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具備“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適時提出具體建設目標有助于加快農業強國建設。農業強國的參照系是農業發展水平位居國際前列的國家。農業現代化只是農業強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中國面臨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建設農業強國的雙重任務。農業強國指產業強國地位，由生產、加工、流通等環節和涉農領域配套等多部分合力造就。從現狀和趨勢看，中國成為農業強國的最大短板在生產環節。從一國安全性看，建設農業強國的核心是取得重要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其背后涉及經濟效率、技術效率以及效率背后更深層的經營、科技、體制、組織等因素，建設農業強國必須攻克這些難題。衡量指標體系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對實踐工作有導向作用，目前常見的把凈進口依存度、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定價權或話語權等作為農業強國衡量指標的主張，既缺乏理論邏輯支持，也缺乏實證支持。當前亟須做好三項學理研究工作：一是明晰農業強國指標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二是處置妥當指標間的邊界和邏輯關系，三是客觀合理地選擇具體指標。
一、引言
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農業大國轉變為農業強國，既是新中國的農業之夢，也是奮斗目標。1954年周恩來在新中國第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了建設“現代化的農業”的重要性。2022年，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正式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奮斗目標，這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一石激起千重浪，“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引發了涉農領域的巨大反響。2022年12月23日，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對建設農業強國做出了框架性表述，進一步激發了關于農業強國的解讀、討論和實踐推進。
“農業強國”一詞，不是這兩年才提出的新詞，媒體上、學術文章中，甚至領導人講話和正式文件中，屢屢可見。比如，早在2002年11月21日《人民政協報》就刊登了“編織農業強國之夢”的報道；中國知網上可以查到早在2000年就有關于中國由農業大國走向農業強國的文章；習近平在2017年5月26日致中國農業科學院建院60周年的賀信中就要求農業科技工作者“要立足我國國情，遵循農業科技規律，加快創新步伐，努力搶占世界農業科技競爭制高點，牢牢掌握我國農業科技發展主動權，為我國由農業大國走向農業強國提供堅實科技支撐”；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和《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都要求“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但“農業強國”的用法，過去是作為一個抽象名詞在使用，現在是作為一個戰略安排、政策落實和實踐推進在使用。目前，關于農業強國的理論認識和指標方法等具有導向性作用的學術工作明顯落后于實踐推進。至今無論是政界、媒體還是學術界，對農業強國的認識多數是解讀其偉大意義，缺乏對農業強國的內外部關系展開具體、系統、深入的討論和分析，缺乏清晰、共識性的具體內容和認識，學理方面的認識仍處于見仁見智的狀態。本文沒有能力對此給出一個正面的完整主張，比如對農業強國提出一個定義或一個較為完整的指標體系，因為筆者也處于認識和辨析的進程中，這是本文的缺憾之處。但是，筆者在這一過程中發現不少現有說法或主張是缺乏客觀依據和合理邏輯的，有必要展開辨析，加以糾正。因此，本文旨在對一些現有說法或主張進行辨析式討論和一定的理性思考闡述，以期為農業強國的理論認識、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和實踐推進提供借鑒。
二、農業強國的概念辨析
（一）農業強國含義的字面辨析
建設農業強國，首先必須搞清楚“農業強國”的確切含義，因為這關系到農業強國建設的定位、目標、內容、做法等后續一系列重大問題。“農業強國”一詞中需要明晰的是對“強”字的理解，即“強”字是動詞還是形容詞？
若把“強”字理解為動詞，那么，“農業強國”的含義就是通過做強農業來使國家強大，即“以農立國”的思路。如果是這種理解，那么，在現代發達經濟中是不可能的，也是逆經濟發展規律的。眾所周知，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一國的就業結構、產業結構、居民收入結構演變趨勢是農業比重不斷降低。雖然這種變化沒有改變農業“民以食為天”的國民經濟基礎地位，但足以證明一國富強進程中的農業貢獻份額在逐漸降低，即現代強國的實力增長主要不是來自農業。在現代經濟衡量指標中，農業勞動者比重和第一產業比重降至某個數值甚至成為一國發達程度的顯示性標志。從當今世界的現實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基本沒有什么話語權。就中國本身而言，若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和“一帶一路”影響力為政治和外交標志、以常備軍種軍力和軍事裝備制造力為軍事標志、以經濟總量和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的人民幣權重為經濟標志、以空間站和國際學術論文以及授權專利為科技標志、以奧運會金牌和獎牌數為綜合體育標志、以運輸網絡和能力為交通標志，那么，可以說中國已經躋身強國之列，否則也不足以被美國朝野視為最大的挑戰者，但中國的農業大而不強。這些事實說明，“農業強國”不應當是通過做強農業來使國家富強的理解。
若這個“強”字作形容詞理解，那么，字面意思就是“農業強的國家”。如此理解，那就需要一個參照系——與誰比？既然以國家層面論強弱，參照系就應當是其他國家，確切地說，對標的是世界農業強國。就此理解，當今中國農業的現實是“大而不強”、國際競爭力弱，這也是眾所公認的。中國的農業建設任務就是實現從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轉變，“農業強國”應該是這個理解。因此，中國需要對標世界農業強國進行固底板、補短板、破瓶頸、鍛長板，努力建設成為世界農業競爭中的強國。
（二）農業大國與農業強國
眾所公認，中國是農業大國。一旦以國論大小強弱，必然隱含國家間的比較，即參照系是各個國家或者國際。所謂農業大國或小國，通常是以農業生產總體規模、主要農產品產量等總量性指標的絕對量來衡量的。比如，2022年中國耕地面積超過18億畝，排世界第4位；農業增加值居世界第1位；中國的稻谷、小麥、水果、肉類、蛋類產量居世界第1位，玉米、棉花產量居世界第2位，其中有些總量指標（如稻谷、小麥、玉米、棉花等）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1977年）也是排進世界前3位的。在總量性衡量指標體系中，中國無疑是農業大國。
至于一國是否為農業強國，也是基于國家間的比較，但農業強國的農業發展水平必須位居國際前列，并且所采用的比較指標也必須具有比較意義。這方面比較公認的可比性指標主要是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兩類。
技術效率反映了技術先進性（技術水平的高低強弱），即技術競爭力，一般由技術參數來判定，比如單產水平、單位能耗等。技術效率的比較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單項比較結果問題。一項產品生產涉及多項技術效率指標，經常出現此高彼低的現象，由此就比較難得出客觀的總體判定。比如比較水稻生產的技術效率，可能化肥利用率高，但水資源利用率低，即使采用反映全部技術效率合力結果的單產指標，也會存在單產高卻米質差之類的問題。二是可比性局限問題。導致技術效率高低的原因是不同的，有些可能確實是技術水平低，有些則可能是比較環境不一樣。比如，新疆與浙江比較水稻的單位耗水率（水資源利用效率）。新疆干旱溫高，水蒸發量很大，顯然新疆的水稻耗水率遠高于浙江。但這種技術效率差距并不是生產技術水平導致的，而是生產環境導致的。換句話說，即使新疆和浙江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也不會改變這種環境因素造成的技術效率差距。
經濟效率的比較主要體現在市場競爭中，即經濟競爭力，指相同用途的農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經濟競爭力決定了競爭產品市場上的勝出者，如果沒有競爭，也就難以客觀得出孰強孰弱的結論，因為現實中不存在“關公戰秦瓊”式的比斗，也不能說小個子一定打不過大個子。農產品競爭力是農產品從生產到流通以及交易全過程中各種因素合力的綜合表現，是背后一系列因素作用的最終合力，不僅涉及生產技術，還涉及生產成本、制度與政策、科技研發與推廣、能源價格等，不僅包含生產過程中技術效率的貢獻，也包含流通過程中物流效率的貢獻和交易過程中商業能力的貢獻。更為精準的是，競爭力不是簡單地表現為市場份額的大小，更重要的是產品占據的是市場高端還是低端。
單純的技術效率不至于決定弱者的損益存亡，但一旦技術效率轉化為經濟競爭力，就可能影響到弱者的損益存亡，所以，農業強國最核心的指標是經濟競爭力。目前，無論是從農業技術效率還是從農產品經濟競爭力看，中國主要農產品的總體表現是技術效率不高、國際競爭力弱，所以中國不是農業強國，大而不強既是中國農業的基本特征，也是潛在風險。
農業強國還應當區分單項強國和綜合強國。農業是由多個產業門類組成的，比如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等。比較必須是同類比較，人們不能比較A國的種植業與B國的畜牧業誰強誰弱，比較對象必須具有可比性。一國的種植業強，未必畜牧業也強，二者間沒有必然關系。因此，會出現一國某一產業門類強，而其他產業門類不強的現象，從而形成谷物強國、畜牧強國、漁業強國等說法。同樣道理，產業部門可以繼續細分為下一級產業部門，比如畜牧業可以細分為養豬業、養牛業、養雞業等產業部門，從而細分出養豬業強國、養牛業強國、養雞業強國等。這種單一產業門類的強國是單項強國，有的學者稱其為“特色農業強國”。但是，僅僅是單項產業門類強并不能說整個國家是農業強國。只有當一個國家在多個農業細分產業部門上具有單項強國地位，尤其是在國際主要農產品上處于強國地位，才會給人留下一個綜合的農業強國印象。目前，大多數人通常所說的農業強國，是指綜合的農業強國，否則他們往往會采用畜牧業強國或更細分的養雞業強國這樣的單項強國說法，但也有少數人所說的農業強國實際上只是指某單項細分產業強，因此，在農業強國概念理解上必須對此做出明確的區分。當前中國要建設的是綜合性農業強國，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建立起盡可能多的農業細分產業強國地位，尤其是要建立起重要農產品的強國地位。
農業強國還應當區分生產強國與產業強國。生產強國是就農產品生產階段的狀況比較而言的，往往側重于農業生產各環節的生產技術效率比較，比如單產、牲畜死亡率、日增重、單位能耗等。所以，生產強國主要是基于生產技術效率比較而言的。但在很多場合，人們口中的強國是指市場競爭力較強，尤其是在國際貿易競爭中表現出競爭力的強國。農產品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過程，不僅涉及生產階段的競爭力狀況，也涉及加工和流通階段的競爭力狀況，最后體現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是這些階段競爭力的合力結果，這里姑且稱這種產業鏈視角的強國為“產業強國”。流通階段競爭力來自碼頭設施、物流系統、金融系統、運銷組織、商業模式、政策支持等非農支持配套系統的作用。隨著經濟發展和全球化，非農支持配套系統對農業強國的支持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成為當今農業強國的重要支持。這里之所以對這兩種不同涵蓋范圍的農業強國概念進行區分，主要是為了看清當前中國農業建設的短板主要是在農業生產階段還是在非農支持配套系統。具體來看，當今中國非農支持配套系統的發展越來越好，但農業生產階段的短板一直未有明顯改善。也就是說，建設生產強國是中國成為農業強國的瓶頸，不成為生產強國就難以成為產業強國。
（三）農業強國與農業現代化
社會上有一種不正確的認識，就是把農業現代化與農業強國畫等號，但農業現代化不等于農業強國，這點已有學者指出。所謂農業現代化，是針對農業是否達到當前先進生產手段和生產力階段而言的。比如，農業生產作業中的基本動力有人力、畜力、機械力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就像是三個差距懸殊的臺階。當畜力取代人力時，就是登上了當時的動力現代化（農業畜力化）臺階；當機械力取代人力、畜力時，就登上了現代的動力現代化（農業機械化）臺階。這里并沒有對農業機械化水平高低進行排隊，不需要進行國家間的比較，只要自己去努力登上這個臺階就行。定義農業機械化強國則需要進行國家間農業機械化水平比較，即同樣實現了農業機械化，但仍需要從中區分出處于頂層水平的國家。這個平臺變成了斜坡，處在斜坡頂端的才是農業機械化強國。
形象地說，實現農業現代化才只是通過了資格賽，而農業強國是決賽中取得優勝名次的國家。從邏輯關系上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未必是農業強國，但農業強國一定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否則它就沒有參加決賽的資格。只是對農業強國的衡量不像這里舉例說明的那么簡單，不是取決于一個指標，而是一個指標體系，至少有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兩類指標。
很多人把日本視為農業強國，筆者認為，日本只是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并且還是水平比較高的農業現代化，但它不是農業強國，因為從農業強國最核心的經濟競爭力上看，日本總體農業競爭力并不強。哪有一個農業強國需要政府千方百計地守住農業國門才能活得下去？如果日本把農業國門開大一點，日本的不少農產品生產早就在國際競爭中崩潰了。一個農業經不起國外農產品競爭的國家，顯然不應算農業強國。同理，韓國也只是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但不是農業強國。
對農業現代化與農業強國做如此辨析，不僅僅是為了厘清二者的相對關系，更重要的是能使我們清楚，當今中國要成為農業強國，面臨著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強國雙重疊加的奮斗任務，因為目前不少地區、不少方面、不少環節還面臨著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艱巨任務。中國需要快馬加鞭地完成雙重疊加的奮斗任務才能登上農業強國臺階，任重道遠！
三、建設農業強國的目的與條件
（一）建設農業強國的目的
為什么要建設農業強國？提高農業競爭力必然不是終極目的，只是實現終級目的的借道目標。提高中國農業競爭力的終極目的是什么？這就需要明晰農業發展的目的和農業的功能。
農業發展的終極目的是為人類創造更好、更安全的生活，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在“天、地、人”和諧關系中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當今的說法是通過農業多功能性來提高人類生活質量。農業的功能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漸豐富起來的，各項功能的相對重要性也必然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甚至歷史上的一些農業功能會消失。
當前普遍認為農業具有多功能性，但在遠古社會，農業只有一個食物功能，民以食為天，生存是第一位的，那時沒有當前所說的其他功能概念。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現代經濟的發展，農業的其他功能才逐漸進入話題。
細數當今農業的功能，大致有五項：食物功能、就業功能、工業原料功能、生態功能、文化與生活方式功能。此外，傳統農耕社會的有些農業功能現在已經不足為道，或者可以說已經基本消失，比如馬驢的交通工具功能、大牲畜的動力功能。
農業的食物功能關系到人民的營養與健康，主要農產品（這里未考慮林產品）是糧、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菌、漁12類產品，其中只有棉代表著纖維類產品，不是食物用途，其他均以食物用途為主。從古至今，食物功能的重要性從來沒有下降過，甚至隨著人口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增強，當前食品生產技術尚未到達主要以合成化學元素來提供食品的階段。
農業的就業功能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一國的勞動力構成中，2020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占比為23.6%，而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到3%。中國未來就業結構中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也一定是持續降低的。
農業的工業原料功能需要進一步細分。農產品作為工業原料可分為兩類：一是作為食品加工業的原料，其本質依然是作為食物，不妨歸入食物功能。二是作為非食物用途的工業原料，這種功能的重要性在不斷降低，因為對于非食用性工業原料，一方面可以從現代全球化市場中獲得，另一方面可以從農業外替代獲得，比如化纖大量替代天然纖維，人工橡膠大量替代天然橡膠。
農業的生態功能具有雙刃劍效應，既有改善生態環境的一面，比如凈碳匯量、農業景觀等；也有惡化生態環境的一面，比如肥藥淋溶、牲畜排泄物污染、不利于生物多樣性等。農業的生態環境功能越來越成為影響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如何減少其負面作用、增大其正面作用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取向之一。
農業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功能主要指農耕文明的文化和歷史傳承，以及與農業相適應的鄉村生活方式的保留。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這一功能也在逐漸弱化。
對一國來說，上述部分農業功能不需要農業強國來保障，比如就業功能、生態功能、文化與生活方式功能，只要有農業存在，就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這些功能；如果是農業大國，這些功能就會顯示得更明顯或更豐富些。也就是說，在農業強國競爭中，這些農業功能不存在國家間的直接競爭。比如，農業生態與景觀在國家間既不存在競爭問題，也不存在一個強弱之分，因為大自然各有各的生態和景觀。沙漠不一定比綠洲差，正如人的七情六欲，只是不同場景的心理表現；酸甜苦辣咸，不見得甜就比辣好，因人的偏好和場景而異。各國的農業文化也沒有強弱之別，只是具有不同特色而已。從就業看，國家間農產品競爭導致的對農業就業的影響也不是直接來自就業競爭，而是通過農產品競爭來影響本國農業，從而間接影響到就業。
但有的農業功能需要農業強國來保障，比如農業的食物功能和工業原料功能，因為這里面存在國家間農產品的直接競爭。從原料功能看，當前依然存在著直接的國際競爭，農產品的國際競爭會影響到國內的農業產業發展。但與過去相比，總體上說，一國農業的工業原料功能在減弱。與工業原料功能不同，食物功能一直沒有弱化，甚至在強化，并且與農業強國關系緊密。如果一國農業的食物功能被國外農產品替代，需要仰他國農業鼻息而生存，那就存在巨大風險，并且是關系到國民營養與健康甚至生命的風險。在一定的時空條件和地緣政治下，潛在的風險甚至會變成糟糕的事實。人口大國的食物需求規模較大，因此，人口大國的這種風險更大。正因如此，中國農業強國建設的主要目標是努力保障本國國民營養和健康所需的重要食物農產品（尤其是谷物）供給，絕不能把戰略性食物農產品供給寄托于國際社會。這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中國經不起“食物政治化”或“食物武器化”的風險。
綜上所述，建設農業強國的主要目的是為本國人民創造更好、更安全的生活，更聚焦地說，就是保障本國國民更合理、更安全的營養和健康。從一國農業功能安全性看，建設農業強國的核心是取得重要農產品（尤其是戰略性食物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造就一國農業競爭力的背后涉及經濟效率和技術效率以及效率背后更深層次的經營、科技、體制、組織等更多因素。
（二）建設農業強國的條件
“農業強國”一詞使用得較早，但為什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才首次進入黨的綱領性文件？這就涉及農業強國建設的條件。換句話說，當今中國已經具備了建設農業強國的基礎條件，這些條件為沖擊農業強國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第一，縱觀世界各國，農業強國都是高收入國家，因為建設農業強國需要強大的綜合性物質能力作為支撐，中低收入國家的農業缺乏強國競爭所需的綜合性物質支撐力。當前，中國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國內外普遍的看法是中國將在“十四五”期間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反映出中國具備了強國競爭的綜合性物質支撐力，這是中國適時提出農業強國建設目標的基本條件。
第二，農業強國需要有較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技術效率，即以單位資源計算的農產品產出水平。農場規模相同時，無論以實物量計算還是以價值量計算，單位產出高，總產出就高。二是規模效率，即勞均占有的生產資源量，如農場土地規模。技術效率一定時，勞均生產資源量與勞均總產出呈正相關。中國農業一直以來的最大問題是：已有生產技術水平下的不充分就業，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業不充分就業的典型表現是勞均視角下農場經營規模偏小的問題，從而稀釋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勞動力可以自由擇業流動，同時非農產業迅速發展使得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幅增強，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因此轉向非農產業，大大減少了農業勞動力數量，這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提供了現實機遇。囿于現有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村社保制度，農場規模偏小問題盡管尚未得到根本好轉，但已出現緩慢好轉的跡象。農業勞動力轉移及穩定化導致大規模的農地流轉，這為擴大農場規模提供了機會，使得農戶（農場）層面的農業規模化經營逐漸實現，對農業經營至關重要的現代農業經營主體也開始出現，農業勞動生產率逐漸提高。通過擴大農場規模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現實性為中國建設農業強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可行性條件。
第三，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已有一定基礎，某些環節、某些地區、某些農場的農業現代化水平完全可以媲美世界農業強國。比如，黑龍江和新疆國有農場的大型農業機械裝備水平并不次于，有些甚至還優于農業強國的農場。中國的一些大型農業機械，也是從約翰迪爾、凱斯等世界級農業機械廠商處購買的，且中國購買的是新型號，而歐美農場很多使用的是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購買的舊農機。又如，中國的智能化溫室農產品生產技術、設施裝備和產出水平與農業強國處于同一級別。
第四，國家經濟實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強了整個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力。現代農業發展離不開政府財政支持，這似乎成了當今世界各國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業競爭力的“鐵律”。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大大增強了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廣度和力度，有效提高了金融、保險、物流等農外商業系統對農業的支持力，對優質農產品產生了強大的國民消費力，激發了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競爭力的支持。明顯的例子是2007年國家（以及后續各省）建立的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對50多種主要農產品進行研發、試驗、推廣、加工、市場多環節的長期協作攻關，對最近15年中國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五，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際看，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科技、外交、軍事等全方位的實力增長，以中國為代表的新崛起力量正在解構國際舊秩序和重構新格局，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多，客觀上要求中國必須打好做強農業基礎，高質量發展農業，這是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國際戰略布局需求。從國內看，中國當前正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農業既是現代化的主要板塊，更是現代化的穩固基礎，農業強國建設成為勢在必行的時代任務。
總體上看，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發展和實力提升，全方位的現代化發展為農業的進一步現代化發展和沖擊農業強國提供了有利的農業內外部條件。在這種基本條件和可能性下，中國應及時樹起建設農業強國的“大旗”，這有助于明確努力目標并為之奮斗，以期在建設現代化農業的同時，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步伐。今天提出建設農業強國，并不意味著馬上就能建成農業強國，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艱巨任務和宏偉目標，但今天是中國提出建設農業強國目標的恰當時機。
四、農業強國的衡量評價
（一）衡量農業強國的指標體系
指標體系是衡量比較事物發展程度的常用工具，比如中國對農業現代化水平、鄉村振興水平就存在多種衡量指標體系主張。考察以往眾多指標體系，很容易發現普遍存在三個明顯的關鍵問題：一是指標概念問題，不少指標體系缺乏內涵與外延的清晰度；二是同級指標之間和層級指標之間的邊界和邏輯關系不清甚至錯誤；三是具體衡量指標數量過多、內容過泛，以致難以客觀評價與衡量。
定性詞和具體指標選擇是否合適以及可比程度決定著衡量指標體系的合理性、公信力和可行性。形象地說，首先要有一部“好經”（合理的定性詞），其次是要“把經念對”（合適的指標來體現定性詞）。中國不少機構和學者在做農業現代化水平評價時，往往存在定性方向的偏差和具體評價指標選擇的不合理，導致評價結果與公眾的直觀認知大相徑庭，從而失去公信力。時至今日，中國還沒有一套被廣泛認可的農業現代化水平衡量指標體系，學界和政界依然在對此進行討論。
以往的經驗表明，在構建衡量農業強國的指標體系中，必然也面臨著選擇合適的定性詞和具體指標這兩個難題。這背后既有理論邏輯問題，也有技術處理問題，必須避免上述三個明顯的問題。如果在這些方向性和基礎性工作上出現偏失甚至錯誤，就很容易在農業強國認定和衡量上出現很多不客觀、欠合理甚至錯誤的判斷，進而影響到農業強國建設的高質量實踐落地工作。
就指標概念來說，什么是農業強國？怎樣才算農業強國？正如前文所說，目前關于農業強國的認識尚處于見仁見智階段，從報刊媒體以及官方文件中可以收集到大量刻畫農業強國的定性詞。這里需要梳理歸納出農業強國的實質性特征，在這方面應當不唯書、不唯上，擺事實、講道理，保證可落地。比如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強國的表述是“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這五個詞就是刻畫農業強國的定性詞。需要仔細審視的是，這五個定性詞是否實質、完整、獨立？所謂實質，指定性詞確實是農業強國的關鍵特性，并且是直接特性；所謂完整，指沒有缺失某項顯著特性；所謂獨立，指定性詞之間沒有交叉重疊的部分。比如，農業強國是否應當有刻畫農業從業者收入或勞動生產率的定性詞？還是將它們納入“經營體系強”的類別了？需要明晰這五個定性詞的具體內涵是什么。比如“經營體系強”，什么是經營體系？指農戶經營單位或者農業生產體系？還是也包括流通體系、加工體系以及金融等配套體系？顯然前者可以說是小經營體系，后者可以說是大經營體系。作為方向性說法，寬泛一些無妨，但作為要落地的工作指導，尤其是要進行衡量比較時，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必須具體明確，具有合理的可比性，否則就只能各自理解，“各敲各的鑼”。只有討論和細摳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才能使其明晰。這不僅有助于提高理論合理度，也有利于后續實踐落地。
確定定性詞并明確其內涵和外延后，下一步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用合適的下一級具體指標來體現定性詞。通常采用兩級甚至三級指標來將定性詞具體化，以便找出短板來改善。在具體化下一級指標時，關乎成敗的難題是：第一，在邏輯關聯上是否能真正體現定性詞，以往很多指標體系在這方面是經不起討論的。第二，是否客觀合理，以往很多指標體系出現過不客觀和不合理的有偏指標。比如，在農業現代化水平衡量指標體系中，將糧食產量作為關鍵指標，并賦予很大權重，其衡量結果就是非糧食主產區的農業現代化水平都不高，與公眾認知大相徑庭，失去公信力。這種做法在邏輯關聯上也存在錯誤，因為邏輯上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衡量不應當與生產結構掛鉤，絕不是糧食生產得多就是農業現代化水平高，傳統農耕社會幾乎都是生產糧食的。
農業農村領域衡量指標體系的另一個問題是指標數量過多。從層級說，目前常見的以三級指標為多，但有時甚至可以看到五級的指標體系。所以經常看到一個指標體系有三五十個具體指標，甚至有近百個的。有些人認為如此則指標全面，但層級越多則與頂層特征的直接關聯越遠，過多的指標必然導致泛化，以致難以客觀表達與衡量。當指標過多過泛時，一方面容易稀釋因果關系和模糊關鍵點，從而不利于瞄準短板發力，另一方面變得很難現實操作。
指標體系的層級和指標不宜過多，農業強國的衡量指標體系以兩個層級為宜：第一層級是刻畫農業強國的定性詞（定性指標），這層的指標量不宜多，要能體現農業強國的關鍵特征；第二層級指標是第一層級指標的影響因素指標，本身不是農業強國核心指標，只是反映上下級指標間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要想改變第一層級的農業強國直接指標，就需要改善第二層級影響因素指標的表現。目前常見的農業現代化、鄉村振興、農業強國等衡量指標體系的指標數量基本在25個以上。想反映得越全面、越細致，指標就越多，但指標體系會過于龐雜，不利于聚焦抓住關鍵因子，且指標信息收集工作量很大，指標過于細致，基層往往難以滿足數據收集的要求。
當國家層面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后，各省份就會跟著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省（區、市）。在各地的指標體系構建中，應當注意到不同地區的現實適應性，農業強國與農業強省的指標體系應當是略有差別的，衡量農業強國的有些指標不一定適用于衡量農業強省，不能完全照辦套用。比如，經濟發達省份的農業對標的可能是發達國家，但經濟欠發達省份的農業主要還是對標國內農業發達省份。對各省份農業補短板而言，面對的客觀現實很重要，否則就容易變為唱高調或搞評比。
（二）對當前若干指標主張的討論分析
當前，已經出現了不少關于農業強國的衡量指標主張。有的指標很大很廣，有的很模糊很間接，存在不少似是而非或泛而難測的指標主張，下面就若干指標主張做一些討論分析。
總量依然被不少人作為衡量農業強國的指標，這種錯誤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總量大小主要與國家生產規模有關，總量大不等于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高，更不等于市場競爭力強，中國農業大而不強、競爭力弱，這就表明總量指標不適合作為衡量農業強國的指標。
有人主張把鄉村振興作為衡量指標。這似乎有點道理，邏輯上，如果鄉村不振興，沒人愿意待在鄉村，農業強國如何建設？但細想對嗎？鄉村振興是一個比農業強國范圍更大的話題，這個農業強國還怎么衡量？這個指標顯然是太大太遠了。
不少人將凈進口依存度作為農業強國的衡量指標，認為大量凈進口農產品的國家就不是農業強國，農業強國就應當自己能供給所需的農產品，這種錯誤看法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并得到認可。世界貿易組織數據顯示，作為世界頭號農業強國的美國就是一個農產品凈輸入國，2020年美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為160億美元，單看食物則貿易逆差更是達到190億美元；英國同樣也是一個農產品凈輸入國。依此指標衡量，美國和英國都沒有達到農業強國標準。從理論上看，大量凈進口農產品至少有三個可能的原因：一是本國基本不生產某類產品，需要通過進口來滿足本國需求，如中國大量進口咖啡。這就不是本國農產品競爭力弱的問題，而是基本不生產，因而也不存在孰強孰弱之爭。二是本國農產品競爭力確實較弱，難以抵擋國外同用途農產品大量進入國內市場，如中國價差驅動型谷物進口。三是本國農業資源稟賦不足，國內生產能力遠遠不能滿足國內需求，導致大量進口農產品。比如，中國在保障谷物生產的前提下缺乏耕地資源來生產大豆滿足需求，因此大規模進口大豆。在第三種情況下，未必就是本國農產品競爭力弱，需要進一步分析。本國產品和進口產品如果是競爭產品，就需要看本國產品占據該產品的哪一層級市場：如果本國產品占據高端市場，進口產品只能占據低端市場，那么，恰恰證明本國產品的競爭力強，進口產品只是填補生產資源不足所致的供求缺口而已。比如，在日本大米市場上，國產米占據高端市場，進口米只能占據低端市場。還有一種情況是雖然擁有同一名稱，但現實中是差異化產品，并不是實際競爭產品。比如，中國大豆占據食用豆（豆制品）市場，進口大豆占據油用豆（榨油和豆粕）市場，二者之間由于產品的理化性質和價格因素（食用豆價格高于油用豆價格）以及中國法律禁止轉基因大豆進入食用品加工，實際上不發生規模性競爭替代，進口大豆只是填補了中國植物油和豆粕巨大的供需缺口。美國和巴西各有相當數量的非轉基因大豆，卻沒有發生其非轉基因大豆大規模進入中國取代國產大豆的現象。如果不做深入分析，簡單地拿表面指標來衡量，必然會失之準確。
有人主張將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定價權、話語權作為衡量指標，認為定價權或話語權就是實力。這種主張的不正確在于：首先，定價權和話語權只是一種定性說法，很難客觀衡量，即在操作上是不可客觀實現的。其次，經濟學理論認為，所謂的定價權只在市場壟斷中存在，在近乎自由競爭的農產品市場中，均衡數量和均衡價格是由市場供需兩方共同決定的，或者說是市場這只“無形之手”決定的，何來話語權之說？不少人將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等交易所價格視作美國或跨國公司的定價權，事實上，那些交易所價格是典型的由供需雙方決定，在交易過程中雙方都不知道誰在買進、誰在賣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定價權歸屬。
有人主張將“世界布局能力”列入農業強國衡量指標，這是一個聽起來很不錯的主張，但如何將這個指標合理地具體化？首先是世界布局能力是難以定量化的：其次是大多數跨國公司只有注冊屬地概念，很難說是哪個國家的，因為其股權結構多數是國際化的，比如著名跨國糧商AMD到處參股，在中國都有很多它入股但不控股的企業。很少有像中國央企中糧集團這樣國有股權形式的企業。那么，究竟如何來界定或衡量世界布局能力，是國家還是企業的國際布局能力？顯然，這樣的模糊指標是難以客觀定量衡量的，是不適合作為衡量指標的。
有人主張將“農產品保障能力與程度”列入農業強國衡量指標，從定性角度來說無疑是正確的，農業強國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農產品保障能力，但具體衡量指標需要進一步細化、聚焦、精準。農產品包含很多種類，到底哪些具體的農產品需要保障？現有生產方式和技術水平下，人多地少國家在達到一定發達程度后，必然不可能把本國所需的農產品都保障下來，農產品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就是一個世界性的確證。換句話說，人多地少的發達國家或地區是做不到全面保障自己的農產品供給的，因此，需要明確所要保障的具體農產品并合理確定保障程度。
有人主張將“農業應用技術創新”“農業基礎研究創新”“應用鏈環節及節點創新”之類的“創新”作為衡量指標。但何謂創新？一是創新的含義不明，尤其是外延界定不易。二是從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到技術運用的距離很遠，具體拿什么來衡量？三是理論創新、技術創新不是單屬某一國的，通常具有國際性。中國是電子商務、電子支付應用得最為廣泛的國家，可謂電子商務強國、電子支付強國，但電子商務和電子支付都不是中國人創新發明的。很多人認為農業科技創新是農業強國的重要支撐和衡量指標，但理論和技術的創新實際上沒有如此清晰的產業劃分，今天的機械裝備、智能化、大數據、互聯網等，事實上都不是農業理論和技術的創新，只是在農業中的應用，甚至連種業的基因工程等現代生物技術也不屬于農業學科，傳統的劃分屬生物學。既然理論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結果最終直接和綜合體現在產品上了，為什么不以產品表現來直接衡量，而去拿間接又模糊的指標來衡量呢？
有人主張將“擁有農業標準或規制的制定權”列入農業強國衡量指標，這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主張。首先，農業標準或規制的制定權是在一定范圍內的，比如行業標準、國家標準、國際標準。從來沒有一國制定國際標準的說法，至多只是主要參與者甚至主導者，比如華為也只是5G國際標準的主導者。現實中，農業標準有很多，如何客觀區分一國在標準和規則制定權中的地位？況且，參與農業國際標準的制定主要是依據科學家的科學地位而不是強國身份。
此外，在對農業強國的衡量中，還會碰到一些技術難題需要妥善處置。比如，中國很大，各地農業差距明顯，農業強國以哪個區域為主體來衡量？這些問題在對農業強國的討論中都需要逐漸明晰。
本文沒有提出自己的農業強國定性詞和具體衡量指標，上述討論只是為了表達一種思想：在農業強國的定性認定和指標選擇上，定性詞的核心和邏輯應當緊扣強國特征，具體指標選擇上要客觀、合理、現實地體現農業強國的定性方向，避免模糊泛化、過于間接和無法客觀衡量。因此，必須集思廣益、充分討論和仔細辨析后確定，不能在這項基礎工作上匆忙粗略，重蹈以往類似衡量指標體系無效的舊轍，以便現實操作上可以精準補短板。
五、農業強國的時間表
中國何時能建成農業強國？這是時下經常被提及的一個話題。設定時間表是中國官方推進建設任務以實現目標的慣常做法。對此，我們應當認識到，農業強國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比較，20年前的強國未必是現在的強國。同理，今天展望中國何時成為農業強國時，也必須有動態思維，即不能以今天的農業強國標準來衡量判斷中國15年或25年后會成為農業強國，因為到那時，今天的農業強國可能又登上了新的臺階，屆時中國即使達到了這些農業強國今天的水平，實際上依然落后它們15年或25年。
在農業強國建設中，必須認識到中國建設農業強國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正如習近平所說，“建設農業強國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做好‘三農’工作的戰略部署，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久久為功”。
今天，中國舉起了建設農業強國的大旗，意味著我們肩負著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強國的疊加建設任務，其難度可想而知。在設定時間內，一個可能結果是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但沒有成為農業強國；另一種結果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同時也成為了農業強國。我們當然希望是后一種結果，但歷史經驗證明，中國不乏設定的時間表卻沒有兌現的案例，美好愿望不一定就是結果，關鍵取決于建設的質量和速度。
農業強國是一個系統建設工程，不僅包括農業生產階段中關系到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也包括農業生產階段外涉農科技、裝備、金融、保險、物流、商業模式等方方面面和各個環節。目前看來，農業外的配套因素會隨著中國總體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改善，主要的阻力因素還是在農業生產階段，需要固底板、補短板、破瓶頸、鍛長板。其中，小農經營形態及其背后的土地制度是最為棘手的問題，細小農場規模和土地碎片化嚴重制約了農業收入的提高和先進農業技術的應用，進而難以吸引人才進入農業，以務工工資收入和財政轉移收入支撐農民可支配收入的現象實際上恰恰反映了務農收入的不景氣。實現農業強國必須突破小農經營形態，而要突破小農經營形態必須打破妨礙激發土地利用效率的桎梏。
我們努力建設農業強國，但也應充分認識到建設農業強國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有關部門正在制定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制定最近5年、2035年和21世紀中葉的建設規劃。雖然現在還不能確定中國何時能成為真正的農業強國，但我們清楚，在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中國一定能也一定在不斷地逼近農業強國，直至成為農業強國。
六、結語
當前中國具備了“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適時提出建設目標有助于加快農業強國建設的進程。相較于農業強國建設的政策推進和實踐操作，學術界無論是在農業強國理論認識方面，還是在對衡量指標體系的學理支持方面，都明顯落后于實踐需求。這兩方面的偏失程度會影響到實踐工作的偏失程度，因此，必須加快這兩方面的工作。
農業強國的參照系是農業發展水平位居國際前列的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只是農業強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中國面臨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建設農業強國的雙重任務。農業強國指的是產業強國地位，產業強國地位由生產階段、加工階段、流通階段和涉農領域配套等多部分合力造就。從現狀和發展趨勢看，中國成為農業強國的最大短板在生產階段，即只有建立起農業生產強國地位，才有可能成為農業強國。
建設農業強國的主要目的是為本國國民創造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尤其是保障本國國民更好、更安全的營養和健康。從一國安全性看，建設農業強國的核心是取得重要農產品（尤其是戰略性食物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造就一國農業競爭力的背后涉及經濟效率和技術效率，以及效率背后更深層次的經營、科技、體制、組織等更多因素，這是中國建設農業強國必須攻克的難題。
通過指標體系來衡量一項預定目標的推進程度是中國實踐中常用做法，因此，衡量指標體系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關系到實踐工作的導向。明晰指標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處置好各級各種指標間的邊界和邏輯關系、客觀合理地選擇具體指標是當前指標體系建設中亟待完成的工作。目前常見的把凈進口依存度、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定價權或話語權等作為農業強國衡量指標的主張，既缺乏理論邏輯支持，也缺乏實證支持。
實踐工作中，可以設定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時間表。鑒于農業強國建設的系統性和艱巨性，中國的農業強國建設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實現農業強國的具體時間取決于中國改革創新、踏踏實實地消除短板的進程。
(作者單位系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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