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地區社會矛盾在新時期呈現出復雜的特點和多元化走向，這對基層矛盾糾紛化解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進入關鍵時期，農村地區的社會矛盾呈現出量大、面廣、主體多元化等特點，涵蓋基層自治、物權、債權、婚姻家庭繼承、勞動社會保障、人身權益、行政行為、法律法規以及公共政策等眾多領域。通過分析各類矛盾的共性，可以總結出農村地區社會矛盾的形成機制，從而更好地指導基層信訪工作。
一、利益沖突形成了農村地區社會矛盾的基礎
農村地區生產生活中伴隨著大量的矛盾糾紛，涵蓋了眾多領域，但其中相當一部分矛盾直接起源于利益沖突。利益糾紛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經濟利益糾紛，另一類為非經濟利益糾紛,本文中經濟利益糾紛為狹義上的概念，僅指那些直接牽涉金錢的矛盾糾紛。
農村地區經濟利益糾紛主要表現為債權糾紛、勞資糾紛、買賣合同糾紛、失地農民補償糾紛等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民間借貸糾紛以及買賣合同糾紛數量與日俱增，其中有相當比例的壞賬，此類問題幾乎不會走基層調解路徑，而是以債權人自擔損失或者通過訴訟解決；農村地區勞資糾紛按照矛盾的有效構成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即發生在當地轄區范圍內的勞資糾紛和矛盾主體都是當地居民的勞資糾紛，前者根據屬地主義明確矛盾糾紛的管轄權，而后者由屬人主義確定了糾紛在當地調解的可能性；失地農民補償糾紛主要是指農民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就補償款數額與基層政府或者開發商發生的糾紛，因土地被征收后通常面臨建房或者購房的問題，涉及巨額支出，此時失地農民“逐利思想”占據上風，極易引發糾紛。
非經濟糾紛主要表現在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分配權生產生活中的“相鄰關系”等領域，此類糾紛雖不直接表現為經濟糾紛，但本質也是物質層面的利益沖突。農村地區的宅基地對農民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可以作為生產生活資料甚至生存資料，保證了農民生產生活的穩定，并發揮著社會保障的功能。然而，隨著農村地區人口的增多和土地政策的收緊的雙重刺激下，宅基地糾紛明顯增多，許多地區面臨“無地可分”的窘境?！耙徽瑑蓱簟鄙踔痢耙徽鄳簟爆F象比比皆是，這導致了“主干家庭”和“聯合家庭”數量增多，家庭矛盾糾紛尤其是婆媳矛盾顯著增多，此種現象也提升了農村地區家庭矛盾糾紛的占比，對構建和諧社會產生了一定的挑戰；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主要是指在農業生產用地方面發生的糾紛，產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發包價格和流程變動、耕保補貼受益者與實際種糧戶不一致、土地確權工作不到位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耕保補貼數額的增加，有些地區的耕地承包費明顯偏低，甚至比各項補貼的總和還低，許多基層政府都要求村集體提高耕地發包價格。此外，基層產權交易制度改革也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不論是經濟利益糾紛，還是非經濟利益糾紛，都屬于利益沖突類糾紛，由于農業生產生活涉及方方面面，加之農村地區的“利己主義”，此類矛盾在農村地區占比較大，可以說利益沖突形成了農村地區社會矛盾的基礎。
二、社會發展豐富了農村地區社會矛盾的內涵
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村地區的社會矛盾不僅是物質利益的沖突，也包括價值觀念的沖突。新時代的農民群體在文化水平、道德素質、法治觀念等方面有了巨大提升，他們的目光也不再局限于物質利益，對基層自治、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移風易俗等領域關注度持續走高，對公共政策、精神文明建設、農村天價彩禮現象、養老服務、殯葬制度變革等方面的解讀也存在巨大分歧。
農村地區群眾道德素質的差異也極大激化了基層矛盾，部分群眾甚至是黨員干部道德素質普遍較低也是社會矛盾多有發生的原因。農村地區道德素質差異引發社會矛盾糾紛的縮影，個別群眾由于道德缺失，持“巨嬰”心態提出無理要求甚至制造事端，不論是在與基層政府還是和普通群眾的交流中，都極易引發矛盾糾紛。
社會發展也使部分群眾的法治意識和民主品格提升，但仍有部分群眾甚至基層干部的法治意識淡薄，這在現實生活中容易轉化為激烈的矛盾糾紛。隨著部分群眾法治意識提高，他們也更注重自身權益的維護，但在用合法常規的手段維權未能取得顯著成效后，他們依然會選擇信訪、行政訴訟甚至制造網絡輿情為自身謀利，出現權利意識覺醒但是規則意識、義務觀念、社會責任感并不很強”的怪象，這對基層政府構成了很大的壓力和挑戰；當然，農村地區也存在基層干部法治意識淡薄的現象，主要表現為社會矛盾一旦發生之后，過度依賴行政手段，忽略了法治手段。此類亂象也導致了公權力運行失范與私權利意識覺醒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此外，法治意識淡薄的群眾也是誘發社會矛盾糾紛的重要因素，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因瑣事采取不必要的違法手段，從而激發矛盾。
社會發展影響諸多方面，如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農村產權制度變革等等，這都進一步豐富了基層治理的內涵，基層治理過程中矛盾糾紛不可避免，如此農村地區社會矛盾糾紛的內涵也隨之豐富起來。
三、倒金字塔結構和雙層“差序格局”促使農村地區社會矛盾復雜化
農村地區面臨倒金字塔結構和雙層“差序格局”的雙重壓力，倒金字塔結構是指我國行政機構的人員配備呈倒金字塔結構，越是工作繁重的基層組織配備的專職人員越少的現象，雙層“差序格局”是指費孝通提出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和中國本土政治所呈現出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
村委會處于倒金字塔結構的最底端，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最為突出，中國特有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基層工作必然繁重，因為鄉鎮不像縣級以上政府有分明的條塊分工，而縣級以上的各項工作最終都要落實到基層，各個條線都給基層安排任務，這就導致了農村的工作量巨大。在這種模式下，村委會人手緊缺和工作量巨大雙重刺激之下，有些工作無法及時完成會導致新的干群關系矛盾。
農村地區面臨雙層“差序格局”，第一層“差序格局”表現為農村地區個體“獨特的私”，他們可以為自己的利益犧牲家庭、宗族、甚至集體的利益，第二層“差序格局”是指“差序政府信任格局”，隨著政府層級的逐級遞減，群眾的信任感也隨之遞減。第一層“差序格局”導致農村地區逐利思想盛行，尤其是“利己主義”抬頭對基層治理構成巨大挑戰，極易衍化為家庭矛盾、宗族內矛盾以及干群關系糾紛。第二層“差序格局”表現為基層群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隨著政府層級的提高而提高，在政府期望值下行遞減效應的作用下，形成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在這種格局下基層政府獲得的群眾信任度最低，直接導致了農村地區社會矛盾的化解陷入困境，最明顯的就是“越級上訪”現象頻發。但是，基層是為民辦事的終端，自然也是化解矛盾糾紛的終端，即使村民越級上訪，相關單位還是會將問題反饋至基層進行處理，此時基層政府存在角色的雙重性，既是矛盾糾紛的當事方又是矛盾糾紛的調解者，進一步加劇了基層群眾的不信任感，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倒金字塔結構使社會矛盾“下沉”到基層，從而使基層矛盾呈現量大、面廣的特點，雙層“差序格局”導致“利己主義”和“越級上訪”問題凸顯，并使基層矛盾呈現“上移”態勢。在倒金字塔結構模式和雙層“差序格局”的共同作用下，基層政府面臨矛盾“下沉”和“上移”的雙重挑戰，現象的背后是來自基層群眾和高層政府的雙重壓力，這種情形促使農村地區的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化。
（作者單位：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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