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在快速城鎮化的鄉村地區——比如都市周邊的鄉村以及文旅產業迅速發展的村鎮等，空間發生了深刻變遷并進而促使一系列社會關系與利益的重組，促使這類鄉村面臨著傳統治理失效的嚴峻挑戰。因此，如何走出一條接地氣的治理新路，就成為美好鄉村建設的重要舉措。人的現實存在表現為時間性的生命長度和空間性的活動寬度之統一?？臻g既包括物質性的地理空間，也包括依托物理空間載體而經由人們日常社會交往建構起來的社會空間，由共享的歷史過程建構而成的文化空間，由社會認同等心理活動所形塑的心理空間；此外，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網絡空間，它無處不在地嵌入進各種空間中，借由行動主體將在場與缺場空間聯結成一個巨系統。
從空間角度來審視，傳統上的鄉村治理是將空間場域視作治理背景，關注人們在既定空間范圍內的社會行動，包括社會交往、利益交換、權力運行、社會分層、社會沖突等等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將空間理解為一系列社會活動的展開過程及其“產品”的話（即列斐弗爾所說的“空間生產”），那么空間就是人們的利益載體、權力形式和生活世界本身。循此思之，在那些現代化快速推進的鄉村地區，既然空間被大規模重組，社會關系、利益格局發生了結構性調整，就亟需將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向空間治理范式適時轉換。
同時，伴隨著城鄉關系在社會（尤其是網絡社會）高速流動下的深刻轉型，這類鄉村地區的社會生態發生了劇變，傳統房舍被推倒重建，村落外觀上呈現為經過規劃而建構起來的整齊化一、高度秩序化的空間形態；在其內部，流動空間深度嵌入并解構了傳統靜態的地方空間，原先同質化的熟人情境正在向分異化的社會空間轉變，村落社會由穩定性、確定性轉向流變性和不確定性。
這種變化催生了新鄉村社會顯著的空間張力，集中表現如下。
一是文化空間的“資本性”與“制度性”。文化空間不僅事實上承載著鄉村居民的情感和記憶，而且維系著文化結構和文化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在鄉村新空間的生產過程中，傳統內生的鄉土文化經由資本的介入而衍生為商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資源，弱化了個體的文化認同，卻強化了空間規訓。
二是心理空間的“兩棲感”和“迷茫感”。心理空間反映的是個體情感和意識對外部生存空間和生命體驗的投射。鄉村新空間生產正在瓦解鄉村居民基于地方性經驗形成的地方性認知和社會認同，造成村民心理空間的內在張力。比如，“我是誰（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的“兩棲”焦慮，“我與誰”的認同迷茫。
三是關系空間的“區隔性”和“秒拋性”。關系空間是指人們社會交往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空間。在城市化顯著的鄉村地區，村落人群由單一本地村民轉變為包括本地村民和外來人口的新共同體，其內部新的社會邊界正在生成。同時在缺場交往的網絡空間中，個體經常是突然出現又迅速消失在不同的陌生人世界中，這種人際關系是一種脫域式陪伴，抽離了傳統人際交往的物理空間和社會約束，增加了人際關系“秒拋性”，那些看似親密無間的缺場交往實則隱含著無限疏遠且缺乏責任約束的社會關系。
四是鄰里空間的“聚合”與“抽離”。樓棟的居住形態增加了鄰里交往的物理密度，但破壞了昔日鄰里間的有機聯系。在快速城鎮化的鄉村地區，樓棟空間不斷生產和再生產著布迪厄所言的區隔，強化著個體對鄰里空間的邊界意識，“形聚”而“神散”，鄰里區隔建構了彼此間社會抽離式的“自我—他者”結構。
因應上述張力的新鄉村空間治理范式強調，空間自身內蘊著社會治理屬性。傳統治理面對的是封閉性、穩定性的鄉土社會，而空間治理則立足于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日漸增加的新鄉村社會。前者治理基礎是人口相對穩定、空間相對不變的熟人關系，治理對象是靜態的地域性社會；而后者治理基礎則是人口流動和空間變遷所導致的多元化的陌生或半陌生關系，以及空間重組引發的利益分化，治理對象不僅包括地域性社會，還包括流動性場域及流動人口；前者的敘事背景是城鄉二元對立，后者則是城鄉一體化或城鄉融合發展。
在如此理論視域下，鄉村的空間治理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貫穿空間規劃、空間生產以及人們空間行動的全過程，首先要尊重地方性空間的特殊性尤其是共享的歷史記憶及其衍生的情感認同，同時有機嵌入適應現代化發展所必需的制度理性、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防范資本對鄉村進行過度的商業化開發。比如在城郊結合帶的許多鄉村，為了吸引都市人群前來開展農耕文化及鄉風民俗類的體驗式旅游，盲目地建設各種各樣“不土不洋”的農村休閑產業園，鄉村被生硬地楔入一塊塊似是而非的表演化的另類空間——實際上成為城市餐飲業的鄉村“飛地”。這些地方的村民閉上眼睛能夠清晰地描繪出曾經的房前屋后、村路溪橋的地景風物，但是直面這類新空間時卻難尋記憶中熟悉的家園，“鄉愁”成為未曾離鄉的他們揮之不去的情感。同樣，在那些文旅資源富集且遠離大都市的鄉村地區，因為過度開發，村民對于政府和資本都懷有某種意義上的深深疏離感，因為這樣的現代化鄉村不是他們想要的真正的家園。因此，我們不能搞千村一貌的空間開發，不應讓資本完全主導鄉村振興，而是要讓鄉村因地制宜，盡可能地保留維系地方性精神和集體記憶的標志性地理空間或空間符號，使新鄉村既具有鮮活的現代性又充盈者傳統鄉村特具的靈性之美。同時，新鄉村的空間規劃和生產也要充分尊重鄉村生活慣習和生產需求，便于鄉村居民在新空間順利建構歸屬感和依存感，更好地實現新鄉村社會心理空間的融合。另外，地方政府要作為新鄉村空間正義的主要保護者，應促使市場資本的利益訴求與美麗鄉村的價值追求找到最佳平衡點，維護鄉村空間生產的正義性。
其次，新鄉村的空間治理范式，應充分激活文化空間的鄉土活力和文化創造的自主性，積極推進鄉村的文化治理。今天多位專家均談到了鄉村文化治理問題，可見大家對此有高度的共識。如果曾經鮮活的風土人情、人際互動被現代性肆意地嵌入，鄉村就一定會失去原生文化，失去生命活力的根基。這是新鄉村文化治理要深刻思考的問題。因此，空間治理范式下的新鄉村建設必須有效地維護文化空間的連續性和文化發展的可持續性，防范急功近利的短期開發行為造成鄉村文化空間的歷史性斷裂和原真性喪失，防止出現作為文化主體的鄉村居民被排擠出鄉村文化實踐的情況。政府、文化機構和社會精英可通過培育、支持鄉村文化骨干和專業人士的方式，喚起鄉村居民的文化共同體意識，激活其文化建設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營造可感、可觀的文化氛圍，再造地方自信，弘揚文化特色，實現新鄉村文化空間、精神空間、情感依戀和價值認同的有效銜接。
最后，鄉村的空間治理需整合本鄉與異地、在場與缺場等多重空間的治理資源，重構新鄉村的社會關系網絡。隨著改革開放以后的“教育移民”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鄉村走出很多社會精英，分布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這些身處異地的“鄉賢”可以通過網絡空間與故鄉進行即時性的在場交往，利用他們豐沛的資源反哺鄉村，參與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這是信息技術飛速發展時代新鄉村空間治理的重要創新。安徽省黃山市徽州區有一個著名的古村落——西溪南鎮。該鎮就有82位來自深圳、廣州、上海、臺灣、澳門、香港等地區的新鄉賢，其中一位臺灣人就告訴我，現在討論鄉村治理一定要關注“再下鄉”現象對鄉村治理現代化所具有的根本性意義，這對我思考新鄉村治理問題具有極大的啟發性。
總之，我們希望在新鄉村空間治理范式下，能夠真正實現鄉村社會從靜態的“空間中治理”到動態的“空間治理”之生動轉型。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治理評論》202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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