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鎮化與中國的城鎮化偏差
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化是指非農產業和人口在空間上集聚的過程，并同時伴隨著土地的非農化。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應該是人口、產業集聚與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三位一體”過程。
建國以來中國經歷了兩個階段的城鎮化。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1949-1978）是城鄉分割的城鎮化；改革開放以后，經歷了城鄉互通、城鄉統籌、城鄉一體不斷推進，但現階段的中國城鎮化，卻仍沒有解決好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城鎮化仍存在扭曲和偏差問題。
現階段的中國城鎮化“高估”與“低估”問題并存，存在比較嚴重的偏差。一方面是大量的進城農民沒能實現市民化，但都被統計為城鎮化人口，同時，中小規模城市的城鎮化發展明顯滯后，城鎮化整體水平存在高估現象；另一方面，不少農村戶籍的人口已經擺脫了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在一些非城鎮的新社區、甚至城市居住，但他們并沒有，也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進而這一群體沒能反映到城鎮化率的計算中。
當前中國城鎮化的偏差，主要表現為進城農民的非市民化。具體說來是體現為三個方面的偏差或滯后：一是農民身份的轉化滯后于職業的轉化；二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滯后于城鎮空間的擴展；三是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化滯后于農村土地的非農化。其后果會是城鄉差距與地區差距的擴大，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的加劇。
2.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意義
近期，中央多次提出要以縣城為重要載體推進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這既是扭轉中國城鎮化偏差的重要措施，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調整。加快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既有助于解決好中國城鎮化的滯后問題，又有助于優化中國城鎮化的空間格局，推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一，盡管從總體看，相對于工業化的發展，我國城鎮化處在滯后狀態，但這種滯后主要不是大城市，而是中小城市。把包括縣城在內的中小城市作為現階段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不僅有助于真正改變我國城鎮化滯后的局面，而且有助于發揮縣域經濟有效銜接大城市的作用，同時帶動鄉村振興，從而推動城鄉融合的實質性進展。
第二，把縣城等中小城市作為現階段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有助于進一步推進農村勞動力的就地就近非農化和城鎮化，降低進城農民市民化成本，加快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
第三，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有助于優化城鄉要素空間配置，推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相協調，使公共服務有效覆蓋鄉村，緩解不平衡發展結構性矛盾，更好發揮農業農村對國民經濟“壓艙石”“基本盤”“蓄水池”的功能，牢牢守住國家發展底線，實施好“雙循環”戰略，不斷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提高應對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的能力。
3.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城鎮化的關鍵
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應把握以下五個關鍵點：
一是加快推進縣域層面城鄉一體化制度改革，破解因公共保障制度和產權制度滯后而引致的縣域城鄉要素流動障礙。
二是加快落實國家相關產業布局和公共體系向縣域下沉政策，同時推進大中城市要素（人才、資本、技術）向縣域流動與集聚。
三是加快縣域整體規劃，推進縣域土地全域整治，優化縣城帶動鄉村發展的空間布局；發揮數字化、網絡化功能，實現鄉村群與城鎮群的有機銜接。
四是加快實施鄉村建設行動計劃和鄉村人居環境提升五年計劃。既立足建設項目的普惠性、基礎性和兜底性，又兼顧發展性、功能性和持續性。加速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城鄉融合和效率提升，使鄉村真正成為城鄉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所在地。
五是深化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改革。在“三權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推進農村公共保障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的聯動改革、“三塊地”“三變”“三掛鉤”聯動改革；探求農民發展權與保障權相分離、身份權向契約權轉變、物權向股權轉變的路徑，以實現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又實現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的雙重目標。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浙江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一級教授；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大新型城鎮化智庫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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