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關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問題日益引起重視，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和實踐問題亟待回答和解決。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科學處理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新科技與現有科技、求新求高與求真務實、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與發揮有機社會作用、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新質生產力一般性與特殊性等關系。要科學研判中國制造業發展方位及其新質生產力發展潛能，協同發力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及其新質生產力成長；要辯證看待制造業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影響，做到因類制宜、分類施策。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關鍵核心技術；科技創新
基金項目：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研究”（21ZDA027）。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新質生產力發展。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繼2023年9月7日率先提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要求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就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重要指示，特別是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近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問題日益引起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但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仍然有一些重要政策和實踐問題亟待回答和解決。科學回答這些問題，有利于廓清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把準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重點。有鑒于此，本文將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科學處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若干相關關系
（一）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的關系
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是因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及其規模化、群體性迸發提供了新的契機，促使新質生產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甚至是引領力。在許多地方、許多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僅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躍升，還會對生產力系統的功能升級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產生“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但這并非意味著傳統生產力可有可無，更不意味著傳統生產力不再重要。在任何經濟中，新質生產力相對于傳統生產力、新興產業相對于傳統產業都屬于“小眾”，只不過在發達經濟中，相對于欠發達經濟，新質生產力、新興產業成長的“土壤”更加適宜，更有利于其集群性、連鎖性成長而已。在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之間如果顧此失彼、厚此薄彼，不僅有悖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方向，而且容易影響經濟回升向好和高質量發展。當然，從鼓勵創新的角度來看，適度優先加大對新質生產力培育的支持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支持應該遵守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剛性約束。況且，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服務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發揮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的賦能效應，帶動傳統生產力轉型升級和整個生產力系統的功能提升，形成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甚至耦合共生的發展格局。實際上，在多數地方、多數領域，傳統生產力往往是新質生產力發育的母體或要素支撐，也可能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需求方。有學者認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換賽道”，這實際上是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誤讀。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要講話中都提出，要“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而“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更多的是指拓展發展領域、發展賽道，與轉換發展領域、發展賽道，顯然不是一回事，不宜把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割裂開來。
（二）新科技與現有科技的關系
發展新質生產力，科技創新是核心要素。有學者提出，只是產生量變的科技創新還不是新質生產力，只有產生質變的科技創新才能被稱為新質生產力；科技的生產力作用不僅僅在于產業的科技含量，更重要的是由量變到質變所反映的新科技的質態，即具有革命性的科技創新；只有產生質變的科技創新才能被稱為新質生產力；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新科技屬于國際前沿的科技創新，尤其是顛覆性科技。還有學者認為，傳統生產力所對應的科技進步主要是模仿創新和消化吸收再創新，而新質生產力對應的技術進步主要是原始創新。筆者認為，這實際上是對科技的狹義理解，不利于拓展推進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思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因此，對現有科技的優化組合和集成創新，如果能夠帶來技術效能的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或產業深度轉型升級，進而帶來生產力系統功能或全要素生產率的突破性躍升，也可謂形成了新質生產力。而且，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方面不僅潛力較大，還容易在推進科技創新向產業創新轉化方面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許多國家高度重視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在很大程度上都與此有關。
（三）求新求高與求真務實的關系
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要求在戰略上高度重視新質生產力發展，并將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與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有序結合起來，構建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層次有序、梯次跟進、階段繼起、空間并存的發展格局。但發展新質生產力切忌好高騖遠、急于求成，更要防止將發展新質生產力泛化和“庸俗化”，更不能“亂貼標簽”“以假亂真”。即便是顛覆性、前沿性、原創性新技術，也需要注意貼近群眾、貼近生活、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否則，技術吹得“震天響”，但離用戶需求太遠又有何益？從國際經驗來看，對于以科技為主導的新質生產力發展，也要防止出現“先進技術往往不實用、實用技術往往不先進”的問題，甚至高新技術未必就一定會提高企業競爭力。根據奧利弗·索姆、伊娃·柯娜爾對德國制造業創新之謎的研究發現，絕大部分企業的創新并不一定源于制度化的內部研發活動，而可能從企業自身或外部現有可供選擇的方案或技術的新結合中產生，甚至國家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來自高研發投入帶來的持續競爭力，還來自非研發企業、非研發密集型企業積極創新帶來的持續競爭力。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應該秉持腳踏實地、講究實效的態度。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將其作為發展經濟、追求政績的“時尚”，其結果就是與推進高質量發展背道而馳的，也并非真正地發展新質生產力。
（四）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與
發揮有機社會作用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這里面應該包括發揮有機社會作用，特別是鼓勵行業組織、產業聯盟甚至平臺型企業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加強行業治理，并賦能市場主體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鼓勵行業組織、產業聯盟甚至平臺型企業增強行業公共產品供給功能，推進行業品牌和創新能力建設，降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成本和風險。如加強對市場主體特別是行業發展“領頭雁”的行為引導，鼓勵產業鏈供應鏈不同環節主體之間形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促進產業鏈供應鏈不同環節的新質生產力協同成長，推進產業鏈供應鏈不同環節主體加強標準合作和品牌共創，搭建有利于產業融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平臺等。
（五）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關系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國內發展中的結構性、周期性、體制性矛盾交織，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發達國家對中國實行高科技封鎖，甚至由“科技戰”轉向“金融戰”等。加之，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科技創新向產業創新的轉化提速，但轉化過程的復雜性和超預期因素明顯增加。這些因素導致新質生產力形成發展過程中的“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發生的概率大幅提升。因此，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重要性、緊迫性凸顯，要求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安全水平結合起來。如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其帶動效應和溢出作用都很強，堪稱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性支撐；但除金融等少數領域外，在多數產業鏈供應鏈中，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在總體上仍處于起步階段，缺乏成熟的商業模式。因此，在當前乃至今后較長時期內，如何將推進人工智能技術賦能新質生產力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安全水平結合起來，將推進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與增強其在逆境中承受、適應和快速修復的能力結合起來，仍是需要高度重視的一個突出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收益往往是與高風險相伴而生的，沒有風險的高收益通常是很難存在的；懼怕風險又要追求“安全最大化”，很可能導致高質量發展落空，更難以持續。因此，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要謹記“發展是第一要務，安全是底線要求”，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
（六）新質生產力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系
發展新質生產力既要尊重其一般性和普遍規律，也要考慮新質生產力在要素屬性、要素組合和產業鏈供應鏈發展要求上的特殊性，切忌“張冠李戴”。如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會帶動科技、金融、人才、大數據等現代要素融入產業鏈供應鏈，促進生產力要素品質屬性的躍升和生產力系統的功能升級。但是，在此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參與融合的相關產業屬性和發展要求，以及融合過程中的不確定、難預期因素。通過推進現代服務業與現代農業融合發展形成新質生產力，與通過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也有其產業屬性差異。如在與農業融合發展的過程中，要始終關注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生命有機體的生長發育規律。
二、科學研判中國制造業發展方位及其新質生產力發展潛能
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基礎，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所系。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3》，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27.5%。但由于產業關聯、創新生態和網絡效應等原因，制造業對國民經濟乃至國家創新能力建設的重要性，往往遠遠超出其占GDP和就業的比重。新質生產力的特點之一是創新，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等特征，創新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居于主導地位。那么，科學研判中國制造業發展及其所處地位，對于準確把握中國制造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潛力和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成效顯著，制造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中國不僅早已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而且在越來越多的制造業領域實現了由跟跑向并跑、領跑轉變。如中國已經連續9年成為世界新能源汽車生產和銷售第一大國，近年來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和出口量增長迅速。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雖然仍需要不斷鞏固和增強競爭優勢，但其電池、電機、電控技術已在一定程度上居于全球領先地位。盡管如此，對于中國制造業發展的質疑仍然存在，有人認為中國制造業屬于低端產業、處于價值鏈低端，服裝、家具、鞋帽、玩具等傳統產業均屬于低端制造業。這些問題歸結到一個方面，就是如何客觀、全面、準確地看待中國制造業，要不要支持中國制造業發展？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直接關系到對于制造業發展進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政策選擇，也影響到對于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落地見效的信心、耐心和韌勁。廓清相關問題，有利于更好地明確推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轉型升級的思路，也有利于激發制造業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中的潛能，更好地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創新型國家建設。
（一）關于中國制造業屬于低端產業的判斷實之武斷和片面
不能將傳統制造業視作低端產業而將其淘汰出局，通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從而發展新質生產力仍有較大潛力。在現代漢語中，低端是指同類事物中檔次、價位較低者，或多或少地帶有貶義；按照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語境，甚至要將其淘汰出局。人們通常所說的低端產業，要么指其產業技術含量低，要么指其處于價值鏈低端。但是，任何產業都有技術高低之分，甚至在高技術產業中也有低技術環節（企業），在低技術產業中也有高技術環節（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說，沒有落后的產業，只有落后的產品、技術和產能。按照現行產業政策，確實有些制造企業或產能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同時不符合市場需求，并在污染和碳排放方面“踩了紅線”，需要將其作為落后產能淘汰出局。也確實有些制造產品生產落后于消費結構升級，缺乏消費需求支撐，屬于產業發展的落伍者。然而，多數傳統制造業或其生產環節雖然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不高，但民生需求很大、吸納就業能力較強，要堅持推動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不動搖，不能將其視同低端產業而要求其簡單退出。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已經明確，要“堅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能當成‘低端產業’簡單退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也要注意這一點。
要辯證看待傳統產業和現代產業之間的關系，促進新質生產力在二者中競爭、合作發展。就音樂作品而言，高雅音樂與通俗音樂的本質差別，不在于其藝術質量的高低，而在于其是否容易被大眾所接受。但我們不能因為通俗音樂不是高雅音樂就要將其淘汰，產業發展也不能因為傳統產業不是現代的或現代產業就要淘汰它。即便是在傳統的高排放產業，近年來也有許多企業通過加快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實現了“脫胎換骨”的轉型升級。簡單將其淘汰出局，會抑制關聯產業發展，甚至會阻礙產業發展新動能培育和新質生產力發展。比如，傳統的電鍍行業具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特征，但電鍍是制造業基礎工藝之一，隨著電子、汽車、航空航天等產業的發展和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電鍍行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而且，近年來中國嚴格控制電鍍行業的污染物排放標準，電鍍行業向清潔高效、綠色循環發展方向轉型已經取得重要進展。近年來，有些地方通過興辦電鍍產業園等舉措，成功化解了電鍍行業中小企業應用傳統方法難以解決的廢水處理難問題。況且，許多制造業環節看似低技術、低附加值，但實際上正是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和新質生產力發展不可或缺的產業生態，形成了其他國家難以具備的強大產業鏈配套協作優勢，還吸納了大量就業，如許多產業集群中勞動密集型的眾多小微制造企業。簡單要求將這些企業淘汰出局，可能會影響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質量和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因為“魚兒離不開水”，這些小微企業共同構成了高附加值產業和新質生產力發展不可或缺的良好“水環境”。
中國制造業是個廣域的譜系且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正在不斷提升，由此使制造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條件更加優化。從靜態觀點來看，中國人口眾多，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制造業發展基礎和消費需求、增長潛力方面差異較大，中國制造業覆蓋了從傳統到現代、從低技術到高技術、從價值鏈低端到價值鏈高端的不同層次，在制造業不同行業之間、同一行業的不同環節之間，甚至相同環節在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之間，產業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往往也有很大不同。其中既包括傳統生產力，也包括新質生產力。簡單認為中國制造業處于價值鏈低端，或者認為服裝、鞋帽、玩具等傳統產業是低端制造，都是有欠公允和不準確的。從動態視角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發展的過程，既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不斷升級的過程，也是中國制造業企業之間在全球價值鏈地位加快分化的過程，由此推動中國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行業領跑型企業、并跑型企業迅速涌現，在部分行業，產業的控制力也在快速增強。這些企業往往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領航者”或“開路先鋒”。
（二）警惕濫用“微笑曲線”而形成對中國制造業發展方位的誤導誤判
盲目照搬“微笑曲線”容易形成誤導誤判，制造業全產業鏈都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潛能。20世紀90年代，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提出了“微笑曲線”理論，認為電腦業上游的研發設計（如技術、專利）、下游的營銷服務（包括品牌推廣等）等環節的附加值較高，而中游的生產制造和組裝加工環節的附加值較低；為了獲取更高利潤，企業必須從產業鏈的生產制造環節向“微笑曲線”兩端升級。這實際上是對電腦業產業鏈不同環節附加值分布的形象表述和粗略概括，且不說將其拓展到電腦業之外可能存在行業適用性問題，即使將其延伸到作為企業集合體的產業層面也可能存在“合成謬誤”的局限。時至今日，雖然有些企業家或產業經濟研究者仍然對“微笑曲線”津津樂道，但對“微笑曲線”的質疑和批評也一直沒有停止過，甚至有人質疑其是否真正存在。僅僅依據“微笑曲線”，就簡單得出中國制造業處于價值鏈低端的結論是武斷的，容易出現以偏概全的問題。早有研究者提出，在以智能制造為代表的新型生產方式中，“微笑曲線”已不再適用。2004年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所長中村末廣根據對日本制造業的調查，提出了基本上跟“微笑曲線”相反的“武藏曲線”，認為產品組裝、制造等生產制造環節的附加值高于研發設計和營銷服務環節，發展好生產制造能夠獲得較高回報。
市場結構、科技進步和企業能力是影響企業附加值的關鍵因素，發展新質生產力應該注意因地制宜、因行業制宜。通常而言，越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越是科技進步慢的產業環節，附加值往往越低；越是趨向壟斷的市場結構，越是科技進步快的行業，附加值往往越高；知識和人力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壟斷，容易提高其附加值。因此，在電腦業中研發設計、營銷服務等環節的附加值高于生產制造，很大程度上同研發設計、營銷服務環節的市場結構容易形成壟斷或其科技進步較快有關。在生產制造環節推進轉型升級，提高其發展門檻或加快科技進步步伐，同樣可以提高其附加值，甚至導致其附加值高于研發設計和營銷服務等環節。而輕視生產制造環節對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作用，恰恰是“微笑曲線”理論的重要不足。就企業而言，提升其產業價值鏈的根本途徑在于順應產業發展和消費結構升級趨勢，并與自身資源和能力相匹配；企業自身的資源組織和對外協作能力，未必能夠支撐企業撇開生產制造環節，直接進入研發設計或營銷服務環節。即便有可能，也會導致這兩類原本高附加值的行業出現進入擁擠、產能過剩和附加值降低的問題。何況，制造企業轉型從事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之路，往往是“敗九成一”，風險極高。
（三）推動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及其新質生產力成長需要多方協同發力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3》，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27.5%，分別較2015年和2018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和0.3個百分點。在此基礎上，2022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較2021年增加了0.2個百分點，制造業規模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自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已經成為中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政策方針。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應該進一步重視制造業作為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和創新之要的作用，挖掘制造業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潛能，引導支持制造業在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中發揮重要作用，更好地賦能高質量發展。具體來說，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制造業不同環節實現高質量發展，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命運共同體
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成長，要求其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包括研發設計、營銷服務和生產制造環節，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正如加里·皮薩諾、威利·史所發現的，在創新鏈上，制造和研發很多時候相輔相成，在某些產業中更是密不可分，制造本身就是創新過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制造環節的過度外包首先會引起產業鏈外移，最終可能導致創新鏈遷移；“在創新過程中制造是不可或缺的”，“從創新生態系統的角度看，在很多時候，制造與優秀的大學、出色的研發活動和充滿活力的風險資本同等重要”。暫且不考慮企業的能力或比較優勢，試想，如果大家都不去搞生產制造和組裝加工，都去搞研發設計或營銷服務，那研發設計或營銷服務究竟供誰使用？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加里·皮薩諾、威利·史基于對美國的研究提出，一個發達的現代經濟體要想真正實現繁榮富強，就必須有一個強大、多樣且富有創新性的制造業，借此提供高質量產品和更多就業機會；“制造能力的削弱將會危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健康狀況”，往往導致產業創新出現斷層，使創新成為無源之水。日本學者湯之上隆的研究顯示，對新技術變化和市場機會缺乏與時俱進的敏銳性和更新換代的及時性，忽視產品的標準化和通用化，是日本制造業陷入“創新窘境”并走向失敗的重要原因，日本制造業的重生需要重拾模仿性創新能力。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教訓警示我們，在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顧此失彼、有所偏廢，不利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并提升價值鏈，也不利于新質生產力的成長。
2．推動產業融合賦能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助力新質生產力成長
近年來，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已經成為產業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著力點，由此促使推進制造業服務化和發展服務型制造亮點紛呈，數字技術賦能制造業轉型升級精彩奪目，中國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步伐進一步加快，為提升產業乃至制造業價值鏈提供了重要途徑。在產業鏈上游的研發設計環節（如操作系統和管理軟件、大數據等）、下游的營銷服務環節（包括品牌推廣等）等與生產制造融合發展的態勢正在加快形成，制造業與服務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相長關系也逐漸形成。如手機和新能源汽車都是產業融合的結晶，產業融合正在重新定義汽車行業和手機制造業。許多傳統制造業也因此實現涅槃重生，轉型成為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為發展新質生產力開拓了新的路徑。比如，有些家居制造企業通過深度推進數字化轉型，成為專門從事全屋定制、家用櫥柜、衣柜、廚衛電器、用水設備、移動家具和家居消費品生產、研發及供應的設計服務企業，已在全球擁有上千家設計服務中心，成為國家級服務型制造示范企業、國家智能制造試點示范項目企業和國家高新技術企業。這樣的企業顯然不是處于價值鏈低端，而是早已進入價值鏈高端，其發展過程也是新質生產力的成長過程。
3．協調推進營商環境、產業生態、創新創業生態優化，完善新質生產力成長生態
優化營商環境、產業生態、創新創業生態有利于激發企業活力和創新創業創造能力，推進企業提質增效、節本降險，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價值鏈升級，也有利于新質生產力“集群式”“連鎖式”成長。通過優化營商環境，努力形成讓企業家安心、省心、舒心、對未來有信心，讓投資者感到便利、高效、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氛圍。努力用優化營商環境的穩定性和確定性，對沖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轉弱、風險隱患增多導致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鞏固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要結合優化創新創業生態，推動形成創新創業者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不擔心出事的企業運行和創新創業環境，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推動產業創新，努力構建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差異化競爭格局，鼓勵行業領軍企業在培育產品、技術、市場等領域的壟斷地位和強化創新能力、競爭優勢中發揮帶動作用，規避許多行業同質競爭加劇、產能過剩問題凸顯對提升制造業價值鏈的負面影響。
4．鼓勵企業增強發展能力，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協作
企業家，尤其是科技型企業家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中堅力量和“開路先鋒”。企業家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市場機會，并將其變成盈利項目和產業競爭優勢。市場經濟是“企業家本位”的經濟。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凸顯。實施促進企業家成長、企業家隊伍發展壯大的體制機制至關重要。民營經濟和中小微企業是企業家成長的重要“搖籃”，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潛力所在。德國經濟學家奧利弗·索姆、伊娃·柯娜爾基于對德國制造業創新之謎的研究發現，絕大部分企業的創新并不一定源于制度化的內部研發活動，而可能從企業自身或外部現有可供選擇的方案或技術的新結合中產生；除了基于技術研發的創新，非技術維度或“創新模式”，如服務、市場營銷、組織等方面的創新和源于實踐的知識，也被視為有助于企業取得經濟成功的獨特的創新類型，甚至德國低技術產業善于將社會上的現有技術和知識進行智能化改進，并將其與新的高端技術有效組合，因而擁有非常驚人的集成創新能力與巨大的創新潛力[8]4-6。要以優化企業家成長和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為導向，加強企業家培訓交流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鼓勵企業提升資源動員、要素組織、市場開拓和產業創新能力，引導企業根據自身能力優化產業選擇和要素配置，科學選擇在產業價值鏈中的位置，并提升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能力。鼓勵企業協同推進產業鏈價值鏈升級，引導企業增強對外協作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鼓勵企業通過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協作，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提升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能力。
三、辯證看待制造業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制造業規模早已居全球第一，成為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壓艙石，也對城鄉居民增收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活躍力量；但從總體而言，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大量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如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仍然存在高端車載芯片和操作系統受制于人、自主可控能力不足的問題。而在新質生產力的形成發展中，關鍵核心技術往往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因此，客觀看待中國關鍵核心技術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政策選擇至關重要。準確把握這一問題，需要科學分析當前為什么中國有些制造業產品造不出來，并根據具體情況因類制宜、分類施策。
第一種情況是，中國部分制造業關鍵核心技術沒有實現重大突破，與國外差距較大，形“卡脖子”問題。如在集成電路、工業母機、基礎軟件等方面仍有許多“卡脖子”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要注意做好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的大文章，加快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突破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卡脖子”技術、構建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發展的前沿技術，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新引擎，增強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特別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引領支撐能力，夯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礎，全面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加速形成和有序發展。
第二種情況是，基于國際分工、比較優勢和發展基礎，中國當前沒有能力，也沒有太大必要什么都自己生產。盡管近年來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全球化仍然是主流，推進高水平開放、高水平參與全球分工，仍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大趨勢。發展新質生產力也要注意這一點，不宜苛求面面俱到。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發達國家搞“小院高墻”“脫鉤斷鏈”。但越是這個時候，我們越是不能什么都搞自給自足，越是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動搖，在積極參與高水平國際分工中增強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要區分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真問題和偽問題。如果把中國參與全球分工沒有必要生產或不具比較優勢的產品生產，全部歸結為關鍵核心技術問題，那真正的關鍵核心技術問題是很難真正被有效化解的。如果天天都喊“狼”來了，甚至把“羊”都當作“狼”，真正“狼”來時，往往可能會束手無策。如中國作為世界圓珠筆生產大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圓珠筆頭的球座體大量依靠進口。有人認為，主要是因為從生產設備到原材料，球座體的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少數國家手中，中國缺乏制造這種球座體的高韌度精密鋼材（筆尖鋼），也缺乏其所需的精細化加工工藝。但是，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承擔相關關鍵技術研發及產業化任務后，經過幾年研發，很快就實現了筆尖鋼從研發到制造再到量產的轉化，而且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一鍋爐的產量即可滿足國際市場十年的需求量。可見，這并非真正的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
如前所述，當前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顯增加。因此，相對于以往，應該更加重視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但是，隨著未來產業轉型升級和全球產業競爭加劇，還會面臨新的關鍵核心技術問題。為此，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的關鍵是要“雙管齊下”。
一是完善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動態、長效化解機制。統籌處理好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和發揮民營經濟作用的關系，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技術創新，打造發展新賽道。要將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和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與鼓勵民營經濟、社會力量發揮積極性創造性靈活性結合起來，推進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重大突破。通過民營經濟，解決關鍵核心技術“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問題。
二是加強變革性技術和“撒手锏”技術研發，另辟捷徑探尋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化解之道。這些變革性技術和“撒手锏”技術往往會直接帶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新能源汽車技術相對于燃油車技術，融入了多種變革性技術。要注意突破一批事關國家戰略安全的“撒手锏”技術，形成“一招致命”的殺傷力，使對方不敢隨意對中國“卡脖子”。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二級研究員；來源：《改革與戰略》雜志社 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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