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品質性強、適宜性強、持續性強和微觀經營主體強四個維度論述了農業強國的含義,把我國農業與世界強國農業（及國內其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比值、農民與國內其他產業就業者人均增加值的比值和農業綠色發展面積占農地面積的比例作為度量農業強國建設的指標。農業強國建設策略是：培育高素質職業農民，把人力資本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打造高效率合作機制，把合作共贏的組織功效充分發揮出來；創建法治化宏觀環境，把市場機制的制度功效充分發揮出來。具體措施是：提升人力資本的投資環境、維護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保障穩定預期的法治環境、做強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自生能力、做強微觀經營主體的共生能力和做強農業綠色發展。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任務，這是黨中央著眼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的戰略部署，也是扎實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城鄉居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戰略舉措。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強國建設涵蓋制造、質量、航天、交通、網絡、數字、農業、海洋、貿易、教育、科技、人才、文化、體育等方方面面，農業強國建設是基礎性工作。農業強國建設做好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就有了堅實的基礎。農業強國建設是最艱巨的工作，我國的工業品和農產品都必須面對國外產品的挑戰。但是，我國的工業品面臨的是在國際市場上被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替代的風險，而我國的農產品面臨的則是國內市場被國外農產品替代的風險。相比較而言，農業強國建設的任務更繁重、更艱巨。農業強國建設的主要工作，是使農業的科技裝備、經營體系、產業韌性和競爭能力越來越強，進而使農地質量、農品質量和農民收入越來越高，農村環境和農業景觀越來越好，而不再僅僅是農產品數量夠不夠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20世紀末扭轉了農產品供不應求的局面，近20年糧食生產能力穩中有升，糧食產量穩定增長，打破了所謂的“一豐一欠二平”的糧食生產規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越來越大，目前已經超過60%。
從表1可以看出，2021年，在14個人口逾億的國家中，農業增加值占世界農業增加值的份額和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份額的差值大多在1個百分點以內，只有中國（13.7%）、印度（-5.9%）和孟加拉國（-1.2%）是例外。我國人均農業增加值高，除了同我國農民數量多，農產品種類繁多外，還同政府想方設法地激勵農民把農產品做多、把農業增加值做大的政策導向有關。
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不僅人均農業增加值高，農產品凈進口量也較大。2021年我國農產品凈進口1772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非食用原料，這意味著我國有較大的農產品加工能力。
平心而論，我國農業的增產潛力始終存在，但在非農部門涌現出更多更好的增收機會的情境下，農民在土地上挖掘增產潛力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2016年全國有2億多農戶，占全國總戶數的56.6%。根據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21年全國有1.7億個農業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22.9%。同發達國家的農戶和農業勞動力占比相對照，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現實中，愿意從事超小規模農業的農民越來越少，愿意從事大規模和適度規模農業的農民卻難以達到預期規模，如何讓這兩部分人進行更好的對接，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這或許同農業勞動不再是繁重的體力勞動的變化有關。相比較而言，我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并不大，它并不是農業強國建設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國耕地面積占世界耕地總面積的比例較小和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較大是我國國情，難以改變。超小規模農業并不是我國國情，而是就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升級尚未完成前的特有現象，它不僅可以改變，而且必須改變。毋庸諱言，我國有部分學者強調保護超小規模農業的必要性。其中，以農民是弱勢群體為理由強調保護超小規模農業的重要性，低估它對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負面影響；以農業具有弱質性為依據強調發放農業生產補貼的必要性，低估它對提高農業競爭力的負面影響；以農產品的功能化、生態化、高附加價值化為理由強調維護超小規模農業的合理性，低估農產品由生活必需品扭曲為養生品、保健品和奢侈品的負面影響。我國開始具備為維護超小規模農業設置一個相對封閉環境的能力，然而真正需要做的工作是把農業微觀經營主體做強、把農產品競爭力做強、把農業產業體系做強，打破超小規模農業的格局，而不是維護超小規模農業的格局。
二、農業強國的含義
（一）農業強國建設的目標和主要任務
農業強國建設同以往農業建設有很強的內在聯系，它是在以往基礎上的升華，并非另起爐灶而另搞一套。所以它們沒有涇渭分明的邊界，因而很難把農業強國建設和現代農業建設區分得清清楚楚。農業強國是在我國即將跨越發展中國家階段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目標是質量安全和生態安全，主要措施是控制農業化學品施用量，實施休耕輪耕和退耕還林還草還濕、退牧還草、天然林禁伐等策略。以往的農業建設是在我國處于發展中國家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目標是數量安全，主要措施是把能種的地都開發出來，能長莊稼的時間都利用起來，能增產的措施都應用起來。農業強國建設要在國際和國民經濟體系中做評價，以往的農業建設基本上是就農業論農業。
農業強國建設的目標。首先，農業發展的質量達到發達國家農業發展水平，并非同自己過去相比質量有進步；其次，農業就業競爭力達到國內其他產業平均水平，并非同自己過去相比收入有增長；最后，農業增長達到可持續水平，不對消費者、其他地區和后人施加負面影響。農業強國建設分析和評估以橫向比較為主，并非構建一個有關農業的指標體系和我國農業的時間序列資料，就能對農業強國建設作出評價。近些年我國農業政策強調反哺，但并沒有走得太遠。日本和韓國市場上國產大米的價格要比進口大米的價格高數倍，我國市場上的大米是按質定價的，同產地無關，市場信號沒有扭曲，這意味著我國建設農業強國的壓力沒有減輕。我國農民正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自生能力和共生能力，這意味著我國建設農業強國的動力沒有減弱。
農業強國建設的主要任務。以自生能力、共生能力和可持續能力的提升為抓手，把經營規模小、資源依賴強、要素成本高、面源污染重、產品競爭弱等影響我國農業長期發展的障礙都清除掉，消除由農業超小規模經營導致的所謂農業弱質性，完成農業補貼由生產補貼到生態補貼的轉型，不再以這些障礙作為尋求保護或優惠政策的籌碼。具體地說，就是要依靠土地適度規模經營、作業專業化分工和農業技術升級，提高微觀經營主體的自生能力；依靠農民合作、創建生產集群和產品區域公共品牌，提高微觀經營主體的共生能力；依靠農戶自生能力和共生能力的提高，使我國農業具有同其他國家農業競爭的能力，具有同國內其他產業競爭的能力，進而使農民成為體面的職業，農村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家園。
（二）品質性高
品質提升是評價農業強國建設績效的第一個核心指標。大國農業最關注的是生產多少的問題，遵循的是數量優先兼顧質量的原則，高度重視要素投入、產品產量、設施裝備等數量指標；強國農業最關注的是如何生產的問題，遵循的是質量優先兼顧數量的原則，優先考慮的是要素品質、產品品質、增長品質等質量指標。一是要素品質的提升，制定和實施農業要素質量標準、使用定額和使用規范，制止低質、劣質農業要素進入市場和生產過程，以及防止水資源和農用化學品的過量、過頻使用；二是產品品質的提升，要全面制定和實施農產品質量標準和生產工藝，消除產地水、土、氣中重金屬超標等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持續提高我國農產品，特別是食用農產品的品質；三是增長品質的提升，要依靠技術、制度和組織創新，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持續地提高農業增長的品質。
農業強國建設把重點放在品質提升上的主要理由是：從產出角度看，我國人均農產品數量已經超過世界人均農產品數量，且人口總量已經開始下降，產出數量增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下降了。從投入角度看，我國平均每公頃耕地化肥施用量由1961—1965年的14公斤增加到2016—2020年的421公斤，先后超過美國和日本，僅次于埃及（見圖1）。同時，耕地畝均機械動力已經高于發達國家，2016年我國畝均動力為0.41kW，是美國（0.06~0.07kW）的5.8~6.8倍。畝均農藥用量和灌溉水量也有類似特征，投入數量增長的必要性下降了。從消費角度看，全國居民已經由追求吃飽、吃好轉為吃健康，品質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國農業的主要任務是使農業增長同品質提高掛鉤，同資源要素投入脫鉤。
一些學者強調農產品數量安全的重要性主要有兩個理由：即農產品是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我國擁有14億人口。農產品屬于戰略產品，同時又是幾乎所有國家都生產的產品和壟斷程度最低的產品，農產品國際貿易同壟斷程度極高的高科技產品（如光刻機、高端芯片）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現實中確實存在妄圖阻礙我國崛起的邪惡勢力，但這股邪惡勢力難以對正常的農產品國際貿易施加重大影響，更不可能打造一個向我國禁運食物的封鎖圈。我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對此要保持清醒的認識，不宜高估邪惡勢力的影響力，不再以冷戰思維的方式把提高我國農業自給自足水平作為我國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
（三）適應性強
正常年份的農業生產應配置在水熱條件最好、最適宜農作物生長的季節，非正常年份應把更多的農業生產能力動員起來。適應性是指應急年份生產能力最大限度動員和正常年份生產能力利用之差構成的區間，適應區間越大則適用性越強，區間為零則完全剛性，沒有適應性可言。農業適應性體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農業的適應性，農業的生產經營對象是生命有機體，更需要敬畏自然、順應自然，這是農業與非農產業最為顯著的不同。農業適應性強是指它既能充分發揮自然力的作用，又能應對氣候變化的威脅，即它能根據氣候變化的長期預測主動調整種植面積和作物布局，主動應用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等策略，跨越以藏糧于倉方式被動適應氣候等風險的階段。二是政府的適應性，對外開放會給我國農業帶來機遇和挑戰，閉關鎖國回避挑戰和只看機遇忽視挑戰都具有片面性。正確的做法是提高政府應對開放的適應性，像海綿那樣對開放紅利有很強的吸納能力，對外部擠壓有很強的復原能力，一關了之和一開了之都屬于好心辦錯事。“好心者”往往自信，“自信者”往往聽不進不同意見，由此導致的倉促行事或貽誤時機的行為，結果都適得其反。三是農民的適應性，農民適應性的提升是他們由自在走向自為的過程。尤其在初始階段，多數農民寄希望于環境適應自己，而不是自己適應環境，對此要有足夠的耐心。保護或摧毀超小規模農業，都不是適宜的選擇。正確的選擇是賦予農民重復博弈的權利，讓農民在重復博弈中逐步增強適應性。無論試錯還是趨優，都要有一個允許重復博弈的政策環境。科學進展是這樣，農民適應性提高也是這樣。有了這樣的環境，農民的適應性將會變得越來越強。
（四）持續性強
農業可持續性是指農用化學品、灌溉水的用量和農產品產量等既能滿足自己的需要，又不對他人和后人的需求造成負面影響。它有三層含義：一是維護自身可持續性。社區（地區和國家）要維護和提升農地的土壤條件，保護和改善地表水和地下水環境，消除過量、過頻施肥或施藥等行為，提高自身農業的可持續性。二是不影響他人可持續性。社區（地區和國家）農業可持續性的維護和提高，以不對其他社區（其他地區和其他國家）可持續性施加負面影響為原則。三是不影響后人可持續性。社區（地區和國家）農業可持續性的維護和提高，以不對后人（其他社區、其他地區和其他國家的后人）可持續性施加負面影響為原則。
簡言之，強國農業建設是以正和博弈（競爭合作、互補共贏）的方式把蛋糕做得更好更大，且參與者都能從價值增量中分到應得的部分，而不是以零和博弈（爾虞我詐、贏家通吃）的方式從既定蛋糕中切得更大的一塊。我國農業強國建設旨在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可持續農業探索新路徑，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而不是為中國當世界老大提供支撐。
（五）微觀經營主體強
農業是最古老的產業部門，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人數隨著新產業的出現逐漸減少具有客觀必然性。農業勞動力減少和農戶經營規模擴大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直要到經營規模能滿足農民充分就業等要求后才會停下來。此時，農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具有競爭力，農民收入能同其他部門勞動力的收入相一致，農民成為得到社會尊重的職業。用這個標準衡量，我國微觀經營主體還有較大差距，還有一系列工作要做。
一是具有適宜的經營規模。經營規模適宜是指它能為農民充分就業創造條件。2010年，筆者就純農戶需要經營多少土地方能達到外出務工農戶的生活福祉問題做過調查，當時的最小規模為30畝，最小規模到2050年至少翻一番，達到60畝。按平均規模為90畝和18億畝耕地計算，可以容納2000萬個農戶，因此將2億多小農戶減至2000萬個農戶是必須要做的一項工作。規模化是作業高效化、投入精準化的必要條件。今后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是通過擴大農地經營規模來提高作業質量和作業效率，而不是通過提高勞動密集程度來增加土地產出。
二是自生能力強。所謂自生能力強是指在人力資本投資的基礎上提高農民素質。毋庸諱言，提高農民素質目前尚停留在口惠而實不至階段。政府的農業投資主要用于土地綜合整治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民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及對農業物質資本的重視程度。縣、鄉政府組織的農業技術培訓的針對性較差，農民認為這些培訓并不是他最需要的技術，對他的幫助不大。農民非常重視人力資本投資，但投資目標是讓子女離開農業，而不是提高自己的農業技能。調查中發現有些農民對農業技術非常感興趣，但這部分農民所占比例太小。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的人口大國，我國必須以這類農民為主體，糧食主產區尤為如此。農民做強的標志是無需補貼就能維持農業再生產，補貼無法把農業做強，也無法使農民有體面的感覺。
三是共生能力強。在物種進化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種群和群落能夠生存與繁衍，只有提升自生能力才能提高自己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性或改善生存與繁衍條件，所以提升自身能力是所有物種都有的本能。很多物種在進化中還形成了在群落內部構建共生能力的行為能力，人類更是在進化中形成了在陌生人（不同群落）之間構建共生能力的意識和行為能力，這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最顯著特征。人類構建共生能力的行動，包括通過協作把蛋糕做得更大從而分到更多一些的蛋糕，通過磋商形成一致性策略增強共同體的博弈實力，通過建立企業集群、產業集群共同分享外部規模經濟等。共生能力建設初見端倪，可拓展空間很大。在農業強國建設中，農民不僅要依靠人力資本投資提升自生能力，還要采取各種能夠提升共生能力的行動。
三、農業強國建設的度量
農業強國建設應該從三個方面來度量：一是我國農業發展是否趕上其他國家農業發展，具有國際性；二是農業發展是否趕上國內其他產業發展，具有綜合性；三是農業增長是否不影響自己、他人和后人發展，具有可持續性。
（一）我國與世界強國農業（及國內其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比值
各國土地資源稟賦和人口密度有很大差異，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等指標缺乏可比性。指標體系貌似全面，但無法進行農業發展的國際比較和同國內其他產業發展的橫向比較。全要素生產率消除了土地、資本、勞動力數量變化對農業增長的影響，可以從總體上反映農業增長的質量，是所有國家、所有產業都可以應用的指標。選用全要素生產率指標，可以使我國農業和其他國家農業（及國內其他產業）發展水平的比較具有可比性。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是逐漸提高的，只有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快于發達國家農業（及國內其他產業），才能判定我國農業具有變強的態勢，所以要用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與世界農業強國農業（及國內其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比值作為度量農業強國建設的指標。這個指標逐漸接近于1，表明我國農業正在朝著強國農業的方向邁進。
（二）農民與國內其他產業就業者人均增加值的比值
農業發展滯后的表象是它用較大占比的勞動力生產較小占比的增加值。這個指標逐漸接近于1，意味著農民人均增加值與國內其他產業就業者人均增加值的差距逐漸消失，表明農民正朝著具有競爭力職業的方向演進。這個比值接近乃至大于1是農業發達國家已經出現的情形，絕不是天方夜譚，所以用它作為度量農業強國建設的指標顯然是適宜的。
（三）農業綠色發展面積占農地面積的比例
農業可持續性強調的是長期效果和全局效果，而不是當期效果，而可統計的指標反映的都是當期效果，所以這個指標宜粗不宜細，就是統計各種要素投入都合乎可持續發展要求的農地面積。這部分農地面積占農地面積的比例逐漸增大，意味著我國農業趨向可持續發展，這個指標達到1，我國農業就全面實現了可持續發展。
四、農業強國建設的進路
（一）提升人力資本的投資環境
農民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和合作能力，進而農民的專業技能、自生能力和共生能力以及農民的收入和地位，均決定于農民的素質。農業強國建設的關鍵是培育一支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生產技能，具備自生能力、共生能力和經營管理能力，以農業生產、經營或服務為收入來源，居住在農村的高素質農民。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要以高素質農民為主，就要構建一個旨在增強農民人力資本的投資環境。一方面各級政府要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并以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涉農企業對農業勞動力開展技能培訓和就業轉移等工作，為農民提升人力資本提供更多的機會。同時，促進土地經營權流轉，使土地經營規模能夠滿足農民充分就業的要求，使農民內生出務農和提高素質的積極性。隨著農業裝備體系的完善，農業對農民人數和體力的要求逐漸下降，對農民人力資本的要求逐漸提高。不同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在使用過程中會隨著技能或熟練程度的提高不斷增值，物質資本在使用過程中會隨著各種損耗而不斷減值。
美國為什么能大量出口農產品？舒爾茨把它歸結為美國農民的平均素質高于其他國家。從表3可以看到：美國人均耕地面積排在第九位，但土地生產率排在第一位。由此可見，舒爾茨的見解是有道理的。
（二）維護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
構建公平的制度環境，保障城鄉居民的公平，城鄉資本的公平，城鄉教育醫療、水電路和通信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平，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基礎。筑牢這個基礎，必須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是廢除城鄉戶籍居民在就業等方面的權利不公平的政策規定，保障城鄉居民的權利公平。政府做好這些工作只需改進治理方式，無需資金投入，可以得到權利公平創造的紅利。二是增強農村教育培訓和醫療衛生的投資。政府用于農村公共品建設的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要快于城市，逐步消除農村公共品建設的財政資金欠賬。三是促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并軌。加快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并軌。四是補齊農村人力資本短板。設立農業技能培訓專項基金，建立分層分類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數據庫。建立聽取農民對技能培訓意見的工作機制，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增強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創新創業本領、發展活力和帶動能力。五是健全農村專業人才創新服務和生活保障機制，吸引人才扎根農村、服務“三農”。政府部門為少數微觀經營主體或少數地方開口子的臨時性行為，會改善被扶持主體的經濟效益和局部效果，但破壞了制度威嚴和競爭秩序，從全局看和長期看都是得不償失的。
（三）保障穩定預期的法治環境
保障穩定預期的法治環境是指所有人和所有地區都嚴格執行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劃、規范和規則，使所有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都在相同的約束條件下追求邊際最優解。吏治文化的影響在農村更深更廣，農業強國建設要以法治文化替代吏治文化，使權力和權利都受到法治約束。
一是農業從業者的資質管理。農民應經歷從業者選擇農業到農業篩選從業者的轉型，一方面要健全農民教育培訓管理體系，有效開展農民教育培訓；另一方面，構建認證制度及考試機制，保障培訓質量。美國建立了職業資格證書體系，職業農民只有取得農業職業資格證書才能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英國職業農民資格證書分為“農業技術教育證書”和“農民職業培訓證書”兩大系列，種類有15種；德國農民的從業資格證分為5個等級，一個合格的農民至少要接受3年的農業職業教育，并通過規定課程的結業考試取得二級證書；法國職業農民資格認定分為4個等級，如果要經營農場，除了有3~5年的農業實踐外，至少要接受200小時以上的專業培訓，取得一級證書；加拿大為職業農民教育培訓設置了9個專業，每個專業資格證書又分為農業生產技術員、農業生產指導員、農業生產管理員3個等級。
二是投入物品質和用量管理。協調生產行為的法律、法規、規范和標準，旨在使各種農用化學品的投入量和水資源利用量不超過環境容量和可持續灌溉水量，森林采伐量不超過生長量，牲畜放牧量不超過草地承載力，水產品捕獲量不超過魚類繁殖量，以保障食物質量安全、生態安全和環境安全，不讓他人和后人付出代價。
三是土地用途管理。世界各國的主要做法是編制和實施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土利用規劃，確保土地利用合乎土地用途規劃的要求。政府把土地用途控制住了，企業才會想方設法地提高建設用地的利用效率。筆者在韓國做土地利用調查時發現，一些樣本工廠分布在同一個大樓的不同樓層里，它們依靠土地容積率的提高來降低產品中的土地成本。我國工業用地的容積率很低，單位建設用地增加值很低同建設用地控制不嚴有很強的關系。土地用途管控住了，不愿意從事超小規模經營的農戶就會逐漸放棄農業，農業技能高、愿意留下務農的農戶經營的農地面積就會逐漸擴大，直至流出和留下的農戶都得到滿意的結果。
（四）做強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自生能力
在農業勞動力無限供給且農產品普遍短缺階段，有利于提高精耕細作水平進而增加土地產出的超小規模農業，對于解決農民溫飽問題是非常有效的。農產品短缺問題解決之后，特別是在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形成之后，超小規模農業會因其就業競爭力越來越弱而逐漸衰敗，它的衰敗正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形成的必要條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具有自生能力，能自行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能在市場競爭中不斷成長。對于這樣的農業經營主體，銀行樂意為其貸款，保險公司樂意替其保險，就此形成了市場化的農業營商環境。政府的責任是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
從農業發展的國際經驗看，以均田制和自耕農的方式終結地主-佃農制度，是世界各國邁進現代農業發展階段的第一步。我國的情形有點特殊，均田制和自耕農不僅成為終結地主-佃農制度的主要舉措，而且成為改革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基本舉措。然而，各國農業沒有停留在均田制和自耕農階段。例如韓國，1949年頒布了《土地改革法》，政府以低廉的價格收購農戶超過3公頃以上的土地，再以更低的價格賣給佃農，以提高土地占有公平性、農民經營自信心和農業生產穩定性，此時規定的農地擁有面積上限為3公頃。1976年完成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后，為消除農地分散占有對發展現代農業的負面影響，開始放松對土地買賣和占有的限制性規定，并鼓勵務工農民交出土地，農地擁有面積上限提高到10公頃。1994年頒布的新《農地基本法》進一步放寬土地買賣和租賃限制，鼓勵農戶擁有更大面積的土地，農戶的農地擁有面積上限提高到20公頃，農業法人的農地擁有面積上限提高到100公頃。1999年取消了農地擁有面積的上限。政府還推出農民退休支付計劃，老年農民出售或出租土地，除了獲得土地收益外還能享受“退休補貼”。年齡超過65歲的農民把土地出售或出租給專業農民5年以上，可獲得每平方米285韓元（約每公頃2580美元）的補貼。針對農地被棄耕和擅自變更農地用途的現象，韓國嚴格控制農地用途變更，并依法行使公權力和法律保證農地掌握在農民或農業企業手里。
需要指出的是，強調培育大農場是為了使農業增長越來越依賴于大農場，而不是消滅小農戶。即使是美國，至今仍有很多小農場。從表4可以看出，美國年產值低于5000美元的小農場由1969年的139萬個減少到2012年的98萬個，下降了29.5%；數量占比由46.72%下降到45.15%，只下降了1.57個百分點。從表5可以看出，美國經營面積低于180英畝的農場占全國農場總量的份額由1969年的59.97%提高到2012年的68.61%，增加了8.64個百分點，它們的年產值占比由34.07%減少到3.18%，下降了30.89個百分點。小農場的產值占比越來越小，對農業的影響越來越有限，即便數量占比較大也無關緊要。
以上分析表明：農場平均土地規模會收斂于適宜水平，不會越來越大。各國資源稟賦不同，適宜的農場平均規模會有較大不同，但達到適宜規模后都會趨穩。
（五）做強微觀經營主體的共生能力
農業是一個經營主體眾多、競爭充分的產業。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競爭力，微觀經營主體不僅會增強自生能力，還會開展做強微觀經營主體共生能力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如組建或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將共同追求1+1大于2的系統生產力的目標付諸實踐。這是世界各國農民的共同做法，即便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大農場主，也有這樣的行為。
我國各級地方政府針對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缺乏各自創立品牌的條件，為生產經營者創立區域公共品牌，這是一個值得贊賞的制度創新。公共品牌源于日本的一村一品。一村一品沿用熟人社會規則，管理比較容易，由于尺度小，功效有限。區域公共品牌尺度很大，如涵蓋青海省的青海牦牛，涵蓋麗水市各類農產品的麗水山耕。區域公共品牌采用陌生人社會規則，管理難度很大。它的核心是建立一個成本可控的監管體系和制定品牌分享者必須遵循的規則，包括生產工藝規范、產品質量標準和違規的懲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顛覆性創新。
（六）做強農業綠色發展
在農產品普遍短缺階段，沒有食物安全就不可能有生態安全。越過農產品短缺階段以后，沒有生態安全就不會有可持續的食物安全。我國已經成功地越過了農產品短缺階段，今后要把生態安全作為保障可持續的食物安全的戰略舉措，提高我國農業的可持續性。
一是構建多樣性的農業生態系統。我們的祖先創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耕文明，這是中華文明成為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形態的關鍵所在。這個文明形態下的土地配置特征是：農地和林地、草地、濕地交織在一起，田間配置植物籬、生態廊道或生態島嶼，形成生物多樣性豐富、生態循環通暢的農地生態系統。這是我國農耕文明的核心內容，也是現在世界農區的主要景觀。就此而言，廢除植物籬、生態廊道或生態島嶼的單一農田系統或高標準農田，并不符合綠色農業的要求。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平整土地是很簡單的活計，為什么在農民有大量閑余時間的傳統農業階段沒有做這個活計？農田需得到它們庇護（天敵棲息地）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誠然，用于配置植物籬、生態廊道或生態島嶼的土地面積占比會隨著技術進步趨于減少。
二是構建循環性的農業生產系統。歷史上形成的、以家庭為基本單元，以種植業廢棄物作為畜牧業的飼料，以畜牧業廢棄物作為種植業的肥料的循環農業的應用價值已經很有限了。繼起的是以縣域為基本單元，以飼料生產基地、養殖企業集群、大型畜禽產品加工廠、以畜禽糞便為原料的肥料廠和以畜禽加工剩余物為原料的飼料廠融為一體的循環性農業園區；以更大地域為基本單元，把放養和舍養融為一體的畜牧產業區，以及草原畜牧業和清潔能源產業（光伏產業園區）融為一體的產業體系。
三是構建永續性的農業生產體系。農業生產要按農作物產量、質量與農田生態系統相互包容和當代人需求與后代人需求相互協調的原則進行質量管理。前一個強調多目標，后一個強調長期性。關鍵是要為生產者制定一套農業生產要素用量標準，而不是選擇哪類生產要素。有機肥和無機肥并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農家有機肥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寄生蟲卵，進入食物會影響消費者健康。它有臭味重，礦物質營養成分含量低，分解慢，難以及時滿足作物營養需求等缺陷。養殖場的畜禽糞便因飼料添加劑中含有鋅銅等重金屬，它們進入土壤會影響農作物生長，進入食物會影響消費者健康。化肥消除了有機肥的缺陷，但施用過量會造成環境污染。有機肥缺陷可通過發酵加以克服，化肥缺陷可通過控制施用量加以解決，它們都能合乎綠色農業的要求。同理，生物防治對消除常規性病蟲害卓有成效，但難以防范突發性的重大病蟲害；化學農藥能防范突發性重大病蟲害，但沒有噴灑霧狀度高的施藥機械與其配套，會增加噴藥成本，并造成農藥污染。這些問題的解決，一要制定病蟲害防治規則，二要制造和應用噴灑霧狀度高的施藥設備，如無人機，使農藥噴灑合乎綠色農業的要求。
四是構建綠色化的農產品管理體系。編制和嚴格實施國家、行業和地方綠色農產品的發展規劃、產地環境標準和生產技術規程，使各類微觀經營主體生產綠色農產品有章可循；實施綠色農產品標識制度，達標農產品可以使用綠色農產品標識，并接受環境、產品監測部門對標識農產品及生產環境的抽查；強化綠色農產品質量管理，把質量管理融入綠色農產品生產全過程；健全綠色農產品信息管理制度，在產品標識基礎上，利用大數據、電子支付和生產者二維碼，使微觀經營主體生產過程的每個環節都可被追溯；嘗試綠色農產品互保制度，我國有眾多小規模綠色農產品生產經營主體，政府監管體系不可能瞄準每個微觀經營主體，這類微觀經營主體可以實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互保制度，利用熟人之間相互監督和相互約束為綠色農產品的質量增加一個保障措施，同時降低政府的監督和管理成本。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西社會科學》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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