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何以持久，在于為國家治理提供基礎性秩序。“打倒孔家店”，在于儒家文化為舊統治提供基礎性秩序，“孔家店”不倒，舊統治根基尚存。儒家文化復興，在于儒家文化可以成為個體化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治理資源。
一、儒家何以獨尊？
人類社會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國家的產生在于將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之內。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角度，可以將秩序分為基礎性秩序和強制性秩序。
韋伯從一般意義上將秩序分為“產生于自愿同意的秩序和被強加的秩序”。基礎性秩序是指人們在日常生產、生活和交往中產生，為人們自我認同和接受某種規范，并形成具有連續性、穩定性的行為模式的總和。強制性秩序是指人們為達到一定目的，運用強制手段或有強制力支持，要求按照一定規范進行活動的行為模式的總和。
基礎性秩序具有內在性。一是它內生于民眾的日常生產、生活和交往之中，是在人們生命過程和生活活動中產生的，具有自生自發性。二是外部性的秩序安排內化于行動者，成為“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和行動依據。這種秩序具有長期穩定性。如韋伯所說：“一種僅僅由于純粹的工具理性動機而被遵守的秩序，一般來說，遠不如那些在純粹習俗的基礎上，即相應的表現已經變成了習慣而堅持下來的秩序穩定。”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有重要影響的是法家和儒家。法家和儒家作為政治學說，恰恰反映了秩序重構的兩種思路。如瞿同祖所說：“儒家法家都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其分別只在他們對于社會秩序的看法和達到這種理想的方法。”
秦始皇依靠法家建立統一的國家政權，構建帝制國家的強制性秩序。但秦王朝很快崩潰。重要原因在于：“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司馬遷）。法家的重要特點是工具理性。依靠嚴刑峻法，可以迅速構建統治秩序，收到奇效。但嚴刑峻法需要強大的行政和法律力量保障，支付巨大成本。人們可以基于恐懼而服從，但難以心服，強制達到極限還會引起反抗。司馬遷由此總結：“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
秦王朝迅速傾覆，漢武帝獨尊儒家。在于只有儒家才能為長治久安提供基礎性秩序。“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世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秦始皇誅殺儒生，在于在迅速構建秦王朝時，儒家“勞而少功”，顯得“迂夫”。而儒家的“迂夫”恰恰在于其價值理性，這就是禮治秩序，即使百家之說也不能改變。
儒家的禮治秩序“百家弗能易”的關鍵之一，在于這種秩序來源于生命過程和日常生活。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在各種社會關系中，最初和最久遠的社會關系是血緣關系。人們的生命生產是以血緣團體為載體進行的。在生命生產和生活活動中，人們構建起血緣秩序，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身份從事自己的活動，“序夫婦長幼之別”。這種內生于人們生命和生活活動的秩序具有恒常性。
儒家的禮治秩序“百家弗能易”的關鍵之二，在于這種秩序將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提升、提純到“禮”的高度，得以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在西歐，隨著國家的產生，血緣家庭關系成為從屬關系。而在中國，國家產生以后，血緣關系與政治關系相融合。就家族、私有和國家而言，“‘古典的古代’是從家族到私產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亞細亞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侯外廬）“希臘、羅馬的國家完全沖破了家族血緣關系的束縛，家族與國家之間不存在結合的關系；而中國的國家仍然處在家族血緣關系的束縛之中，家族與國家處于相結合的狀態。”（岳慶平）國家以家族關系為基礎。儒家思想以血緣家族關系為基礎產生，并根據血緣關系塑造政治關系，以家族秩序復制政治秩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政治秩序有深厚的社會基礎。
儒家的禮治秩序“百家弗能易”的關鍵之三，在于這種秩序通過國家的力量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漢武帝獨尊儒家，通過學校、考試、教化、懲罰等各種方式將禮治秩序輸入到民間生活。盡管這種“教化”是以國家強制力為支撐的，但因為它來源于人們日常生活，并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問題，因此能夠為人們所接受，久而久之，形成人們成為人們“日用而不覺”的習慣和人之為人的品性，成為人們日常生活須臾不可缺乏的資源。
依靠暴力而構建的強制性秩序可以使人臣服，但難以使人心服。產生于血緣關系中的秩序源于人們的習慣。儒家學說將這種日常生活秩序與國家秩序相結合，再經由國家以強化，能夠得到大眾的認可和同意。王朝統治者可以變更，日常生活仍然進行，血緣關系與家族秩序不會改變，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
二、儒家文明何以復興？
20世紀初，打倒“孔家店”，在于儒家學說構成舊統治的基礎性秩序。建立新國家，在于將血緣關系與政治國家分離開來，步入現代化。進入21世紀，儒家文化何以復興？在于她是國家治理的文化資源。
現代社會以個體為基礎，是由身份到契約，由人的依賴關系到物的依賴關系，由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由傳統到法理轉變的社會。人們走出家庭村落，進入城市，以獨立的個體與市場交換生活資料并獲得經濟獨立性；以獨立的個體享受公民權利；以獨立的自然人資格獲得法律地位。以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秩序是市場和現代國家的基本要求和原則。
現代社會造成儒家學說存在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在傳統社會，家國一體。現代社會一分為三：個人“離家出走”，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經濟單位，只是生活和情感共同體；由獨立的個人基于利益形成公共社會；在公共社會的基礎上構建個人權利為導向的現代國家。在這一過程，作為儒家學說的載體的家和國都發生了變化。儒家禮治在公共社會的效度有限。基于獨立的個人利益和權利的公共社會秩序構建是儒家禮治難以承擔的。市場和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基礎性秩序。
但是，在現代社會，市場和法治的治理功能也是有限的。現代性造成的個體化和原子化，使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失衡。物的依賴關系滿足了人的物質需求的同時，也會產生人與人的疏遠、孤獨和對立。“在共同體里，盡管存在著各種分離的因素，但人們保持著結合，社會則與之相反，盡管其中存在著種種結合的因素，人們卻保持著分離。……在這個地方，每個人都只是為了自己，并且每個人都處于同所有人對立的緊張狀態。”（滕尼斯）現代化帶來諸多新問題。國家治理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汲取多種資源，而長期歷史上延續的儒家文化是寶貴的治理資源。
一是為構建共同體提供思想資源。共同體是基礎性秩序的組織基礎。人類由共同體到個體，在個體基礎上重構共同體。關系密切是共同體，關系緊張是社會。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強調人與人的相互依賴關系，各自以對方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條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為構建共同體的重要思想資源。
二是為國家強制性秩序內化于大眾生活提供路徑啟示。基礎性秩序既內生于大眾日常生活，又是國家意識內化人心的結果。黨的二十大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是內生的，是長期歷史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才能獲得堅固的基礎。儒家文化為這一融通提供啟示。儒家文化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通過知識精英加以總結提升國家意識，然后通過教化再進入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這種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和回到生活的機制為構建基礎性秩序提供路徑啟示。
三是儒家文化的權利與義務的內在平衡機制為現代社會提供價值依據。儒家文化強調身份、地位，具有差等性，但這種差等性與對等性是相配合的，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的身份和地位是歷史的權利，這種權利需要通過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來取得合法性。現代社會張揚個人的權利，但需要相應的責任以配合，否則社會就會失衡失序。
四是儒家文化為構建有溫度的社會秩序提供思想引導。公共社會是有序的，有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和國家構建的法治秩序。但僅僅依靠市場和法治遠遠不夠，理想社會秩序是有溫度的社會秩序。生命全過程、生活全場域中有禮的儒家學說成為重要思想資源。“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在革命的年代可以舍棄，在一個有序的社會里不可或缺。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部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2024年7月10日在山東曲阜召開的“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的發言，經作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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