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集體經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領域。這在于中國的土地仍然為集體所有，作為具有農村集體成員權的農民，其生產生活一體化，如何在集體成員共有的土地上實現農村社會的共同發展，成為一個仍然值得探索的問題。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對于集體經濟，不能因為有難度而放棄其追求，也不能因為有價值而不顧條件。因此，“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這一命題具有特殊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創新集體經濟的價值首先在于將思想從僵化思維中解放出來，賦予集體經濟以新的內容
以往對集體的理解，是在集體化過程中產生的，特別是這種集體化是在強大的外力推動下進行的，因而過于強調集體的整體性，而忽視了集體的個體性。應該看到，集體是各個個體相互作用的產物。集體經濟是各個所有者共同聯合的產物。集體所有是基礎，共同發展是目的。共同發展就包括每個個體的發展。因此，集體經濟是個體和集體共同發展的有機結合。根據這一認識，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集體經濟并不直接等同于集體共有經濟，它還包括集體所有權基礎上的集體成員的個體經濟。集體共有經濟是集體所有權基礎上集體成員共同享有的經濟，而由集體所有權派生和延伸出來的承包經營權所產生的個體經濟也屬于集體經濟的范疇，前者是狹義的集體經濟，后者是廣義的集體經濟。從個體與集體相互作用的角度看，使用廣義的集體經濟更有利于探索多樣化的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條就明確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個體家庭承包經營也屬于集體經濟的內容，但這一集體經濟顯然不同于原來只由集體統一經營的集體經濟形式。
二是集體經濟并不直接等同于共同產權、共同勞動和共同收益三位一體的集體經濟組織。我國的集體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經濟組織是集體經濟發展的原型，因此人們很容易將這一原型視之為標準的集體經濟，否則就是非集體經濟。這正是歷史上長期將包產到戶簡單等同于傳統個體經濟并視之為洪水猛獸的重要原因。應該看到，集體經濟組織方式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只是一個模式。統一勞動經營屬于集體經濟，分戶勞動經營也屬于集體經濟，家庭承包基礎上的合作經營更是集體經濟，且是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集體經濟。劉榮榮認為集體的轉變有兩個環節：“一是個體從傳統集體中分解出來變成權利主體，二是分解出來的權利主體按照新的交往方式和行為法則重新組合起來。這兩個環節構成一個完整的進程。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勢必會消極看待舊集體的分解過程，以為其終點必然是社會的原子化和沙漠化。”
三是集體經濟組織并不等同于共同勞動。我國集體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經濟組織主要是勞動與勞動的聯合。而隨著生產發展，除了勞動聯合以外，資本與勞動的聯合愈來愈多。特別是土地股份合作制使集體成員既是勞動者，也是資本所有者。有集體成員即使不參與集體經濟組織的統一勞動，也不排除他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之一。
四是集體經濟組織并不等于僅僅只有集體成員參與的經濟。我國的集體化是在地域性村莊和經濟型組織同一的基礎上產生的，集體所有權及其相應的集體經濟具有相對封閉性。應該看到，隨著生產方式的日益社會化，集體經濟的地域封閉性也會打破，并呈開放狀態。原屬于本集體成員共有的集體資產有可能融合在更大的經濟體內，成為混合經濟體中的一部分，如江蘇華西村股份企業經濟的產權和收益者并不只是屬于原華西村成員。原歸屬于本集體成員的集體經濟也會有外來成員的參加，如集體企業中的外來人口和外來資本。
二、創新集體經濟的價值還在于實踐上改變對集體經濟的固化模式，積極探索多層次、多形式、多類型的集體經濟
集體經濟是一種相對傳統個體經濟更為復雜的經濟形式，是參與其中的人們相互作用的結果。它有可能產生比個體經濟更大的收益，但所要求的條件相應更高。長期以來，集體經濟被固化為一種模式，從而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這一命題的實踐價值就在于重視實踐，根據不同情況和條件，積極探索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無論是什么形式，關鍵在于有效。鄧小平對待包產到戶的態度就反映了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重視有效的標準。1962年7月7日，鄧小平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就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三、中國是一個情況十分復雜的大國，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將是一個多層次、多形式、多類型的體系
一是多層次。集體經濟是一種比個體經濟需要更多條件的經濟形式，要隨著條件的完善而不斷發展，因此集體經濟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早在1980年代初，鄧小平針對包產到戶的爭議提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后來他談到農村經濟發展時使用了“兩個飛躍”的提法。他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這一提法既肯定了集體經濟的發展趨向和內在價值，又注意到集體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層次。單純從生產組織形式看，人民公社的規模更大，效益應該更好。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條件支撐，對于集體成員而言，其收益甚至不如個體經濟，集體經濟組織形式因此轉型為家庭承包，隨后又在家庭承包基礎上向合作經營擴展。因此，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應該是多層次的。什么層次最合適，取決于相應的條件，而不僅僅是個人的主觀愿望。
二是多形式。集體經濟需要相應的條件。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各地情況不一樣。特別是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要求更高。不同的情況和條件，需要不同的形式來有效發展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時期集體經濟發展受到限制，重要原因就是形式過于單一化，且模式化和政治化。因此，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應是多樣化的。鄧小平認為：“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取哪種形式。”“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從總體上看，集體經濟比較強調統一。這種統一性在一定條件下是必要的，但統一的形式卻是多樣的，關鍵在于有效。如山東曾經實行過“兩田制”，將土地分為主要有家庭控制的“口糧田”和主要由村組織控制的“責任田”。但由于村組織控制的土地并不能有效實現預期目的，這一形式未能延續。由此有了土地股份合作制下對土地的統一經營。這也是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之一，它能否延續，還取決于相應條件及其有效性。
三是多類型。集體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勢，有一個不斷探索、發展和豐富的過程。有些形式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有效，便被制度化、規范化，可以說是法定類型。有些形式還處于探索之中，成效還有待實踐檢驗和證明，也應該是允許的，前提是集體成員的自主意愿。我國農村改革之初在人民公社體制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對待興起的承包經營的態度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就反映了鼓勵探索的精神。因此，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是多類型的、動態的。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2014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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