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3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重要理念11周年。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這11年間，是中國鄉村發生前所未有巨大變化的關鍵時期。
面向未來，鄉村如何走向振興？鄉村振興如何更加重視“人”的作用?為什么說“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問題？近日，觀潮君專訪了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陳文勝。
鄉村是中國社會的縮影。20世紀40年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道，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時至今日，正面臨社會轉型巨大拐點、奔向全面現代化的中國，還是不是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中國”？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陳文勝非常肯定地說道：“全面現代化的中國社會，肯定不是一個‘鄉土中國’的社會。”
我國的“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從2004年至今，本世紀已經連續有21個中央一號文件將視線聚焦“三農。”脫貧攻堅、全面小康、鄉村振興……我們看見，農村改革正大步向前，邁入新的階段。農業、農村、農民，在提及“三農”時，農民是排在第三位的。然而，從近年來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中我們不難發現，農民、“人”，在“三農”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如，鄉村建設為農民而建，鄉村振興為農民而興。那么，廣大鄉村又如何走向振興？中國社會正面臨著怎樣的變遷？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離不開“農民”——這個鄉村振興的第一主體。
不要過多干預農民的自主性
中國的改革，其實是由農民開始的。46年前的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以“托孤”的勇氣，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由此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也成為了中國改革的標志。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年。可以說，鄉村振興，是四十年農村改革的必然結果。
鄉村振興包含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個方面，這些都與鄉村治理密切相關。其中的核心仍是基層治理，而農村基層治理的關鍵點，在于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陳文勝認為，大道至簡，基層治理越簡易越有效，越復雜越難持久、越容易走向形式主義，“成本低，效率高，這就是好的治理”。多年前，陳文勝便提出，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他最大的擔憂，就是特別要警惕基層工作中最易產生運動式思維下的官僚主義和消極應付的形式主義傾向。行政化，無疑是當前基層工作中難以避免的傾向，往往也是造成農民被客體化的誘因。在一些地方的工作實踐中，“干部干、群眾看”的現象并不鮮見。當年在鄉鎮擔任黨委書記時，陳文勝堅守的一則信條便是，當好“指導員”和“裁判員”，不過多介入鄉村治理中做“運動員”，與此同時，真正賦予基層自治權力。“賦權才能實現賦能，才能激發農村的內生動力。農民沒有權力的時候，就‘等靠要’了。”陳文勝認為，當前基層治理的問題，就是過多地干預了農民的自主性、村莊的自主性。“強化農民的主體性和基層的創造性，是擺脫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重要法寶。”陳文勝說。
農民不需要被教育，而是需要被尊重
“農民立場”是陳文勝反復強調的一個關鍵詞。農民立場就是以人為本，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陳文勝曾在文章中坦率而犀利地寫道，對農民有沒有感情，是檢驗制定政策、執行政策有沒有良知和底線的標準。
“我們黨在農村的傳統優勢就是團結農民、組織農民、發動農民。”陳文勝說，“農民是不需要被教育的，農民是需要被尊重的”。在鄉村振興中，必須以農民的意志為第一意志，實現“農民當家作主”。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鄉村振興要充分尊重廣大農民意愿。具體的還有，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嚴格規范村莊撤并，不得違背農民意愿、強迫農民上樓”。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嚴禁違背農民意愿撤并村莊、搞大社區”，等等。?當前，我國全面現代化中的最大短板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陳文勝認為，在全面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現代化是最突出的短板，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木桶”能裝多少水。在鄉村振興進程中，我們要“目中有人”，而不能“目中無人”。“沒有農民的現代化，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是一個‘空心’的現代化。”陳文勝說，站穩農民立場，我們的現代化就能實現。
毫無疑問，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然趨勢，一些村莊也會逐漸消失。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2023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6.16%。即使2050年實現了全面現代化，達到了70%城鎮化率的預期，作為一個超大體量的國家，我們還有4億左右的農村人口，接近于一個美國加一個日本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從這個角度來看，個別鄉村存在‘空心化’問題，但從整體來看，中國鄉村并沒有‘空心化’。”陳文勝說道。鄉村振興并不是指每一個村莊都能夠振興，我們需要接受有些村莊會自然消失。“所以當我們在應對鄉村空心化問題時，在具體層面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陳文勝說。某種程度上來說，鄉村的“空心村”“空心房”，或許是幾億農民工的一個退路。平常地看待“空心化”現象，也意味著尊重農民自主選擇進退。而人口流動的過程，也恰恰是一個向農村輸送信息、技術、資金、資源的過程。
鄉村教育注重在農村、富農村、為農民
鄉村教育是提升農民素質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關鍵力量。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一直被置于鄉村發展的重要位置。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重要的基本定律之一。但人們逐漸發現，鄉村教育似乎沒有實現“能量守恒”，接受教育的農村孩子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對此，陳文勝的解讀是，長期以來，城鄉關系被普遍解讀為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模式，傳統鄉村文化似乎被排斥在“現代文明”范疇之外，選擇鄉村教育模式，也就自然地認可了“城市取向”的價值目標，鄉村教育培養的更多是漂浮在城市的“無根人”，而不是扎根于農村的“愛鄉人”。
“教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很突出，不可避免地傳輸了‘城市就等于現代、農村等于落后’的觀念。很多人受教育后進入城市，再回過頭看自己的家鄉，難以‘平視’鄉村文化。”陳文勝說，當前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種技術性的教育，而不是一種文化的教育、一種將城市和農村放在平等地位的教育，由此培養出來的孩子對鄉村缺乏認同感。特別是，隨著鄉村人口減少，一些學校“撤點并校”，開始退出村莊。以縣城為中心的農村教育，加重了村莊中青少年的長期“不在場”，無疑增添了青少年對村莊的疏離感。這也讓人不由得思考，如果鄉村教育的目標是讓孩子“走出大山”，那么，誰來建設鄉村？對此，陳文勝有擔憂但并不悲觀。正如羅曼·羅蘭曾寫道，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真相后依舊熱愛生活。“我們以前擔心沒人種地，后來隨著農業機械化和信息化的發展，我們發現問題迎刃而解，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正被現代科技顛覆。”陳文勝認為，把鄉村教育辦成“在農村”“富農村”“為農民”的教育，可以破解鄉村要素中人力資源這個最大短板。
更為具體的建議是——在職業教育上跨出一大步，發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職業教育，培養一批明確其擇業方向的“愛農人”。“免費為對‘三農’感興趣的學生提供農業職業教育，而他們取得的學歷只能用于‘三農’領域的就業，通過這種方式破解鄉村振興的‘人才困境’。”陳文勝說。從全球來看，許多國家早已啟動專門的農業教育。農村是一片廣闊的天地。農業、農村、農民，在漫長的過去曾默默“供養”共和國的工業步伐。時至今日，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廣大農村和生活在其中的農民正在不斷書寫著新的歷史篇章。“沒有鄉村的守望，就沒有中國的未來。”在采訪的最后，陳文勝這樣說道。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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