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發展，關鍵就在于土地。不解決農村土地問題，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將永遠無法扭轉。
大午高陽農產品公司300畝梨園被搶事件發生以后，很多人質疑大午集團與斗洼村委簽訂的承包合同是否有問題，也有很多人譴責農民的哄搶行為。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也很清晰，但如果判斷是非對錯，則有必要對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問題進行梳理。
先說合同問題。這個合同是2002年簽訂的，村民是同意的，簽訂20年也是有效的，而且260元/畝的承包費也并不低。因為除了這660畝土地之外，這個村里還有600多畝地承包給了村委會的人或親屬，承包費只有90元，這260元的標準算是很高的。那么現在農民為什么要哄搶梨園，還要分掉這660畝被承包的土地呢？因為現在有很多情況都發生了變化。
2002年簽訂合同的時候，農民種地還要交農業稅，交三提五統，單畝產量也比較低，普遍在六七百斤左右，種地幾乎沒有什么收益，所以將土地以260元/畝的租金租出去，農民是滿意的。但到了現在，國家不僅取消了農業稅費，還每年發放農業補貼，加上各種良種和新式化肥的應用，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單畝產量已經提升到1000（小麥）至1600斤（玉米），收益雖然不多，但已經高于260元。更重要的是，2002年的260元與今天的260元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購買力差異太大。物價上漲和國家政策的變動，都不是農民和承包人能夠預見的，現在再看這個合同，農民覺得吃虧，甚至心理失衡，都是很正常的——我想，如果我是這個村的村民，可能也會去鬧，爭取自己的利益。
通過這個合同可以看出，過去合理的，今天未必合理，但我們能夠改變這種狀況嗎？幾乎不能。因為除了我們租種的660畝土地之外，該村其余出租給村干部或干部親屬的土地，租金更低，如果作廢我們的合同，那其他的承包合同是否也要作廢？
現在農民提出分地的要求，可這些土地一直是集體所有的土地，現在分的話，2100多人，分660畝地，怎么分？公路邊的地與靠里的地，價值不等，均分肯定不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一，分到的地比較貧瘠，農民會不會有意見？參加鬧事的人會不會因為鬧事，覺得自己是有功之人，提出更多的利益訴求？這些土地當初沒有承包下去，而根據國家“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承包原則，那么從最初開始承包至今，期間去世的人和新出生的人，怎么處理？村委會能夠把這些都處理清楚，做到公正公平嗎？從現實來看，幾乎不可能，分地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部分農民怨氣更大。
我們提出增加承包費，延長承包期，多數村民同意，少數不同意，該怎么處理？這里涉及到一個深層問題，即續包合同，村民還有沒有表決權的問題。比如原有承包期是30年，承包期滿后，承包方續包，是否需要全體村民民主表決？從現行的法理上說，續包土地的合同應該讓全體村民表決，征得全體村民的同意。但在現實中，這完全不具備可操作性，因為一旦民主表決，續包就會回到承包的原點，平分可以，但誰承包都不可能！因為一戶不同意，你能續包嗎？所以在續包的問題上，搞村民民主表決，是行不通的。
我們在易縣承包了萬畝山場，用來建設國家級原種雞培育基地，也遇到了續包的情況。這萬畝山場原本承包給了好幾戶農民，但這些承包戶的承包年限不同，有承包30年的，有承包35年的，也有承包40年的。我們根據承包年限的不同，給與這些承包戶不同的補償。補償之后，我們與村委會談判，希望得到萬畝荒山70年的承包權，最后村委會與我們簽訂的合同期限是50年。但農民拿到補償款之后，開始到我們的工地鬧事，理由是他們只得到了30年、35年或40年的補償款，村委會無權與我們簽訂50年期限的承包合同。他們認為，既然只拿到30年的補償款，那么30年合同期滿后，這些荒山還應繼續屬于他們，而不是由大午集團續包。他們的理由看似有理，但如果他們的主張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國家所有向農民征地得到的國有建設用地，補償期滿后都要回到農民手里，國家由此建設的公路、鐵路、房產和企業，都得拆掉、毀棄。
大午集團在20多年以前，承包了部分村民的土地，當時我們簽訂的合同，是以實物方式支付租金，比如每畝租金是1000斤小麥。承包期限則尊重村委會或國家土地政策的調整，換而言之，如果不調整，則我們就可以永久承包。再有，我們也曾聲明，這些土地是用來搞建設的，因為當時最好的土地，畝產量也就是700斤小麥左右，如果搞種植的話，我們肯定會虧損，只有搞建設，才能給出這么高的承包價格。這三項規定為合同的順利履行提供了保證：以實物支付租金，讓農民避免了物價上漲的風險；尊重政策調整保證了足夠長的承包期；注明搞建設，避開了很多糾紛。
即便是這樣的合同，即便我們在最近幾年將租金提高到1300斤小麥，也有一些村民不滿，他們希望大午集團以國有建設用地的市場價格買斷這些土地。但根據現行法律，農民既無權賣出這些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土地，大午集團也無權買進這些土地，只能適當提高租金。
據我了解，類似大午集團這樣租種農民土地的企業，都在悄悄地提高租金，以滿足農民的要求，而沒有履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在合同得不到法律保護，也不能順利履行的前提下，企業和農民的利益紛爭會越來越大，矛盾越積越深，契約精神蕩然無存，社會動亂將為期不遠了！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30年了，但就農村而言，仍然沒有進入市場經濟，因為農民的宅基地、農民的土地沒有從法律意義上得到確權。集體所有制經濟雖然在絕大部分農村中已經完全虛化，但政府依舊牢牢掌控著農民的土地。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農村的土地依然是碎片化、小農化的。
農村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興衰。目前國家急需啟動內需，城鄉一體化發展，就必須在農村推行市場經濟，至少要實現大農業，搞集約經營，但在土地的制約下，這些都很難實現。農村仍然不是希望的田野，無法實現城鄉統籌。
我想，農村的發展，關鍵就在于土地。不解決農村土地問題，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將永遠無法扭轉。
對于農村土地問題，我認為：
一、在續包問題上，不必再經過全體村民表決，不能搞重新發包。應由政府和村委會直接決策，這是農村穩定的要點。
二、對于農村的企業，尤其是外地企業，承包的荒山或流轉的土地，應由當地政府收歸國有，并給農民以補償。在這方面，可以借鑒開發區的經驗，將土地征為國有，再轉讓給企業，或者借鑒臺灣五十年代的政策，以贖買的辦法將集體所有制土地收歸國有，再確權給企業。像高陽的村民，要求承包費提高到每畝地1000元，卻既不允許我們搞建設，也絕不延長承包期，就已經不僅是破壞合同，而是形同搶劫了——這可能是哄搶行為得不到懲處帶來的惡果。
我想，歷朝歷代的政府，都有兩個基本功能。其一是為人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能讓窮人饑寒交迫，流離失所。如果我們的政府能夠為失地農民提供基本生活保證，農村的土地改革就有可能繼續深入；其二是保證社會正常的秩序，在惡性事件發生之初，就應該及時處理，而不是判斷其行為是否符合情理。在正常的社會中，無理不能胡鬧，有理也不能胡鬧。對于目前社會上呈蔓延之勢的堵路、哄搶等行為，一旦發生，政府應及時處理，不能讓企業直接面對鬧事者。
三、廢除土地集體所有制，將農村土地收歸國有，實行土地國有，農民永佃，讓農民享有實質上的土地確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流轉，可以實現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完整流轉。只有實現了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完整流轉，資本才能順利下鄉。如果資本不能順利下鄉，農村不能企業化、工業化，那么城鄉統籌、農村城鎮化等，都將是一句空話。
四、取消農田直補。現在的農民，無論是不是種地，只要有承包地，就可以獲得農田直補。這種形式上的直補已經失去了刺激農業發展的意義。如果把這些農田直補的錢節省下來，用于農村的公益事業，比如修路、興修水利等，對農村發展更有益。
土地改革是改革中的深層次問題，土地之中包含了巨大的利益，也存在巨大的黑暗，我們應該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情的路子，推動農村發展，實現農村經濟市場化，農村發展企業化，農村建設城鎮化，村民生活居民化，讓農村成為新階段發展的希望田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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