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品生產到社會福利的發展模式轉換
摘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能夠服務、豐富和創新中國式現代化。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農業發展理論，其核心線索是謀求農業農村的要素貢獻與食物供給，強調農業改造、生產發展以及要素的配置效率，但普遍忽視了由農耕文明、村落文化所承載的人文福利，忽視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及其相關聯的生態福利。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嚴酷的人地關系、優良的農耕文化與豐富的生態資源決定了中國式“農業強國”的目標，必須是安全最大化基礎上的福利最大化。因此，中國式“農業強國”需以物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從產品生產過渡到社會福利，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協調中，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中，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與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關鍵詞：產品生產;社會福利;農業強國
農業是立國之基、強國之本。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深刻闡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農業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巨大的人口規模決定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基調與核心，必須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所以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這既是針對目前我國農業大而不強的客觀實際提出的重大任務，也是針對現代化強國不能有明顯短板與弱項而作出的重大部署。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2。在已經走過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農村發生了歷史性巨變，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關鍵性支撐作用。經過不懈的努力，我國的農業基礎設施明顯改善，自育糧食品種及其適應性不斷拓展，農業社會化組織逐步發展壯大。截止2021年我國糧食產量連續7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83.5公斤，遠高于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中國用約占世界9%的耕地，生產了占全球近25%的糧食，養活占世界約20%的人口，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這一世界農業經濟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跡，有力回擊了一度甚囂的“誰來養活中國”的質疑3。
但必須深刻認識到，在保障巨大規模人口的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同時，我國特有的農耕文化所承載的人文精神與生態理念并未獲得充分的關注與拓展。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必須充分挖掘豐厚的農耕文明基因、精深的生態哲學智慧與優秀的鄉村文化積累，不斷釋放個人修養、美學欣賞、人文關懷、社會規范的時代價值，促進鄉村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相協調，讓中華農耕文明的歷史根脈成為支撐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寶貴資源財富與社會福利源泉，以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服務、豐富、創新中國式現代化。
一、農業與經濟增長：主流理論的偏差
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是一個老生常談而又常論常新的重要話題，不僅是經濟學家長期研究的核心對象，也是各個國家和經濟體所關注的重點內容。主流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討論主要涉及兩種相互聯系的定義：一是一個經濟體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的持續增長（總產出持續增長）；二是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產出（人均實際產出持續增加）。由此，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重點是：聚焦于國家經濟的增長與社會生產結構的現代化，發掘經濟增長的內在規律性和發展周期性，探索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和動力機制，謀求物質匱乏的最小化和經濟財富的最大化。
長期以來，由于傳統農業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且維持著勞動密集的低效率的傳統生產模式，所以主流經濟學往往視傳統農業為低效率的典型形態。上世紀50年代，否定農業增長貢獻而推崇通過國家工業化建設以實現經濟飛躍一度成為經濟學主流思潮，隨即誘導了諸多發展中國家走上了優先工業化、忽視甚至損害農業的發展道路。然而，基本的發展事實卻是，別說工業發展與經濟起飛的實績遠未達到預期，普遍呈現的是這些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國民基本的食物供給也缺乏安全保障（苗潔、吳海峰，2012）。
由此，“農業不能成為經濟增長源泉”的觀點遭到強烈的學界質疑，進而主張改造傳統農業以形成可支持經濟增長的現代“效率農業”。其中，劉易斯（Lewis,1954）的二元結構理論認為，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維持生計的部門”中的勞動力參與到以現代工業為主的“資本主義部門”中就業，隨著農業的勞動力成本的相對提高，農業會自發出現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式的誘致性技術進步，并進一步強化農業生產能力。然而，劉易斯模型將農業視為附屬部門，農業的增長與進步內生于城市部門的發展。費景漢、拉尼斯（1964）所修正的劉易斯模型雖然極為重視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勞動率提高的目的在于節約農業勞動力并強化其轉向城市的“推力”，這依然是農業附屬于城市部門的劉易斯范式的邏輯延續，農業不可避免成為了赫希曼（1992）“不平衡增長”理論中所提及的次要部門。關于改造傳統農業的過程，舒爾茨（1987）駁斥了劉易斯的“零值農業勞動學說”，并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在于引進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雜交種子、機械這些物的要素和具有現代科學知識、能運用新生產要素的人），農業才可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與舒爾茨類似，庫茨涅茨（Kuznets,1966）也認同農業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其核心關注點依然是動員農業資源所支持的工業化。顯然，支持農業發展、改造傳統農業的理論指向實際上僅僅是關注于農業的工具性價值。不可否認的是，誘導現代農業卷入工業化發展進程的理論實踐確實也帶來了農業生產的進步，但農業僅作為經濟增長函數中或輕或重的一個變量，掩蓋了農業內生的多功能性和多維價值屬性。
主流經濟學的價值判斷是以效率實現和經濟增長為核心標準。其中，經濟利益對個人活動具有決定性支配作用，“利益最大化”成為個人的目標函數，文化、生態、道德倫理等非經濟因素被排除在外。經濟學范式中人與人的關系更多地讓位于物與物的關系，謀求生產要素充分貢獻與物品有效供給，強調生產發展及其對資源稟賦等自然力的“物盡其用”成為“物本化”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如薩伊（2009）所言，作為資本的機器以及科學對于財富增長的作用，正是促使自然力為人類服務以增加產品種類和數量，從而獲得財富積累的真正原因。由此，主流經濟學存在著重要的理論偏差：一是片面強調經濟學工具理性而摒棄人文精神，以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自由競爭機制來保障效率和增長（張川川、李濤，2015）。但人類社會本質上并非“物本化”社會，而是有機的、歷史的和具有人文屬性的“人本化”社會，內含著關懷、尊嚴、人生追求和價值實現，以及對人類傳統文化、生存智慧的珍視，對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二是功利性地謀求經濟增長，缺乏對生態資源、環境價值、自然資本及其價值屬性的關注，誘發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生態失衡，“生態赤字”問題愈發嚴峻（朱成全、羅影，2013）；三是“效率至上論”扭曲了人類的經濟理性，摒棄了人類的社會理性和生態理性，忽視了人們的效用函數在本質上是福利最大化基本邏輯。早在1991年羅納德?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他就深刻地指出：“經濟科學從人類創造財富的道德科學變為資源配置中的冷酷邏輯，人性的深度和豐富度是最顯著的代價?，F代經濟學不再是研究人類的學科，已經失去了根基，偏離了經濟現狀。因此，盡管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危急時刻人們迫切需要經濟學家們的忠告，而他們卻很難說出多少連貫且有見地的話?！?
同樣，以農業效率增長為導向、以產品生產為核心的農業經濟理論傳統也存在著重要缺陷。第一，小農理性（經濟人屬性）以及對市場的敏感性雖被一些學者強調（舒爾茨，1987;Popkin,1979），但事實上農民出于其嚴酷的生存環境，為了規避風險而遵循“安全第一”的準則，小農在多數情境下甚至沒有對于利益最大化開展計算的機會。因此，農民的經濟行為往往遵循生存倫理而非純粹的經濟理性，道義規范和公正感比個體利益的計算更為重要（斯科特，2011）。韋伯、卡爾伯（2010）也發現，對農民而言，“掙得多一些并非那么誘人”。這意味著，以理性人假設和利益最大化為標準度量農民的經濟行為必然存在較大偏誤；第二，農業的生命特性和多功能屬性決定了農民經濟社會活動的目標函數是效用最大化，而在以經濟增長、開放競爭為核心的市場機制中，農業多維的非經濟價值并不能得到充分體現。事實上，隨著財富積累和生活條件改善，社會的需求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作為對新的市場機會的響應，多元化、綠色化、健康化和精神化成為農民生產經營目標函數的重要變量。以產量與效率為導向的生產經濟學，已然無法表達生態與社會功能所決定的廣義福利經濟學（羅必良，2021）。就農業本身的生物特性和價值功能而言，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農業所提供的物質供養，綠色食品產業、觀光農業、體驗農業與休閑產業及其農業本身所蘊含的豐富、深厚的文化價值、生態價值和福利價值成為人們的核心追求。這就迫切的需要誘導農業理論的創新，實現發展思路與道路模式的轉型，構建以農業經濟功能（產品生產、物質供給）為基礎，拓展人文功能（農耕文明、文化傳承）、生態功能（環境優美、農業生產可持續、綠色生產）和福利功能（生活福利改進、幸福感提升）的基本發展格局。
二、農業現代化與農業強國：對傳統模式的反思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實現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跨越”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雖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我國的階段定位依然是農業大國，從國家農業發展史的經驗來看，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底線要求和重要依托（姜長云等，2022）。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獨特的中國國情、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歷史進程，決定了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可能也不應該照搬西方現代化那一套，而必須選擇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獨特的農耕文明和基本農情決定了農業現代化也必然是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模式的中國式農業現代化?？v觀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道路，以“地廣人稀”、“大而粗”為核心特征的美國模式和以“人多地少”的“小而精”為核心特征的日本模式最具代表性，雖然因資源稟賦、人地關系因素而存在模式差異，但“唯生產率”準則和“產品農業”屬性成為西方模式的共有特征，必須反思傳統農業現代化模式，尋找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發展路徑。
（一）農業現代化的“美國模式”
與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迥異，美國是典型的“地多人少”國家，較大規模的家庭農場成為美國農業最基本的組織形式且引領美國成為全球農業規模經營的典型代表。19世紀80年代美國男性勞動力人均耕種375畝土地，通過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以節省勞動力成為美國農業現代化模式的主導邏輯。上世紀50年代，美國已經形成機械總量大、覆蓋環節廣、專業程度高、生產能力強、自動化水平完善的農業機械化體系（張廣勝，2021）。美國農業機械化在節約勞動力的同時又進一步擴大了人均耕種面積，到1970年，美國農業機械使用是日本的45倍，男性勞動力人均耕種2475畝地。但與此同時，美國家庭農場規模不斷擴大，但數量急劇萎縮，形成了資本密集型的具備企業性質的大農場主宰的美國農業（黃宗智，2014）。家庭農場的企業化助推美國農業走上了“生產率”導向下的資本化道路。一方面，美國家庭農場已然成為市場競爭中的現代企業，遵循市場至上、效率優先、謀求收益的經濟增長邏輯，農業完全失去了除經濟屬性之外的其他功能，農業內生的人文精神、生態價值完全讓渡于經濟價值。農業經營的目的即為參與市場競爭、搶奪市場份額，完全剝離了傳統農民與土地之間的感情關聯；另一方面，從農業企業化的發展結果看，美國農業的發展并未惠及廣大農民。斯蒂格利茨（Stiglitz and Bilmes,2012）曾提出重要警示：美國現代農業的生產增長和效率實現正在“摧毀”傳統農民的就業機會和家庭生計，企業型大農場的“生產率”導向誘發農業產出增長快于需求增長，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收入驟減并進一步導致信貸違約與需求降低，農民成為農業現代化的最大犧牲品。顯然，美國資本化的農業發展模式僅僅是將農業嵌入工業化的發展邏輯之中，嚴重忽視了農業的非經濟功能和廣大農民的整體福利。
除了機械化，旨在強化地力、提高產量的化學化過程也是美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典型特征。二戰后，為提高農業產出水平，美國農業化肥農藥使用量劇增且大量使用土壤改良劑以調節土壤酸堿度，走上了以化學要素、生物技術“征服”自然和改造農業的實踐道路，與此同時付出了地下水污染、水土流失、土質退化等不可持續的代價，不僅導致了農業效益遞減問題，同時誘發了嚴重的農業生態惡化格局6。實際上，美國農業現代化具有投入大、消耗高、污染強的特點。從投入到產出再到加工、儲運、銷售，全過程需要礦石能源（石油）支撐，農業現代化的美國模式實際上是典型的“產品農業”、“效率農業”和“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嚴重違背了自然再生產、生態福利化的農業本質。
（二）農業現代化的“日本模式”
日本農業的資源稟賦條件與中國有一定的相似性，人多地少、人地關系緊張、農業資源極度匱乏。日本耕地總面積僅有0.6億畝，人均耕地占有量僅有0.45畝。由此，日本農業選擇了“土地節約型”發展模式。
相比于工業生產，農業更嚴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資源稟賦的制約，即使極度開發自然空間，但基本不可能如同工業那樣大幅突破自然條件的制約。但事實卻是，日本遵循經濟增長的經濟信念，不加區別地將“無機能源”機器時代的經濟學理論移植于農業，普遍將農業作為機器時代的“產業”來理解和判斷，片面斷定農業產業可如同工業世界一樣能夠無限度的大規模擴增產量（黃宗智，2014）。遵循著這一理念，日本以農業生產率提高和作物產量增長為目標，極力推進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化肥化、良種化布局，強化農業生產的裝備水平，依靠先進的農業技術和大量的資本投入來提高有限資源的使用效率，以期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到上世紀70年代，日本逐步實施農田從灌溉和排水為主的配套設施綜合改良，到農田平整、土壤改造再到機械化的快速推進（韓楊等，2022）。水稻在內的農業機械化程度達到90%以上，以機械化為中心的水利、良種和栽培技術達到較高水平。稻谷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近兩倍，農戶家庭收入與城鎮職工家庭收入基本持平。日本學者柏佑賢對這一時期的農業發展做出定義：“栽培”、飼養具備有機生命的作物和家畜，以此實現更高經濟價值的人類勞作，是帶有目的性的營生。其本質是片面追逐農業的生產特性和經濟價值（祖田修，2003）。
經濟史學家瑞格里（Wrigley,1990）將農業定義為一種依靠“有機能源”的生產，區別于“無機礦物能源”維持的現代工業，土地面臨著人地比例的最大極限約束，農業的生產率終究會達到最大臨界值。也正因此，雖然日本農業現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資源稟賦的局限使得即使勞動力配備更為豐厚的現代力量，依然無法再提高勞動生產率，日本出現了糧食和食品的自給率不斷下降、財政補貼負擔過重的系列問題。但日本“工業化農業”的發展思路依然在干擾農業政令決策，特別是政府“唯GDP”和“唯生產率”導向誘發的對農業過度干預問題，逐步形成了“農本主義”、“計劃調控”、“農業政治”糅合的“泛農本主義”，并進一步導致日本長期陷入農業農村現代化不斷推進但農業農村活力卻不斷下降的“悖論”之中（陳明，2022）。因此，在戰后經濟發展中，盡管日本的農民和農村實現了整體脫貧，也基本消除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但日本農村和農民的脫貧卻是與日本農業的持續衰退和萎縮同步推進的，這成為了戰后日本經濟發展中的獨特景觀（韓朝華，2021）。1985-2015年的數據表明，日本食物能量的自給率從53%下降到39%，飼料自給率不足25%，農業總產值下降了30%，農業收入下降了至少40%，撂荒的耕地已經達到總耕地面積的10%以上，農業從業者的平均年齡從59歲增加到66歲（2020年65歲以上的個體農業經營者已增加到69.6%）7。
（三）簡要的評論
美國和日本的農業現代化模式代表了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兩種典型道路?？偟膩砜?，兩種模式雖各有不同，但卻存續著共性特征：以“生產率”為導向，通過機械化、化學化和生物技術以改造農業，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產品化”、“工業化”和“商業化”。其農業現代化的本質是農業產品生產的現代化。第一，農業成為工業化產業，但農業本身的稟賦約束和生命特征決定了工業化改造和單位面積的資本投入必將在“地力”的邊界值面臨著邊際增長率遞減的困局；第二，工業化改造農業生產也將帶來能源的消耗和農業資源的破壞。美國著名醫生卡奈爾早就提出了重要警醒：“食物雖保持原有的外形，但大量的生產導致營養成分大不如前，品質發生改變；化學元素雖可暫時提高作物產量，但卻無法補充土壤中幾近枯竭的全部要素，食物營養價值不斷下降”8。顯然，農業功利性發展正在誘發嚴重的食物安全問題，造成人類健康的極大隱憂；第三，無論是企業化的大農場還是集約化的小農生產，美國模式和日本模式均以市場化邏輯為核心載體，成為政治利益的核心保障，而農業本身承載的文化特質、社會福利在市場化過程中被普遍漠視。
三、中國特色的農業強國：重構發展理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了質的飛躍。從農業發展的基本形勢來看，我國已經奠定了從農業大國轉向農業強國的發展根基。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農業強國”寫進黨代會報告，為中國“大國強農”建設做出了前瞻性、開創性、戰略性的理念創新和實踐布局，“描繪”出農業強國的發展藍圖。建設中國特色的“農業強國”，必須吸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經驗教訓，立足我國厚重的農業發展歷史和獨特的農耕文化，基于國情、尊重農情，探索新時代中國特色農業與鄉村發展的新理論，重構發展理念，走中國式農業強國之路。
（一）理解農業的本質：從產品農業到生命農業
人的食物主要靠植物提供，無論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的美洲，還是非洲以及亞洲文明均是如此，而且人口的增加與聚集也與農業發展密切相關，不僅因為農業提供的熱量遠遠勝于畜牧業，農業養活的人數也要比畜牧業多10到20倍（布羅代爾，1992）。孟德斯鳩在談論稻米時候也說到：“土地為人的生存所服務”9。農業的基本屬性是通過提供食物以滿足人類的果腹要求和生存需要，因此，每當人口增長超過一定水平時，人類就勢必更多地依賴農業，形成農業對人類的哺育和供養關系。但是，隨著工業化急速擴張，人口及產業向大城市的集中，人們不再滿足農業的自然供養，并期望農業可以做出滿足“生存水準之上”的經濟貢獻，由此逐步演變為人類以工業化的方式“馴化”、“改造”、“征服”自然界以實現“產出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農業的工業化”。一方面，這是人類解決物質匱乏、提升供給效率以謀求生存的被迫選擇；另一方面，這也是追求經濟增長、財富積累的人類工業化思維向農業領域的“入侵”和“榨取”。正如Bray(1986）所說，西方社會科學發展出來的“理性”或者“經濟人”的經濟行為模式，顯然不能夠理解“低效”的稻作農業。由此導致的是，農業成為供養人類生存的“產品農業”和支持人類發展的“效率農業”。
著名的環保行動者溫德爾·貝瑞（Berry,1986）曾警示道：“無論生活多么都市化，但人類的軀體必須依賴農業且最終回歸土地，農業與人類血肉相連，以生命資源為生存的代價是自我毀滅”。如果說，開發農業的供養價值是人類維系生存的策略選擇，那么，在滿足農業產品供給目標和人類物質需要后，依然延續“效率農業”的增長目標無疑是對人類生存源泉的褻瀆和對人類生命價值的傷害?！稗r業的工業化”所帶來的機械化、化學化，誘發了“生產增長—消費增長—廢棄增長”的惡性循環，以及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加之工業化模式的流水線以及現代都市的過度密集所導致的焦慮和孤獨，誘致人們開始關注農業的生態功能與社會功能（羅必良，2021）。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后工業時代人們對農業的需求正在發生本質性轉變，“產品農業”、“效率農業”不僅違背自然發展規律，而且與人類需求和人性本質相背離。農業具有涵養水源、凈化大氣、增添自然景觀等生態價值，也具有承載文明、傳承文化的社會價值，農業生產的正外部性催生出農業的本質，即從以產品供給、效率增長為核心的“生產的農業”向以追求生態環境價值和生活價值的“生命的農業”的轉變。由“生產的農業”到“生命的農業”是一種質的轉換，農業的功能也實現從經濟功能向生態功能、社會功能的拓展，謀求農業經濟價值的色彩逐步消退，而凸顯了對生態環境價值和生活價值的追求（祖田修，2003）。
（二）大國農業的核心：從競爭、安全到福利觀
在謀求產品供給、經濟增長的市場化邏輯中，農業僅被保留了其經濟屬性而與工業一同成為市場競爭的重要參與主體。尤其是在國際自由貿易格局中，農業競爭的策略遵循著“優勝劣汰”的達爾文主義與通過產品競爭搶占市場份額的交易秩序。傳統農業競爭力的定位側重于通過農產品國際貿易來保持貿易順差或者平衡，所以往往強調采用低成本與差異化策略獲取競爭優勢，其核心是追求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和貿易收益的最大化。顯然，依此邏輯，以謀求增長、強化競爭力為核心線索的大國農業，無疑會面臨兩方面的重要挑戰。
第一，經濟世界中總是機遇和挑戰并存，競爭格局中的“收益最大化”往往與風險系數密切關聯。這意味著，在不確定性情境下，尤其是面臨著國家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農業政策的競爭取向將嚴重動搖國之根基。因此，大國農業的核心要義在于握緊“飯碗”、保障安全。特別是地緣政治格局、國際政治摩擦加劇、重大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頻發的新常態中，交通阻隔、經濟封鎖與貿易鏈斷裂，不僅會使農業的“兩種資源”難以得到有效配置，“兩個市場”也無法得到有效對接，結構性短缺無疑會成為國家農業安全的重大隱患。顯然，大國農業的發展格局不在于如何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而在于如何提高國家整體的防御力；不在于如何謀求某個時期或階段的可贏利性，而是要如何保障自身能力建設的長期可持續；不在于如何獲得“收益最大化”，而是追求“風險最小化”與“安全最大化”，提升國家農業安全的保障能力。
第二，以“收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競爭觀往往會忽視公平與和諧。美國是世界上名副其實的經濟強國、農業強國，是世界上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大國，但卻也是典型的饑餓大國。現階段，美國“食物無保障”的人數高達五千萬以上。農業的過度資本化、企業化使得“資本家倒牛奶”的狀況不斷發生，食物公平問題不能得以有效解決。農業生產率提高、市場競爭力增強的市場化邏輯，不僅扭曲了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系紐帶，利潤最大化的叢林法則及其過度市場化，顯著造成了社會的分化與撕裂，而且也扭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聯紐帶，從而使人類失去了與農業自然資源互動中可以獲得的美麗生態欣賞的生態福利和生活愉悅、敬畏自然、感知文化、傳承文明的社會福利。農業隱含的福利功能不斷式微。
中國是農業大國，更是人口大國，面對自然、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的巨大不確定性，必須堅守“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農業安全底線。中國農業競爭戰略思維需要從低成本策略轉向低風險策略，不是單從經濟成本考慮貿易贏利性，而是從政治成本來考慮國家風險性。同時，也需要從差異化策略轉向完備化策略，不是單從比較優勢考慮國際分工，而是從供應鏈斷裂來考慮國內供給的產業完整性。應該強調，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人們生活幸福程度的衡量標準并不只是物質財富的多少，也需要充分考慮人們對生活信念、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環境中的對比感受等其他因素。因此，農業的多樣化功能在社會轉型發展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羅必良，2021）。注重構建農業發展的公平享益格局，重視農業康養價值與人文價值的提升，開發功能型產品以及多元服務形態。從“生產農業”回歸“生命農業”，從“產品農業”回歸“情感農業”，重構大國農業安全觀和福利觀。
（三）中國式“農業強國”建設的新理念
中國是一個地廣人密的國家，人地關系極為緊張，人均耕地面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但中國所具有的厚重農耕文明底蘊、優良的文化基因、豐富的農業生態功能，又賦予了中國農業發展獨特的優勢和動能。所以，中國式農業強國的核心目標必須是安全最大化，在堅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底線的同時，興盛農耕文化，釋放生態紅利，從而在人與自然的和諧中，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協調中，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1. 端牢飯碗——中國式農業強國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農業強國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課題，任何時候這根弦都不能松”、“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10、“糧食多一點少一點是戰術問題，糧食安全是戰略問題”11。糧食安全即是生存安全、生命安全，“民以食為天”，“家無糧不穩，國無糧不安”。沒有糧食安全，一切生活福祉將失去存續的根基。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沒有飯吃、沒有穩定，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中國式現代化，首要目標只能是“糧食安全”“社會安定”，這是比“經濟發達”更加迫切更為本質的要求。把這個目標要求落到推進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上，就是要絕對保障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絕對保證鄉村社會和諧穩定，把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和支撐夯牢夯實（羅必良、陳良彪，2022）。因此，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在任何時期、任何發展階段都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基本底線與核心任務，也是我國“農業強國”建設的基要性評判標準。然而，需要高度重視的是，我國糧食安全問題面臨著多重的內源性和外源性挑戰。第一，耕地稟賦的剛性約束。我國人口規模已從2000年的12.67億人增至2021年的14.13億人。但耕地規模卻從第二次全國國土調查的20.31億畝降至第三次調查的19.18億畝。相應地，人均耕地面積已降至1.36畝。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格局引發的“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極為嚴峻；第二，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統籌好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一直以來都是我國保障糧食安全的應對之策。然而，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不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給我國糧食安全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美貿易摩擦、俄烏沖突等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了直接影響。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使世界各國深刻認識到農業作為基礎性產業的重要性，紛紛實施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以規避國際糧食市場波動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因此，必須清醒的認識到，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要牢牢把握“立足國內基本解決我國十四億人民吃飯問題”的戰略方針，牢牢守住國家糧食安全的堅實底線。
2. 傳承文化——中國式農業強國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農業強國
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文明大國，具有燦爛且極富價值的農耕文化，這不僅是歷史所賜予的豐厚財富，也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內在靈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12。然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建設加快，市場因素、經濟思維沖擊，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和村落文化正在與中國現代農業漸行漸遠。傳統特色民居、古樸歷史街道逐漸“消逝”，傳統耕作習俗、民歌、民藝“悄無聲息”，外部經濟因素沖擊之下出現了村落傳統價值觀的“撕裂”和現代市場價值觀的重構，傳統村社文化所蘊含的思想觀念、道德規范和行為秩序的約束力逐漸弱化。尤其是作為傳承農耕文明以及維護社會穩定基礎力量的小農戶，正在發生重要轉型?，F代經營格局下，農業商品市場的要素、產品和交易特征將小農卷入現代市場體系，小農經濟成為產品生產最大化的經濟學，鑲嵌于小農經營格局中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逐漸式微。農業是文明與文化的標志（布羅代爾，1992），提供豐富的食物產品和穩定的物質供給是農業供養人類的基礎功能性價值，其本身還承載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通過原生農藝與鄉土情境為人們提供農耕文化體驗，也包括通過景觀、休閑、觀光和養療服務為人們帶來的身心愉悅（張露、羅必良，2020）。中國鄉村要振興、農業求發展、農民謀福利，不僅要塑造農業之形，通過改善生產以實現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也要鑄造農業之魂，傳承農耕文明，挖掘厚重的農耕文化基因與優秀的鄉村文化積累，不斷釋放對個人文化修養、人文關懷、社會規范的時代價值，將文化之根鑄入農業強國道路的血脈之中（耿鵬鵬、羅必良，2022）?！拔幕衽d”是鄉村振興的題中之義，中國式農業強國“既要塑形，更要鑄魂”，強農富民之路“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腦袋”。
3. 和諧共生——中國式農業強國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業強國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13、“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生態福利與共同富裕的“生態福利觀”重大意蘊（羅必良等，2021）。人口大國的基本特征使得中國農產品供給壓力巨大。在確保糧食有效供給的任務下，以有限的耕地資源實現糧食連年增長，離不開化肥、農藥等現代農業化學要素的高密度、高強度使用。2020年《中國生態環境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農業源化學需氧量排放量1593.2萬噸，占全國廢水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的62.1%；農業源氨氮排放量為25.4萬噸，占全國氨氮排放量的25.8%；農業源總氮排放量為158.9萬噸，占全國總氮排放量的49.3%；農業源總磷排放量為24.6萬噸，占全國總磷排放量的73.2%。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污染較為嚴重，過量施用化學品和農業廢棄物引致的土地、空氣和水資源污染會直接危害生態環境，也會通過自然循環、生理攝入等多種渠道損害人類健康，而農業對水土等自然資源的高度依賴，粗放式的生產行為誘發生產成本上升和農產品質量下降，阻塞了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通道。顯然，中國農村生態環境問題面臨較大挑戰，解決生態環境保護問題面臨著艱巨的復雜形勢。我們堅決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道路。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15，彰顯了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因此，探索農業綠色化發展是推動大國強農建設的必然要求。中國式農業強國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業強國。
4. 福祉安康——中國式農業強國是福利最大化的農業強國
“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老百姓利益著想，讓老百姓幸福就是黨的事業”16，“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17，“共產黨就是追求人民的幸福，人民群眾在什么方面感覺到不幸福、不快樂、不滿意，我們就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排憂解難”18。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論斷不僅闡明了黨的事業與人民幸福的內在聯系，更是指明了經濟增長與政策努力的最終目的都在于提高人民的福利享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90—2021年，中國名義GDP增加了61倍，人均名義GDP增加了49倍，城鎮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名義可支配收入分別增加了31倍和28倍。但“世界幸福感報告”的數據顯示，同期中國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從7.3分下降到了5.34分（滿分為10分）。2010年之后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在2010～2021年對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數千名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調查表明，中國幸福感水平的排名一直在60位之后，2021年中國幸福感水平的排名位居全球84位。顯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居民幸福感的明顯改善，這意味著，中國出現了“伊斯特林悖論”。新的歷史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們生活的幸福程度的衡量標準并不僅限于物質財富的多少，生活信念、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環境中的對比感受等都是農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實現人民幸福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民人均總收入已經達到了26362.54元，但幸福感指數普遍偏低，明顯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億萬農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決定著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質量”19。在總書記的強國思想中，農民生活幸福是衡量經濟發展成效、農村發展成色的核心衡量指標。強國建設中，“三農”不掉隊，農民保幸福，共同謀發展是“大國強農”的本質要求。有必要重新審視物質最大化的發展觀，構建以福利最大化為中心，維護人民福祉安康，引領人民實現生活幸福的廣義發展觀。中國式農業強國是實現人民福祉安康，以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函數的農業強國。
四、中國式農業強國：實踐邏輯與路徑選擇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我國新時期農業農村發展的戰略重點?！按髧鴱娹r”建設不僅要實現中國農業保產、增收、高效的供給側核心目標，也要注重農業人文精神的傳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與社會福利提升。強農建設需要思路的調整與轉換，更需要發展路徑與策略的合理選擇。一個可行的實踐邏輯是通過樹立大食物觀以維護食物安全、大空間觀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大功能觀以實現農業生態價值、大福利觀以實現農民福利最大化，實現從產品生產走向社會福利的中國式農業強國的時代演變。
（一）樹立大食物觀，堅守糧食安全的底線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樹立大食物觀，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缺了哪樣也不行”20。隨著糧食供給保障性的提高，人們的消費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對于食物有了新的要求，不僅要求吃飽、吃好，還要求吃得健康、豐富。因此，要樹立大食物觀。第一，要持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首先，發展農業科技，強化農業生產，現階段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逾61%，而荷蘭的農業科技創新貢獻率達97%，德國、美國均超過了90%，有必要將生命科學、工程科學、信息科學等前沿科技充分運用于農業領域，加快農業科技化步伐。其次，農業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和要素采納的前提性條件。鼓勵農地流轉、連片種植、規模飼養，改善資源配置效率與規模經濟性；促進農業的“代耕”“代管”與“代營”，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迂回經濟與分工經濟；推廣標準化生產，發揮農業機械裝備的作業能力和專業化的服務效率，降低農業物化成本和生產作業成本，促進農業增產提質增效。第二，拓展食物來源。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不能單一依賴于有限的耕地來兜底我國糧食安全，必須充分拓展資源邊界，面向完整的國土資源，多層次、全領域匯聚食物資源，因地制宜，開發糧食、經濟作物、牧業、漁業和林業等多食物來源。第三，有效統籌“兩個市場”功能。協調使用市場和政府力量，增強糧食和食物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合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提升防范能力，確立響應機制，提高農業食品國際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二）樹立大空間觀，秉持城鄉融合的發展邏輯
建設農業強國并非農業、農村、農民獨立發展的實踐，必須“跳出鄉村來謀劃鄉村振興、跳出農業來謀劃農業強國”。一個重要的方向是確立大空間觀，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重心在于促進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農村集體成員身份權的封閉性與土地產權的排他性所構成的內生性制度約束，城鄉二元經濟體制與城市偏好的外生性制度障礙，一方面構成了現代要素與生產力進入農業農村的制度壁壘，另一方面也構成了村莊資源存量難以盤活與潛在動能難以激活的制度阻隔，由此城鄉融合發展陷入困局。但當前農民工流動半徑逐步縮小，就近擇業已成為新趨勢。農業勞動力非農轉移的新特征，為以縣城為載體的農村城鎮化，為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及其融合發展，為開放村莊激活潛能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新契機。因此，農業強國的大空間觀要實現如下基點：一是推進縣域城鎮化，發展縣域經濟、做大做優縣城、打造小城鎮產業集群，形成縣域（縣城）、鄉鎮（中心鎮）與村莊（中心村）的聯動融合，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交叉融合。其中，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農村城鎮化尤為必要。二是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作用，增強對鄉村的輻射帶動能力，增進農業農村發展活力。三是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加快培育區域特色產業，延伸產業鏈條，拓寬農民就業空間，鼓勵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四是通過吸納縣域內農業轉移人口緩解人地矛盾，做優做強農產品加工業和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為農業高質量發展與保障糧食安全提供支撐。
（三）樹立大功能觀，創新農業多元價值功能的拓展邏輯
農業具有多功能屬性，而在謀求經濟增長、資本積累、自然力使用的傳統農業發展理論之中，農業的功能被單一化為提供食物、工業原料，開展貿易實現經濟增長，改善就業與收入狀況，維護國家安全等經濟功能、政治功能，農業的文化、生態屬性被普遍忽視。農業的經濟功能可以滿足人類的生存與安全需要，農業非經濟功能則能夠滿足人類對文化認同與群體歸屬感、價值實現和自我認知的需求。中國的農業強國之路是實現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的轉變過程，因此要關注并滿足人的多樣化、多層次需求。農業的重要功能既包括通過原生農藝與鄉土情境為人們提供的農耕文化體驗，也包括通過景觀、休閑、觀光和養療服務為人們帶來的身心愉悅，既包括為社會做出的食物產品貢獻，也包括減少有毒有害要素使用和污染物排放做出的生態福利貢獻。由此，大國強農建設要從經濟增長的效率性演化為功能拓展的穩定性。開發農業人文價值，傳承農耕文明，充分關注并挖掘、利用好農業中所蘊含的獨特農耕基因、精深的生態哲學智慧與優秀的鄉村文化積累，不斷釋放對個人修養、美學欣賞、人文關懷、社會規范的時代價值。第一，大力傳播優秀傳統道德情操，通過教育、宣傳，讓“勤儉節約、自強不息、與人為善、崇尚和美”的高尚道德情操再次深入扎根鄉土，豐富農民的精神世界，提升農民的精神風貌；第二，大力推行“孝老愛親、誠實守信、推己及人、鄰里互助”的良好行為規范，確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鄉村集體意志，為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人文基礎；第三，大力保護“豐富多彩、特色鮮明、鄉情濃郁、古色古香”的鄉土文化遺產，把鄉村文化遺產的展示體驗深度融入現實生活，讓鄉村文化遺產始終保持與時代的互動交流，讓中華農耕文明歷史根脈綿延不斷并隨時代發展進步而發展演進，成為支撐鄉村振興的寶貴資源財富（羅必良、陳良彪，2022）。
（四）樹立大福利觀，弘揚人民福祉安康的幸福邏輯
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讓億萬農民生活變得更加美好，而建設農業強國的終極目標也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并提高廣大農民的幸福指數。但經濟的增長、財富的積累絕不等同于農民的幸福感，滿足物欲、追求產出與經濟增長最大化的經濟學也僅僅是大國強農進程中的初級階段。“順天應時、約取節用、尊重自然、保護生態”的生存智慧和生態哲學，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羅必良、陳良彪，2022）。因此，必須破除“收入神話”、“經濟增長神話”，增進農民幸福感，建立廣義的文化福利觀念、生態福利觀念，弘揚旨在實現人民幸福感與福祉安康的發展邏輯。第一，在新的時代，比起金錢和物質，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充實感，并關聯著人們的價值引領和精神凝聚。重視并塑造農業的文化“靈魂”，強化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保護鄉村傳統自然和人文風貌，營造融洽和諧的農村文化氛圍，通過生動活潑的文化活動形式，實現農民精神富足，強化農民文化自信，提升鄉村廣大農民生活品味和質量。第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環境保護與生態發展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賦權、生活質量強能，更是一種包容性發展，要強調“以人為中心”的包容性發展，不能僅僅滿足于物質上的豐裕，更要謀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融合。一方面要充分發掘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當代意義，引導人民自覺遵循“保護自然就是自我保護，毀滅自然就是自我毀滅”的生態倫理。另一方面要全面推行綠色低碳生產生活方式，大力弘揚“約取節用、養育資源”的傳統生態保護理念，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動實現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切實加強環境治理和景觀保護，留住藍天白云，留住青山綠水，留住田園風光，留住鄉韻鄉情。與此同時，農業發展必須遵循自然生態循環規律，嚴守生態承載力紅線，改進生產和消費方式，提升生態保育度；必須高度重視農業農村生態環境建設，以生態宜居增進農民幸福感，賦予農民更為充分的發展權利，從而在自由、平等、和諧的生活環境中追求幸福生活，實現農民的福祉安康。
(作者羅必良系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耿鵬鵬系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經濟》202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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