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國在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遵循一些一般性的規律，需要完成一些相同的任務，在實踐中也形成了一些類似的做法。對此進行歸納提煉從而得出若干特征化事實，是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共同特征的有益描述。這種歸納也有助于揭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核心地位、提高的方式和途徑。本文把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推進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抓手，通過國際經驗的比較，以勞動生產率達到的高度來定義農業強國。進一步地，在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本文揭示了中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面臨的特殊挑戰，并從改善勞動力配置和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等方面，著眼于破解農業勞動生產率徘徊局面，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業農村現代化勞動生產率特征化事實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包含的人口規模巨大的國情特點、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以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根本要求，同樣都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指引。2024年的中央“一號檔”指出，要錨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打好鄉村全面振興漂亮仗，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筆者認為，促進鄉村振興和建設農業強國也應該著眼于對標現代化農業農村的基本要求，立足于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著力破解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途中諸多難解的問題，清除一系列體制機制障礙，如期完成任務目標。
經濟發展的核心是資源和要素的動員與配置。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推動力，是通過農村產業的發展，提升農業資源分配效率特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把發展動能轉換到依靠科學技術和現代要素上，使農業和農村其他產業的發展同國家整體現代化相適應，并且具有自立自強能力和長期可持續性。因而，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既是農業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農村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將以考察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為中心，有針對性地概括各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些共同特征，揭示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現狀，剖析制約農業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闡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關鍵途徑。
一、農業農村發展的若干特征化事實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各國發展普遍追求的目標，大多數發達國家總體上都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總結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也好，吸取一些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教訓也好，在這個過程中總是可以發現一些標志性的現象。這些現象有時也體現為某些統計特征，這些統計特征則可以用來刻畫一個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水平，剖析國家之間的差距。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做法和路徑，被那些已經實現農業現代化國家的經驗證明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因而也具有借鑒價值。雖然難免掛一漏萬，筆者在這里仍然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對相關經驗做一些提煉和概括。在不那么嚴謹的意義上，可以將其稱為農業農村發展規律，或者更為恰當地稱為特征化事實。對于任何國家來說，只有在總方向上遵循這些一般路徑，或者說在農業發展道路大體上可以展示相關特征的情況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成色才能得到充分和普遍的認同。
特征化事實一：農業現代化的過程，通常伴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產值份額的持續下降。這種現象可以被稱為農業份額下降規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一基本認識，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整體經濟發展的基礎的意義上，迄今為止仍然是無比正確的。一方面，農業自身的創新發展水平和科技進步水平，以及農業與其他領域現代化進程的同步水平，歸根結底可以在農業勞動生產率這個具有充分信息的指針上體現出來；另一方面，農業作為人類衣食之源的產業特點，也意味著一個國家只有在農業勞動生產率得到顯著提高的基礎上，其非農產業的發展才能具有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空間。
在解釋發展中國家通過經濟的快速發展趕超發達國家的過程時，一方面，新古典增長理論從資本報酬遞減假設出發，強調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也承認經濟增長趨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學家通常基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描述以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為特征的二元經濟發展道路。與發展經濟學相比，新古典增長理論忽略了一個提高生產率的關鍵因素，即勞動力轉移創造的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前者懂得這個道理，因此也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其一，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農業產出份額和勞動力比重相應降低；其二，一個可以被稱為農業強國的情形，必然表現為極高的勞均農業產出和極低的農業份額。下面，本文將通過一個國際比較予以進一步說明。
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水平，把各國（地區）劃分為四個收入組：其一，低收入組，包括人均GNI在1135美元及以下的國家和地區；其二，中等偏下收入組，包括人均GNI在1136～4465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其三，中等偏上收入組，包括人均GNI在4466～13845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其四，高收入組，即人均GNI在13846美元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匯集這四類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統計，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產值比重不斷降低的過程。由表1可知，平均而言，高收入國家（地區）與低收入國家（地區）相比，農業勞動生產率（以勞均增加值衡量）高50.2倍，農業就業比重則低94.8%。
表1 分收入組農業發展水平
數據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
特征化事實二：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往往對應著更高的城鎮化率。在發展的早期，物質資本的積累和配置是經濟起飛的決定性條件；當經濟發展處于更高的水平時，人們通常用規模經濟和產業聚集來解釋城市化的必然性；在新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更高發展階段，人們越來越關注人力資本、創意和創新能力的集聚和流動，由此更凸顯了城市化的優越性。表1中的數據對比也顯示出這個特征，即更高的發展水平通常對應著更高的城鎮化率。
誠然，在世界范圍內也可以觀察到一些發展特例，即雖然一些國家（地區）具有很高的城鎮化率，但其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水平并不高，更談不上實現了農業和農村現代化。例如，從世界銀行的收入分組來看，202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中等收入國家（地區）的平均城鎮化率高達80.5%，比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地區）的平均水平還高出13個百分點，僅比高收入國家（地區）的平均城鎮化率水平低1.24個百分點。然而，從這個非典型現象并不能推出相反的結論。也就是說，人們找遍全球也難以發現：任何一個國家（地區）可以在城市化水平尚低的基礎上，實現一個包括農業農村現代化在內的成色十足的全面現代化。概言之，對于成功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而言，城市化雖然不是一個充分條件，卻無疑是一個必要條件。
特征化事實三：農業農村現代化同時表現為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協同發展，以及城鄉的均衡發展。雖然現代化過程伴隨著農業就業和產值比重的下降以及農村人口減少的現象，但是，這既不意味著農業的生產率要顯著低于其他產業，也不意味著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水平要低于城市。或者說，預期達到的現代化境界應該是：農業作為一個競爭性的產業能夠自立自強，農村作為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地域足以和城市同步發展。對中國來說，這既是由現代化的一般產業關系特征所決定的，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和新發展理念的要求。
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即一個國家（地區）農業增加值比重與農業就業比重的比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地區）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協同性和城鄉之間的均衡性。這個指標說明，如果較大比重的農業勞動力僅創造較小比重的GDP，就意味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落后于非農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根據筆者利用世界銀行的跨國資料進行的計算，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世界平均水平為0.16，中國為0.29。與此相比，在一般被認為已經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國家，其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都明顯更高。其中，以色列為1.37，澳大利亞為0.90，荷蘭為0.74，美國為0.71，德國為0.70，法國為0.65，英國為0.64。
由此可見，雖然大多數國家（地區）不能做到農業勞動生產率等同于非農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但是，總體來說多數國家（地區）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并不那么大。特別是在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很低的情況下，仍然保留的生產率差距可以認為是差強人意的。一旦達到這種條件，通過較大幅度的再分配、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普惠性的社會福利，以及國家對農業的合理補貼等，也就實現了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相對均等，以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均衡。
特征化事實四：農業農村的資源更加可持續，生產生活更加環境友好，生態價值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雖然國民經濟中農業的份額不斷下降，但是，農業這個產業始終與資源、環境、生態以及氣候變化密切相關，也需要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仍將長期作為廣闊的空間，既承載全國經濟社會活動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會產生顯著的外部效應。特別是，資源、環境和生態，在農村既是生產要素，也是消費對象，還是割不斷的鄉愁所系和農耕文明傳承所在。
可持續發展歸根結底是一個發展能力的代際關系問題。上一代人能為下代人留下的可用于發展和消費的資源，包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一項包括140個國家、時間跨度為1992－2014年的研究顯示，在這個可以被看作一代人的時期內，生產資本提高了一倍，人力資本提高了13%，而包括土地、氣候、生物多樣性等在內的自然資本則減少了40%（Shafik，2021）。也就是說，按照目前的趨勢，一代人能夠從上一代人繼承的自然資本將越來越少。與此對應的是，把全球溫度限制在比工業革命前水平高出1.5攝氏度之內的承諾，也是難以兌現的。打破這種僵局，農業農村完全可以做出顯著的貢獻。
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
建設農業強國既是依據中國國情、針對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要求而進行的戰略部署，也是推進鄉村振興以及一系列“三農”工作部署所要達到的目標。在內涵上，農業強國無疑與農業現代化是一致的，對二者也可以用一系列相同的指針進行描述。然而，之所以提出農業強國這個戰略要求，原因在于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農業現代化。學術界對農業強國進行了相關討論，對農業強國要求的特殊必要性也進行了一定的闡釋（姜長云，2023）。如果將對農業強國的若干嘗試性研究做一個高度概括的陳述的話，應該說農業強國的根本目標，是通過與中國式現代化相一致的農業現代化路徑，建設一個與中國的大國地位相適應的現代農業經濟。
為了更好地認識農業強國的內涵、中國農業仍然存在的差距，以及實現農業強國這一任務目標的著眼點和關鍵抓手，有必要進行國際比較。客觀地說，雖然無法確定無疑地指出哪些國家具有農業強國的地位，也不確定哪些國家的農業發展經驗對中國建設農業強國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但是，筆者將嘗試根據一定的標準或借助若干指標，按照距離農業強國由近及遠的方式列出一組國家，希望能夠將此作為一個有用的參照系。
在判斷標準或指標選擇上，筆者認為，總體上有這樣幾點考慮：
首先，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衡量農業強與不強的最重要指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涵蓋諸多更具體的農業現代化指標內容，也能夠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保障糧食安全和提高農業保障國民經濟發展和城鄉居民的需要的能力，歸根結底表現為持續增強的農業發展能力和競爭力。而實現上述目標，必然要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本文將農業勞動生產率，即農業就業人員的平均農業增加值作為國際比較的核心依據。
其次，人均GDP既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的整體發達程度，通常也與特定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相對應，因此，是國家以及農業強與不強的基本衡量指標。那些尚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即便具有較重要的農業經濟，甚至可能在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的農業貿易地位，也很難被視作一個農業強國。所以，本文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均排除在比較的范圍之外。一方面，2021年和2022年中國人均GDP均超過12000美元，十分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坎標準；另一方面，這里的意圖在于為中國建設農業強國提供一個參照系。因此，本文選擇進行比較的對象，其人均GDP水平都高于中國。
再次，農業強國與農業現代化兩個概念畢竟有側重點上的不同。特別是考慮到國際比較對中國的借鑒意義，如果一個國家不能保持糧食的基本自給自足，即便靠高度專業化、高效率和高盈利的經濟作物來支撐，即便其農業經濟被認為是具有競爭力的，或許符合現代化農業的標準，也未必一定具有農業強國的地位。不過，考慮到有些國家以具有重要國計民生地位的現代化畜牧業著稱，因此，也不妨把一個國家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占世界各國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總和的比重作為一個參考的因素，這樣便不會把新西蘭這樣的國家排除在比較之列。
最后，用作國際比較的指標重在簡潔和直截了當，而不必追求全面。諸如農業產值以及就業比重、農產品出口比重、農業科技發展水平等指針，既可以顯示一國農業的比較優勢，反映其農業現代化水平，也與農業強國地位相關，這些指標固然都值得予以考慮。然而，一方面，這些指標有些已經體現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之中；另一方面，有些因素也同人均GDP水平緊密相關。此外，本文的目的只是確立一個參照系，而不是構造一個農業強國的指標體系。因此，為了簡潔起見，這里沒有把類似的指標納入考慮。
當然，任何國際比較都受限于數據可得性。由于缺乏數據，對某些可能屬于農業強國的國家的遺漏，也是在所難免的遺憾。此外，即便進入這個排列，甚至排位也相對靠前，但是，受未能考慮到的其他因素的影響，不排除把算不上農業強國的國家置于其中的可能性。于是，本文擬進行的國際比較，旨在表明這些處在高收入階段的國家具有較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其農業經濟并非微不足道。
全面考慮各因素后，列入比較范圍的國家需要符合以下條件：第一，以人均GDP為標準，均處于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第二，如果谷物的人均擁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829千克），則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占世界總體的比重應該等于或大于1‰，滿足這一條件的國家才能納入比較的視野。第三，人均GDP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必須高于中國的水平。如表2所示，納入比較視野或者說可以作為參照系的此類國家，充其量不過33個。
表2 納入比較視野的國家的基本情況 單位：美元
注：勞均農業增加值、人均GDP均為2021年數據，按2015年不變價進行了調整。
數據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 // data.world bank.org/）。
實際上，上文歸納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特征化事實，與農業強國的特征也是完全契合的。如果說，這里涵蓋的國家可以算作農業強國，或者接近于農業強國的話，那么，這些國家無疑可以作為中國建設農業強國的一個有益的參照系。誠然，在農業份額、城鎮化率、工農業協同和城鄉均衡發展，以及資源可持續、環境友好和生態文明等方面，中國均有待縮小與這些參照國家的差距。然而，最根本的差距，從而也是建設農業強國的主要難點，則在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三、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特殊挑戰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同時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以及體制機制的改革。例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要求始終堅持和推進改革開放；從二元經濟向更高發展階段的轉變，要求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人口發展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型，要求適時調整生育政策方向，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求促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了解各國農業現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礎上，可以概括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幾個顯著特征。本文將討論這些特征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提出的特殊挑戰，以及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中國特色路徑的塑造。
首先，從一個重要的國情來看，中國在仍然擁有眾多人口和勞動力的同時，人口與經濟關系的“未富先老”特征日益明顯。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表明，2022年末中國人口總規模為141175萬人，比2021年減少85萬人。這不是一個人口增長的波動，而是意味著中國人口在2021年達到峰值后，從此進入了負增長的軌道。雖然進入了這個新的人口發展階段，同時也將把人口第一大國的頭銜“讓給”印度，但是，中國仍將長期保持世界人口大國的地位。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21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7.9%，印度則占17.8%，兩國人口均顯著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人口的總和，以及高收入國家人口的總和。
圖1 城鄉人口年齡金字塔
數據源：《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中的表1-5a、表1-5b和表1-5c，https:// www. stats. gov. cn/sj/ pcsj/ rkpc/ 7rp/ zk/ index ch. htm。
此外，雖然自2011年以來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便開始負增長，但是，勞動力總數仍然是一個巨大本來，農村的人口轉變相對滯后于城鎮，從自然變化的角度講，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應該更輕一些。但是，勞動力轉移即農村年輕人口的大規模流出，使留在農村的人口的年齡結構明顯老化。根據圖1，從60歲及以上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重來看，2020年全國水平為18.7%。其中，城鎮為15.9%，農村則高達23.8%。而且，在農村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中，40歲以上人口的占比已接近一半。這說明，由于“未富先老”這一新國情特征的出現，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面臨著諸多格外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例如，無論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還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都需要正視農業勞動力的“大齡化”問題。此外，農村也需要以更大的力度，解決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之間的不均衡問題，更有針對性地探索提高生育意愿、深化義務教育、保障和贍養老人等政策舉措。
其次，受發展階段和體制因素雙重影響的生產要素稟賦結構，不僅形成了發展早期的勞動力過剩問題，還是如今農業經營規模狹小的根源所在。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以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這一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和勞動積極性，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時，這一改革也把農業勞動力比重過高的問題顯性化，農業勞動力剩余現象顯現出來。例如，絕大多數學者和政策研究者都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業勞動力剩余程度大約為30%～40%，高達1億到1.5億人（Taylor，1993）。所以，一系列經濟改革舉措和過程，多是圍繞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重新配置進行的。經過多年疾風暴雨式的大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就業比重大幅度下降，勞動力過剩的程度也顯著降低。圖2所示的外出農民工群體的人數變化和工資變化，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普通勞動者的供求狀況及變動趨勢。
圖2 外出農民工人數和實際月工資變化情況
數據源：1997－2008年資料由筆者根據1998－2009年（歷年）的《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匯集，2009－2022年資料來自2009－2022年（歷年）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004年中國經歷的劉易斯轉折點，標志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消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在這個轉折點之前，企業可以以不變的工資水平源源不斷地得到所需勞動力，那么，一旦跨過這個轉折點，非農產業雇主必須提高工資才能滿足自身的勞動力需求（如圖2所示）。在劉易斯轉折點之后，中國在2011年又經過了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從增長到減少的轉折點，隨后又在2021年經過了總人口從增長到減少的轉折點。這些因素都改變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對經濟增長提出新的挑戰，對體制機制改革提出緊迫要求。
再次，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二元社會結構尚未得到根本破除，戶籍制度和其他相關體制因素仍然維系著這一結構。得益于戶籍制度改革和其他以拆除阻礙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為取向的改革，勞動力跨城鄉、區域、產業和行業的流動，實現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社會流動性的雙雙提高。然而，改革尚未完成，戶籍制度及其相關的一系列體制機制，仍然影響著人口和勞動力的轉移。這些體制機制弊端引發的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非典型化特征，表現為常住人口城鎮化與戶籍人口城鎮化之間的脫節。根據統計定義，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系在城鎮居住六個月及以上時間的人口所占比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系具有城鎮戶口的人口所占比重。2021年，這兩個內涵和外延皆不盡相同的城鎮化率，分別為64.7%和46.7%，兩者之間18個百分點的差異，對應著高達2.55億的人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城鎮常住人口中，高達27.8%的人并不持有城鎮戶口。因而，這部分群體的就業仍然具有周期性和臨時性特點，他們也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在農村戶籍人口中，更有高達33.8%的人并不經常在農村居住，因而，他們也不能穩定地參加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活動，而這會妨礙資源要素的使用達到最佳效率。而且，這些人口也不能在時間上有保障地照料家庭成員。可見，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城鄉居民共同富裕的一個必須破除的障礙。
最后，區域發展差異和城鄉發展差距仍然存在，且彼此交織、相互影響，是發展不平衡特征的重要表現之一。2021年，山西省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65625元，代表著省級區域發展水平的中位數。以此為基準，排在山西省之前的15個省（區、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算術平均值，是排在之后的15個省（區、市）該指標算術平均值的1.9倍。此外，排在全國前三位的省（區、市）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算術平均值，更是排在后12位的省（區、市）該指標算術平均值的3.0倍。中國地區之間歷來就存在發展差距。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差距產生的原因也有所改變。在1935年的一篇論文中，地理學家胡煥庸在黑龍江的璦琿至云南的騰沖之間畫出一條人為的連接線，把中國的版圖劃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的面積分別占全國總面積的36%和64%。他對兩個部分人口分布情況的分析發現，當時中國96%的人口集中在這條線的東南部，只有4%的人口居住在西北部（胡煥庸，1990）。如果說當年這條“胡煥庸線”刻畫的東部、中部和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有著很濃厚的地理因素解釋力的話，如今三類地區之間的差距則有了不盡相同的性質。
對反映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省級差距的一個指標——泰爾指數（theilindex）進行分解，可以分別觀察整體地區差距的兩個構成部分，即東部、中部、西部三類地區內部的省際差距和三類地區之間的差距，以及兩種差距對整體差距的相對貢獻。相關學者的計算顯示，雖然兩個部分的差距都下降了，但是，每個部分的差距對整體地區差距的相對貢獻率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2001－2021年，地區內差距的貢獻率從39.4%提高到54.5%，地區間差距的貢獻率從60.6%降到45.5%。也就是說，目前存在的地區差距，更多地表現為在較小的區域分塊層次上。受局部性、獨特性和非系統性因素的影響，單個地區的發展相對滯后（蔡昉和賈朋，2022）。
由于在各省級行政區域之間，存在著城鎮化水平和城鄉收入水平的顯著不均等現象，各個省份也普遍存在城鄉收入差距。區際和區域內存在的這兩種差距，構成一種彼此交織、互為因果的關系，放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的反差。例如，從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來看，2021年排在前五位的省份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排在后五位的省份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倍。此外，也有研究顯示，在全國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表現中，有較大的貢獻部分（約40%～60%）來自城鄉收入差距（Wan，2007）。因此，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是縮小區域差距的重要內容和有效途徑。
四、人力資源分配與農業勞動生產率
一般來說，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包括農業技術水準、國家財政支持力度、剩余勞動力轉移程度，以及人力資本改善狀況等諸多方面。在改革開放的40多年時間里，特別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在這些領域的改善方面都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就，其中一些領域的改善力度足以明顯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然而，也存在另一些領域，取得的成績固然也差強人意，其力度和深度卻不足以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步伐跟上非農產業的節奏。
改善效果最顯著的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其一，農業技術進步。2022年，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經超過62%，農作物良種覆蓋率在96%以上，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3%。其二，財政投入。2007－2022年，國家財政資金中農林水事務支出部分的增長幅度（6.2倍），顯著高于國家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4.2倍）。另外，在此期間，農林水事務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也從6.2%提高到8.6%。
改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于人力資源的配置情況，分別表現在農業生產經營者的人力資本狀況和勞動力轉移的程度和徹底性方面。首先，利用第一次全國農業普查和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進行比較。根據有關資料，1996－2016年，中國農業生產經營者人數從4.34億人減少為3.14億人。在此期間，農業生產經營者的人口特征如表3所示。可以發現，雖然農業生產經營者的整體受教育程度有明顯提高，但是，務農人員的大齡化和老齡化程度也在明顯提高。鑒于中國人力資本的年齡分布特征，即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而且，在農村地區這一特征尤為明顯，務農人員年齡的提高，不可避免地會大幅抵消受教育水平整體提高的效果。結果，務農人員的人力資本要么沒什么改善，要么改善的幅度不甚明顯。
表3 農業生產經營者人口特征 單位：%
注：2016年的資料中，年齡分組分別為35歲及以下、36～54歲和55歲及以上，與1996年有些許不同。
數據源：1996年的年齡結構數據來自《全國農業生產經營單位農業從業人員年齡分布及其構成（1996年底）》，https:// www. stats. gov. cn/ sj/ pcsj/ nypc/ dycn ypc/ 202302/ t2023 0221_ 1915 262. html；1996年的教育結構數據來自《全國農業生產經營單位農業從業人員文化程度及其構成（1996年底）》，https:// www. stats. gov. cn/ sj/ pcsj/ nypc/ dycn ypc/ 2023 02/t2023 0221_ 1915 260. html。2016年資料來自《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資料公報》表5-2，https:// www. stats. gov. cn/ sj/ pcsj/ nypc/2023 02/U0 2023 0223 5312 7376 9774. pdf。
再來看勞動力轉移力度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在動力得到顯著改善，不僅表現在農業經濟的整體增長上，也表現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以平均每個農業就業人員生產的農業增加值來衡量，1978－2021年，以現價計算的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38倍，增長幅度顯著高于第二產業的提高幅度（89倍）和第三產業的提高幅度（100倍）；如果以1978年不變價計算，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0倍，增長幅度比增長了8倍的第三產業高出不少，但是，依然顯著地低于增長了21倍的第二產業。可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成效，就這個產業本身而言可謂變化明顯，但是，相對于非農產業的生產率表現來說，則明顯滯后。而且，與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表現相比，農業勞動生產率仍然存在非常明顯的滯后現象。這里所謂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滯后”，同第二產業相比，就意味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的絕對落后；同第三產業相比，則意味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尚不足以縮小既有的差距。
為了更清晰地觀察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表現，進一步剖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破解農業勞動生產率徘徊之謎，還可以觀察三個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在圖3中，筆者展示了按照1978年不變價口徑計算的三個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可以發現：1978－2022年，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始終顯著小于1，并且具有降低的趨勢，大體上從0.4降低到0.2；第二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一直大幅度地大于1，顯著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在2003年曾經高達3.2；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雖然顯著大于第一產業，但是一直處于降低的趨勢中。大約在中國經濟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即2004年以來，三個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出現了相互靠攏的趨勢。雖然這只是一種微弱的趨同現象，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
統計數字所顯示的那么大，因而近年來勞動生產率趨同的幅度或許會更明顯。不過，農業與非農產業在這個指標上的顯著差距，無論如何還是存在的。因此，農業勞動生產率之謎仍然有待破解。為了進一步認識中國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表現，可以進行一個國際比較。也就是說，把中國與表2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排在中國之前的國家進行比較。一方面，在農業勞動生產率最高的一組國家，即排在最前面的五個國家，其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算術平均值為0.81，明顯高于中國；另一方面，在農業勞動生產率最靠近中國的五個國家，其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算術平均值為0.42，略高于中國，其中的波蘭還低于中國。
由此可以得到兩點結論：其一，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較高水平，往往對應著比較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較高水平。如果說后一指標的定義本身能夠提示改善這一指標的方法，那么它也同時指出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途徑，顯而易見的是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分子效應”和“分母效應”。其二，即便是那些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與中國比較接近的國家，其農業的就業比重也明顯小于中國。這意味著，中國降低這個比重的潛力即分母效應是很大的。從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計算方法來看，農業在這個指標上的相對落后，是由于該產業的就業比重相對于產值比重而言過高。例如，2022年，中國第一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7.3%，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在全國就業人數中的比重卻高達24.1%；與之相比，第二產業的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分別為39.9%和28.8%，在第三產業，這兩個比重分別為52.8%和47.1%。
五、結語和政策含義
無論從各國農業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來看，還是從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現實挑戰著眼，都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標志；相應地，旨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各種舉措，都應該成為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抓手，因而也是建設農業強國的中國特色路徑。本文的分析表明，農業勞動生產率出現徘徊現象，根本在于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過低，直接原因就是農業就業比重的下降嚴重滯后于農業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既然農業增加值比重相對下降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那么，問題就出在農業就業比重的下降方面。
由此引出的政策含義，既包括通過消除各種體制性障礙，繼續推進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也同時指向其他幾個重要的方面。首先，從縮小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分母效應出發，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已經轉移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庭成員在城鎮落戶，同時，促進農業中剩余勞動力的繼續轉移。由于勞動力在產業間和地區間的重新配置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基礎源泉，因此，這方面的改革也是其他方面政策調整和制度建設的前提條件。其次，加大對相關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投入，完善激勵機制，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應用，促進農業與數字經濟的高度融合，把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建立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之上。再次，在土地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的前提下，加大農業中的物質資本投入，打破資本報酬遞減趨勢，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產業回報率。最后，以培育和積累人力資本為中心，加快構建覆蓋全體農村居民、全生命周期的社會福利體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
（作者簡介：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學部委員。研究方向：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4年第7期,網絡首發時間：2024-07-18)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