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農藥用量控制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方面，農藥在保障作物產量和提升農產品品質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農民根據自己的經驗，寧愿過量使用，保證收成；另一方面，在經濟利益驅動下，農藥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普遍存在超量用藥的現象，使得農藥使用過量問題根深蒂固。而農業服務“包干制”與由此形成的付費機制相輔相成，以市場的力量有效降低了農藥使用量，為農業現代化轉型提供增速。
自2015年起，我國政府陸續推出了多項“農藥減量化行動方案”，旨在推動農藥減量使用。然而，盡管政府不斷倡導，農藥過量使用問題依舊存在。這不禁引人深思：為何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農藥過量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
問題的根源在于農藥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從研發、生產、銷售到使用——都建立在“產品銷售”的邏輯上。這一邏輯的核心是“多賣藥、多盈利”，正是這種利益驅動，使得農藥過量問題看似難以根除。
“包干制”的制度設計為解決過量施藥的利益驅動機制提供了思路借鑒。在這種模式下，服務主體收取的每畝服務費用是固定的，在扣除防治成本之后剩余收益歸服務主體所有。對于服務主體來說，使用更少的農藥意味著更高的收益，因此他們具有內在動力減少農藥用量降低成本。不同于政府部門運用懲罰和補貼等強制手段推動減量，“包干制”巧妙借助市場的力量實現了農藥減量，產生了很多積極效用。
一是直觀數據顯示的農藥減量化。通過對比試驗，采用新的服務模式和付費機制后，同一片區的農作物，使用納米農藥的田地較使用傳統農藥的田地，單次農藥減量達20%；考慮到一年多次噴灑，而農戶真實使用劑量往往是科學推薦劑量的2—5倍以上，這種“包干制”和付費機制對比農戶的真實使用劑量累計農藥減量可超60%。
二是將先進的病蟲害防治知識帶到了農村，推進到了田間地頭。專業化企業定期派遣專人深入田間地頭，為農作物診斷病蟲害，并將相關數據傳到后臺，由專業團隊進行研判，配置藥物，彌補了農民在病蟲害防治上的知識不足問題。
三是有效帶動了當地就業，特別是一批有專業知識的年輕人留在了農村。這種模式和付費機制，確保了專業化服務企業與農民之間穩定的市場關系，形成穩定的收入預期，有利于專業化服務企業創造穩定的就業崗位，吸納一批年輕人深耕鄉村，助力鄉村振興發展。目前，專業化服務企業采取人才“本地化”措施，為所服務的縣平均創造了十多個就業崗位。
四是解放了農民的手腳，為他們提供更多生計可能。農民不再需要惦記田地病蟲害而守在家里，可以外出務工或從事經營，把田地交給專業服務企業管理，多渠道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未來，這種模式和付費機制，還有利于國家推進在農業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激勵機制，培育壯大各類專業化服務企業，并引導更多具有專業知識的年輕人才走進鄉村、留在鄉村。中國有著深厚的農業傳統，一些種植觀念根深蒂固；現代工業的思維也不斷影響農業生產的供給模式，可能對新事物發展產生阻礙作用。納米農藥技術創新引發的模式創新和付費機制革新還是新事物，代表了生產力的發展方向，需要各方更多關注，同心協力助力發展這一新質生產力。
當前，植保“包干制”的推廣過程仍存在相當大的難度，面臨諸多問題。首先，植保服務的質量評估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農藥等化學品的成果需要通過防治效果乃至最終產量來驗證，而產量又是種子、種植、肥水、氣溫、灌溉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很難將農藥的貢獻從最終產量中分離出來，容易導致農戶與服務主體之間產生糾紛，增加交易成本。其次，我國土地細碎化問題仍然存在，不僅會增加服務主體在轉換勞動地點和運送生產資料方面的時間消耗和交通成本，而且細碎化的土地更難以進行病蟲害的統一控制，服務主體的防治成本可能會難以避免地增加。
面對上述問題與挑戰，建議通過以下策略推動其可持續發展。一是加強契約體系建設，增強服務主體與農戶之間的合約約束力，確保服務質量的可靠性。二是加強健全服務記錄和監控數據平臺，對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記錄，存有資料可查，建立全程可追溯數據庫，使出現糾紛時做到有據可查。三是發揮村集體在包干服務推行過程中的組織協調作用，或以村集體出面完成植保“包干制”簽約。四是國家重點扶持一批能提供這類服務模式的專業化企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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