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個話題的針對性是什么，有沒有意義？我想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個話題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城鎮化約25%歸功于農民工
我們先看幾個情形：第一個是中國的城鎮化目前已經達到了54%。因為有很多的外賓在這里，我們要說明一下。中國的城鎮化定義是按照常住人口計算，也就是說你在什么地方住6個月以上，你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因此如果你在城鎮住了6個月以上，你就被統計為城市人口。因此我們的城鎮化率是指的這種常住人口。按照這個定義，我們現在城鎮化率是54%。
但是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我們有戶籍制度。也許你在城鎮打工、城鎮居住，但是如果你的戶口還是在農村戶口，那么你的身份也就還是農民，我們把它叫做農民工。
按照后者來計算，即按照戶籍來計算，我們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率現在只有38%。那么，現實的城鎮化和戶籍的城鎮化兩者之間還有巨大的差距。
因此說，農民工對中國的城鎮化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的。比如說我們目前城鎮全部就業人口中大概40%是農民工，即這些不具有本地戶口的居民。那么，每年能夠新增的城鎮就業幾乎全部是農民工。
因此，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的城鎮化，大概有25%是由農民工做出的貢獻，也就是說我們的城鎮人口比重提高的過程中，里邊有25%來自于農民工進城，這是我們目前的現狀。
農民工返鄉城鎮化降速
過去30多年，我們中國是全世界有史以來各個國家城鎮化發展最快的，這是我比較研究得出的結果。但是這樣的速度，我預計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不太可能繼續維持了：我們還會有全世界來講發展很快的城鎮化速度，但是不會有過去那樣的速度了，一定會降下來。
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城鎮化是靠農民工進城推動的，很大的比重上是靠他們推動。如果農民工進城的速度下降，城鎮化速度一定會下降。
城鎮化進程速度由什么決定呢？第一個是由農村要進城的人口的數量和增長速度來決定。那么，這些人是什么？其實不是那些正在務農的老農民，他們不會轉出來了，大多數原來到城市打工的老農民，甚至會返鄉退回去。真正想進城的是誰？是年輕的學生，也就是初中和高中畢業的學生。因此說16-19歲這個年齡段的農村人口是未來進城的主力軍。
我們對這部分人做了判斷，無論是按照農村常住人口的理念來看，還是按照農業戶口的口徑來看，農村16-19歲的人口在去年(2014年)已經到達了它的峰值，今年開始兩者都是負增長的，今后也將是負增長的。
既然主要的進城人口數目已經開始負增長了，我們就能夠想象農民工外出的速度一定是在減慢，甚至是停滯的。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每年農民工外出的增長速度，2005-2010年之間每年是4%，去年，就降到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口的變化導致了勞動力外出的變化，勞動力外出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我們未來的城鎮化的速度。
剛才已經提到了中國的城鎮化有兩個指標，一個是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另一個是按照戶籍人口來統計，因此這兩個指標之間的差別，就是我們的中國特色，就是這個戶口制度帶來的。也就是說54%減掉38%的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中間這16個百分點的差別基本上就是農民工。目前人數有1.7億人。那么1.7億人已經轉移了崗位，實現了城鎮就業，甚至是很多人已經在城鎮待了很多年。
但是他們仍然有一些不同于城鎮勞動力的特點，首先，他們沒有均等的公共服務，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預期的養老，他們的孩子進入中國的義務教育系統還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所有的這些因素導致了這些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那么在這個年齡段，16-19歲，二十幾歲的時候，他們說我不僅要打工，掙錢，我還要去看看世界，因此他們愿意到城市來。
但是，隨著年齡的提高，一般來說到了40歲以后，每年春節要回家，回家之后，要決定春節以后還回不回城，這可能要多想兩次，可能回，也有可能就不回城市了。一般來說40歲以后不再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顯提高。
因此，就是說未來城鎮化的速度靠什么？靠的是年輕的人口，農民工的比重和40歲以后的農民工的人數和比重兩者之間關系。
那么我們看到了，數據顯示，在2008年到2014年期間，農民工中年齡偏低的人群，他們的數量和比重都在下降。那么，年齡偏大的，40歲以上的人群的比重是在明顯提高的。
比如說4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的比重從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同期，16-20歲這部分農民工的比重從2008年的11%，降到了去年的3.5%。
從具體的人數來看，我們也看到了，2014年在城鎮的農民工中，16-20歲的人群有1400萬，這就意味著他們還有意愿待下去，而且剛剛轉進來。但是那些可能想回去的人，也就是說40歲到45歲的這個人群，目前有2700萬，也就是說這個想回去的意愿是大于想進來的意愿的。事實上，我們已經出現了很多的大齡農民工返鄉的情況。
這就是我前面說到的城鎮化過程可能會逆轉。為什么？
經濟減速城鎮化逆轉雪上加霜
我們知道城鎮化的涵義就是說，人們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即從農業生產率低的地區，從農村和中西部地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和地區。這種轉移帶來的資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帶來效率的提高，這就提高了生產率。這種生產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勞動力的增長，人力資本的轉變，同樣加速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這個過程按照發展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所說，就是產業結構轉變帶來的效率，也就是經濟增長的過程?，F在的趨勢，如果農民工不能在城市里解決身份問題，到了40歲以后就要回去，如果回去的人比進來的人多，就會出現一個逆庫茲涅茨(Kuznets)的過程，就是說與庫茲涅茨(Kuznets)資源效率改善的過程相悖，就是說，在經濟減速的時候，又增加了一個導致經濟下降的因素。這個因素應該避免。
那么，如何防止城鎮化的可逆，現在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叫做新型城鎮化。這個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再詳細一點說就是，以農民工的市民化，農民工得到市民的戶口，成為真正的市民，享受均等的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障為核心。、
我們的習近平總書記也說過，就是要讓轉移的人口進得來，住得下，容得進，能就業和創業。這些因素和目標達到了，就是農民工的市民化，也就是說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大家自然的想到的就是，必須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
那么，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減速了，第三季度為止我們的經濟增長率是6.9%，與過去的兩位數的增長率相比降了很多，但是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我們要適應經濟適度的減速。
但是潛在增長率不是我們的命運，不是我們的宿命，中國經濟不是說到這里為止了，我們未來還將維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還有經濟增長來源，來源就是改革紅利。
戶籍制度將釋放1-2%的潛在增長率
戶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紅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非常顯著的部分，我稱之為“立竿見影”、“一石三鳥”。也就是說，我們的測算表明，理論上來說，戶籍制度比較完整的改革，能夠使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提高1-2%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未來即使我們的潛在增長率維持在6%了，如果戶籍制度充分改革了，經濟增長增加了一個百分點，甚至是更多，也是完全可能的。
當然了，這是純理論上的東西，實際上我們要通過推進改革讓經濟增長變成現實。那么，我講的這個所謂一石三鳥的改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明顯效果，至少可以列舉出兩項。
第一，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因為我們的增長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成本提高。那么，農民工是未來幾乎是唯一的勞動力供給來源，穩定住了農民工，讓他40歲以后還在城市待著，那么勞動力供給就增加了。
第二個，有更好的制度條件，能夠讓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地區和部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地區和部門，那么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生產率提高的效果就會繼續顯現。
除此之外我們也知道，1.7億的進城農民工，在這個數字之外，還有1億在農村、本鄉鎮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工，加起來有2.7億，如果這部分人改變了他的身份和消費模式，像城里人一樣的消費，我們可以想象，內需會提高多少。
因此，拉動經濟的效果會非常明顯。那么我們如何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呢？第一要認準了戶籍制度改革是必須推進的，現在不是談按照理想模式我們應該怎么樣推進，而是說要應對當前中國經濟挑戰必須要做戶籍制度改革，因此這個要下定政治決心。
第二我們要有政治智慧推進這個改革，為什么推進這個改革？怎么做？現在大家看到戶籍改革好像還沒有及時的推進，原因是，能夠直接推動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誰應該支付這個改革的成本，誰能夠得到改革的收益。
我前面說了，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帶來改革紅利，表現為一到兩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但是這個改革紅利，不是被每一個地方政府均等得到的。但是，戶籍制度改革的確有成本，而且這個成本要由每一個地方政府，每一個城市政府去具體的支出。
因此我們發現戶籍改革就像其他的所有的改革事業一樣，是一個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應該是看到了巨大的改革紅利，因此，它要出來買單。
一句話來說，就是要讓戶籍制度的改革成本，能夠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夠在社會、個人、企業之間合理分擔。同時，讓改革紅利，潛在紅利能夠預先有確定的期望值，能夠在各個群體之間合理的分享。只有這樣才會實質的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繼續實現庫茲涅茨(Kuznets)過程，保持中國經濟未來的中高速增長?！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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