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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守英:農民入城還是回村決定著現代化方向

[ 作者:劉守英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4-05-16 錄入:朱燁 ]

歷經近百年的結構變遷,中國城鄉關系在2003-2010年間發生了革命性的躍遷,告別了那個以農為本、以地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鄉土中國”,進入鄉土變故土、告別過密化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互動的“城鄉中國”階段。

這一變革的根源在于農民與土地、農民與村莊關系的根本性變化。而推動這一變革的主力軍,正是農二代——這批繼承了上一代離土、出村傳統的農民,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了不回村、不返農的道路。這一選擇導致了人地關系、農地制度、農業經營制度、農業發展方式以及村莊的演化與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離土出村成為推動中國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的最主要力量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遷移的“農一代”,在經歷了多年的城市漂泊和艱苦打拼后,往往選擇“返鄉”和“回村”。“農一代”很少有長期留在城市的期望,他們通常忍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相對艱苦的居住條件等,以便在盡可能短的時間積累更多的資金,攢足回家過日子的費用。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為農民入城創造了機會。但是,中國農民撞城入城后,城市的權利依然只賦予本地市民,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群體沒有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基本權利和公共服務。

2010年前后,中國的城鄉關系發生革命性躍遷。在城鄉人口遷移中,80、90后已經成為主力軍。他們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行為特征呈現顯著的代際分別,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為引領中國城鄉關系變革的重要力量。

他們保留著農民身份,但已不再務農。農二代差不多進入勞動年齡就開始離開家鄉,他們的初次外出務工平均年齡為21.7歲,與農業和土地的關系疏離,每年平均在外時間達9個月,不像他們的上一輩那樣農忙時回家打理農事,他們之中87.3%的沒有從事過任何農業生產勞動,平均每年花費在農業活動的時間僅0.7個月。

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515年。他們遷移的距離離家鄉更遠,跨省流動、前往東部地區以及大中城市務工經商是他們的主要選擇。

他們既看重在外掙錢,也更加注重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孩子的教育成長。他們中有很大比例的家庭將孩子帶在身邊,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間由父母一方回縣城陪讀,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們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農二代在城市的消費方式已經與城市同齡人趨同,樂于通過商場、公園等城市公共設施從事休閑娛樂活動,在外面掙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費。

他們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強,農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顯著高于農一代,但是由于城鄉之間的那堵墻的隔離,他們對不被城市接納的感受更強。農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鄉土變“故土”,傳統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禮治秩序、非正式規則等正面臨嚴重沖擊與挑戰。

離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他們的經濟和社會行為變化,正在引發鄉村經歷一場歷史轉型,標志著一個與“鄉土中國”不同的“城鄉中國”的到來。如果有一天他們還要被迫回到自己的村莊,那將是中國轉型的失敗。

農二代面臨的嚴峻現實是,他們如果不回村,進城就成為主要的選擇。他們的未來,將取決于城市權利向農二代的開放。與已經走過的城市化上半場相比,下半場最顯著的變化是進城農民的代際差異。若繼續沿用對待農一代的公共政策來應對這一革命性變化,將給中國轉型帶來巨大挫折。

我們必須要考慮中國農民的未來。長期以來我們在農民問題上,一直沒有一個讓農民成為城里人的制度設計。自20世紀50年代起,戶籍制度將農民與城市人劃為兩類,限制了農民的流動與發展。盡管后來鄉鎮企業發展,農民可以在家鄉從事工業,但他們仍被束縛在土地上,身份未變。再到后來,即便進城,也缺乏落戶政策,使他們成為城市的漂泊者。

政策設計一直基于農民會回鄉、應該回鄉的假設,但這樣的思維只會讓農民永遠停留在原地。農民的現代化必須通過他們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來實現,這是現代化的基本形態。如果我們的政策不能促進這種轉變,那么現代化就無從談起。

目前,兩三億人漂泊在外,漂不動了又回到鄉村。一個國家如果大部分人口仍是農民,且無法被城市接納,無法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轉變,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文明形態、觀念,創造財富的能力等,不能成為城市中平等的一員,那么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將受到嚴重阻礙。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通過讓農民留在鄉村來實現的。

解決農民進城后的問題,關鍵在于讓他們在城市中安定下來。農三代,那些在城市中出生、成長的孩子,他們對城鄉間的不平等已不敏感,但制度上他們仍被區別對待。我們需要從教育平權開始,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因為這是他們在城市立足的基礎。

當農二代獲得居住權,農三代獲得教育權,他們的家庭便能在城市中穩定下來。有了這兩個“穩住”,農民是否回鄉或留在城市,便成為他們的自主選擇。我們應做的,是確保農三代享有教育權,農二代享有居住權,這樣農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才能更加體面。

農民的去向,取決于我們對待農民的基本理念,“十四五”期間是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窗口,農民現代化取決于對農民入城還是回村的政策選擇,這些政策選擇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

面對鄉村老人日益嚴峻的生存現狀,傳統的養兒防老模式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已難以為繼。我們亟需深入剖析鄉村老人的生活狀況,重塑其生活境遇,提升生活質量,為鄉村老人點燃希望。為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養老保障水平,改變鄉村養老保險“廣覆蓋、低水平”的現狀,逐步縮小城鄉養老保障體系的差距。

同時,必須摒棄將老年人視為負擔的陳舊觀念,在鄉村經濟活動主體長期是老年人的現實下,積極開發鄉村留守老人的人力資源。通過推動他們參與農業技術服務項目、社區服務,建立老年人協會等社會組織,讓他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實、有意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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