避短，尤其是不為所害。數字鄉村治理面臨的風險挑戰很多，有的還是根本和致命的，需保持警醒和有清醒頭腦。
三、數字鄉村治理瞻望及其未來
數字鄉村治理還處在起步階段，存在的不少問題需要得到有效解決。不過，要真正解決相關問題，不能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改變觀念，也要有切實有效的路徑方法，還要空足長遠和著眼于未來發展。因此，數字鄉村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關系鄉村振興和國家戰略發展的重大問題。
(一)努力解決數字鄉村治理的孤島現象
目前，在數字鄉村治理中，省、市、縣、鄉、村都有一些探索創新典型。不過，站在更大的視野看，這些先進案例是有限的，在整體上存在突出的信息孤島現象。一是各村、鄉鎮往往缺乏數字治理平臺建設。打開中國各村的相關介紹，多數缺乏鄉村治理信息，基本處于班白狀態。各鄉鎮略好一些，但也是一般性介紹，少有鄉村治理的詳細信息，更不要說數字化建設情況了。從數字鄉村治理角度說，無信息或信息孤島現象尤其明顯。二是村與村之間缺乏聯通互動。數字鄉村治理有時限于本村，想了解其他村比較困難，這既是由村莊自治決定的，也與村與村之間缺乏協同合作有關，還是信息難以共享導致的。這在那些省、市、縣的交界地表現得最為明顯。如江蘇華西村在全國有名，它以”電話村““彩電村”“空調村”“別墅村”電腦村”聞名，但它的周邊村卻并不富裕發達。后來，周邊村不斷被合人華西村，不過后人村民卻享受不到原村民待遇。另外，山東濰坊壽光有東、西兩個斟灌村，東斟灌村先進富裕，相鄰的西斟灌村則普普通通。這充分說明，鄉村治理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發展不均衡、平等聯動性缺乏的問題。在這方面，“強村黨支部”智囊團的做法值得提倡。這是一種以強村幫扶弱村的做法，它有助于打破數字鄉村治理的孤島現象。三是縣、鄉、村之間的信息溝通不暢。目前，有的縣、鄉、村在數字鄉村治理中形成一體化，但這樣的例子并不多，更未在全國形成大勢，許多地方并未建立統一的貫通鄉村的縣域數字化治理平臺，有碎片化的局限。四是缺乏全國范圍的數字鄉村治理平臺。這既包括鄉村治理也包括學術研究，整體缺乏鄉村治理特別是數字化建設的整體平臺，致使許多方面無法溝通聯動，更難獲得共享共贏發展。以每年農民工流動為例，人們很難找到全國性數字化平臺，就無法避免過于擁擠集中的問題；又如在農業生產種植方面，也沒有建立全國性的數字化平臺，可供查閱的相關信息更少，以至于常出現盲從現象，導致“谷賤傷農”。要改變這一局面，在全國范圍建立數字鄉村治理平臺，非常必要且刻不容緩。
(二)以調研為前提推進民生工程建設
數字鄉村治理要避免脫離群眾的傾向，必須打破對于數字化、互聯網、大數據等的過分依賴，應走向田間地頭、進人農民家中，真正與村民心連心，變成可與他們平等交流對話的朋友。毛澤東曾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干部下鄉要傾聽農民疾苦，要拉著農民的手問他們最迫切需要什么。鄧小平特別重視調研，并形成三個特點：一是分別召開縣、公社和生產隊的干部座談會；二是派工作人員住到農民家里，了解社員生活的真實情況；三是深人實地進行現場察看。陳云認為：“調查問題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要研究，要從實際出發，不要輕易把群眾的老經驗吹掉，要很好地繼承、研究群眾的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更加重視調研，早在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就打了個形象比喻：“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決策就像‘一朝分娩’。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的過程，千萬省略不得、馬虎不得。”他還提出，不調研不決策，要決策必調研，身人基層，心到基層。關于網民，習近平也給予高度重視，他說：“網民來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不然怎么聯系群眾呢？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潛潛水、聊聊天、發發聲，了解群眾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解疑釋惑。”顯然，習近平非常重視調研和網民意愿，這是避免數字治理陷人形式主義的關鍵。其實，要讓大數據真實可靠，離不開鄉村調研；要克服形式主義，離不開鄉村調研；要搞好數字鄉村治理，更離不開調研，特別是要與網民心意相通。因此，今后數字化鄉村治理必須打破當前局面，從調研開始，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做到心靈相通。習近平總書記從年輕時當縣委書記開始就注重實地調研，后來當了地委書記、省委書記也一直深人基層調研，成為總書記后更把到全國各地調研作為重中之重。他不僅跑遍全國各省，有的還去了多次。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足跡所至多是貧困農村和貧困戶，除了為他們排憂解難，還直接到家中廚房、糧倉、豬舍查看，懷備至和問寒問暖，話能說到人們心坎。2012年12月30日，習近平在河北阜平縣大山深處的龍泉關鎮駱駝灣村看望特困戶。他先后看望唐榮斌、唐宗秀家，盤腿坐在炕上，同村民手拉手詳細詢問一年收人，糧食夠不夠吃，過冬的棉襖有沒有，取暖煤炭夠不夠，小孩子上學遠不遠，看病方不方便。看到老區一些鄉親還很貧困，習近平鼓勵說：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他還要求當地政府進一步堅定信心、找對路子、堅持實干苦干，推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與加快發展。在此，習近平為廣大鄉村干部樹立了榜樣，也提出很高要求。基于此，決不能因為數字鄉村治理而忽略到村民中驗，應當用實際行動與真心、實心、善心、耐心為村民找出路和謀幸福。
(三)嚴格規范互聯網特別是數字鄉村治理平臺
目前，我國互聯網信息平臺還不能令人滿意，除了信息蕪雜，還充斥著各種不規范、不健康、消極負面因素，特別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一致的方面，這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網絡事業安全發展要求有很總距離。聊后，應在以下方面努力：一是嚴把黃、賭、性、暴力等關口，避免其進人網絡信息平臺，營造風清氣正的外部環境。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些跟帖和讀者留言，充斥著污言穢今、性變態、暴力狂等，既是對網絡生態的破壞，也是對讀者的褻瀆，還是對國民形象的損害。國家以及各級政府應制定網絡實名制和今言監督，對不文明現象采取有效措施，以糾偏社會風氣。國家在自然生態環保治理方面卓有成效，但網絡生態治理一直處于滯后狀態，需要認真思考并努力解決。在此，數字鄉村治理應參與其中，有所探索創新。二是改變物質主義特別是金錢至上的網絡生態價值取向，以勞動、知識、文化、思想、精神與信仰引領價值觀與生活觀。當前，在我國網絡生態中，有一種極端世俗化傾向，即物質主義、金錢至上總行其道。這在婚戀、養老、家庭與社會關系上表現最為突出。一切以“錢”“房”“車”為衡量標準，有的還赤裸裸地表達對于物欲的追求與貪婪，即使批評的視頻往往也多由“嫌窮”到“愛富”的轉變。當下視頻應多宣傳勞動光榮、知識與道德、教養與奉獻給人帶來的快樂、充實與幸福。三是摒棄各種無去視頻，多宣傳一些積極奉獻社會的人與事。當前，打開網絡，隨處可見演藝明星的花邊新聞，還有總吃總喝、暴殄天物的雷人視頻，也有以怪異吸人眼球的暴露秀，還有展示怪異的寵物。所有這些大大污染了網絡環境，給社會特別是鄉村造成恐慌與壓力。因此，網絡展示社會正能量，樹新風、養正 氣、講公德、存善意，不讓不雅視頻隨意傳播是網絡生態，特別是數字鄉村治理的當務之急。四是數字鄉村治理平臺內容簡單，形式不夠豐富，模式化傾向明顯，應有所改變和突破創新。目前，一些數字鄉村平臺缺乏豐富性、靈動性、人文性、精神性，導致缺乏趣味和沒有吸引力。打開一些數字鄉村治理平臺，往往都是鄉村簡介，然后是探索創新模式，是一種高度類同化的模仿。其實，在突顯地方特色情況下，應將更多信息特別是中國式數字鄉村治理的經際進行期結，還可在人文精神層面有所開拓，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與文化水平。
(四)人的現代化是數字鄉村治理的重中之重
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我國戰略發展的重要目標，其中“人的現代化”是關鍵，沒有人的現代化，不要說設計不出好的制度，即使有再好的制度也無法實現。有人認為：“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第發展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當前，鄉村治理面臨人才缺乏困局，而互聯網、數字化等的人才更是供不應求，這為數字化鄉村治理進一步提升帶來巨總難度。要改變這一局面，一是要總量引進年輕人，特別是引進高水平總學畢業生進行鄉村治理。不少地方對剛畢業的總學生以及年輕干部重視不夠，可讓他們做更有技術含量的互聯網工作。有一個頗有創意的年輕人，主動放棄城里工作，返鄉創業做鄉村旅游。他分幾個步驟：先將流轉土地定位在生態觀光農場，以農業為先，形成鄉村旅游的基本特色；后主打生態有機品牌，實施生態養殖和發展生態農業；再通過線上銷售自家生產的農產品；最后是將線上顧客引到線下農場，促進線上銷售。二是高度重視和高薪引進互聯網專業人才，這是數字鄉村治理平臺建設、開發、管理、運營的核心內容。從縣以上層級看，并不缺乏互聯網人才，但在鄉村就成為奇缺資源，至少現有人才很難滿足廣總鄉村之急需。沒有互聯網高水平人才，數字鄉村治理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更不要說升級換代和成為鄉村振興的引擎。從國家到地方特別是鄉村基層應建立相應的制度機制，將城市互聯網人才吸引到廣總鄉村，使其成為推動數字鄉村治理的主力軍和新的生產力。三是培養新農人，特別是快速提高農村干群互聯網能力水平。數字鄉村治理人才還應具有內生力，即重視鄉村本土人才成長，這是立足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有人提出“新農人”，不論對這一概念如何定義，“互聯網+農業”恐怕為其根本。而且，這種互聯網與“三農”結合，以新理念、新思維、新技術，即以“互聯網”思維進行鄉村治理是主要的。這就牽扯到培訓特別是通過互聯網進行“新農人”培訓的問題，也是快速補課或惡補數字鄉村治理短板的最有效辦法。
未來中國數字鄉村治理并不是單純的數字化問題，還包括整體網絡平臺建設、網絡生態凈化和網絡制度機制建立。更重要的是，要在數字鄉村治理中注人人文精神，有人的現代化發展。否則，不僅達不到數字鄉村治理的高質量發展目標，而且互聯網先進技術的負面作用還會被放大，成為新難題與新困境。因此 ,數字鄉村治理要改變觀念并以新姿態接受和運用新科技；另一方面，對新技術也要有反思精神和憂患意識，這也是觀念變革和新路徑選擇的另一含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北師大學報》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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