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發展觀三種理念的分析
摘 要：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現代化，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亦不同于西方農村現代化道路。基于發展觀的三種理念，本文立足于當代中國農村發展實踐，結合2006年以來18個中央“一號文件”和黨的重要報告，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進行探索。研究認為，當前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進程同時蘊含著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三種發展理念：物本主義不僅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發展的一般特征，而且在當前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表現得較為明顯；人本主義是對現代化進程中物本主義的修正，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也一直踐行著“以人為本”的宗旨；生態主義超越了西方鄉村浪漫主義，回歸農村成為農業生產和人類社會生活載體的本原。綜合來看，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三種理念在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中形成了同步推進、協調發展、和諧共生的共時性局面。與此同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新發展理念，進一步推進和拓展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不同于西方農村“單線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式農村現代化道路是一條“復線式”發展道路。
關 鍵 詞：鄉村振興；農村現代化；發展觀；物本主義；人本主義；生態主義
一、引言
在農村現代化相關研究中，“農村”不僅是“傳統”“落后”“欠發達”的代名詞，而且處于“現代”的對立面；在農村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常常與“發展”“改造”“改革”“建設”“規劃”“振興”等表述結合在一起。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農村，有“鄉村改造”“鄉村教育”“鄉村建設”等社會實踐，也有知識分子推行的“鄉村運動”“鄉村實驗”“農村試驗”等社會活動。筆者梳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后發現：20世紀80年代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有“農村改革”“農村工作”等關鍵詞語；21世紀以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先后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農業”“農業基礎建設”“統籌城鄉發展”“農業現代化建設”“鄉村振興戰略”“‘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等表述。從“農村改革”“農村工作”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再到“鄉村振興戰略”，中央政策文件中關鍵表述的變化不僅反映了中國鄉村的歷史巨變，也意味著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即將進入一個“質變”時期。
中國農村現代化起始于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運動，這在西方被稱為“左翼現代化道路”。關于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的相關成果較多，主要聚焦于農村現代化的背景、進程、內容和途徑等。這些成果有三個特點：一是多數從發展歷史和實踐角度進行階段性總結，典型的如“三步走”和“四步曲”；二是均以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指標為參照標準，例如工業化、產業化、城市（城鎮）化和科技化等；三是以農業現代化為主線，在突出現代化目標共性的同時，更強調背景、內涵和具體道路上的特殊性。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后，在中國社會科學界特別是農經界興起了對鄉村振興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研究。有研究者認為，鄉村振興是“區別于一切既有舊式現代性模式的新型現代化路徑”；有研究者在此基礎上界定了農村就地現代化道路。
上述研究為本文研究提供了三個方面的思考：一是應該立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農村發展實踐本身，并進行過程性而非標準化的分析；二是不能局限于階段性的政策文件和戰略實踐，而應先從歷史角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發展進程有一個系統性的認識；三是不能就中國農村發展實踐本身來探討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而應該在比較當代中國農村發展實踐與西方農村現代化道路的基礎上，探討并總結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
二、中國農村現代化的三種發展理念
要比較中國和西方農村現代化道路，需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一條貫穿中西方農村現代化道路的理論主線——發展觀及蘊含于其中的價值取向或理念。在這個方面，王野林梳理了發展觀的三種理念，即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認為這三種發展理念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呈現歷時態的演進過程，中間經歷了兩次轉向，最終才得以在發展理念上形成比較完整的格局。
2003年，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胡錦濤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對科學發展觀進行科學概括：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同時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這意味著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理念是人本主義，同時還蘊含了基于現代化的物本主義理念和基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態主義理念。正因如此，本文在總結西方農村現代化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于當代中國農村發展實踐，結合對2006年以來18個中央“一號文件”和黨的重大政策文件的思考，認為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蘊含著三種發展理念，即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
第一，發展意義上的物本主義。發展主義在西方的典型表現是現代化，追求的目標是物質財富的增長，推崇“以物為本”的價值取向，在發展理念上表現為“物本主義”。這不僅是現代歐美發達國家農村現代化的典型特征，也是后發國家和第三世界追求的發展目標。中國農村正在進行的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也受到了物本主義的影響；中國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主要以“項目”“工程”等方式推進，使得現階段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的“物本主義”特征較為明顯。
第二，社會主體意義上的人本主義。西方發展主義思潮主要追求經濟增長，其結果往往是發展實踐的“異化”，對農村發展而言，則是農民的“異化”。中國在農村現代化建設中不僅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切實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還要調動億萬農民的主動性，讓農民重回農村發展的主體地位和核心地位，實質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發展理念。
第三，可持續發展意義上的生態主義。西方現代化的結果是不平等的經濟關系，由此導致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對農村而言，則是一系列的“異化”——農村對城市的依賴、農業的邊緣化、城鄉關系的扭曲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等。基于此，一些發達國家（例如西歐和北美國家）在可持續發展意義上重新界定了農業與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形成了遵循自然生態規律和生態法則的生態主義發展理念。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不僅關注農業農村現代化，更是適時提出了“生態農業”“綠色農業”發展目標，同時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主義發展觀。
在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中，三種理念相繼出現且形成并存的局面，既與對西方發展主義的反思和超越有關，更是體現了對中國農村現代化實踐的總結。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新發展理念的創新和發展，為全面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本文分析的重點是蘊含于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中的發展理念以及實踐中的具體舉措和表現等。在資料來源方面，除了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發展歷史和實踐成就的文獻外，更有引領中國農村發展方向的中央政策文件（特別是2006年以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及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報告）。
三、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的物本主義傾向和反思
（一）西方農村現代化的物本主義特征及后果
隨著鄉村社會發展的演進，發展主義成為鄉村發展的實踐哲學。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發展主義的典型形態。當今世界各國，無論處于什么發展階段，都被納入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村現代化進程均呈現三個方面的特征：一是農業現代化（是最為典型的特征），各種現代化的生產要素無差別地進入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替代了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二是農民的職業化，具有現代意義的農業生產經營者（farmer）無差別地替代了具有傳統性且多樣化的農民（peasant）；三是農村的現代化，農村的各種公共產品、社會福利等與城市并無明顯差別。
西方現代化進程通過兩個途徑摧毀了農村的“當然”形式。一是通過資本化的途徑，直接剝奪農民身份的物質附庸，最為突出的便是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土地異化為工業資本的土地資源。二是通過商業化的途徑，以現代農業或非農業生產方式替代了小農生產方式以及由此延伸的社會行為方式，使得農民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其結果是，農村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替代，“人對物的依賴”開始形成，“物對人的支配”大行其道——這是一種典型的物本主義。
物本主義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村發展造成了三大負面且深遠的影響。一是確認了資本在農村發展中的正當性和至上性。對資本偏好的現代化的推崇，實際上是認同了資本統治和剝削農民的合理形式，其結果必將忽視人的全面和平等發展。在資本挾制之下，農民無論怎么行動，其結果都于己不利。二是沒有改變農民的身份地位以及農村的落后狀況。西方國家的農村雖然在不斷地推進現代化，但相對于城市和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和發展水平而言，仍是相對落后的；在發達國家的政策清單中，農村發展和農民權利仍然被排在后面。三是農村在不斷地現代化，但農民仍然保持了歷史的連續性，其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鴻溝并沒有因現代化而消失。這說明，“物的現代化”并未真正解決西方農村發展問題。
（二）現階段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舉措及特點
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農業農村也走上了現代化道路，既不同于西方右翼的現代化道路，也不同于西方左翼現代化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一個方面是，中國沒有經歷工業革命。然而，作為發展主義典型形式的現代化，依然成為中國最為主要的發展取向。在此基礎上，一般現代化理論與中國發展實踐相結合，其結果必然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崛起。另一個方面是，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繼續沿襲西方道路，不僅永遠處于落后地位，而且永遠不可能跟上世界現代化的發展步伐。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受制于經濟和社會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打破常規，走“趕超戰略”，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快速邁入現代化軌道。
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指引下，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通過民主革命，具有現代性的國家政權扎根農村，起到了引領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動力作用；二是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國農村走上了集體主義道路；三是通過市場化和體制改革，以農民就業市場化和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等方式重啟了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四是21世紀以來開始大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2006年以來18個中央“一號文件”的連續出臺，描繪了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圖景。
在第四個階段，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具體措施依次主要有：建設標準農田并逐漸提高標準；啟動種子工程，建立現代種業；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水利和田間配套工程建設；推進農業機械化，發展農業科技逐步實現農技入戶，建立現代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推行特色農業、訂單農業、循環農業和有機農業，發展設施農業等；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推進“互聯網+”現代農業行動和“數商工程”；培育龍頭企業、企業集群示范基地和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推動家庭農場、聯戶經營以及建立各種農業經營性服務組織；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業產業強鎮、優勢特色產業集群等。農業現代化建設的目的是以現代性生產要素特別是優良種子、肥料、農藥、農業機械以及種植技術等，改變以家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不斷調整優化種植業結構，促進農林牧漁業的全面發展和現代轉型，培育現代性的農業生產和經營組織，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生產體系和市場體系，最終目標是“建設農業強國”。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方面最為典型的是“村村通”工程和家電下鄉政策等；在網絡下鄉的基礎上，推進“互聯網+”戰略；逐步推進飲水安全工程、農村能源建設、村莊規劃、人居環境治理、村莊安全建設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升了農村基礎設施水平，提高了農村物質化發展程度。
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影響，表現出明顯的“并聯式疊加”特征，特別表現在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鄉村城鎮化、信息數字化的“疊加”之中；與之相應，各種規劃、政策、項目、經費也隨之而來，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這意味著，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不僅時間緊，而且任務繁重。基于此，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多以“項目”“工程”等方式推進。前者如各種建設項目、產業項目、惠民項目以及各類試點項目、示范項目等，以“農業標準化示范項目”為典型；后者頻繁出現在黨的重要政策文件特別是中央“一號文件”中，例如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僅與農業現代化有關的“工程”就有“農業科技入戶工程”等11項之多。
（三）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物本主義傾向及反思
從當前建設成效看，“項目”“工程”的推進加快了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進程，明顯提高了農業現代化水平和農村現代化程度。然而，“項目”“工程”等建設方式及其結果呈現明顯的“物本主義”傾向，帶來了一系列的后續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項目”“工程”等方式推進現代化建設雖然目標明確，但主要集中于那些可在短時期內取得顯著成效或有顯示度的項目或工程。二是注重建設路徑的擴展，但沒有充分考慮由此產生的負面后果。例如：在農業現代化建設中，現代性要素輸入的一個重要途徑是資本下鄉，它始于流通領域，并擴展到生產領域，再擴展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雖然有政府監管和政策指導，但無法避免資本對農村經濟價值的支配性獲取。三是僅注重當前建設成效，而不考慮后期管理和長期效益。例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重點，目前已經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效，然而仍存在供給不均衡、管理管護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使得長期效益無法得到有效發揮；目前正在推行的數字鄉村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總體發展水平亟待提升，一些地方在建設中還存在著實踐誤區。從整體上看，雖然目前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呈現的“物本主義”特征是階段性的，但不能不引起注意。
物本主義傾向及其帶來的問題會直接影響中國農村現代化發展。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且基礎性的方面，但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國家和城市應該承擔農村發展和鄉村振興的重任，這就是“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然而，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襲政府主導的路徑，結果仍然是城市與農村各自“相對性”地發展。與中國城市發展進程及水平相比，中國農村仍然是“相對落后”的代名詞；近些年來一些邊遠地區出現的“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等問題疊加在一起，致使這些地區農村呈現衰敗景象。另外，中央“一號文件”也一直蘊含著“三農”問題的喻義。為此，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上，縣域發展戰略適時提出，其目的是旨在通過推進以人為核心、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推動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
從歷史進程看，西方現代化道路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是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產物，更是21世紀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從具體內容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實踐場域、主體特性、建設動力和發展戰略上均不同于西方。中國式現代化不能依賴于西方18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經驗，而應該立足于21世紀的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當代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中國社會本身。推及中國農村現代化，它既不等同于農村工業化，也不等同于農業資本化，更不是單純的物質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流通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一方面要盡可能地避免西方現代化道路帶來的負面后果，另一方面要竭力規避以國家主導、城市主導和資本主導的農村現代化道路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
四、對人本主義的推崇
現代化理論以工業化和資本化為導向，注重的是“資本”的主導權和“物”的現代化，而忽視了“人”的主體性。現代化雖然在整體上有利于社會發展，卻是資本、工業和城市占主導地位，鄉村、農民和農業處于被動、客體地位。這種局面必須扭轉。在現代化進程中，要盡可能地避免發展上的“物本主義”傾向，并盡可能地突出“人”的主體性、主動性和主體地位、主導作用，樹立與之相應的“人本主義”發展理念。
（一）西方農業資本主義化對人本主義的偏離
在西方農村現代化進程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很快經歷了資本主義化過程。雖然英、法、美、德等國的農業資本主義化過程和方式各有不同，但都是以兩個分離為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的分離；二是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其結果是，農民被剝奪土地而成為無產者，并完全從屬于農業的資本主義經營者。
農業資本主義化對農民的影響是巨大的，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失去了農業生產的自主性，不僅自身成為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工人，而且逐漸地被排除在農業生產領域之外。二是農民被剝奪了社會身份的經濟基礎，喪失了作為獨立社會主體的自主性，具體表現為大量農民無產者的出現。現實中，這兩個方面是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農業時說：“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三是農民逐漸失去了獨立的社會人格——勞動者成為資本的附庸。原因在于：“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它不僅摧毀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生產力和農村生產關系，而且“破壞了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不僅如此，農業資本主義運作體系“還包括處于農耕活動的‘上游’和‘下游’的行業”，與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有關的一切活動都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
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資本主義化雖然促進了農業生產革命，顯著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但是，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兩大支柱性要素——資本和效率——始終是人類和社會發展的“異化”因素，貫穿于其中的是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的“資本”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對立；“效率”“平等”也一直是社會發展無法平衡的兩個方面。農業資本主義不僅僅是資本對勞動者的支配，更是少數人對大多數勞動者的支配；更進一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占據了社會生產的主導地位，個體的獨立性、價值和尊嚴等就被擠到了角落，而這些恰恰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正當前提。
（二）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人本主義傾向
在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雖然資本沒有被絕對地優勢化，但也引發了一些潛在的風險和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下鄉有助于促進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專業化和產業化，但會擠壓小農戶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二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立和各種類型的資本下鄉等，導致那些流轉了土地的農民失去對土地經營的主導權和控制權。與此同時，大量農民工外出以及農村人口城鎮化，造成了農村“空心化”“三留守”人員的普遍性。近年來，大量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可以緩解一些生產動力和產業發展方面的問題，但仍然缺乏可持續性的扶持和動力機制，例如可供利用的各項扶持政策在具體操作上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長遠性的支持資金、貸款等仍然相對缺乏。
中國不僅是農業大國，更是農民大國，中國農村現代化不可能走西方農村現代化老路。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了多元的農業現代化探索；21世紀以來，在城鄉統籌戰略基礎上實施了支農惠農強農政策；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這一系列農村重大戰略和政策的出臺，標志著中國農村正走出一條符合中國農民根本利益的發展道路，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尊重農民主體地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為農村發展提供了一些經驗啟示：沒有農民的現代化，不可能有真正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充其量是農村的商業化和農業的資本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必須承認農民是農村建設和發展的主體，并在政策上予以尊重，在法律上予以保障。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二，培育新型農民。例如，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首先提出“培養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型農民”；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對何為新型農民提出了三項具體要求：“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新型職業農民”。與此同時，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將新型農民納入“現代農業的人才隊伍”范疇，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將農業經營主體擴展到“農村實用人才”，特別是“種養業能手、科技帶頭人、農村經紀人和專業合作組織領辦人等”。對于中國大量的傳統農民來說，這不僅是一個“歷史性”的巨變，更是一場“跨越性”的革命，僅靠農民自身及其努力是無法完成的，于是就有了各種創新措施和援助方案。例如：培訓農村勞動力技能的“陽光工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發展農業教育和農業職業教育；支持各類人才返鄉下鄉創新創業，推動“人才下鄉”，推進“神農英才”計劃和“頭雁”項目等。
第三，以自治為基，走共治之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村民通過村民自治對農村事務進行自我管理和服務。這一進程歷經曲折，因戰略重心的改變而不斷調整，然而，由農民自己管理好農村事務的宗旨一直沒有改變。在此基礎上，通過鄉村組織建設特別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確立新型治理體制機制等，將村民自治進一步推向制度化、規范化軌道，如今的鄉村治理早已超出了村莊范疇。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健全鄉村治理工作體系。堅持縣鄉村聯動，……提高鄉村治理效能”。這一精神很快就在農村實踐起來。2022年，湖北省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共同締造”活動試點工作，“以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為路徑”，將普通民眾直接納入鄉村建設治理各項具體過程，充分發揮他們的主體性和積極性，凸顯農民群體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主體地位。
（三）人本主義是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應有之義”
“以人為本”原為人本主義的基本觀點，人本主義原則的實質就是主體性原則。從這個角度看，當代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發展理念不僅超越了基于西方經驗的發展主義模式，更是避免了西方現代化帶來的物本主義后果，是一種人本主義發展理念。從戰略規劃和實踐績效看，以鄉村振興戰略為代表的農村就地現代化道路，既有意識地避免了農民無產階級化、農業資本化和農村依附地位的現代化陷阱，又突出了農民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觀點“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的現實體現。
發展主義的哲學基礎是“社會進化論”，目標是“目的論”。與發展主義不同，人本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主體論”，目標是“權利論”。在人本主義理念之下，農民是農村社會的“當然”主人，不僅享有作為“農村主人”的“當然”權利，更是對鄉村社會發展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這是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應有之義”，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農村現代化過程中主要表現為以實現農民權利為中心，推進農民的全面發展和農村的全面進步。二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農民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在農村現代化過程中主要表現為通過鄉村建設行動和鄉村振興戰略，不斷提高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通過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最終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目標。
五、生態主義的回歸
從社會化大生產角度看農業的現代化，無論卷入市場的程度有多深，資本化的程度有多高，都不可能改變農業生產的自然稟賦特性；不論農村如何商業化和城鎮化，也不能改變農村社區的自然屬性特別是群體特性等。對這兩個方面的認識不僅導致西方鄉村浪漫主義的興起，還同時引起了對西方鄉村浪漫主義的反思；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學者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促進了對人與自然、農業與自然關系的重新思考，進一步促進了生態主義發展理念的興起。
（一）對西方鄉村浪漫主義的反思以及生態主義的興起邏輯
西方鄉村浪漫主義的興起是以對現代主義的批判為基礎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批判。西方鄉村浪漫主義認為，農村社區的生產方式是非資本主義方式的，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現代生產方式企圖將農村自然式的生產方式資本化，本身就偏離了農村自身的發展軌道。二是對西方現代化道路本身持批判態度。西方鄉村浪漫主義認為，現代化不能反映社會發展的趨勢，反而導致農村對城市社會的依賴結構。基于前者，出現了追求“有機農村”“有機的、傳統的、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理念”的極端浪漫主義。基于后者，重新發現鄉村的獨立性和價值，形成了另外三類浪漫主義思潮，分別是：關注農村在向后資本主義社會轉型中具有潛在進步作用的左派浪漫主義（同時也是民粹主義的溫床）；迷戀“傳統”并將農村復興視為一個政治項目或是更大民族主義項目一部分的右翼浪漫主義；以田園模式將“小社區”本質化的貴族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的產生與鄉村的社會屬性有關，最為典型的便是田園美德、“道義經濟”“熟人社會”等。它們與人的自然屬性、人類初級群體的社會屬性均有關。在現代化進程中，這些屬性卻為現代性所不容。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的形成，人類越來越成為“社會機器”的零件，失去了“自己”和人生的意義。這引起了對現代化理論的反思。伴隨著現代化理論和思潮而涌現的，既有后現代主義思潮，也有反現代化思潮和逆現代化思潮，浪漫主義只是其中的代表性思潮之一。浪漫主義主要出現在以農民學為代表的研究之中，其背景及理論淵源主要受學科和研究對象的影響。以浪漫主義為代表的農民學研究雖然激發了人類社會的傳統情懷，但唱響的仍然是農民、農村的哀歌。從這個角度看，浪漫主義不僅是現代主義的副產品，更是一種自產生時起便“過時”了的社會思潮。
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農業的興起，不僅模糊了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在西方農村發展實踐中的區別，而且拋棄了大而化之的宏觀視角（例如區域、國家和全球層面更廣泛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之間的關系），聚焦于微觀社區的經濟社會與生態、傳統之間的關系，尋找現代技術與農村文化、歷史傳統之間的銜接點和對應物等，目標直接指向了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要義應是基于自然生態關心的生態可持續性或環境可持續性，也就是生態主義理論的生態發展或環境發展。”這不僅引起了對西方鄉村浪漫主義的反思，還進一步引起了對現代化進程以及現代化理論的深刻反省。
本文認為，在現代化這一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中，應轉變基于社會形態角度的“社會進化論”，樹立起基于地理演化的“群體地域化”觀念，聚焦于社會形態各組成部分與自然生態要素之間的連接機制和相互關系，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的平衡協調與協作機制，在此基礎上樹立社會與自然生態平衡的發展理念，實現社會形態的穩定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的科學發展觀不僅堅持以人為本，而且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其中包含了人和自然協調發展以及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均衡發展理念。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大命題。生態文明是一種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人體生態融為一體的人類文明形態，貫穿于其中的便是生態主義發展理念。對農村社會而言，應該回歸初級群體的和諧共生標準，將和諧共生標準和生產主義標準對接，確立生態主義標準，樹立生態主義的發展理念。
（二）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生態主義傾向
中國農村發展實踐既重視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和全面發展，也更加重視農村自身的特性和歷史傳統。中國農村發展規劃中，不僅有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兩大戰略，更有鄉村振興戰略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理念的加持。鄉村建設和發展過程顯現鮮明的生態主義傾向，不僅回歸了農村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載體的本原，更是回歸了農村是人類社會生存生活載體的本原。
首先是生態環境方面，逐步恢復生態平衡，加強環境治理和保護力度。典型的如退耕還林工程、生態重點工程和農業資源休養生息試點等，把生態環境恢復作為農村自然環境工作的重點，也是最終目的，為生態農業、綠色農業等提供資源基礎和可持續保障。與此同時，陸續加大了對各類污染（例如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對農村生活垃圾的整治也是近些年來的工作重點。這些措施在為鄉村振興提供良好生態保障的同時，也提升了農民生活的美感和幸福感。
其次是生態農業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目標。對當前中國農村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轉變生產主義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地制宜，探索有利于恢復農村生態平衡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方式。這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從“生態農業”到“友好生態型農業”，再到“綠色農業”。至于具體方式，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積極開發農業多種功能”，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大力發展休閑度假、旅游觀光、養生養老、創意農業、農耕體驗、鄉村手工藝等”。在此基礎上，“創建一批特色生態旅游示范村鎮和精品線路，打造綠色生態環保的鄉村生態旅游產業鏈”。綜其概要，基于農村資源、地方稟賦和人文傳統的生態農業體系初具雛形，正如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及的“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最終達到“綠色興農”的目標。
最后是生態文明方面，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為宗旨。早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就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對中國農村可持續發展而言，這三個方面可以總結為“宜人”“宜居”“宜業”。“宜人”主要是指文化方面，例如：“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各類人才下鄉，服務鄉村振興事業；最近更是有“鄉愁中國”的提法，意在通過或明或隱的“鄉愁”，喚起現代中國人的生態意識和家國情懷。“宜居”主要體現在“美麗鄉村”建設中，具體措施依次主要有：村莊規劃要科學，保持鄉村功能和特色，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和美麗宜居鄉村建設，培育宜居宜業特色村鎮，開展田園建筑示范，扎實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等。“宜業”主要體現在“生態農業”和“綠色農業”等方面。“宜人”“宜居”“宜業”三者的結合，不僅是生態主義理念在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現實體現，更是生態主義與物本主義、人本主義等發展理念有機融合的現實表現。
（三）生態主義對于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意義以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
對中國農村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而言，生態主義具有兩大意義。第一，實踐意義。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國農村雖然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短板，但也不能急于求成。中國政府在中國鄉村發展戰略和規劃之中，就確定了未來農村發展的方向，提前搞好農村發展規劃的“頂層設計”，以避免重蹈現代化進程中西方農村衰敗的覆轍。第二，理論意義。生態主義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征。
對人類社會及其發展而言，生態主義具有三大價值。第一，生態主義承認土地的“初級”價值。土地的首要屬性是物理屬性，能夠將自然能量轉化為人類可以利用的生物能量。這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在人類生產活動中處于基礎性地位。第二，生態主義具有“人文”價值。自然生態不僅具有物理屬性和生物屬性，在人類社會行動中還具有人文屬性。“鄉村生活以其與自然的交融而更合乎人性。”第三，生態主義具有“長遠”價值。生態主義的出現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意在避免西方工業化和西方現代化道路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負面后果和消極影響。生態主義是在重新思考人類行為與自然世界關系的基礎上所確立的一種新型的社會發展方式，反映了現代社會發展面臨的共同困境，意味著制定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規劃需要有長遠的視角。
六、中西方農村現代化道路比較
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既受近代以來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影響，更受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影響。因此，既要從中西方對比角度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進行總結，更要從發展觀特別是三種主要發展理念的角度進行探討。
（一）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特征
在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中，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并存。當前農村發展中的物本主義傾向反映了以現代化理論為核心的發展主義的一般特性，是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在當前階段的現實表現。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不僅導致“人的異化”，更是人類在發展觀上走向“異化”的體現。在中國農村發展中，農民不僅是農村的“主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體和建設者，更是農業農村現代化成果的消費者和享用者。不論是農業現代化建設，還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服務于農民這一主體。這不僅實踐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核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還是“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主體”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的現實體現，也是對西方現代化帶來的物本主義后果的修正。
在西方，生態主義是對發展主義反思的結果之一，緩和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物的現代化”與自然生態破壞之間的緊張關系，回歸農村作為人類社會生活載體的本原。當前中國在進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同時，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并把它置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的突出地位，不僅實現了從物本主義到人本主義的跨越，還在進行著從人本主義到生態主義的跨越。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這是生態主義發展理念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集中體現。
根據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個特征，分別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其中，第二、三、四個特征與當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中所體現的人本主義、物本主義和生態主義理念遙相呼應：中國式現代化是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意味著農民與其他階層一樣處于平等地位，并享有同等權利，蘊含于其中的是人本主義；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意味著“物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同步發展，一方面否定了單純的物本主義，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人本主義，并把人本主義提到與物本主義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意味著將在“美麗鄉村”建設的基礎上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二）中國與西方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比較
縱觀西方發達國家農村發展道路，雖然英、法、德、美各不相同，但發展觀念是相同的，均是以現代化理論為導向的發展主義。在現代化進程中，雖然西方各國的政策和實踐各不相同，但農村衰敗是不可避免的。以現代化為主導的西方農村發展道路，不僅引起了西方學者對現代化道路的反思，也反映在后續的理念與政策調整中：前者如各種形式的浪漫主義思潮，后者如德國農村發展中的（梯級）均衡協調取向、法國農村一體化模式中的等值化理念以及美國涉農政策中的農業主義價值取向等。對西方社會而言，各個國家的農村發展走的仍然是一條“單線式”的現代化道路，不僅主徑相同，而且方向趨同；在資本霸權和文化霸權的加持之下，鄉村社會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逐步趨向于衰敗。
中國的現代化在時間上晚于西方，在起點上不同于西方，在發展階段上遠高于西方；雖然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被卷入”的過程，但卻是一個不斷自我創新和自主發展的過程。中國農村現代化也是如此。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不僅非常重視農民主體地位，更是突出人類與自然的共同、和諧、可持續的發展目標。原因在于，所謂的發展主義思潮僅是西方歷史發展的產物，它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是發展主義只是解決了“怎樣發展”的問題，沒有解決“為誰發展”“為什么發展”的問題，導致發展目的與手段的顛倒以及主客體的對立和分裂；二是西方發展主義是以“單線式”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以“物的現代化”推動所謂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了人文和生態兩個方面的消極后果。
中國農村現代化則是一場有領導、有組織、有規劃、有目標的鄉村“建設行動”，自一開始就圍繞著發展主義“怎樣發展”“為誰發展”“為什么發展”這三個方面同時展開，實踐中則表現為物本主義、人本主義、生態主義三個方面依次推進，共同促進，耦合式發展。正因如此，中國農村現代化走的是一條“復線式”的發展道路。這說明，中國農村現代化自一開始就在避免西方發展主義的兩個致命缺陷。也正因如此，中國農村的現代化絕對不會走西方農村現代化“老路”，也不會重蹈西方鄉村浪漫主義覆轍。
比較中國與西方農村現代化發展道路，有兩個明顯不同。一是發展動力不同。西方農村現代化發展動力主要是外源式的資本和技術。當前中國的農村現代化建設則是外源內源并舉，不僅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而且“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從培育新型農民著手，尋找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發展的內在動力；“生態農業”“綠色農業”的提出，更是直接明晰了中國農村發展的“內源”模式。相較于西方農村現代化道路的單一動力發展模式，中國農村現代化則是“三管齊下”，并因此形成耦合動力。二是發展目標不同。西方農村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是農業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場資本對農業、富人對窮人的持續性剝奪。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是農民共同富裕，既可以避免現代化進程中西方農村衰敗和兩極化后果，也能夠彌補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短板，逐步夯實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基礎，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早日實現。
（三）新發展理念引領下的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
理論在發展。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成為新形勢下引領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指南。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就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作出重要部署。
五大發展理念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指導原則和理論遵循，“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始終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內在統一來把握發展、衡量發展、推動發展”。對中國農村現代化而言，協調、綠色和共享的發展理念顯得尤為重要。協調發展理念要求發展過程體現全面性、整體性和平衡性。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農業農村現代化仍然是短板；而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物本主義傾向較為明顯。針對前一個問題，解決辦法是統籌城鄉發展，補齊農業農村現代化這塊短板，讓廣大農民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這同時是共享發展理念的內涵。針對后一個問題，特別要解決好農業發展與環境生態的問題，中央“一號文件”中有大力推進發展“生態農業”和“綠色農業”等舉措——這同時是綠色發展理念的內涵。綠色發展理念的提出，不僅在認識上實現了從“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轉變，也促進了“綠色發展”這一新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模式的形成。對中國農村現代化而言，綠色發展理念具有方向性的指導意義。例如，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進鄉村綠色發展，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新格局”；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扎實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共享發展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加速推進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要以共享理念切實增強廣大農民的獲得感。新發展理念不僅能夠融匯貫通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而且將引領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七、結論與啟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對西方發展主義的批判性反思并作出的政策性安排。在此基礎上，中國農村正走出一條“復線式”的發展道路，不僅超越了西方發展主義思潮，更是終結了西方發展主義的歷時態演進格局，形成了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同步推進、協調發展、和諧共生的共時性局面，正走出一條中國式的農村現代化道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進一步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農村現代化道路。
在中國農村現代化發展道路中，雖然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并存并逐步趨于共融，但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仍會發生矛盾甚至沖突。從本體論角度看，物本主義要解決鄉村發展中“物”的問題，人本主義要解決“人”的問題，生態主義要解決人和物、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現代農村發展問題的實質，就是要在趨向于物化的農村社會發展中，解決好持續性動力（“人”）和可持續發展（特別是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問題。相對而言，“物”的問題比較好解決，“人”和“關系”的問題不僅不好處理，而且處于不斷的變化過程中。對于這一不斷變化的過程，要有正確的發展取向。在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物本主義是現實表現，人本主義是根本目的，而生態主義則是最終歸宿；在具體實踐中，物本主義取向是最基本的要求，回歸人本主義是為了確保農村可持續的動力之源，而追求生態主義則是為了真正回歸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從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物本主義服務于人本主義，服從于生態主義，人本主義亦與生態主義有機整合并趨于統一。新發展理念的提出，不僅超越了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三大發展理念，還能夠將這三大發展理念內在地統一起來，在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中形成和諧共融的局面。
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中物本主義、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三者之間正確關系的分析具有現實意義。例如在制定戰略規劃和進行政策設計時，要充分認識人與物、人與自然、物與自然的真實關系，并以之作為前提基礎或基本原則。在具體實踐中，可依次從三個角度（層面）著手。一是現代化角度：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農民主體性的實踐空間，各種制度設計和戰略規劃都要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立足于農業生產特性和鄉村地域特征，以綠色農業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現代化建設。二是人類社會角度：正視人與自然的關系，重建“人與自然的聯盟”，注重社會發展和自然環境之間的整體關系及其對人類未來發展的長遠意義，把自然生態的平衡與穩定作為制定社會發展規劃的前置條件。三是認識角度：拓寬認識尺度，從“大歷史”視角審視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還可以繼續提升至自然歷史視角，從自然歷史演變視角審視人類社會演進歷史。現實中，這三個角度（層面）可按上面順序依次推進。然而，理想的狀況應該是，從自然界的尺度審視人類社會的活動，從社會演變的角度審視以國家為單位的現代化進程以及相應的各種發展規劃與制度安排等。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3年第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