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村發展學學科建設的內涵與現狀
農村發展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農村發展學科的形成，緣于人類社會由以農業經濟為中心的傳統農業社會向以非農業經濟為主的現代社會轉型，帶來農村社會原有形態與秩序的重構。需要認識與把握這種演化進程的規律，并應對各種科學與社會問題，逐步構建新的知識體系。
作為學科客體對象的農村，也稱鄉村，是相對于城市（鎮）的概念。鄉村與城市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地域綜合體，二者在功能定位、人口分布、產業活動、聚落形態、文化特色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魏后凱，2023）。鄉村包括了城市之外的其他一切地域，是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的主要活動空間。人口集聚規模小、密度低、接近自然是鄉村的基本特征（魏后凱，2023）。在中國，因視角與出發點不同，鄉村的邊界具有較大差異。狹義的鄉村指村莊所覆蓋的廣大地域。按照是否具有行政功能，村莊可以分為自然村和行政村，其中，自然村是指村民經過長期在特定自然環境中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而廣義的鄉村則是鄉鎮和村莊所覆蓋的地域全域（魏后凱和譚秋成，2024）。
鄉村是承擔著鄉村功能且具有自身獨特性的地域綜合體，具有獨立的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系統。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農村，居民多為農民。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農村作為經濟產業活動與居民生活的空間，其結構和成分可能發生巨大變化，這正是農村發展的必然結果。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農村的邊界與形態可能發生變化，且出現分化。城鎮化的過程是部分農村分化、被替代乃至消亡的過程。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鄉村可以劃分為聚集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和搬遷撤并類4類。作為孕育農業文明的人類社會組織形態，鄉村呈現多種功能與多元價值：既是食物資源的供給者，也是農村居民生活和精神的家園；既是城市化廉價土地和工業化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者，也是生態環境的保育者；既是國民經濟內需市場的供應者，也是新興產業發展地；既是傳統文明的載體和源頭，也是現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劉奇，2014）。在現代社會中，鄉村與城市各具獨特功能，并不完全對立，而是相互補充、互相促進，共同構成社會生產和民眾生活的空間。
作為學科對象的農村發展，是一個多維的復雜概念，內涵十分豐富，不僅包含農村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還涉及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從鄉村社會的使命看，農村發展的核心就是要確保鄉村多種功能與多元價值的有效發揮，促進鄉村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各系統的可持續性發展，這是農村發展的本質。當然，一切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增進人民福祉。所以，農村發展的根本目標是提升農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實現農民共同富裕。
為了探究具有豐富內涵的農村發展的一般規律，國際上先行實現現代化轉型的國家已經從多元視角，運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文化學乃至地理學等的理論與分析范式開展了系統探索和研究，形成了豐富的學科知識積累。與國際上的研究歷程一樣，中國也形成了農業經濟學、農村經濟學、農村社會學、鄉村治理等專門的分支學科。比如，突破傳統農業經濟學的約束，形成了基于區域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農村經濟學、基于社會學范式的農村社會學、基于人類文化學范式的農村文化研究、基于政治學或公共管理學范式的鄉村治理研究、基于地理學范式的鄉村地理研究、基于鄉村文化與生態系統分析范式的鄉村營造研究等。但是，這些研究的積累，顯然還沒有構建能包容農村發展全部內容的知識體系；這些研究還相對分散，缺乏體系化，關鍵是沒有在整合各分支學科的基礎上形成完整獨立的農村發展學理論范式，并構建整體的分析框架和學科體系。構建能反映各國農村發展一般規律的理論體系和分析范式，構建系統的學科體系，是農村發展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基礎條件。因為不同國家的種族、歷史、文化、意識形態、經濟制度、發展路徑與發展階段等差異巨大，既有的知識體系不能全面適用于所有國家，既存的學科體系也不能完全適應于農村發展的需要。中國農村發展學的學科建設，要基于農村發展學知識體系，結合對中國農村發展情境和實踐探索特殊性的分析，拓展并豐富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發展理論成果。
二、中國農村發展實踐的獨特性及其意義
中國歷史悠久、人口規模巨大、民族多元、農業形態復雜多樣。同時，“大國小農”的格局，崇尚“天人合一”的獨特文化，以及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鄉村治理機制，再加上中國獨有的制度體制，構成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獨特性。近代中國農村發展的重要探索，可以追溯到中國在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族國家體系之后，即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各界知識精英自發推動鄉村建設運動開始。針對舊中國農村的衰敗危機，在廣泛的農村調查分析的基礎上，他們開展了包括推進平民教育、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建設農民合作組織等多種路徑的鄉村建設運動實踐。盡管因為時代的局限，這些鄉村建設運動所取得的成效比較有限，但仍提出了許多理論觀點，產出了不少調查研究成果。這些連同其經驗教訓，都具有借鑒意義。
而更深刻的農村變革實踐是中國歷時70多年持續推動的以制度變革為基礎的農村發展和改革探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對經濟社會的全面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并選擇了重工業優先、農業農村支持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農村建立了以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城鄉二元的戶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為核心的農村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農業生產要素配置、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及農產品分配的格局（魏后凱，2023）。在這一時期，中國農村依靠大量的勞動積累，促進了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會事業的快速發展，為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保證。但是，這種獨特的計劃經濟管理制度嚴重阻礙了農業與農村的全面發展，是造成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日趨嚴重的“三農”問題的原因。這也形成了之后制度改革的契機。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體制與發展條件的巨大變化。特別是21世紀以來的最近20多年，國家調整發展戰略，將“三農”工作作為執政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支持，建立“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支援機制，推動全社會支援農業農村發展。不僅突破農村范圍，確立以統籌城鄉或城鄉一體化的機制推動新農村建設，而且推動脫貧攻堅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創新性地開展精準扶貧工作，并探索促進城鄉融合、推動鄉村全面振興。這些舉措使中國農村發展進入全面快速發展新時期。在此期間，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以及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格局和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快速而深刻的變化。突出表現是：隨著撤縣改區或改市、撤鄉并鎮、合村并居等政策的推進，短時間內，近百萬的自然村落快速消亡；中國農村出現了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格局轉型（劉守英和王一鴿，2018）。這種變化蘊含中國農村發展的獨特機制與條件，對農村發展研究具有獨特的價值。中國農村發展的這些獨特探索，無論是理論或實踐，還是經驗或教訓，都構成了農村發展的中國特色。對這些獨特探索開展科學、規范、系統的學術研究，將豐富農村發展學知識體系，這是中國特色農村發展學建設的重要基礎。
三、農村發展學學科建設的內容
農村發展學是應用性強的綜合性學科。其學科建設和發展，不僅需要規劃構建獨立的學科體系，而且要建設能滿足研究需要的科研平臺與隊伍，推動本學科科研創新，還需要建立高質量的人才培養體系，并承擔服務社會的職能。
首先是學科體系設置。農村發展具有多維屬性。得益于國內外學術界的長期探索和農村發展相關研究多視角的開展，如前所述，多個分支學科得以形成，特別是形成了農村經濟學、農村社會學、鄉村治理等比較成熟的分支學科。這構成了農村發展學學科體系的重要基礎。當然，還有不少分支學科的發展還不夠充分。面對復雜的農村發展問題，隨著研究的深化，新的研究視角和分析范式還會出現，農村發展學的學科體系也將不斷豐富、更加完整。在農村發展學的學科建設中，既需要通過學科規劃整合各分支學科，推動學科的融合發展，做到兼容并蓄，形成學科體系，也需要基于分析范式的差異，促進各分支學科各自專業的發展，避免過多拼湊。
其次是科研創新。必須推動對農村發展進行多視角、全方位的學術研究，注重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通過建立本學科的理論范式和分析范式，借鑒多元的研究方法和工具，開展科學、規范的研究，不斷豐富本學科的知識體系，夯實農村發展學學科發展的基礎。推動農村發展領域的科學研究，需要打造具有特色專長的科學研究平臺，并依托這些平臺組織建立結構合理且具有國際視野、創新能力和活力的科研隊伍。同時，要加強專門的學術團體建設，促進相關領域的學術交流。
最后是人才培養。農村發展學學科建設要注重為農村發展事業培養人才。因此，應依托相關科學研究成果以及農村發展的探索實踐，構建系統的知識體系并推動知識普及和有效傳播，包括對教學、教材的完善和人才培養方面其他條件和手段的改善。要注重不同層級人才與培養方案的匹配。此外，農村發展學的學科建設還必須服務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為應用學科，農村發展學要面向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開展研究。在中國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偉大實踐中，不但要借鑒國際經驗，更要結合中國情境，探索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方法，將中國農村發展理論研究成果融入學科知識體系。
總之，建設農村發展學具有獨特的創新意義。本學科對象是明確的，面臨的現實問題與科學問題是客觀的，社會需求更是急迫的。農村發展學已經形成了多個成熟的分支學科，學科體系也在不斷完善，構建獨立的科學研究范式是學科發展的關鍵。期待并相信中國農村發展學的建設不僅會促進學科知識體系的發展，還將對中國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做出其獨特的貢獻。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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