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堅持人民至上，從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出發，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要求“樹立大食物觀”“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大食物觀為糧食安全賦予了新的內涵，對農業食物系統（以下簡稱農食系統）轉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樹立大食物觀已經成為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全面認識和深刻理解大食物觀為什么提出、內涵是什么、有什么新要求、如何踐行，對于新形勢下保障我國糧食安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助力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食系統面臨的新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保障糧食安全和提高全民營養方面取得卓越成績，到2021年年底糧食生產實現“十八連豐”，口糧絕對安全。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我國營養不足發生率顯著降低，膳食能量供應不足問題已得到根本性改善（中國營養學會，2021），居民膳食消費結構由“糧菜型”向“糧肉菜果”多元型食物需求轉變。
農食系統是提供居民食物與營養供應，滿足食物消費和營養健康需求的保障，也是實現國民營養、糧食安全、環境生態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Fan et al.，2021；FAO et al.，2021；周應恒等，2022），其涵蓋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和食品工業的食物生產、儲藏、運輸、加工、銷售和消費環節及所有的參與者及其相互關聯作用，以及所嵌入的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等，2022）。然而當前，我國農食系統正面臨膳食結構不合理、資源趨緊和環境退化、國際環境不穩定等多重風險挑戰。第一，居民面臨膳食不平衡的問題，微量營養素不足和超重肥胖同時存在。中國居民食用油和鹽攝入量偏高，而全谷物、深色蔬菜、水果、奶類、魚蝦類和大豆類攝入普遍不足（中國營養學會，2021）。我國成年人超重肥胖率超過50%，6-17歲、6歲以下兒童超重肥胖率分別達到19%和10.4%（國家衛生健康委疾病預防控制局，2020）。2017年中國有310萬人的死亡與糖尿病和心臟病等飲食相關疾病有關（中國營養學會，2021）。第二，資源環境方面，高投入驅動的農業與食物生產、流通（儲藏、加工、運輸）、消費方式的環境代價高昂、不可持續。我國生態環境本底脆弱，局部區域生態系統質量不高、穩定性弱等問題突出，農業生產或其他活動擠占和破壞重要生態系統和重要生態空間問題仍時有發生，生態安全形勢依然嚴峻。全球變暖、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頻發（Rosenzweig et al.，2020），影響農業生產，2008-2018年中國農業受氣候災害影響遭受的損失累計達976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農業累計損失總量的55%（FAO，2021）。第三，國際環境方面，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聯系越來越緊密，但復雜的國際形勢和突發事件加劇了貿易和投資風險。我國大宗農產品進口依賴度不斷提高。2021年，包括大豆在內的糧食進口量達到16454萬噸，相當于當年國內糧食總產量的24%。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全球疫情、氣候變化和地區沖突，給全球糧食市場帶來劇烈沖擊，也增加了我國食物安全面臨的外部風險（程國強、朱滿德，2020）。
因此，在新時期多重風險挑戰下，保障糧食安全要求關注重點從糧食生產拓展到食物全產業鏈，推動建設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從側重數量向注重食物“數量、結構、質量”多重目標拓展，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
二、大食物觀的科學內涵
大食物觀是新時期我國糧食安全觀的發展，是為了全面應對未來食物安全風險挑戰，保障多元化食物供給安全。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在中央層面正式提出“樹立大農業、大食物觀念”。2016年“樹立大食物觀，面向整個國土資源，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滿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2017年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樣化了，這就要求我們轉變觀念，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2022年，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習近平總書記對大食物觀進行了詳細闡述，指出“要樹立大食物觀，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缺了哪樣也不行。”保障未來食物安全，不只是重大的民生問題，還是重要的國家戰略。在此背景下，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樹立大食物觀”，“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確保糧食等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新形勢下，大食物觀為糧食安全賦予了新內涵，也為建立可持續的食物安全保障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大食物觀體現了國家農業發展目標從側重糧食安全向糧食安全、營養健康、雙碳目標、韌性及共同富裕多元目標的轉變。大食物觀的新內涵體現在：一是對象從“糧食”拓展到“食物”。食物不僅包括小麥、稻米和玉米等谷物，而且包括雜糧和薯類，同時蔬菜、水果、肉類、禽蛋、牛奶、水產品等也非常重要。大食物觀不僅僅關注的食物范圍擴大，而且注重各食物品類的內在結構。二是生產資源從耕地拓展到全方位、多途徑的食物資源。嚴守耕地紅線，建設高標準農田，同時科學綜合利用草原、山林、湖泊、海洋等自然資源和食物工業等，并運用技術和創新手段，不斷拓展多元化食物來源。大食物觀不僅關注生產資源的食物供給水平，而且強調以綠色低碳的可持續方式利用生產資源。三是關注領域從側重生產環節到“科研－投入－生產－流通－消費”全產業鏈食物安全。不僅關注農業作物種植和畜禽養殖，同時以食物產業鏈為載體向前拓展到動植物種質研發和要素投入，向后延伸到食物流通（儲藏、運輸、加工）和消費。從“供給導向”到“需求導向”，打通食物全產業鏈。
與此同時，我國大食物觀為共同推動全球農食系統轉型，更好保障全球食物和營養安全提供了中國思路。近年來，國際上也關注到保障多維度的食物安全亟需系統性方法。2021年，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提出食物系統轉型目標：確保所有人都能得到安全而有營養的食物、可持續消費模式、促進對自然有積極影響的生產、促進公平生計、培養抵抗脆弱性、沖擊和壓力的韌性這五個行動軌道（樊勝根等，2022b）。大食物觀下，我國糧食安全內涵向多維度“食物安全”拓展，緊密契合我國新時期國情、農情、食情和國家多元發展目標，同時也體現了我國食物與營養安全理念從系統性視角的不斷深入。
三、大食物觀對農食系統提出新要求
實現“大食物觀”引領下的食物安全“多維目標”需要系統性視角，而農食系統轉型是新發展階段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徑和迫切需求。因此，應對營養健康、資源環境挑戰以及國際市場多重風險，要求我們要樹立大食物觀，農食系統要向著高產高效、營養健康、綠色低碳、共同富裕和有韌性轉型（Fan et al.，2021）。
第一，農食系統向高產高效轉型有助于保障食物的有效供應。一方面，在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的基礎上，“藏糧于地”確保口糧安全是實現食物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石，而食品產業鏈生產效率的提升能夠有效實現提高多元化食物的供給數量。另一方面，從全鏈條角度發力，深入推進產運儲加銷全鏈條節糧減損，可為提高食物安全，減少資源浪費做出貢獻。研究表明，我國27%的食物在農場到餐桌的過程中被損失或浪費，與之相關的土地、水、碳、氮、磷足跡類似于一個中型國家的排放量水平（Xue et al.，2021）。目前我國在儲藏、運輸和加工等產后環節的糧食損失每年達到700億斤以上（蔣和平，2015），產后環節的糧食損失量驚人，減少食物的損失與浪費等于建設無形良田（譚斌，2021）。
第二，以營養為導向的農食系統轉型有利于提高健康營養食物的可獲得性與可利用性。食物全產業鏈、食物系統參與者以及政策環境向營養導向轉型是實現“全民健康”目標的重要抓手（陳志鋼等，2019）。其一，食物供給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糧食的概念拓展為以主糧為底線，包含蔬菜、水果、肉、蛋、奶等營養導向的食物；其二，全產業鏈（農業生產、加工、運輸、銷售、消費）轉型，可促進產業加工、儲藏、運輸技術革新，提高健康營養食物的可食化利用率；其三，促進居民膳食模式向健康轉型，可有助于進一步改善居民營養狀況并降低與飲食相關的非傳染性疾病患病風險。
第三，農食系統的可持續綠色轉型有助于兼顧長遠利益，確保當代人的食物消費不會損害未來的食物供給能力。集約化的農業生產方式雖然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化肥、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合成物的過度施用造成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制約我國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部分地區不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方式造成農牧生態系統失衡和退化，正威脅著農業生產，導致食物供給壓力不斷加大。數據顯示，我國農田土壤污染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不足5%上升至2014年的19.4%（陳印軍等，2014）。2018年我國農業食物系統的溫室氣體排放達6.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食品加工業是農業食物系統能源活動中最主要排放來源（張向陽等，2022）。在資源環境約束下，如何實現既提高農業生產又能保障居民營養健康的雙重目標，是農食系統轉型的關鍵問題（司偉等，2020；Fan et al.，2021；黃季焜，2021）。
第四，推動農食系統向更有韌性轉型，有助于提高系統抵抗脆弱性、沖擊和壓力能力，確保我國多元化食物供應鏈穩定安全。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全球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貿易摩擦和區域戰爭等多重風險疊加，國際糧食市場供給壓力和不確定性劇增，我國食物安全受到多方面的沖擊與挑戰。通過完善我國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監測預警體系，推動糧食供應鏈技術、制度、政策創新，強化國內國際雙循環，積極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等方式可提升我國農食系統韌性，可以應對國際局勢變化以及多重風險疊加所帶來的農產品貿易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朱晶等，2021；李先德等，2022；王晶晶等，2022）。
第五，提高農食系統的包容性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和共同富裕，實現人人都能享有營養而又安全的食物目標。農食系統是小農、涉農中小企業、小餐飲從業者等群體的生計基礎（樊勝根等，2022a）。應擴大社會保障機制，探索建立城鄉互融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脆弱人群尤其是小農的健康、營養和教育水平。女性是家庭食物選擇的把關者，為婦女賦權、改善其營養和健康、給予欠發達地區婦女現金補貼以及營養教育方案培訓，能夠有效改善家庭飲食多樣性、減少兒童營養不良現象的發生。
四、踐行大食物觀，轉型農食系統
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并踐行大食物觀，應有效發掘農食系統中自然資源和參與者的作用，以營養、高效、可持續、韌性為轉型目標，從更廣的維度提升食物保障能力，全面保障國民營養與食物安全。農食系統可持續性轉型是踐行大食物觀，實現食物安全多維目標的必要手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資源稟賦和技術創新為基礎，拓展食物來源
大食物觀下的食物供給，要向森林、江河湖海、生物資源要食物，也要向食品科學技術要食物。其一，以營養為導向的食物供應應充分考慮到不同地區資源和勞動力稟賦，發揮不同地區優勢，在保證主糧安全的前提下，提升雜糧和豆類的生產，發展林下食物生產，擴大海洋可持續性養殖。其二，加強未來食物（如大豆蛋白、人造肉、微藻、菌體蛋白等）的科研投資，促進其產業鏈發展。
（二）加強農業科技及支持政策創新，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給
農業科技及支持政策向營養、可持續方向調整，可為食品產業鏈轉型提供市場和政策激勵，有助于保障多元化食物供給數量。一要加強農業科技創新，統籌配置農業科研投資，支持涉農企業提升技術研發能力，聚焦全產業鏈“卡脖子”問題，提高食物產業鏈效率。二要將政策支持從農業生產環節向全產業鏈延伸，形成包括價格支持、農業投入、直接補貼、災害救助、金融保險等在內的政策體系，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給水平。三要推動食物供應鏈各部門共同參與構建以食品安全為基礎、以營養為導向的食品價值鏈。鼓勵產業加工技術革新、加工企業將食物營養納入預期目標，并引導食物供應鏈參與者（例如小農、私營企業、加工商、中間商）共同參與決策咨詢活動。
（三）引導消費者行為轉型，優化食物消費結構
應進一步推動國民膳食結構從“有的吃，吃得飽”向“吃得豐富且平衡，吃出健康”轉變，引導居民膳食結構向健康可持續膳食轉型。一方面，通過公眾教育、普及健康膳食知識等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養，引導消費者優化膳食結構。此外，應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區域性的、適應當地膳食文化的健康可持續推薦膳食模式，以引導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居民因地制宜轉型食物消費結構。另一方面，應強化消費者責任，調動消費者參與碳中和行動，進一步倡導節約習慣，鼓勵居民科學轉向健康可持續的膳食結構，引導居民減少食物浪費。
（四）加強糧食安全風險防范，強化食物供應鏈韌性
應進一步加強食物供應鏈的監測預警體系和機構協調能力，保障國內食物供給穩定性。一要建立健全食物全產業鏈的宏觀調控、風險監測和應急預案體系，以提高對自然災害的預警能力與食物供應鏈的應急管理能力。二要提高和完善重要農產品的儲備體系，加強食物購銷及食物庫存動態監管，以保障風險沖擊下重要農產品的供給。三要加強保險制度建設，為農業災害保險和再保險系統提供補貼和支持，進一步增強系統穩定性，提升多重風險下多元化食物的供給能力。
（五）統籌國內外資源，提高國際農產品貿易韌性
要夯實糧食安全根基，保障“大食物安全”，必須進一步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一要加強國際農產品市場監測與預警體系，及時跟蹤大宗農產品的國際市場供需和貿易動態，以應對國際農產品市場波動。二要完善全球農業食品供應鏈管理，采取農產品進口多源化策略，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暢通，以降低農產品貿易風險。三要積極參與全球糧農治理，提高農業貿易開放與糧食安全互信，提高對國際農產品的控制權與話語權，加強食物系統防災減災和應對突發事件的全球和地區合作。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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