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視野之外的中國城市
過去30年，中國有5億人遷入城市，這個數字相當于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人口總和。目前2.2億農民工中，有1.3億明確表示希望留在城市。到2030年，預計至少還有3億人將放棄農耕進入城市生活，到那時，中國城市人口將占到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這樣短時間內，如此大規模的城市化現象，中國為首例。
對于這樣的城市移民現象，如果僅僅從促進經濟增長角度看，城市化的含義不過是兩件事：蓋樓和城鄉戶口統一登記體系的建立。但是如果從更廣闊的戰略標準看，還有很多大事未在當前城市化方案的考慮中。社會變遷研究者很早就開始注意移民現象——包括中國國內和向國外的移民。上個世紀90年代初，社會學研究資金的大量項目，多數以農民工為主題。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一主題的重要，在于關涉到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目前中國發生的城市化浪潮，完全可能改變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態。如何回應城市化的全方位挑戰，不僅關系到多數中國人的身份系統、社會關系以及生活方式的轉變，更關系到新時期社會管理乃至執政方式的轉型。
1949年以前，國民黨的社會根基在城市，他們主要由扎根于城市的官僚機構、買辦組織、金融部門和工商業者群體組成；而共產黨的社會根基在鄉村，他們主要由農民、士兵和青年學生中的民族主義者組成。在成為執政黨并進城以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共產黨的主要活動領域，是在城市零工群體中，他們的主要成分是進城改變職業的外地農民，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外來打工者。而上海本地的技術工群體則同國民黨的組織關聯更緊密。在傳統形式的內聚、沖突和對抗的組織化紐帶中，親緣與地緣關系比起階級關系更為重要。與工人中存在的世俗關系——祖籍、性別、文化以及技術類別和水平等因素相比，職業的組織化作用不那么突出。當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受到了工人群體中既有的社會類別壁壘——本地與外地、工種與技術、地緣與文化——等等烙印的深刻影響。通過這些烙印，甚至可以大致辨別人們的利益聯結和政治態度，這兩個政黨不同的社會基礎也深深刻畫了它們各自政權的特性。
這些在城市發育的社會組織基礎，經由60多年、大約三代人的代際移民過程已經發生改變。1949年共產黨第一次進城后，大量軍隊退役人員接管城市工作，現在他們已經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城市人，組織、職業和角色的分化日趨復雜，面臨的城市問題已經不同。但是，當時建立的管理方式并未改變，這種管理方式的特征，是等級單位（結構）和特殊主義關系（原則）的混合體，主要的任務在于改造而非適應和融于城市體制。
相比于現在，當時的城市功能和目標更為單一：生產企業和行政管理。所以，城市生活的組織化相對簡單：進行人口限定并內部循環，“城市人”的成分主要是生產和行政單位中的職工和干部，除了組織調動和安排，個人不能隨便移動進出或選擇單位，單位之間設置行政級別和縱向隸屬關系，但單位內成員間的收入和地位差別不大，城市人的福利和消費水平相近，職業分化程度不大，職位通過人事部門設立、審批、再分配。這樣做的結果，是城市人員和生活方式同質化，社會類別很少且組織化程度較高。城市秩序和生活受到城鄉壁壘的“保護”，它無需面臨競爭和選擇的壓力及風險。
今天，以地區、戶口劃分職業和社會身份的狀況仍然存在，但城市社會單位的同質化現象已經變化，城市職業的分化程度遠遠超過鄉村地區。在城市，不同社會類別的人群共處，不同階層和職業特征的人混居，新舊體制中的職業、等級、身份、階級等類別構成疊加，傳統的、現代的、后現代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中西變種的生活方式和禮儀集聚一處。隨著居住共同體和單位建制消失，基于單位體制的組織認同和責任減弱。大部分的群體沖突和社會抗議事件發生在城鎮地區，自殺和他殺發生的概率在城鎮也已經超過農村地區。
二、城市化的戰略問題
（一）沖突性利益
計劃經濟時期創造出來的一些社會分類，比如城鄉、地區和工作組織間的地位差異猶存，同時又快速發展出一些新的社會分類，比如體制內和體制外、國有和民營、大型企業組織和個體經營者、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國際商業組織等等。這些差別部分和傳統體制有關，同時也和變遷有關，它們共同造就并維持的社會不平等，在城市比鄉村更為凸顯。一些群體類別受到社會區隔所限制，上升流動困難，另一些則非常容易獲取大量公共資源，這些差別的形成，有些源于行政格局的路徑依賴，有些源于市場競爭，由此形成的很多壁壘和區隔，不能完全由個人偏好、特征及努力程度得以解釋。那么，城市管理應當運用什么機制，有效協調并平衡這些差別的地位和沖突的群體？
（二）社會連結紐帶和信用約束
城市是一種新型的公共社會。如果說，鄉村共同體的生活方式主要依靠人際關系形成約束的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社會無法依靠面對面關系或初級群體約束行為，因為人們的聯系途徑完全不同。傳統主要依靠單位組織、或人際關系約束行為的機制，這些在城市已經無法適用，表現在信用危機主要是城市現象。這說明，利用工作組織以及初級關系約束信用的作用，需要一種公共信用約束體系來替代。
（三）城市管理中介
過去城市管理依靠的是行政層級體系。它的特點是，并非全部由市政機構，而是由人們的工作單位實施具體的管理和信息收集事項。這意味著，城市主要是一個地域組織——發布文件并按照級別進行審批——而非真正的社會管理單位。它有管理的身份和權力，但無管理的途徑和方法，因為城市管理的主要內容是發布文件：市政府發布或者確認、批準政策，由基層工作單位執行。大部分城市生活事項——信息登記、住房遷移、垃圾處理、人員核查、事故處罰、政策補貼、福利保險、利益協調甚至就醫就學，實際上，通過準政府（單位）處理，城市人員管理脫離了單位，或超越了地區界別就無法實現，因為是具體的單位承擔著對其成員的管理責任，不是它的成員、或不是此地域的成員就不在管轄之內，必須送回“原單位”處理。因而，城市秩序運行的條件是，所有工作組織——單位的“準政府代理”角色存在，所有人員都有單位組織——它是城市管理機構和市民之間的聯系橋梁和管理中介。市民接觸城市公共制度必須通過單位，如果離開了單位，他就難以找到為其負責的公事辦事機構，甚至完全可能因此脫離接近公共事務的有效渠道。在這種體制下，市政機構的管理具有間接性：它并不直接面對市民，它管理的是單位組織而非市民。但如今，這種中介的功能有的還在，比如行政單位和國企，有的已經喪失，特別是在大量新單位中。而市政機構的管理角色和渠道仍然未見更新。
（四）社會分流和機會結構
參軍和接受高等教育，是從前普通人改變身份，合法向城市流動的主要途徑。但現在，這兩個社會分流配置器的作用式微，但是，他們創造向上身份預期的職能未減。經過這兩個途徑，形成了身份上升的預期，但進入社會時，卻無法順利進位——筆者稱為“結構性失位”問題，這個問題在城市廣泛存在。城市邊緣的大學生蟻族，90%以上來自農村或者縣鎮以下的地區。他們不滿足限于勞工和普通職員的地位，感到付出和收益不平衡，因此，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社會不滿，表現在如今的“網絡民意”主要是大量的邊緣人群對于社會的不滿。對于城市生存技能而言，軍隊和大學這些過往主要的“教育”和升遷渠道，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結構的新現實和新需要。
（五）社會組織化
如果注意城市教會的發展，就會發現，它吸引的年輕皈依者多是城市新移民，這些人從其他地方經過教育和求職進入大城市，脫離了原來依靠的組織——家族親友和地方共同體。通過這些組織獲得資源——信息、協助、資金支持和市場機會的可行性下降，新移民從有組織所依，變成了勢單力薄的個體，他們首先需要解決的生存問題，除了就職，就是如何獲得組織承認，被城市社會接納，這是教會發展的最重要原因。
隨著居住區的非單位化，很多陌生人通過買房和租房居住在一起，但是他們之間并沒有形成一種關系和社會支持網絡。一切由政府進行組織的傳統，對自組織化群體存有疑慮，使得這一社會生活內容被商業動機占據——市民的公共活動和場地主要朝向娛樂和商業性方向發展，經濟目標的聚集受到鼓勵（此時他們是消費或者競爭的關系），參與管理共同家園的活動受到抑制（此時他們是互賴合作的關系）。久之，市民缺乏精神和思想溝通，信任和互助關系微弱，自我組織的活力減弱。結果是人們過于依靠政府，自我組織化的能力和責任無從培育。
（六）文化價值
商業化對于所有精神領域的占領，使得現有城市生活不是滋養和傳承文化、而是損害文化和傳統。在城市找到最多的是娛樂場所，它們影響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位。城市公共設施的建設鼓勵物質享樂，而非精神滋養——交流思想和分享價值。這表現在，公共空間建設少，公共運動場地少，這妨礙市民通過公共接觸建立共同的城市意識和價值；城市恢復了大量景觀，但卻沒有恢復其中的歷史和人物活動，無法通過他們的生活和追求，保存并欣賞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成了高樓大廈、穿衣戴帽、舞文弄墨等包裝和表演性的東西，而不是根植于生活所賴的價值；城市網吧主要提供游戲而非閱讀，城市電影和大眾電視主要在宣傳富裕和成名的價值觀。這些價值潛移默化地培育著一代又一代沒有文化的城市人。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城市化進程面臨的新挑戰，它們不可能通過蓋樓和戶口制度變革得到解決。如果我們的追求更長遠，希望城市化方案具有更高的戰略和系統意義，僅僅滿足經濟目標的城市化模式探索就是不夠的，因為，城市化同時也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現象。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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