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國扶貧的歷史演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按照當時的扶貧標準把貧困人口減到3000萬人左右就進展甚微，而且越扶戴貧困縣帽子的越多。十八洞村作為精準扶貧的首倡地，是中國脫貧攻堅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精準扶貧”在2013年從這里出發走向全國，歷時近七年之久，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到2020年底實現全部脫貧，全國832個貧困縣到2020年底實現全部摘帽，因此成為中國扶貧史上的偉大創舉，成為新時代中國脫貧攻堅偉大實踐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不能沒有變化”，十八洞村發生了哪些根本性的變化?
首倡之地，舉國矚目。按照當時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十八洞村的脫貧“不能搞特殊化，但不能沒有變化”。在決戰脫貧攻堅的收官后，“拉屎不生蛆”、土地貧瘠、與世隔絕、自然環境惡劣的十八洞村，到底發生了哪些根本性的變化?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由農業為主的鄉村文明不斷向以工商業為主的城市文明變遷的發展進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以鄉村血緣族親維系的生存方式不斷瓦解，既是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也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歷史進程。在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存在最突出的問題是“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城鄉發展二元性，最根本的就是傳統農業社會與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二元性。因此，“精準扶貧”帶來傳統村落的變化，并非僅僅只是財政投入帶來農民經濟狀況脫貧的變化，最根本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全方位變遷。
十八洞村最直觀的變化就是村容村貌煥然一新。沒有大拆大建，按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建設與原生態協調統一，建筑與民族特色完善結合”的建設總原則，以“修舊如舊”“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為理念，全面推進改水、改廁、改電、改路、改廚等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了水、電、路、房、通信、環境治理“六到戶”，家家通上了自來水、戶戶用上了放心電。十八洞生態停車場、十八洞生態酒店、十八洞百米游步道、古井保護與維修及核心景點梨子寨精編竹籬笆、青石古道鋪裝、民居提質改造等全面完工，升級改造了村小學和衛生室，新建了村級游客服務中心、村級電商服務站、苗寨特色產品店、村級金融服務站和村級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現代化的設施與青山環抱、古色古香的苗家木樓融為一體。2018年10月，十八洞村獲評“中國美麗休閑鄉村”。
十八洞村最實在的變化是經濟發展的獲得感。村民人均純收入從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9年的14668元，徹底告別了絕對貧困的歷史走向生活全面小康。
十八洞村最根本的變化是傳統村落的社會發展變革。生產方式的變化，過去苗寨基本以水稻、玉米、烤煙、生豬、山羊等簡單的種植業、養殖業為主，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自給自足的需要，現在新增了獼猴桃、黃桃、黃牛、茶葉、稻花魚、蜜蜂等多品種的種植養殖，生產大多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過去手工生產的傳統苗繡服裝大都是用來自己穿的，現在生產主要是為了賣給別人;過去自己生產的苗家酒都是用來自己喝的，現在成了商品，隨之而來的是飲食結構由與世隔絕的單一結構向與外界流通的多元食品結構變化。最為核心的是就業結構的變化，村民以過去務農和外出務工為主，現在旅游發展帶來了餐飲、民宿、攤販、文旅產品加工等新業態，村寨就業崗位有旅游公司的管理人員、講解員、保潔、保安，有民宿、農家樂、攤販的經營者及其廚師、服務員等，甚至有直播帶貨的網紅，不僅帶來了工資性收入結構與經營性收入結構的變化，銀行、稅務、保險、郵局等進駐十八洞村還使村民房屋出租的財產性收入大幅度增加。不僅農民由農業向非農職業不斷分化，而且越來越多的外來陌生人不斷進入這個村寨的熟人社會。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苗寨之時很多村民聽不懂普通話也不會講普通話，現在基本上都能聽懂普通話也會講普通話了。特別是縣派的扶貧工作隊進入村莊，使國家權力由皇權不下縣到人民公社時代的“政社合一”不下村、改革開放后“鄉政村治”不下村到“縣政”越過鄉鎮直達村莊的治理模式重大變化。可以說，十八洞村發生的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社會發展變革，是村寨的社會人口結構、家庭結構、人際結構、治理結構的全方位變遷。
十八洞村的現代變遷，并非是一個盆景，而是中國脫貧攻堅進程中的一道美麗風景，只要是到過脫貧地區的村莊，特別是脫貧的傳統村落，就會或多或少地感受到這種根本性的社會變遷。
二、“可復制可推廣”，十八洞村有哪些基本經驗?
只要仍處于物質和精神財富沒有極大滿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對貧困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現象就難以避免，這就需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共產黨的政黨優勢，突出超越利益群體的引領作用，把加強黨的領導貫穿脫貧攻堅的全過程，平衡國家權力相對于社會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為了打贏脫貧攻堅決戰，湖南始終堅持黨對脫貧攻堅工作的全面領導，明確省委是“總前委”、市委書記是“縱隊司令”、縣委書記是“一線總指揮”、鄉鎮黨委書記是“主攻隊長”、村支部書記是“尖刀排長”，從而全面發揮了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形成了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上下貫通、一抓到底的戰斗陣型，為脫貧攻堅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這是一條最基本的中國經驗。
按照“不栽盆景，不搭風景”的要求，十八洞村的精準扶貧樣本，探索了一條“五個結合”的精準扶貧之路：在扶貧對象識別上不搞暗箱操作，注重公開公平與群眾滿意相結合;在內生動力激發上不搞空洞說教，注重典型引路與正向激勵相結合;在發展扶貧產業上不搞大包大攬，注重統籌布局與因地制宜相結合;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不搞大拆大建，注重留住鄉愁與彰顯美麗相結合;在攻堅力量統籌上不搞孤軍奮戰，注重發揮基層黨組織堡壘作用與黨員干部先鋒作用相結合。獲得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批示肯定，被稱為可復制、可推廣的精準扶貧“湘西經驗”。
十八洞村的經驗讓人信服的地方，就是腳踏實地，以十八洞村現有的自然條件為依托，把十八洞村的內生動力調動起來。如果是把所有的房子全部大拆大建，引進一些高不可攀、高大上的產業，通過一兩年的扶貧，農民的收入翻了若干番、若干倍，就不能夠讓人信服，反而不可復制、不可推廣了。盡管發展速度較慢，和自己相比有變化，與發達地區相比的發展水平不是很高，是一個比較真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脫貧模式。
三、“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對十八洞村的這些投入多不多?
農業農村的短板決定著整個社會發展的水平，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關鍵在農業農村。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使農業農村的發展擺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從而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作為一個整體納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中，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業與鄉村長期從屬于工業與城市的現狀，實現了首先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需要到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這樣一個歷史轉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進一步明確“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以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平衡充分發展，不斷提升廣大農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農民能夠平等地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十八洞村后，在政府投入和社會投入的幫扶下，十八洞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才有了質的提升。根據調研獲得的數據，投入分為三大部分：一是政府財政投入的建設資金為4547萬元。二是社會捐贈，大約為500萬元左右。這兩部分主要用于水、電、路、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民生工程，包括先后投資200萬元對225戶農戶旱廁實行“全覆蓋”改造，投資430萬元建設污水處理系統，縣供電公司投資600萬元新架設10千伏十八洞專線。三是社會資本投入。自2014年以來，注冊了“十八洞村”這個品牌35類72個商標，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合作，包括獲得步步高集團投入山泉水廠的3000萬元，苗漢子公司投入獼猴桃產業的4000萬元，旅游公司的投入大概在40000多萬元。
那么，這些投入是多了還是少了?在習慣于工業化、城鎮化的“主流”觀點看來，肯定認為是多了，因為沒有所謂的“效率”。投入城市哪怕是空心樓、空心社區都沒有意見，而投入鄉村幫助農民一些人就有意見了嗎?直面城鄉二元結構的中國最大現實，就是隨著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農民和農村被無情甩在現代化大潮的最后面，難道不應該等一等共和國的農民兄弟?
從中國發展的現狀而言，城鄉發展最不平衡、鄉村發展最不充分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優先投入農業農村發展，以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難題，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同時，作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與政治優勢，必然要求轉化為脫貧攻堅的強大合力，形成全社會的共同行動，回報農民對中國現代化積累的長期貢獻。
四、全面小康了，十八洞村還有沒有返貧風險?
按照十八洞村第一任扶貧工作隊隊長龍秀林的說法：在湘西有一個苗寨，時刻牽掛著共和國主席的心;在湖南有一個農村，用“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的理念打造成了中國鄉村旅游最火爆的一個景點;在中國有一個貧困村，通過統一思想激發內生動力，成為中國精準扶貧的發源地，這就是火爆全國的十八洞。
可以理直氣壯地認為，十八洞村全面完成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兩不愁，三保障”脫貧攻堅任務，從根本上擺脫了貧困狀況實現全面小康了，經得起歷史考驗。但離生活富裕的差距很大，如2019年的村民人均純收入為14668元，人均每月就是1200多元。而2019年湖南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395元，201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021元。1983年鄧小平到蘇州考察提出“小康”的目標時，蘇州的人均純收入就接近800美元了。在這個時候，要準確地認識到這一點，要清醒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要繼續努力，不能驕傲，不能懈怠。
因為十八洞村脫貧還是脆弱的，“兩不愁，三保障”能夠生活下去，但生活質量不高。不只是在十八洞村，在其他脫貧村也同樣存在，一些農戶隨時都有返貧的可能性。
第一是產業風險。因為市場經濟必然有市場風險，尤其是如獼猴桃等農業產業還同時有自然風險，而目前的扶貧產業不少是外部“輸血式”，一旦各方扶持減弱，部分基礎不牢的產業可能難以為繼;一些雷同產業、過剩產品在失去對口支援后，可能出現滯銷風險。
第二是大病風險。農村醫保體系應對小病問題不大，大病是返貧的一個最可能致命的原因。
第三是就業風險。2019年十八洞村脫貧主要收入來源77.3%是靠外出務工，而當下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復雜，給依賴于外貿企業的外出務工收入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對鞏固脫貧無疑帶來不少的風險。
第四是思想上的返貧風險。有些脫貧戶日子好一點就沾沾自喜，不僅思想滑坡，而且習慣了被特殊化、“等靠要”，不愿艱苦奮斗。因此，如何全面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任重又道遠。
五、從十八洞村之變看統籌鄉村振興與貧困治理
十八洞村一小步，中華民族第一個百年夢想的一大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寄托著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也濃縮著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移的百年初心。
十八洞村是中國故事中的一個，代表了中國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村莊，見證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數億農民到底是如何實現從解決溫飽到擺脫貧困，是如何實現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見證了歷史性地解決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絕對貧困問題的偉大進程，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兌現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成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生動注腳。
講好了十八洞的故事就講好了中國的故事。十八洞村的精準扶貧模式和經驗，不僅是一曲中華民族改變命運、邁向全面小康的壯麗凱歌，更是世界反貧困領域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中國故事。
十八洞村之變是中國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畫卷的縮影，但無論是十八洞村還是千千萬萬行進在振興征程中的鄉村，前行道路仍面臨著新的風險與挑戰。黨中央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用大歷史觀來審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和三農發展突出短板，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由此進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階段。三農作為戰略后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和穩定器。只有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才能全面釋放和培育最廣大鄉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有力地激活農村在內需體系中的巨大空間，有效暢通國內大循環。然而，這個巨大空間同時也是最大的難點。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需要尋找新發展階段的現實途徑。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對擺脫貧困縣設立5年過渡期，對現有主要幫扶政策逐項分類優化調整，逐步實現由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這不僅僅是接續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更是由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戰略轉變，也就是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目標的“攻堅體制”向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為目標的“長效機制”的轉變。
扶貧工作由超常規治理向常規治理轉變。將相對貧困治理納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統籌解決，將脫貧攻堅中可推廣的創新做法納入鄉村振興戰略之中，使之普及化、常規化、制度化，將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貫穿于相對貧困的治理之中，從而形成鄉村振興與貧困治理的良性互動。這是未來一段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探索推進的戰略重點。
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由對貧困地區的特惠向城鄉融合的普惠轉變。精準扶貧使過去的貧困地區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一些非貧困農村卻還存在著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短板，這需要政府在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投入上由對貧困地區的特惠支持，轉向對所有農村的普惠支持，實現城鄉普惠共享。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結構調整向全產業鏈融合轉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一個簡單的增加特色、提高品質的問題，還包括如何與市場消費需求精準對接甚至引領市場消費需求的問題。需要在進一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實現各項改革由點到面的全覆蓋，圍繞對接市場消費需求構建起凸顯精細農業特色、實現農業全產業鏈融合的現代農業體系。
農民增收由依賴傳統路徑向激發新動能轉變。支撐農民增收的傳統動能正在走弱，如何擺脫傳統路徑依賴，激發農民增收的新動能，是農業地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推進農民富裕富足，需要從農業產業鏈價值鏈上尋找農民增收的突破口，從鄉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中探索帶動農民增收的新模式，從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找到激活農民資產的新方式，從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中拓展農民就業創業增收的新空間。
鄉村治理由注重管理服務向多元共治轉變。鄉村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鄉村利益主體多元、群眾利益訴求多樣。未來一段時期，推進農村高效能治理而實現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適應新的鄉村社會變遷形勢，按照“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的要求，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同治理的鄉村治理新格局，從而切實發揮農民主體作用。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博導；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國小村——十八洞村的社會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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