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持續下降，城市化相對減速，數字和綠色經濟快速崛起，集中反映了我國正處于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鄉村中國向城鎮中國、全面小康向全面現代化的社會轉型疊加階段，也構成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面臨的多重結構性矛盾。
一、城鎮化進程中人地矛盾與耕地拋荒并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戶均耕地規模僅相當于歐盟的四十分之一、美國的四百分之一。“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是我國許多地方農業的真實寫照。耕地資源始終是我國最稀缺的資源之一，決定了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像保護大熊貓那樣保護耕地，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村資源不斷向工業和城市聚集。農業生產成本的急劇上升拉高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加快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速度，由此帶來農村的空心化和農業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而人多地少的耕地資源先天性局限，導致耕地細碎化與經營小農戶化，農業組織化程度偏低，農業經營規模偏小，嚴重制約著農戶的收益。基于比較效益，一方面，由于城市發展對經濟作物需求增加，不少農戶更頃向于種植經濟作物；另一方面，不少農戶在逐步退出農業，導致農地拋荒現象頻出。根據調研，有的是“季節性拋荒”，將雙季稻改單季稻；有的是“非糧化拋荒”，將農地改種甘蔗、烤煙、花卉等經濟作物；有的是“絕對拋荒”，主要是山區和丘陵地帶的耕地資源不足以維系一個農戶家庭的基本生存，導致放棄耕作。農地拋荒與非糧化導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守住耕地紅線始終是我國的重大戰略性問題。
二、消費結構性變遷下農產品短缺與過剩并存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食品的需求已從過去的單純數量要求向質量、安全、味道等多重要求轉變。盡管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特色農產品的經濟效益快速提高，但長期以來農業生產與消費需求和市場變化不完全匹配的問題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導致短缺與過剩并存，突出表現為農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低端產品去產能難等問題。
源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慣性，很多地區仍然存在農產品結構單一、高價值作物種植比例偏低的問題，同時，農產品產銷銜接不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供需平衡。目前，許多農戶仍較為依賴傳統的農產品市場供求信息獲取方式，缺乏對現代互聯網技術的認識和應用，這種市場信息不對稱嚴重影響了農戶對農產品市場行情的準確把握和及時反應，特別是在大宗農產品產銷方面，由于市場供求信息不夠透明，農戶往往很難根據實時變化的市場需求調整種植計劃，導致部分農產品豐產而不豐收，加之大宗農產品的區域相似度普遍較高，嚴重的同質化導致過剩現象突出，如我國南方大多數水果庫存積壓與價格下滑已成為常態。
農產品供需失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發展偏重于供給端的擴大生產，而未能充分注意需求端的市場體系建設，特別是物流配送基礎設施建設，從田間到市場的時間成本和損耗率較高，導致優質不能優價、增產不能增收，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此外，農產品加工業發展不足也是導致供求失衡的因素。農產品加工業是連接農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的橋梁和紐帶，其規模和水平直接影響到農產品的市場供給力與產業的增效能力。我國的農產品加工企業特別是數量龐大的中小型農產品加工企業大多停留在初級加工階段，機械化、自動化程度不高，生產效率低下，嚴重制約著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三、現代化快速推進中農民面臨城鄉雙重困境
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程中，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無疑是重中之重。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在包括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收入增加遭遇城鄉就業雙重困境，脫貧人口返貧和邊緣人口致貧兩種風險并存。
首先，農民在農村面臨很多挑戰。由于受自然資源條件、生產技術水平、單一生產方式和有限市場機遇等因素的制約，農民的就業選擇和增收渠道極為有限。而隨著農業機械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從直接農業生產勞動中得到的收入也不斷減少。同時，現代化進程中農業效益遞減是普遍規律，農業在整體上為農民增加經營性收入的機會空間被大大壓縮，保證農民持續增收面臨很多困難。其次，農民在城市也遇到很多難題。城鄉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使農民進入城市就業市場遭遇技術門檻和服務性就業飽和雙重困境，農民通過向城市勞動力市場轉移來提高收入的機會越來越少。一方面，隨著很多領域勞動智能化水平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崗位逐漸被智能機器取代；另一方面，去產能背景下的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態勢，疊加國民經濟下行，導致城市和工業對農民工的需求大幅度縮減，從而使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份額受到前所未有的擠壓。而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身份隔離始終未能徹底破除，農民即便身處城市，也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社會，發展機會仍然受到排擠。
四、鄉村治理結構失衡背景下公共服務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并存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迫切需要公共服務由過去的特惠型向普惠型。由于我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滯后于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廣大農村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務不僅存在數量少、質量低、項目少、范圍窄等供給不充分問題，而且存在提供公共服務的規模、類別、質量與鄉村現實需求不匹配的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錯位——干了不少不需要的事，公共服務缺位——不少該干的事沒干，公共服務越位——干了不少不該干的事，造成鄉村公共職能、公共決策和公共服務方面日益凸顯出多重結構失衡。其根源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使決定權要么集中在上級政府，要么集中在鄉村組織負責人手中，缺乏以村民需求為導向的鄉村公共資源和基本公共服務配置制度性渠道。具體而言，由于缺乏農民在公共決策中的參與機制、意愿表達渠道，更談不上對與自己利益息息相關事項的決定權，使村民自治得不到有效落實，不僅造成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難以實現，而且導致公共服務提供者對農民真實需求了解不足以及相關制度設計與基層實際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造成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低效率。
五、城鄉融合背景下鄉村文化傳承與提升雙重壓力
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我們只有用大歷史觀審視我國鄉土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才能更好地在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把握鄉村文化振興的目標與方向。隨著越來越多的鄉村轉變為城鎮，農業和非農業經濟活動日益深度融合，城鄉分割逐漸轉變為更為緊密的互動和融合。在城鄉融合發展不斷推進的背景下，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現代文明的積極傳導，構成了鄉村文化振興不可或缺的雙輪驅動力。就當前我國鄉村文化的實際情況來看，植根于鄉土社會的傳統習俗、信仰、藝術和生活方式，應在主動適應傳統文化傳承與現代文明推進的基礎上實現轉化發展，這既是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城鄉交流與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結果。
優秀傳統文化需要大力傳承和弘揚，這是維護鄉村歷史連續性的必然要求。文化是連續性和時代性的統一，當下所謂的傳統文化是過去的“現代文明”，而現代文明中也包含著傳統文化的因素。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產生于更早的文化環境，而且過去的文化環境決定著現在的文化發展潮流。鄉村文化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承載體，積淀了深厚的歷史價值和豐富的文化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很多風俗習慣、村規民約等具有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鄉村文化要素，既包括古建筑、傳統工藝等物質文化，也包括民風、習俗、祭祀等非物質文化，它們在生產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結構、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等領域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獨特特征，構建了鄉村獨特的社會風貌，成為民族記憶與地域性文化特色的重要依托。
由于區域環境、歷史演進及民族特性的影響，我國鄉土文化兼具地方特色和族群記憶，展現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圖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土文化的根不能斷。”我國鄉土文化的核心在于人與土地的深厚聯系，這種聯系超越了簡單的物質層面，包含了歷史上祖祖輩輩農民在精神和情感上對土地的依戀。對于鄉村居民來說，這種對土地的深厚感情不僅出于生計的需要，更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的繼承，這種感情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社交習俗和節日慶典中得以傳承和體現。對鄉村共同體的記憶與歷史來說，它承載著族群認同和社會凝聚力。總之，土地不只是生產資料，更是家族繁衍、習俗傳承的基石。
在數字化和全球化的雙重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外溢不斷侵蝕著鄉村傳統文化的獨立性和生存空間，文化發展的同質化不斷沖擊著鄉土文化的多元價值和個性特點，鄉土文化的衰落是城鎮化進程中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村落中承載著千百年來歷史記憶的宗族堂會、家族廟宇、道路橋梁、傳統工藝、節慶習俗等文化要素逐漸消逝或變形，年輕一代對鄉村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斷下降，有的人甚至缺乏基本的鄉土傳統文化傳承意識。這種變化還體現在土地用途的改上，如農田被辟為旅游休閑區，而古老的民居被改造為客棧。也就是說，土地不僅要滿足農業生產的需求，還承擔著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和傳承弘揚鄉村傳統文化的角色，這就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革，傳統的鄉村社會關系和土地依賴關系正在被重新塑造和定義。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鄉土文化的傳承與發揚需要融入現代文化元素，即實現優秀傳統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隨著現代科技與新媒體的普及，鄉村信息獲取、知識傳播和社會互動的模式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民對現代文明的需求在逐漸增加。推進鄉村文化振興，不僅要重視鄉村文化保護，更要重視現代文明的理念和價值在鄉村的普及，使鄉村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有機融合與和諧共存。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克服以下兩個極端傾向：一是不加區別地簡單復古，認為只要是傳統的就要傳承與發揚，甚至將落后的封建價值觀念全面復活；二是把傳統風俗習慣一概視為陳規陋習或封建迷信，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影響，形成了“城市=先進、鄉村=落后” 的城鄉文化高低優劣的思維定勢，在移風易俗的名義下“一刀切”地改造甚至取代傳統鄉村文化，個別地方甚至不準老人辦壽宴、春節完全禁放鞭炮等，引起了農民群眾的不滿。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一旦傳統鄉村文化的連續性被阻斷，隨之喪失的將是鄉村文化的根基和精神內核。因此，如何處理現代化與傳統鄉土文化保護之間的張力就成為迫切需要解答的時代命題。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摘自作者《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沿趨勢與路徑選擇》[J].山東社會科學,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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